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美國與中國——敵友之間還是勢同水火？
作者=岳健勇
來源=《二十一世紀》
美國自二戰後一直致力於構建資本主義的全球經濟和政治體系，冷戰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轉軌加速了這一全球體系的發展進程。1991年，蘇聯解體結束了美蘇兩極的戰略均勢，國際體系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蘇聯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全球化，確立了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全面優勢，美國支配下的單極世界開始形成。地處遠東的東亞大國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逐漸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被美國視為對其未來世界領導地位和在東亞地緣戰略利益的挑戰，美國從外交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出發，對尚未納入其主導下的遠東國際秩序的新興強國必然要加以遏制。因此，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美國對中國的軍事侵擾和戰略包圍步步升級，中國的發展環境和國家安全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美國領導地位和「美利堅治下的和平」
19世紀末，美國經濟開始崛起，當其向海外市場擴張以解決工業品過剩和原料不足時，面對的是已被瓜分殆盡的世界殖民地，要攫取殖民地，必然與列強和殖民地人民發生激烈衝突，美國認識到，與其建立代價高昂的殖民地統治，不如通過促進自由貿易和間接控制關鍵性的市場來謀求殖民利益。與此同時，海權學說的興起為美國向全世界擴張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提供了依據和動力。經過權衡與列強的實力對比，美國通過外交或軍事手段積極擴張海外利益：在拉美實行「門羅主義」，排斥歐洲列強的經濟勢力；接著，發動美西戰爭奪取波多黎各、關塔那摩（強租）、關島和菲律賓；最後，在列強勢力較大的中國鼓吹「門戶開放」政策，擠入列強的勢力範圍。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通過發動美西戰爭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躋身於列強的行列，由於沒有多少殖民地的包袱，美國得以將國家利益巧妙地糅合在其冠冕堂皇的外交宣言之中。參加「巴黎和會」的威爾遜總統出於個人的理想主義信念提出了「十四點」宣言，呼籲廢除秘密外交、削減軍備、公正解決殖民地糾紛、以及戰後建立集體安全等，但當遭到日本和歐洲列強的強烈抵制後，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威爾遜仍然與後者達成了骯髒的交易。二戰的爆發徹底打破了歐洲的力量均衡，一貫依靠保持歐洲大陸力量均衡而維持獨尊地位的英國，在德國的猛烈打擊下幾乎難以支持，美國於是走出孤立主義，積極謀求反法西斯同盟的領導權和解決戰後重大問題的主導權，並乘機挖英國的牆腳，排擠英國在世界範圍的殖民利益，變「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為「美利堅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二戰樹立了美國的世界霸權及蘇聯在歐亞大陸的支配性力量優勢，由於歐亞大陸歷來是世界地緣政治鬥爭的焦點，歐洲權力的失衡以及蘇聯在近東的勢力擴張，促使美國對蘇聯採取全面「遏制」的戰略，冷戰從此開始。在二戰後長達四十餘年的冷戰中形成的美蘇戰略均勢，確立了戰後國際關係的兩極格局。
二戰使美國的力量空前強大，為美國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政治經濟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國主導下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這一新秩序的基礎就是能夠帶來世界經濟繁榮的所謂「全球自由經濟體制」（global free economic regime），其核心內容是各國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從事國際貿易，輸出或接受跨國投資，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體系，而這種經濟體系必須由新的國際權力結構來加以保障。因此，二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並不是對蘇聯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構建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這取決於兩個相互關聯的條件：（1）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復興；（2）美國始終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通過廣泛的安全承諾穩定資本主義內部的經濟政治秩序和相應的國際關係。
為此，美國一方面推動成立了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如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促進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另一方面通過「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計劃」對西歐和日本提供了巨額援助，推動西歐（特別是德國）和日本經濟的復興。美國認為，一旦資本主義的西歐和日本的經濟重新繁榮，就不會倒退回統制經濟（statism）或像戰前那種封閉的經濟和經濟集團（如實行「帝國特惠制」的英聯邦）；而這些資本主義經濟強國的消費需求以及對外貿易和投資的擴大將會促進全球經濟的繁榮，加快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
