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極體系】楊原：兩極共治與兩極結盟：古代歷史的理論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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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楊原：兩極共治與兩極結盟：古代歷史的理論啟示

作者：楊原

來源：韓不非（本文系楊原副研究員在「戰略圓桌」第一期活動上的發言）；時政國關分析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摘錄

我們目前對兩極結構的理解，幾乎壓倒性地來源於冷戰這一個案例，可又是誰下的規定說，冷戰這個案例就一定比兩極體系的其他案例更有「普適性」呢？從更廣闊的歷史時空來看，誰又能保證冷戰不是一個特例，不是一陣噪音呢？

從歷史中發現國家行為的多樣性

今天會議的最大特點是歷史學家和國際關係學者的跨界組合。這種跨界討論的好處是，不同學科的學者就同一個議題進行交流，可以彌補彼此知識上的局限和視野上的盲點。不過，這種討論對國際關係學者來說也有一個「壞處」：在討論歷史問題時，國際關係學者無疑是佔劣勢的，畢竟歷史學家對史實的掌握會更詳實，對具體歷史情境的理解會更深刻，這些都是國際關係學者的短板。所以，國際關係學者應該揚長避短，將歷史作為啟發和檢驗理論創新的「資料庫」，而不是考證和描述歷史本身。

古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著《歷史》，該著被看作西方第一部歷史學巨著

國際關係學者可以根據所掌握的一般性理論，從歷史事實中發現有理論啟發意義的困惑。任何困惑的出現，都源於既有知識（理論）與外部信息（經驗）之間的不一致。一個現象如果沒有任何理論加以比對和參照，我們是不會有任何困惑的。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非國際關係專業人士，讓他去讀二戰史、冷戰史，書上的每個字他都認識，每段歷史情節他都能了如指掌，但他很難看出那些歷史事件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很難從中發現有國際關係學意義的問題。有了理論參照，我們才能從看起來似乎很正常的現象中看出不正常，從而啟發和修正我們的理論認識。

就學習和研究古代歷史來說，我認為其中的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它能夠加深我們對國家行為多樣性的理解。

現代國際關係學的經驗來源主要是1648年以來的歐洲史和20世紀以來的世界史。這些歷史的時空範圍其實是非常狹窄的。如果只純粹依據這些有限的歷史經驗，我們在理解國際政治、制定對外戰略時將難免產生思維定勢和思維盲點。另外，受牛頓式經典科學哲學的影響，很多國際關係學者堅信：國際政治的本質是「千年不變的」，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後2000年的國際政治無論外表看起來多麼千差萬別，本質都是一樣的，都是萬變不離其宗的；所以從19世紀歐洲史中歸納出的結論也一定適用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國際政治，也一定能用於指導21世紀的國家戰略。受這種信念的影響，我們就會有意無意地「屏蔽」許多與現有理論認識不符的現象，要麼選擇性地無視這些現象，要麼否認這些現象的「反常性」，而只保留和承認那些與現有理論相符的現象。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理論就指出，認為任何研究綱領都有「負面啟發法」，這些負面啟發法規定了研究者不要去研究那些與理論綱領的硬核相衝突的問題。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於

1648年，它標誌著現代國際關係體系的形成

這樣的科學哲學觀不利於知識的拓展和學科的進步。要想打破這種思維惰性和思維定式，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就是擴大理論的經驗來源，比如學習和研究非近代歷史。廣闊歷史時空所包含的國家行為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能夠讓我們直觀地認識到，一些原本我們認為天經地義的現象，可能只不過是特殊條件下的特例；而另一些原本我們認為根本不可能或者根本無法想像的事情，卻可能是特定條件下的常態。

