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紀曉嵐與和珅的一場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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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到一個電視劇片段頻繁在知乎出現，是《鐵齒銅牙紀曉嵐》中和珅與紀曉嵐關於賑災的辯論（見視頻：紀曉嵐與和珅的經典對白）。引發了很多人對無能清官與有能貪官之間的思考和熱議。我覺得這個話題值得討論一番，這倒不是因為和珅的話真的有什麼深刻的道理，而是和珅這段話為什麼能引發很多人的認可，以及這種認可背後代表著怎樣的一種思潮和文化？

一　這段話有什麼問題？

　　這部電視劇是典型的戲說歷史，屬於借著清代歷史的框架講故事，歷史上年齡相差２６歲和珅與紀曉嵐當然不可能產生這種辯論，但這並不意味著從歷史角度來分析這段話的邏輯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電視劇作為一種有著娛樂性的文化載體，比起嚴肅歷史教育更有影響力、吸引力，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塑造和影響觀眾對歷史的認知（而且許多人並沒有意識到是戲說），而由於人們難免將歷史事件和人物投射到現實中，於是對歷史的認知又勢必影響對現實事物的判斷。因此，分析這段話是必要的。

　　劇中，和珅說國庫沒有錢是一個大前提，似乎是無可置疑的客觀現實，然而這個客觀事實主要是誰造成的呢？征大小金川、征准格爾部花費巨大，這些戰爭真的有必要發動嗎？事實上，乾隆在位期間頻繁發動戰爭，其中不少是好大喜功的結果，以被列入「十全武功」的征大小金川為例，兩次金川戰役（分別是乾隆十一年和乾隆三十六年）前後耗費銀兩７０００萬，但其成果可以說十分失敗，戰爭造成了四川民力凋敝，徭役繁重，卻未能真正平息矛盾，相比戰爭，一次災害所耗費的賑災款就少得很了。因此，只要皇帝可以為了自己的私慾或面子，而肆意發動戰爭，只要皇帝的權力仍然受不到任何客觀有效的制約，可以說不論官員有能無能，或清或貪，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大的趨勢。而且我們知道以清朝君王的控制力之強，和珅的貪腐是絕對不可能違背乾隆的意思，和珅所提議的那本質上是公開鼓勵向皇帝行賄的議罪銀制度，也極大的加速了整個清朝吏治的腐敗。因此，在不觸動帝制的情況下，清官與貪官的所謂兩難是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偽問題，是經不起推敲的。很多人感到只能從無能的清官和有能的貪官里選擇，一定會覺得兩難。這要放在清朝，人們有這樣的困惑不奇怪，但放在21世紀，還能成為「兩難」問題，就像是一個迷信的人明明有現成的手機，但由於誤認為手機會吸走腦髓而棄之不用，卻為到底是用寄信還是電報通信更省錢而糾結，哪個人會認為他的兩難困境是值得同情的呢？一個人當然不必了解如此具體的清代史。然而，皇帝只愛作為抽象的整體的「民」，而非具體的每一個「民」，這沒有什麼崇高可言，如同很多養殖戶也視自己的牲畜為命根子，卻本應當成為一個歷史常識。

　　第二點，災民多的根本原因是小農經濟有著嚴重的脆弱性，無法抵禦稍微大一點的天災，但造成無法抵禦的根本原因卻是人為造成的，即儒教國家的本質是通過宗法一體化和儒家國家倫理學說結合而成的國家。從一方面來說，這種性質使得儒教國家對農民的剝削無法得到任何制度、法律層面的有效制約（只能寄希望於君王及其集團的能力和良心）。中國王朝對農民的剝削主要包括相對穩定的田賦與人頭稅，還有不穩定的雜稅和徭役，後者則是可大可小，而作為民眾中絕對主體的農民卻沒有什麼合法、可靠的、制度層面的方式來拒絕這種伸縮，因而只有橫徵暴斂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才會奮起反抗，併產生全國性的農民起義。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正是源於儒教中國是利用宗法制度組建而成的國家。它通過賦予儒生以一定的法權來教化百姓，使百姓意識到家法和國法的一致性（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於孝悌。），此即所謂「教民以德」（長民者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勸心。）。而西漢董仲舒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這就從宇宙本體論的角度明確了儒教國家家國同構的基本原則。然而，雖然宗法制度本身脫胎於一種原始血緣關係，但被儒家上升為國家組織原則後，兩個並非一家人的人之間卻並不會因為「天下猶一家」的這種說法，而使那各自本應存在的個人利益就憑空消失，更不可能從此真的親密無間，親如一家。因而，儒教國家不承認理智意識萌發後，那早已渡過原始氏族階段的社會所必然帶來的種種人與人之間的分化，其結果是皇帝及「父母官」集團可以憑「民之父母」、「愛民如子」等大家長的家庭邏輯（如「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來掩飾實質上的殘暴統治。