戰後西歐和日本經濟的復興必然引起國際體系中權力分布的變化。就傳統國際關係的規律而言，具有很強經濟潛力的戰敗國德國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勢必打破國際體系中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對鄰國的安全和國際秩序的穩定構成威脅，這一前景顯然有悖於美國關於戰後世界秩序的總體構想。二戰後美蘇的超強地位奠定了兩極對峙的「雅爾塔體制」，蘇聯在歐亞大陸顯著的地緣政治優勢造成歐洲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戰後初期蘇美在東歐和近東的衝突幾乎釀成世界大戰，1949年蘇聯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實現了核武裝化，戰略縱深狹小的西歐國家的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脅，因而極度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由於歐洲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所在，歐洲的穩定直接關係到美國建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成敗，美國於是以遏制蘇聯擴張為由與西歐締結軍事同盟，意識形態上的共同性加強了西方世界的團結，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確立了它在聯盟內的軍事和政治領導地位。美國在西歐建立的集體安全體系對最具有工業和軍事潛力的德國構成了有效遏制；同時，鑒於德國必將在戰後歐洲經濟復興以及為西方世界提供反對蘇聯共產主義的資源方面起到關鍵性作用，美國又支持西歐國家推進以法德為軸心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把德國納入到了一體化的框架之內[6]，由此穩定了歐洲資本主義內部的國際關係。
在遠東，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進一步加強了日本對美國的軍事依賴，但美國建立它支配下的同盟關係（US-dominated alliance），並不單單是為了「打退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而是有著更深遠的戰略意圖。在美國的戰略家們看來，日本與其戰敗前的殖民統治地區（如韓國、台灣和東南亞）恰好構成國際分工上的「核心」與「外圍」，日本良好的產業基礎使其具備迅速復興的條件，當日本成為「亞洲的製造工廠」，實現技術升級後，必然會將低技術和低工資的產業向周邊的亞洲國家轉移，通過技術和資本的輸出，推動東亞經濟的增長，而亞洲經濟的繁榮將大大拓展美國全球資本主義的疆界。
但是，為了消除東亞地區對日本經濟勢力和軍國主義的擔心，並防止日本經濟崛起後重建以日本為核心的排外性的經濟圈，美國必須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in all eventualities）保持對日本的海空力量優勢，控制對日本生死攸關的石油和原材料的海上運輸線，從而掌握對日本軍事和工業領域所需基本物資的「否決權」。這樣，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軍事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證日本政治上的順從，另一方面又消除了東亞國家在安全上對日本的疑慮，因而放心大膽地接受日本的技術和投資。因此，幫助日本經濟復興既抵禦了「共產主義的擴張」，又通過日本擴大了東亞資本主義的陣地。戰後東亞經濟果然沿著美國外交戰略設計的軌道實現了騰飛。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蘇聯發憤圖強，大力加強軍備，迅速取得了與美國的戰略均勢，並於70年代初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對美國發起挑戰。由於歐洲是美蘇軍事對峙的最前沿，一旦發生戰爭將導致毀滅性的後果，美蘇遂緊密控制各自的盟國，以防止被意外捲入，而把爭奪的重點放在了中間地帶的非洲、中近東和亞洲。在蘇聯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勢面前，美國處於全面的戰略守勢，越戰的失敗在政治和心理上對美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創，美國被迫退出了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的印支半島。70年代初，西歐（組成區域性的經濟集團）和日本經濟崛起，與美國經濟形成三足鼎立之勢（Triad），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也組成了多個經濟政治集團，反對霸權主義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些因素造成美國相對權力的急劇下降，使「全球自由經濟體制」面臨嚴重挑戰，在重重內外危機中上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對美國霸權的衰落，談論世界多極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後，發起了與蘇聯爭奪軍事戰略優勢的「戰略防禦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急劇增長的軍備需求刺激了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誕生。美國成熟的市場體制便利了軍事技術向民用技術的轉化，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又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企業管理革命，美國的經濟競爭力開始恢復，並於90年代初重新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後，兩極格局迅速演變為美國獨霸的單極世界，發展「全球自由經濟體制」不再有任何障礙，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施加了巨大壓力，逼迫發展中國家大幅度開放國內市場；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發達國家之間也擴大了產業間相互投資併購的規模，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美國在信息技術上的絕對優勢、擴大了的世界市場，使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全球產業競爭中處於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時，贏得冷戰和經濟成功加強了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因此，經濟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
但儘管美國的絕對力量繼續上升，相對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這又影響到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布。雅爾塔體制下壓抑的各種矛盾在冷戰後相繼爆發，民族主義和宗教勢力蓬勃興起，熱點地區不斷閃現，世界局勢動蕩不定，特別是中亞和中東這類地緣政治敏感地帶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穩定，既威脅到國際秩序的穩定，也會促使西歐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加強軍備，發展強大的海外投送力量來維護經濟和軍事安全。這勢必將構成對美國權力的挑戰。美國從利用冷戰建立其軍事和政治領導地位以穩定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秩序的成功經驗中得出結論：美國在冷戰後必須繼續保持世界領導者的地位，通過保護盟國的安全，消滅它們自我武裝的企圖。一個沒有相稱的軍事力量支持的經濟大國，就不具備左右世界局勢的能力，從而構不成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一「極」。