兩面結盟

想像這樣一種「不可能」的現象：你的盟國的敵人，同樣是你的盟國。為了表述方便，我們給這種現象暫時起個名字叫「兩面結盟」。乍一看，這種情況是不可想像的。正常情況下，你的盟國的敵人，應該也是你的敵人，這樣才能同仇敵愾，共御外敵。國際關係學關於聯盟起源的最主流理論就認為，聯盟之所以會產生，就是因為要應對共同威脅。當你的盟國的敵人居然成為你的盟國時，那麼對於前一個盟國來說，你究竟是他應對威脅的幫手，還是威脅本身？正因為「兩面結盟」不符合現有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邏輯，所以現有的國際關係學文獻完全不涉及這方面的研究。

1915年的歐洲軍事聯盟。同盟國以深褐色表示，協約國以灰色表示，中立國以黃色表示。在聯盟理論里，這屬於典型的「正常」國家聯盟

但是，某種現象是否存在，並不取決於理論家是否研究它。事實上，在古代東亞，就曾經多次出現這種「兩面結盟」現象：高麗曾經與北宋和遼同時結盟，李氏朝鮮曾經與明和後金（清）同時結盟。無論是北宋和遼，還是明和後金，都是當時東亞國際體系內最強大的國家，且在一定時期內存在著非常尖銳的安全矛盾和戰略競爭。但就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出現了「盟國的敵人依然是盟國」這種反常現象。這就打破了我們關於聯盟問題的一種思維定式。研究古代歷史至少可以幫助我們明確一點：「與敵人的盟國不可能結盟」這個理論上的大前提是不存在的。

兩極共治

我們再看另一種「不可能」的現象：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兩個國家共同領導同一批小國，同一批小國既接受A大國的領導，又接受B大國的領導。我們給這種現象也暫時起個名字叫「兩極共治」。乍一看，這種現象也挺難想像的。因為基於冷戰四十多年歷史的「常識」告訴我們，兩極體系下衝突和競爭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關係的常態。在兩極體系下，受安全困境、權力政治、意識形態競爭等許多負面機制的影響，國際體系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陣營、形成「兩極分治」，看起來幾乎是一種必然。美蘇冷戰就是這樣，整個世界被割裂為東西方兩個陣營，兩個陣營之間的界限是涇渭分明的。是美國的盟國，就不是蘇聯的盟國；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就不是蘇聯的勢力範圍。之所以難以出現「共治」，核心原因是權力的排他性。假如掌權者總是很高興與他人分享既得權力，也就不會有霸權戰爭、修昔底德陷阱這樣的大國政治悲劇了。

冷戰時期的歐洲，劃分為西方陣營（藍色）與蘇聯陣營（紅色）

但是，歷史上還真的出現過「兩極共治」這種現象。在春秋時期，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晉楚兩極結構之下。公元前546年，晉楚兩國召開了第二次弭兵之會，這是一個規模空前的國際會議，當時體系內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參加了。在這次會上，晉楚兩國達成了一個重要協議：除齊國和秦國外，其他所有國家，不管原來是晉國的屬國還是楚國的屬國，現在都要同時向晉楚兩國進貢。這就形成了晉楚共治的局面。剛才講到的古代朝鮮半島國家的「兩面結盟」，本質上也是一種「兩極共治」。高麗同時與北宋和契丹結盟，實際上就是同時接受北宋和契丹對自己的領導，北宋和契丹共同享有對高麗的宗主權。

不過，晉楚共治和宋遼共治有一個區別：晉楚共治實際維持的時間很短，很快就瓦解了。而宋遼共治則維持了較長的時間，特別是在澶淵之盟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北宋和遼的關係一直很穩定。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兩極共治」存續時間上的這種差異？具體的歷史原因很複雜，但有一個核心性的原因是：晉楚兩國給小國提供的「好處」（這裡避免使用「公共物品」這一已被嚴重濫用和誤用的概念。很多情況下大國給小國提供的「物品」都是排他的和有競爭性的）是高度同質化的，都是提供（正面或負面）安全保障；而宋遼所提供的物品則是差異化地，北宋為高麗提供的是政權的合法性，遼為高麗提供的是負面安全保障。

