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1949年的開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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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1949年的開國大典

—兼述解放初期我在北大求學的幾件事

2014年的國慶節快要到了，使我想起了1949年的開國大典。時間過的真快，65年過去了，1949年我是北京大學大一的學生，我是從上海考入北大的，當時還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招生，當年是九月初入校報到，還不到一個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天我從五點起床，和同學老師在紅樓前集合，向北京東單走去，在路上邊走邊停，但是我們也不感到寂寞，以唱歌，說相聲，說京劇，說評劇，以及當時的流行歌曲的方式，慶祝開國大典。當時記得很清楚，聶榮臻司令員還詢問了各個單位，問到我們學校時候，司令員笑了。

下午三點，開國大典正式開始，首先由毛主席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然後由朱德總司令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接著在聶榮臻司令的陪同下，朱德總司令檢閱了部隊，當時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講話十分洪亮，大家都能很清楚的聽到。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現場安裝的擴音器是北京市委向北京大學工學院借來的，大功率的擴音器有500瓦並包括了9個小的擴音器，我們戲稱做「九頭鳥」，我們一般5到10瓦的擴音器就足矣在一個禮堂里讓大家全部聽清。

檢閱部隊的時候，天上我人民空軍的飛機呼嘯的飛過天安門廣場。檢閱部隊後，群眾遊行開始，方向是由東單經過天安門廣場到達西單後散去。當時的群眾遊行的方陣首先由工人，然後是農民，機關幹部，大學生，最後是首都的居民依次通過。我跟隨著大學生方陣，依次通過三重門（現在已經拆除），經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們看著高大偉岸的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同學老師齊聲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以湖南口音高聲回應「同志們萬歲」，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還聽不清是什麼意思，後面才慢慢懂得是這五個字。五個方陣走完的時候，天漸漸暗下來了，等我們回到學校吃完飯，學校布置大家又回到天安門組織進行唱歌跳舞等歡慶活動，直到深夜才回到紅樓。雖然忙碌了整整一天，但是我確絲毫感覺不到疲勞，內心始終充滿著興奮和激動，雖然已經過去多年，每每想到開國大典就如發生在昨天一樣歷歷在目，令人難以忘懷。

北京大學是我中學時代的嚮往之地，是解放前學生運動的中心，有大名鼎鼎的紅樓、民主廣場等，國民黨政府稱其為「解放區」。我進入北京大學，第一年就住在紅樓。紅樓內有「李大釗同志工作室」，

「毛主席工作室」，還有教室、部分學生宿舍和圖書館等。圖書館內有不少的藏書。我曾經從圖書館裡借閱過《紅樓夢》《我的奮鬥》等書。需要說明的是，北大另有大型的圖書館，紅樓圖書館只可稱為一分館。

入學不久，朝鮮戰爭爆發，抗美援朝成為新中國解放初期的頭等大事。校園內貼出很多大字報，討論需要不需要援助朝鮮，如何援朝，要不要出兵等問題，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發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以後，北京高校學生下農村宣傳，採用歌劇，活報劇、京劇、評劇等形式大力宣傳抗美援朝，甚得農民的歡迎。此外學校還組織部分學生到北京各中學做宣傳工作，開座談會，回答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於此同時學校在學生中掀起參加軍幹校的活動，當時是1950年的冬天，報名參加軍幹校的學生不少，但最後批准的名額甚少。我當時也報名參干，並經過體檢，終因我眼睛近視的原因未能通過。抗美援朝期間，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聽志願軍戰鬥英雄的報告，學校曾邀請志願軍戰鬥英雄張積慧、王海等來校作報告。有一次還邀請到肖華將軍來校作報告，介紹抗美援朝戰爭情況及今後發展形勢。

1950年國慶前數日，公安部破獲了一件特大敵特破壞案件，有外國特務分子在天安門對面的民房安置鋼炮，準備在國慶節時候炮打天安門，幸虧及時發現，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此事很久才公開，最後槍斃了2名外國特務，刑場在北京菜市口。學校組織我們學生去現場觀看。一個是義大利人，是一個乾癟的老頭；另一個是日本人，一個矮個子的中年人。看到這兩個在中國犯罪的外國人在中國伏法，我們心中既憤恨也感到很痛快。

解放初期，每年勞動節和國慶節，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都要上天安門，檢閱群眾遊行。在我的記憶中，國慶活動遊行時有多次遇到下雨，當同學們回校時，往往衣服都淋濕了，但每次回到學校，學校都準備好熱騰騰的糖姜水供我們驅寒、解渴，這雖是小事，但心裡卻倍感到很溫暖。後來才知道這是北京市書記兼市長彭真給各單位下的命令，為我們普通學生提供福利。