從這一戰略邏輯出發，美國在冷戰後繼續保持了龐大的國防開支，並以「人道主義干涉」和反國際恐怖主義為由，在中東和巴爾幹等地頻頻發起軍事干預，甚至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美國軍事干預的對象是有選擇的，動機是多重的，其根本目的是促進美國的地緣戰略利益，輸出美國的價值觀，以加強對世界的經濟和政治控制。
歐盟在總體的經濟實力上已與美國旗鼓相當，然而，冷戰的結束導致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失去了原動力和意識形態（對「歐洲統一」的認同）上的堅定性，而越來越依靠行政力量的推動。由於共同體的凝聚力下降，歐盟的擴大不但未能彌合內部的分歧，反而加劇了成員國之間的利益紛爭。因此，雖然不少歐洲民眾和政治家在情感上希望歐盟能與美國相抗衡，但為此大規模增加軍備開支勢必擴大預算赤字，損害國民福利，從而削弱各國政府和民眾對一體化的支持。況且，歐盟成員國大多也不願輕易地把國防外交主權完全交給超國家機構，而歐盟內部恰恰又在關鍵性的國防和外交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嚴重分歧，這就大大延緩了歐盟的政治一體化進程，歐盟要成為國際政治中名副其實的一極，前景還十分渺茫。對此，美國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仍繼續支持歐洲的一體化，力圖通過維持大西洋聯盟的團結，不斷擴展西方在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空間，以迫使俄羅斯徹底就範，最終建立美國領導下的歐亞安全體系；但另一方面，美國又利用與英國的特殊關係、北約的作用、以及東歐與法德之間複雜的歷史關係，建立起多重牽制機制來駕御歐盟。
經濟強大的歐盟和日本並不情願匍匐於美國的霸權之下，但其獨立干預世界事務的政治能力和軍事能力卻十分低下。事實上，在保持各自周邊地區的穩定以及抵消俄國和中國的核威懾上，歐盟和日本對美國依然存在著嚴重依賴；而且，在共同壓制發展中國家挑戰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方面，二者又與美國的利益高度一致。不僅如此，歐盟、日本與美國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和非常相近的政治法律制度，雙方在經濟上的高度依存更遠遠超過各自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繫。這就是說，對歐盟和日本而言，在美國主導和控制的全球體系內，選擇充當美國的親密盟國可以分享到國際安全以及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反之，若尋求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和霸權秩序，不僅在相當時期內是得不償失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因此，儘管美歐日在世界範圍的經濟競爭十分激烈，並在如何對付恐怖主義和地區衝突等國際安全問題上存在策略上的分歧，歐日仍然是美國真正的戰略夥伴，是美國從地緣戰略上控制世界的兩大支柱。這種同盟關係具有牢固的基礎，在相當時期內，任何第三方力量都難以在政治和戰略上對之進行分化瓦解。當然，如果美國改變與盟國間的多邊協商機制，而實行強加於人的「單邊」政策，美國與其盟國的關係會出現裂隙，但這遠不足以動搖其戰略合作的基礎。由此可見，西方資本主義正處於空前的優勢地位，美國冷戰後的戰略重點，就是對付尚未納入到其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的新崛起的大國。
美國對華戰略
在擁有全球經濟和戰略利益方面，美國與二戰前的英國十分相似。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國受到海軍強、陸軍弱的軍事力量結構性缺陷的制約，對當時世界政治的重心---歐洲大陸，長期推行均勢外交（balance of power），例如19世紀末英國一度實行「不參與任何同盟，保持行動自由，操縱歐洲均勢」的「光輝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護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歐洲大陸強國的挑戰，但「操縱均勢」並不足以始終維持歐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歐洲乃至世界力量對比發生嚴重失衡，英國就會斷然結束「光輝孤立」，締結國際同盟以對抗新興的或敵對的強國。然而即便如此，通過外交或軍事結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勢政策，仍可能被大陸強國所積聚的優勢力量壓倒，二戰初期德國在西歐的軍事勝利幾乎導致大英帝國的覆滅。
美國則擁有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無論是核力量、還是常規力量，美國的軍事優勢都是全面的和壓倒性的；而且，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的安排有著自己的考慮，並不滿足於擔當「離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領袖。美國在二戰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中維持國際均勢所要抗衡的對象只有一個，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歐亞大陸戰略平衡的蘇聯。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利用蘇聯的威脅從內部而不是外部成功地控制了西方資本主義內部的權力結構，並在此基礎上重建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政治秩序。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通過保持絕對的軍事優勢，在外交上鞏固和擴大美國支配下的夥伴關係或同盟關係，以確保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同時，美國利用自身的經濟技術優勢，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以此影響、干預甚至控制一國的內政走向。因此，美國對華戰略的基點是軍事遏制以及通過全球化促進中國國內政治的轉型，其根本目標是使中國融入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進程不可逆轉。