　　另一方面，儒教倫理的本質也使得君王出於維護家天下帝王的實體性利益出發，不可能作出可能危及其地位安全的政策，其結果是大大增加了體制運行的成本，最終造成全面崩潰。以抑商的政策為例，封建王朝雖然常常面臨著流民問題的困擾，且知道工商業能在相當程度上吸納勞動力，但卻並不會也不能通過發展資本主義的方式來吸納流民。我們知道西歐的城市是孕育商業的搖籃，自由的城市不僅降低了貿易的成本，而且極大地促進了人與人的信息與技術的交流，但中國封建王朝的城市往往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其本身作為管理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樞紐，往往是國家控制力最強的地區，而資本主義的發展恰恰需要經濟力量脫離舊制度的控制，而與政治中新鮮的資本主義要素相結合，然而在儒教國家的主流政治學說中，不論是孔子的「義利之辨」，還是管子的「利出一孔」（後來商鞅將其發展為驅農耕戰、重農抑商），皆不存在能為新興的資本主義要素代言的政治勢力與學說（道家和禪宗也沒有）。而這一點在西方並非如此，如經過宗教改革後，新教倫理將「俗人變成了僧侶」，使個人生活也帶上了神聖性，從而破除了人們追求財富時的那種道德上的焦慮，而西歐政府中也存在著相當的資產階級勢力，通過與王權結合，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正是由於對商業的整體否定性態度，使得傳統中國的工商業雖然在宋代、明清時期出現過十分繁榮的盛況，但總是難免落入被全國性戰爭掃蕩一空的悲劇；同時由於科舉制度的存在和完善，使得知識階層「盡入彀中」，難以從儒家學說中分離出來一個階層去代表新興的資本主義文化，更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倫理和法權。

　　因此，儒教國家的基本性質決定了其不可能真正解決上述問題（吏治和流民），但由於某種原因，人們共情到了電視劇營造的兩難心理，便不得不思考，這種兩難背後的種種並不客觀的預設是從何而來？人們為何會贊同和珅的話？

二　這種認可說明了什麼？

　　該劇屬於人物關係戲仿——塑造了一個忠奸、清貪對立的衝突和對立展開敘述：和珅集貪污之大成，是絕對的丑角，而紀曉嵐則代表了憂國憂民的精英知識分子形象，觀眾通過紀曉嵐之口來對和珅進行調侃、諷刺，以抒發對於現實中貪腐的憤怒感，連電視劇的名字也體現了這一目的。但詭異的是，這一次許多觀眾卻站在了另一面：紀曉嵐成了空口說白話、想當然、只會政治正確的空洞說教的書獃子，而和珅反成了有基層經驗，洞察人事的實幹型官員。這不得不說是神奇的反轉。

　　人們的好惡取決於現實的心理需要。其實，紀曉嵐在這裡與其說象徵著傳統儒家教育下的清官，不如說更像是那些在大眾看來不接地氣、甚至有點高高在上的知識群體。如果說，曾經的紀曉嵐與和珅的故事在前互聯網時代，被觀眾寄予了期盼清官厭惡貪官的願望，它基本上還屬於一種政治訴求，那麼現在的逆轉，則反映了文化資本和觀念的差異被互聯網這一媒介所放大後，那必然產生的各群體之間的互不理解的矛盾的爆發。今天的互聯網使得不同群體可以近乎零成本地觀察彼此，而小眾的、精英化的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對立和矛盾也就顯得格外嚴重（知乎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各大論壇、平台，有關婚姻、戀愛、平權、性取向、教育、審美等等，幾乎一切事情都會發生爭吵、分歧。而這種矛盾也相當程度上分流了人們對政治的興趣，將人們的視線從高高在上的政治收回來，轉而投向自己的現實生活，這便是兩人這段對話能夠舊瓶裝新酒的原因。

　　但由於大眾處於文化資本上的天然劣勢，因而經常在爭奪話語權的過程中感到失敗和被否定的焦慮，為了緩解這種焦慮，便只好將劇中的和珅美化成了真抓實幹有經驗的體制內曲線救國者，這本質上就是一種非理性的心理防禦機制。眾所周知，和珅雖然個人能力極強，但「貪腐為民說」則完全是一些人一廂情願的幻想，而貪慾也不可能按照某種比例，只會越來越膨脹，不過對很多人來說，只要可以痛斥那些看起來像是高高在上的人，認大貪官為救星，也未嘗不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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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 (2014). 春秋繁露. 朔雪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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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觀濤. (1984). 在歷史的表象背後: 對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探索.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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