1950年底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取締「一貫道」的布告。「一貫道」是北京地區最大的封建會道門組織，據說道徒多達20萬人，1951年1月在中山公園舉辦「一貫道害人道罪證展」。我們很多同學都看到這個「罪證展」後，都覺得取締「一貫道」鎮壓反動會道門頭子是必要的。

在北大期間經常能聽到一些名人和領導幹部來校作報告。我記得有一次請陳毅將軍作報告，他演講很生動，說他也住過紅樓，他說在江西打游擊的幾年是最困難的年代，當時與黨中央失去聯繫，孤軍奮戰，需要通過國民黨報紙才能知道中央紅軍已戰鬥到何地區。校內還有一人給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他大概是1952年初來校任校長的，他就是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北大原來的校長是胡適，1948年底他離開北京（當時稱為北平）去台灣。解放後，一直沒有校長，只有校務委員會主任主持工作。馬老當年已經70高齡，但精神充沛，紅光滿面，身體非常的強壯，他的講話中多次提到鍛煉身體，報效祖國的話題。馬老體格健壯歸功與他的兩個愛好——登山和冷水浴。馬老講話很幽默。自稱「兄弟我......」有時請來一位名人演講，他在介紹對方時對同學們說：「今天我為你們請來一位梅蘭芳。」引起全場大笑。

解放初期，經常有一些外國代表團來校參加訪問，主要是當時的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有一次有一蘇聯代表團來校參觀，很多學生到大門口歡迎，不知道什麼原因，來遲了一段時間，此時由俄語系的教師教大家幾句俄語，待蘇聯代表團來時，大家都用俄語高呼表示歡迎。事後蘇聯代表團團長對學校領導說：「中國大學生俄語水平很好。」還有一次捷克斯洛伐克軍事代表團來校訪問並舉行歡迎儀式。語言交流方式很有趣。我方中文講述後，翻譯為英語，再由對方將英文翻譯為捷克語。捷方講話時則反方向進行。

時間過得很快，1952年就輪到我們這一批學生畢業的時間。我們這一批學生是新中國成立後首屆大學生。照規定應在1953年畢業。當時因迎接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經濟建設的需要，國務院（當時稱政務院）下達文件，規定1953年及1954年畢業的兩屆大學生分別提前一年畢業，這是全國範圍內統一執行的。在畢業前北京市委組織『六講』當前形勢報告會。還組織少數同學參加黨校學習，這兩項活動我都參加了。當時還有一些部委的主要領導人來校作報告介紹該部委情況，目的是希望學生到他們部門工作。我們機械工程系全體畢業生還受到煤炭總局局長的邀請報告會，局長除介紹情況外，還宴請我們吃了一餐。他說我國煤炭工業發展還相當落後，講原煤生產總量還不及波蘭這個小國，總的思想還是希望有更多學生去他部門工作。畢業分配工作實際由校方與中央各部門協商確定。當時領導上的要求是：服從國家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極大多數同學確實也是這樣想。新中國首屆北京大學畢業生的畢業典禮非常隆重，畢業典禮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有很多領導參加，朱德總司令向學生代表頒發畢業證書。在各方代表的發言中，郭沫若先生的發言特別吸引人。他熱情四溢的高呼：新中國首批大學畢業生，你們是幸福的一代。分配方案確定後，我當時被分配到航空工業局工作（該局後改稱第三機械工業部即航空工業部），在北京集訓一段時間後，同年八月赴瀋陽某航空廠報到。該廠也屬第一個五年計劃中156項重點工程之一。記得當時北京火車站有大幅醒目標語——熱烈歡送京津高校畢業生赴東北參加大規模經濟建設。由此，結束了我的學生時代，投身到國家經濟建設的高潮中去。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回想當年參加國慶大典時，我可能是屬於遊行隊伍中最年輕人員之一。而現在已經是耄耋之年。這65年來，我們國家經歷了各種複雜的形式，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高舉改革開放旗幟，30多年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綜合國力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改善。我認為可以用四句話來概括，即：變化巨大，成就明顯，前途光明，責任艱巨。目前我國形勢喜人，各條戰線都取得巨大成績。以教育戰線為例，記得當年高教部部長來校做報告，他說今年（即1949年）全國大學生在校人數，總計為11.6萬人。現在我國大學生在校總數已經超過3000萬人，這是當時根本無法想像的。同時應該看到為實現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要加倍的努力奮鬥，為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作出應有的貢獻。

註：作者徐聖清系江蘇理工學院退休教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原航空工業部科技委員會成員，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附：作者是本人的外公，外公口述，本人整理。轉帖希望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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