經濟全球化加深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對發達國家貿易和投資的依賴，擴大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裂痕，導致權力進一步失衡。這種經濟依賴往往迫使「轉型」中的國家竭盡全力與發達國家建立良好的政治關係以實現短期的國內經濟和政治目標，而不願或無力顧及權力失衡對國家戰略利益的損害，全球化中的國際關係因而出現了以往不曾有過的格局：中俄兩國爭相與頭號強國美國改善關係，而不是聯合自保。中俄在1999年美國干預科索沃事件中的各行其是，為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實質提供了最好的註腳。這種有名無實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及雙方在地緣政治上長遠的利益衝突，便利了美國對中俄實行分化瓦解。
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國際關係和權力角逐的焦點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移向了亞太地區，但東亞各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犬牙交錯，實力消長變化莫測，地區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近20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增長前景正在使國際權力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日本對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充滿敵視，美國則視中國為頭號的戰略對手，這一點並不因中國對美國的外交綏靖，包括犧牲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支持美國軍事打擊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變。美國國防部在2001年10月向國會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務評估指出，東亞和東北亞沿海是關係到美國利益的「關鍵區域」，決不允許落入「敵對的支配」之下。
美日同盟是美國維持遠東力量平衡的基礎，鑒於中國巨大的經濟軍事潛力以及遼闊的戰略縱深，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強軍事力量。日本也以此為由，並利用朝鮮核危機和第二次海灣戰爭的契機，加快了重新武裝的步伐。但日本武力增強，又將刺激韓國和東南亞國家競相擴大軍備，這樣遠東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經濟全球化就會被打斷，美國為此加強了在遠東的軍事部署，以強化其作為遠東秩序「保障者」的角色。東盟國家出於抗衡中日兩大國的需要，近年來不斷密切與美國的軍事政治關係，美國重返東南亞則不僅滿足了東盟在地緣政治上的期望，而且還乘機進入了對中國利益悠關的南中國海。
上述地緣政治格局決定了東盟與中日等國相互謀求建立一體化區域經濟集團的政治內涵。首先，鑒於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和影響，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和東盟，在經濟一體化問題上不能不顧忌美國的態度和利益要求。經濟全球化對於美國利益攸關，美國絕不會支持排他性的區域經濟組織，美國所能接受和支持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只能作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一種開放性的特殊安排。因此，如果得不到美國的默認或支持，東亞經濟一體化將很難實現。其次，東亞經濟一體化最終將由中國主導，抑或由美國的盟國日本主導，兩者的意義截然不同。事實上，日本因其雄厚的經濟技術實力成為東亞經濟一體化主導者的可能性要遠大於中國，而美國從其遠東地緣戰略考慮，也不會支持中國在一體化進程中起決定性作用。再者，東亞國家在價值觀、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存在著重大差異，東亞經濟集團本身缺乏推進政治一體化的動因，因而經濟的一體化不會損害到美國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在相當程度上可以取得美國的諒解。因此，日本一旦贏得了建立區域經濟集團的主導權，則意味著在地緣政治上為美日同盟提供了一個重要補充。屆時，中國將受到美日同盟和日本主導下的東亞經濟一體化框架的雙重製約，中國無論加入一體化與否，都將處於被動境地。
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美國針對中國的軍事遏制和戰略包圍一直在進行，除了駐紮在東北亞的8萬駐日韓美軍外，美國還增強了在關島和夏威夷的軍事打擊力量。2001年「9·11」事件給美國勢力進入被中俄視作後院的中亞地區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美國在取得阿富汗戰爭的勝利後，以繼續清剿本·拉登的「基地」組織和殘餘的塔利班勢力以及幫助「國家重建」（nation building）為由遲遲不撤軍，目的是分化俄國人支持的反塔利班的原「北方聯盟」的軍閥，扶植親美勢力在戰後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阿富汗政治的穩定，不僅將為美國的石油巨頭繞開伊朗，將中亞和裏海的石油經阿富汗運往消費需求不斷擴大的印巴市場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於美國以阿富汗為立足點，利用周邊中亞國家的經濟困難及其對俄國的疑懼，通過資金技術援助和「反恐」軍事合作，把富產石油的中亞諸國拉入美國的懷抱，進一步在經濟和政治上孤立俄國，同時從西部威脅中國的地緣經濟安全。
繼阿富汗戰爭後，美國又在菲律賓開闢了國際反恐戰爭的「第二戰場」。出動近千名美軍對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賓政府的區區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裝，目的是儘快重返具有重要軍事戰略價值的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18]。俄羅斯因財力困窘，不得不於2004年放棄在越南金蘭灣的海軍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現為美國利用越南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國的顧慮，租用金蘭灣基地提供了良機。印度的核武裝化以及俄國對印度軍事現代化的強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為一個地區強國，俄國的外交意圖是雙重的：延伸俄國在印度洋的利益並牽制中國。印度則又巧妙地利用美國遏制中國的心理，通過積極支持美國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大大改善了與美國的關係，成為南亞舉足輕重的具有核威懾能力的軍事強國。美國出於在南亞抗衡中國的需要，近年來不斷密切與印度的軍事合作，這就使中國途徑印度洋的中東和非洲石油運輸線處於極大的威脅之中。