為什麼提供同質化物品的「兩極共治」沒有提供差異化物品的「兩極共治」穩定持久？一個關鍵原因是，小國接受大國的領導是需要支付成本的。接受兩個大國的領導，意味著小國要向兩個大國進貢，支付雙倍的成本。而如果從兩個大國那裡得到的「回報」是相同的（比如都是安全保障），而任何一個大國所提供的該種「回報」就足以滿足小國的需求，那麼小國就沒有動力同時保持對兩個大國的臣服，而會逐漸轉為只依賴其中一個大國。

冷戰時期美蘇的競爭就是高度同質化的，它們給各自盟國提供的「好處」完全一樣，都是「打包」提供安全保障、經濟援助和意識形態支持。在這種情況下，美蘇各自的盟國就沒有動力去尋求與另一個大國接近，更不用說形成「共治」了。根據「兩極共治」的邏輯，兩極體系要想避免重蹈「冷戰」的覆轍，大國應該注重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形成差異化競爭。

兩極結盟

古代歷史給我們的啟發還遠不止此。我們再來看一個不可思議程度只有比「兩面結盟」和「兩極共治」更高的「不可能」現象：兩極體系中的兩個超級大國彼此結盟。不妨將這種情況簡稱為「兩極結盟」。如果我們堅持把對兩極體系的認識局限在美蘇冷戰這一個「孤例」上，那麼「兩極結盟」就只能是天方夜譚。畢竟，美蘇兩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高度對抗的關係，就已經是全世界之幸了，怎麼還能奢談美蘇結盟？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從權力轉移論、霸權穩定論，到進攻性現實主義、「修昔底德陷阱」論，儘管立論角度各有不同，但是「國際體系內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是大概率事件」這一點是基本共識。新現實主義相對樂觀，但同樣認為兩極結構下衝突和對抗不可避免。總之，依據現代歷史經驗和現有國際關係理論，「兩極結盟」是不可能的。

「修昔底德陷阱」論認為，國際體系內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是大概率事件

但是，真實世界裡國家行為所展現出的多樣性，有時真的會極大地超出理論家的想像。公元前421年，也就是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後的第十年，雅典和斯巴達簽訂《尼基阿斯和約》，結束長達十年的阿奇達姆斯戰爭。隨即兩國又簽訂了一個有效期50年的同盟條約。盟約明確規定，如果有敵人侵犯兩國中的任何一國，另一國應「以最有效的方式」援助對方。這是最典型意義上的狹義的軍事同盟。無獨有偶，同樣是在兩極體系下，公元前579年，晉楚兩國在經歷了80多年的對抗和多次戰爭後，簽訂第一次弭兵之盟。盟約明確規定「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與雅典和斯巴達同盟條約的內容如出一轍。

現在，「修昔底德陷阱」正成為一個所有人都在談論的流行語，但事實是，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個最早掉進「修昔底德陷阱」的國家在掉進陷阱的過程中居然還結過盟。我們一說起修昔底德，一說起伯羅奔尼撒戰爭，都是在說雅典實力怎麼增長啦，怎麼引起斯巴達恐懼啦，怎麼導致大國政治的悲劇啦，而對這段歷史中明顯違反常識的「兩極結盟」現象避而不談。為什麼會這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任何觀察都是被理論過濾的。當我們先入為主地認為，崛起國與霸權國的互動必然是衝突，必然是戰爭，那麼我們就會不自覺地無視那些與這個信念不相符的信息，認為它們不過是特例和「噪音」。但問題是，我們怎麼知道哪個案例是常態，哪個案例是特例呢？我們目前對兩極結構的理解，幾乎壓倒性地來源於冷戰這一個案例，可又是誰下的規定說，冷戰這個案例就一定比兩極體系的其他案例更有「普適性」呢？從更廣闊的歷史時空來看，誰又能保證冷戰不是一個特例，不是一陣噪音呢？

總之，要拓展和加深我們對國際政治的理解，應該增加我們的「輸入」（input），增加我們的經驗數據來源，以更開放的心態，正視國際政治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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