自由心理的二律背反：一個歷史的分析

來自專欄慧田哲學人35 人贊了文章

作者仰海峰｜節選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

慧田哲學 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福柯看「同性戀」來自慧田哲學00:0020:57

人是一種自由的存在，自由的意義取決於，人把自身作為獨立的和分離的存在物加以認識的程度，這是弗洛姆對自由概念的基本理解。

但在人追求獨立時，除了生理條件決定的需求外，還存在著另一種強制性的需求，那就是與自身之外的世界發生關係、逃避孤獨的需求，這是由人的生存狀態決定的。

人如果不與他人合作，就無法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正是在與人交往中，才產生一種「歸屬」感。從這種情境中產生出人類在追求自由時的二律背反困境：

要獲得自由就必須將自身獨立出來，讓自我力量獲得增長；但獨立的過程同時又是走向孤獨和無力的過程，在掙脫了人與外部環境所具有的原始關聯後，人可能會產生強烈的憂慮和不安，特別是當自我的發展受到挫折時更是如此，這就像兒童在發展中遇到的情況一樣。

「一方面，這是一個力量、一體化和對自然的控制日益發展的過程，這也是人的理性日益發展、與他人的團結日益加強的過程。另一方面，這種日益發展的個體化，意味著孤獨、不安全的日益增長，由此日益懷疑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自己生命意義、並隨之而來作為個體的無權力感和無意義感也加大了。」［Erich Fromm,Escape from Freedom,p.35.］正是這種不堪忍受的孤獨和無力感，產生了「逃避的機制」。自由的這種二律背反特性，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

在弗洛姆看來，中世紀的人們擁有安全感和歸屬感，這種感覺來自於兩個方面：

• 一方面在於，人與上帝的關係是一種信任與愛的關係，人們能夠獲得上帝的寬恕和厚愛，這是重要的精神支柱；
• 另一方面，在共同體中，人一生下來就有固定的經濟地位和固定的家庭生活，個人在有限的範圍內被組織起來。這種社會結構決定了當時的人可能在具體生活中擁有個人的自由，但沒有現代意義上擺脫了一切外在束縛式的自由。

在中世紀後期，社會結構和人的性格都發生了變化，資本主義的興起打破了傳統的社會結構，而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又改變了人們的意識形態。正是這種變化，使自由問題突現出來。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和商業的發展，打破了原先的社會結構。一方面出現了財富的擁有者，封建等級制度開始瓦解，工商業主作為社會力量日益壯大；另一方面出現了被剝削的工人，成為城市平民的基礎。對於這個變化，布克哈特這樣說：

「一個明確的事實是：幾乎在義大利各地，甚至那些動輒以家世自豪的人也不能憑藉這種理由來抵抗教育和金錢的力量，而他們在政治上和宮廷上所享受的那一類特權是不足以激起任何強烈的封建等級感情的。」［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57頁］

與社會生活變化相對應的，就是人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在中世紀，人類意識的兩方面——內心自省和外部觀察都一樣——一直是在一層共同的紗幕之下，處於睡眠或半醒狀態。這種紗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織成的，透過它向外看，世界和歷史都罩上了一層奇怪的色彩。人類只是作為一個種族、民族、黨派、家庭或社團的一員——只是通過某些一般的範疇，而意識到自己。在義大利，這層紗幕先煙消雲散了；對於國家和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觀的處理考慮成為可能的了。同時，主觀方面也相應地強調錶現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個體，並且也這樣來認識自己。」［同上書，第125頁］

這是人的發現和解放，是人的自由的發現。但這種自由的獲得是以道德墮落和暴力事件的增加為代價的。有的學者指出：「在這裡沒有比人命更不值錢的了」［轉引於布克哈特：《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第441頁］。在自由的同時，傳統的共契關係消解了，人與人之間處於一種激烈的衝突狀態。弗洛姆認為，這正是文藝復興時期自由問題的二律背反表現。

自由的這種二律背反狀態，與資本邏輯的發展過程是一致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市場的人必須是一個自由的人，他能夠自由支配自己，這不僅指工人，也指資本家。

雖然個人是自由的，但是個人處於其中的資本邏輯卻是個人所無法自由把握的，「資本已不再是奴隸，而成為主人了。在獲得了某種獨立存在的生命力後，資本就獲得了一種支配權，並按照其自由苛刻的要求來支配經濟組織。」［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26. cf.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p.60.］

資本主義解放了個人，個人擺脫了經濟和政治的束縛，能夠在新制度中獲得自由，充分地發揮自己的能力，但同時，這個世界變得無邊無際，人也變成了這個世界中僅能思維的蘆草。「由於喪失了在封閉世界中的固定地位，人也就失去了生活意義。……他自由了，但這也意味著：他是孤獨的、孤立的，他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威脅……人失去了與宇宙的統一感，於是他被一種個人的虛無和無助感所籠罩。天堂永遠地失去了，個人孤零零地面對著這個世界，就像一個陌生人被拋到一個漫無邊際的而又充滿危險的世界一樣。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深層的不安全、無力量、懷疑、孤獨和憂慮感。」［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p.62－63.］宗教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這種緊張感的緩解。

雖然宗教改革有其思想史的理論來源，但是它更是對當時社會情境的反應。路德改革和清教革命的主體都是城市中產階級、城市平民和農民，弗洛姆認為，這兩次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引起這些集團的共鳴，是因為它們表述了充斥於這些集團中的某種新的自由和孤立感，以及無力感和憂慮感。

與世俗歷史中反對等級一樣，在兩次宗教改革中，剝奪了教會的權威，將個體直接置於上帝面前。雖然路德與加爾文之間存在著一些區別，但都存在著一些共性的東西，這些共性的東西就是：

人在上帝面前是孤立無助的，因為人能夠得救並不依賴於自己的意志，在這個意義上人是沒有尊嚴的。為了緩解這種緊張感，人只能像牛馬一樣的勞動，這是內心強迫下的活動，這種勞動並不意味著能帶來上帝的眷顧。這也表明，人其實是軟弱的，只有承認了這種軟弱，努力工作，你才能擺脫痛苦，至於能否進入天堂，那就看你的命運了。

所以弗洛姆總結說：「新教教義是對人的要求的回答，這些人處於恐懼、流浪、孤獨狀態中，但又不得不去適應新世界並與之連為一體。」［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p.101.］

社會塑造了這種社會性格，這種性格在新新教義的影響下反過來促進了社會的發展，正如韋伯所討論的一樣，新教倫理精神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對宗教改革的討論中，弗洛姆不僅更為詳細地描述了歷史進程中自由的二律背反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人的性格結構中的另一個特性：憎恨權威與敬畏權威的特性，即在權威問題上的二律背反。

宗教改革打破了教會與教士的權威，但樹立了一個絕對的權威。即上帝，在這個絕對權威面前，個體只有通過自我貶低和屈從，才能獲得新的安全感。只有在屈從和沉淪中，你才能擺脫自己的缺點和疑點，擺脫內心的空虛感。人越是認同於外在的權威，就越會取消自身的主體地位。這正是「獨裁主義」的性格特徵。

自由的二律背反與權威的二律背反是一致的，對自由的逃避與對權威的屈從，為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提供了心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