台灣涉及中國重大的國家利益，台灣問題是中美利益衝突的焦點，是美國在軍事戰略上遏制中國的一張牌。美國對台政策與台獨勢力的發展相互呼應，那就是在保持海峽兩岸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勵台灣漸進走向獨立。美國當前維持兩岸力量平衡的基礎是承諾協助台灣防衛，並向台灣源源不斷地提供先進武器。迄今，美國在售台武器的數量、質量和金額上早已突破了「8·17公報」的原則規定，而且近年來美國所提供的軍事裝備包括了進攻性武器，其意在於一旦開戰，戰爭將不限於台灣海峽戰區，以此恐嚇一直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中國政府，也就是說，使中國「認識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像的」。
美國始終不放棄台灣，對台獨勢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勵作用。美國對華採取軍事遏制態勢、在東亞與日本聯合發展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並積極研製旨在奪取全球軍事戰略優勢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必然迫使中國適當加強軍備，提高軍事反擊能力。但中美軍事技術差距的擴大，中國對美國在外交上的一再退讓，以及中國大陸對台灣社會政治發生劇烈變化的深刻背景洞察不足，而在對台一系列政治對策上的失誤，不但增強了美國和台獨勢力的自信，也加深了兩岸在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上業已存在的鴻溝，台獨勢力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迅速發展成為能夠左右台灣未來走向的強大政治力量，因而兩岸經濟聯繫的加強非但沒有削弱、反倒增強了島內的台獨傾向。面對台獨勢力的迅速發展，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已到了不容迴避、空前緊迫的地步。
兩岸在民族-國家認同上的南轅北轍，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統一的前景都極其渺茫。台灣出於自身的安全考慮，必然與美國迅速結成軍事同盟。假如中國日後再想以武力收復台灣，軍事上的風險自不待言，中國首先就會以一個「侵略者」的形象在巨大的國際道義壓力下陷入全面孤立。因此，在當前形勢下，武力統一作為次佳（second-best）的選擇方案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如果以武力逼和台灣，其前提在於中國的軍事實力迅速逼近美國，迫使美國認識到以武力阻止中國統一同樣要付出「不可想像」的代價，從而放棄台灣。但中國在大規模提升軍事實力方面不具有時間優勢，台獨恰恰在利用時間優勢以爭取空間，因此武力逼和的方案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可行。鑒於此，中國以武力統一台灣就必須立足於以局部的軍事優勢速戰速決，否則，任何形式的膠著狀態（如對台灣實施長時期的立體封鎖），不但不會迫使台灣投降，還將招致美國的大規模介入，致使中國在軍事上的局部優勢迅速逆轉為全面的軍事劣勢，從而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
中國於20世紀70年代末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開始實行對外開放。但是在開放的條件下，中國的發展必然受制於冷戰以來所形成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因而改革開放將不可避免地使中國逐步融入到這一體系之中。毋庸置疑，作為一個經濟技術較為落後的國家，中國要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必須實行開放政策，加入經濟全球化。然而，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經濟技術實力的差距往往構成有關各方利益分配上的差異，由此進一步拉大國家總體實力和國際地位上的差距，造成國家間談判地位的不對稱，使談判結果更可能有利於實力強大的一方。這表明，經濟開放本身存在著風險，這是任何國家在加入世界經濟體系過程中都必須正視和警惕的一個基本事實。換句話說，只有在雙方經濟實力相當時，相互大規模開放市場才會帶來真正的「雙贏」，形成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而當雙方經濟實力懸殊時，弱者就容易形成對強者的經濟乃至政治依賴，使得「雙贏」成為掩蓋自身經濟弱勢和依賴地位的託辭。因此，在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通過技術自立實現本國產業的自主振興至關重要。
但是，中國急功近利的引進外資政策大大抵消了國家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和連貫性，特別是中國自1992年以來積極實施的「以市場換技術」戰略，未能通過國內市場的大量出讓而換來國外的先進技術，相反，還令本國產業遭受到嚴重衝擊。一相情願的「以市場換技術」戰略暴露出官僚機構對於民族工業的自主振興缺乏堅定的信心和承諾，加之國內體制上的種種積弊，中國產業振興的目標遂屢屢落空。中國本國的正規製造業在外資和國內低技術的非正規製造業的兩頭擠壓下，發展規模相對萎縮，導致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停滯不前，經濟增長不得不日益依賴西方的技術和資本。
隨著本國產業對國外技術依賴的不斷加深和消費主義的瀰漫，在中國國內產生了要求進一步擴大市場開放的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與此同時，官僚機構因無力振興民族工業而產生的失敗主義情緒與自由經濟學家和統治精英共同製造的全球化的「雙贏」幻覺交織在一起，造成了文化買辦主義的空前泛濫。中國沿著依附式發展路徑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已形成巨大慣性。興起於90年代初的經濟全球化迫使中國加入了發展中國家相互爭奪跨國公司投資的行列，與國際慣例接軌於是成為中國不可替代的政策選擇。中國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自由經濟體制的熱衷，使中國聯合發展中國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說辭流於空談，從而在客觀上有利於美國推進全球貿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並為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分化發展中世界提供了可乘之機。中國對世界多極化趨勢的判斷和對經濟全球化的樂觀情緒，則進一步激發了中國對和平發展的熱望，長期以來以「反霸」為宗旨的中國外交政策由此發生了悄然而深刻的變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過於偏重產出增長的發展戰略和權力推動的市場化改革雖然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卻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緊張，這不僅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對國家進行深入的體制改革的意願和能力構成嚴重製約。出於必須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以緩解社會危機和藉助外力來倒逼國內改革的雙重政治考慮和緊迫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進程驟然加快。中國在談判中的讓步之大和迫不及待，暴露出對國家的自主振興缺乏信心，從而刺激了對方向中國漫天要價。由於「利用美國經濟的優勢並擴大自由貿易的國際經濟政策是影響國際政治的決定性措施」，美國利用中國入世要實現的目標，就是通過中國全面的市場開放，將中國的經濟納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控制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國徹底喪失向美國挑戰和抗爭的能力和意志，從而「全面推進美國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
為此，美國利用中國入世談判之機，積極推動中國建立以所謂規則為基礎的市場體制，迫使中國實行投資自由化政策，不再堅持外資企業對華技術轉讓要求，放棄對國有大企業的特別保護，並在3-5年內開放金融、電信等關鍵產業，從而把中國的企業完全置於「全球平等競爭條件」（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為美國的跨國公司開闢全球資本主義的「新邊疆」。很顯然，中國按照西方的條件加入全球化，必然進一步加深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技術和投資的依賴。
決定一國經濟地位的是該國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迄今尚沒有一家大企業躋身於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的行列，儘管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這些大企業的實力上升較快，但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競爭力仍然極度虛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於20世紀70年代末興起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加強了本國產業、特別是高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通過建立全球市場、全球品牌和全球採購系統，已經在全球產業競爭中處於寡頭壟斷地位。因此，一旦加入全球化的中國大企業被西方跨國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國的企業被迫淪為發達國家的裝配廠，因而全面置身於國際分工的底層，中國的工業化勢將發生根本逆轉。
但中國在入世初期可能遭遇部分企業的破產和失業的擴大，從而令早已嚴峻的社會不穩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對社會危機的基層政府就可能採取限制外國競爭的經濟保護措施，而拒絕世貿規則的適用。按照世貿協定，地方政府的行為被視同中央政府的行為，但中央政府如果強制焦頭爛額的地方政府履行規則承諾，恐難避免激起廣泛的社會不滿。為此，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謀士們在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中，建議把確保順利實現中國內部關係以及中國與國際經濟社會關係的成功轉變作為美國政策的優先目標，其主要對策是：首先，通過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種渠道，與中國的官員和利益階層（如大學以及與中央部委有關聯的智囊機構）緊密合作，教育並培訓將直接履行世貿規則的省級和地方政府官員，以「加強中國改革（即世貿規則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
其次，安排人員訪美等教育和培訓計劃，培訓贊成履行世貿承諾的中國人，由他們再培訓其他人，在中國人中培養「遵守規則的文化（culture of compliance）」。第三，將敦促中國履行世貿承諾的要求多邊化，使它看起來並不是美國一家對中國的要求，而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共同要求。很顯然，前兩條對策的核心是在中國培養政治文化買辦，使他們成為美國利益的代言人，第三條對策則恰恰是當前某些中國人言必稱的「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翻版，這僅僅是一種巧合嗎？！
在這份報告中，還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安全問題以及社會經濟問題與（中國）執行世貿協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國保持不間斷的關注，並保持迄今尚未達成的負有責任的政府機構間的協作。政策以及有關這些政策的討論，必須適應正在變化的環境」。這實際上是在暗示美國政府應把對華軍事和政治戰略加以統合。目前，美國加緊與印度合作以及對南中國海地區的滲透，已經對中國的海上商路和通往中東的石油供應線構成嚴重威脅，中國石油消費的1/3依賴進口，其中的一半以上又來自中東，這就迫使中國從地緣經濟安全的角度把眼光移向中亞和裏海地區，但美國借阿富汗戰爭之機進入了中亞。幾乎與此同時，美國《財富》雜誌列出了中國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為能源和石化類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產業，這些產業也正是西方跨國公司出巨資加以整合的對象。西方跨國公司的投資信心從何而來？僅僅是出於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憧憬，還是因為其背後的政府對於掌控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有著越來越強的自信？！
在戰後國際政治中，從二戰結束直至7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為了捍衛民族經濟和政治獨立進行了不懈的鬥爭。戴高樂將軍的法國甚至在1968年迫使美國徹底退出駐法軍事基地，推動法德聯合反對美國的政治控制。這些一度延滯了美國構建戰後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進程，但美國深知，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決不會容忍不利於本民族利益的國際分工並接受相關的國際政治秩序。因此，美國除了在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培養美國利益的代言人外，還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意識形態攻心戰，尤其是利用中國入世以及美國在信息技術方面的壓倒性優勢，宣揚民族工業和國家主權過時論，培養對美國價值觀和制度的崇拜，削弱中國人的國家民族意識。
綜上所述，美國對華戰略由相互配合的三個有機部分組成：保持並不斷增強對華軍事和地緣戰略優勢；通過全球化從內部控制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國民族主義，瓦解中國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促進美國軍事威懾下的中國的內部殖民化。美國的戰略目標就是永遠消滅擁有遼闊疆域的中國挑戰美國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國的內政基礎和發展對策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躍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收入和人文發展指數的世界排名卻相當靠後，反映出中國離全面的現代化還相距甚遠。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有關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規模的權力尋租，造成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和地區內部嚴重的兩極分化，經濟增長的內需動力持續衰減。政府規模的急劇擴張和計劃生育在農村的鬆弛，使得國家在教育方面的有限投入遠不足以覆蓋大量低素質的農村人口。農村稅負的加重、農業收益的下降（包括1996年以來農村工業的萎縮）、特別是東西部發展差距的擴大，迫使大量缺乏技能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湧向東部沿海城市。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供給加上城市自身排斥出的失業人口，形成了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而不合理的土地徵用制度又便利了地方政府通過低價強征土地來增加本級財政收入及招商引資。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構成了中國國際競爭力的基礎，也對非國有部門製造業的技術選擇產生了錯誤誘導，從而延緩了中國產業升級的步伐。與此同時，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權和注重產出規模的政治激勵，造成了國內市場的分割以及嚴重的低水平重複建設和生產能力的大量閑置，不僅妨礙了國內產業的技術進步，使國家的產業政策難以有效實施，而且，投資效益的低下，也對國家解決社會就業的總體能力形成制約。
中國巨大的人口壓力加劇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源緊張、環境惡化和社會治安形勢的嚴峻，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政治的內斂傾向，人口問題已構成現在和將來困擾中國發展的最大的內政問題。發達國家積極推行的全球化唯獨不允許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發展中國家缺乏技能的勞動力跨國流動，無論是美國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還是追求「第三條道路」的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在維護各自的民族國家邊界，不允許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衝擊它們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方面都態度強硬、毫不妥協。發達國家人口的中產階級化，過去是靠殖民掠奪，如今則靠跨國公司對全球資源的超額利用和對全球勞動力的廣泛剝削，而這又與西方國家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有著密切的關係。
中國的兩極分化和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制約了中國市場規模的擴大，整體技術水平的落後，使得中國出口的比較優勢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而這類產品正是發達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對象，中國較高的出口依存度使中國經濟明顯受制於世界經濟的波動和國際政治關係的變化。與此同時，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國內石油和天然氣等戰略性資源日益枯竭，隨著國內能源消費的擴大，進口需求迅速增長，世界石油和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資源卻恰恰處在歐亞大陸地緣政治中心地帶的中亞和中東地區，穩定戰略能源的供應必須要取得地緣政治上的主動權，而角逐地緣政治利益又離不開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的支持，在這場角逐中任何的退縮勢必構成中國經濟發展的「軟肋」；再者，中國入世後經濟開放程度空前提高，產業安全、未來政治發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存續均面臨著極大的挑戰。這些因素已使得必須在某種封閉的條件下潛心發展、以積聚國力的所謂「韜光養晦」戰略沒有任何實施的可能。
在當今時代，通過開拓殖民地解決本土資源的不足和人口轉移來推進工業化，無論從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地位，還是從現行國際關係的道義原則看都是行不通的。然而，通過改進自己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形成本國產業在技術上的世界領先地位，以對外投資和貿易的方式來解決本國資源所需則是可行的，這正是戰後資源嚴重匱乏的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中國的資源總量並不少，但人均佔有量則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的生產具有低附加值和資源過度消耗的特點，在國際交換中以大量資源性產品換取國外資源的代價十分巨大，一旦本土資源枯竭，產業技術升級又未完成，中國為維持生產和就業將不得不耗費巨額外匯超量進口國外資源，由此可能引起國際收支的惡化，甚至引發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
工業化是國家富強的基礎，也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中國在既不可能重複西方工業化道路，又面臨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後產業安全受到嚴峻挑戰的情況下，為了維護國家的政治獨立和中華民族的未來，只有勵精圖治，背水而戰。經濟發展應當首先立足於對本土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通過大力發展教育、特別是職業技術教育，儘快提高國民素質，培養工業化所必需的一大批技術開發人才以及素質良好、訓練有素的技術工人隊伍；同時制定社會經濟政策，調整收入分配，以縮小兩極分化，為內需的擴大提供動力。為此有必要對全體國民的計劃生育和優生實行嚴格的立法，堅決控制人口增長。
但即便人口增長停滯，中國的人口總量在可預見的將來依然十分龐大，中國目前有8億左右的農業人口，其中1.5-2億處於隱性失業狀態，假定工業化和小城鎮的建立可以吸納這部分農業人口，餘下的農業人口仍有6億多，無論如何達不到美國那樣高的勞動生產率。某些經濟學家提出的通過推行土地私有化來解決中國農業規模經營的主張，在中國現有的體制條件下，很容易扭曲為嚴重的土地投機，使大批農民淪為失去土地的流民，從而把社會推向大動亂的邊緣。而且，旨在促進農村人口轉移，提高農民收入的城鎮化恰恰需要農民的技術工人化（知識化），但教育又是一項長期的投資，需要幾代人的艱巨努力，這就需要繼續在農村保留相當數量的農業生產者。因此，鑒於中國農業的特殊性和解決城鄉整體就業的困難，必須對中國的農業實行高度的國家保護和產業扶持，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保證糧食自給。
農業的產業化和農民收入的提高，將會增強內需動力，緩解城市就業壓力，並促使製造業工資水平的提高和產業升級。工業產業的發展應充分考慮到我國能源短缺和土地資源持續下降的現實；在決定我國經濟自強基礎的戰略產業上，必須堅決打破地區和行業壁壘，對石化、航空等戰略產業實行內部整合，並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對戰略產業的地理分布進行合理的規劃布局，以堅強的國家意志推動我國戰略工業迅速崛起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這是事關我國國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國家利益，必要時不能受到國際條約的束縛。
經濟自強勢將粉碎美國從內部控制中國的企圖，但經濟自強受制於我國在地緣政治和與美國軍事力量對比上的劣勢，毋庸置疑，美國是決不允許中國崛起，向它主宰的國際秩序發起挑戰的。中國「和為貴」的外交哲學和「永不稱霸」的美好許諾，除了使不少中國人產生一種自我麻醉的「和平」幻覺和自鳴得意的「鴕鳥」心態外，既消除不了國際上瀰漫的「中國威脅論」，更換取不了美國對中國的友善。事實上，即便中國並無大國雄心，而僅僅滿足於國內經濟的平穩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為此甘願在外交上臣服於美國的霸權秩序以換取和平，中國經濟發展本身對世界資源迅速和不斷增長的需求也必然引起與西方國家的鬥爭和衝突。然而，像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輝煌的歷史和獨特文明的東方大國，一旦跨入現代國家的行列，是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抱負的，那將是對美國霸權最嚴重的衝擊和挑戰。
因此，像美國這樣一個具有強烈競爭意識和危機感的國家，絕不會坐視中國「和平崛起」。美國選擇在必要的時機、以適當的方式（如策動台灣獨立），對中國沿海經濟中心和內地的核戰略基地實施軍事打擊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尤其是當美國在國家導彈防禦（NMD）技術上取得重大突破時，中國的國家安全將處於嚴重威脅之中。對此，我國應加緊研製反制NMD的新型武器系統，提高戰略核導彈的數量和質量，確保我國的第二次核打擊能力和對美國在遠東軍事盟國的毀滅性打擊能力。同時，大力加強海空軍力量，確保我國在南中國海的海上交通線，並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動用武力驅逐入侵者，以保護我國在專屬經濟區的海洋及海底資源不受任何國家的侵犯。
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一國實力的不足，因此，在全力振興我國民族工業和加強軍事力量的同時，應當開展積極靈活的外交活動，堅決穩步地推進我國在東亞、中亞和南亞的地緣經濟和政治利益，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市場和安全保障。中國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來實現崛起，但能否「和平地」崛起，不能寄希望於任何人的善意和容忍，更不能飲鴆止渴、拿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去換取，關鍵在於運用我們的智慧和意志使中國崛起的進程不可阻擋！
在全球化時代，民族生存競爭空前激烈，在此情況下，民族主義是捍衛國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極其重要的精神武器。民族主義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國家，內容有所不同。中國的民族主義就其本質而言，體現出的是一種自衛型的愛國主義情懷，它是近代的產物，最早產生於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生存危機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它的基本要義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奴役，恢復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在近代民族主義的基礎上進一步表達了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烈的精神訴求。不同於國家主義，中國民族主義的生命力孕育在廣大民眾樸素的民族自尊意識中，是用以凝聚起不可動搖的民族意志，實現國家振興和民族崛起的寶貴的精神資源。面對當前經濟全球化和美國霸權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帶來的巨大壓力和挑戰，如果沒有民族主義作為平衡器，就容易造成民族虛無主義一邊倒的情況和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的嚴重渙散。
但是，由於民族主義可以與各種思潮和政權體制相結合，民族主義本身也存在著走向極端化的可能，民族主義的極端化，無論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均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不利於中國的發展和進步。中國民族主義的健康發展必須建立在民主主義的基礎之上。
當前，中國全部現存問題和矛盾的焦點均已匯聚到國內不合時宜的政治體制上，儘管國家政治的民主化並不意味著中國所面臨的內外危機將自動得到化解，但是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倡導新權威主義的「開明專制」理論、還是時下盛行的「現代仁政」學說，均不過是傳統儒家思想中的「人治」論的翻版，早已被歷史和現實證明沒有絲毫的進步意義。因此，建立民主政治是中國真正走向繁榮富強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中國只有實現了國家政治的民主化，才能培養起作為現代國家公民的中國人所應有的自尊和自信及對祖國堅定的信念和忠誠，從而徹底激發中國人民的創新精神；中國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使中國躋身於現代文明國家的行列，中國外交也才能真正開拓出廣闊的空間，從而極大地促進中國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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