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成為"諾貝爾獎大戶",中國人只能羨慕嗎?

每年國慶期間,都是

諾貝爾獎

公布的時間。

有意思的是,今年的諾貝爾獎帶火了一種抗癌藥——

Opdivo,

現在日本代購圈、醫療中介圈都刷屏了這種葯。

原來,此葯的研發者是2018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日本免疫學家

本庶佑。

據了解,這種葯對20%的癌症患者有效。經過幾次降價,從今年11月起該葯在日本的定價大概為

17萬

日元/瓶,相當於人民幣12000元。

這種葯的療效如何呢?

▼ 去年6月這位老人家被檢查出患了肺癌和喉癌,醫生告訴他只有三個月生命了,後來接受「opdivo」注射治療,現在居然能跟夫人登山旅遊了。

▼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也是肺癌患者,接受手術治療後沒有控制住,癌細胞轉移。從去年12月開始「opdivo」注射治療,據說現在身體恢復得不錯。

科學家的事業是高尚的,因為他們是為全人類的福祉而工作。

值得驕傲的是,2015年中國科學家

屠呦呦

也曾獲過諾貝爾醫學獎,她發現的青蒿素挽救了數以百萬人的生命。

但令中國人無法迴避的一點是,日本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確實比中國多。

1901年至2018年,

日本是歐美之外獲諾貝爾獎最多的國家

(包括11個物理學獎、7個化學獎、5個生理學或醫學獎、3個文學獎、1個和平獎)。特別是21世紀後,

日本人獲獎次數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

雖然日本經歷了「失去的20年」,但恰恰是在這20年里,日本獲得了

17個諾貝爾自然科學獎。

小小日本,為何能成為「諾獎大戶」?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

日本對學者、知識的尊重

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同,

日本紙幣從100日元到10000日元都是學者,沒有一位政治人物。

一千日元上的人物——野口英世,日本著名生物學家:

五千日元:樋口一葉,日本著名文學家:

一萬日元:教育家、思想家福澤諭吉。

將最崇敬的人印在每一個國民、每天都在數次進行的日常活動里,意味著最隆重的懷念、最深刻的尊敬。

國民教育重視培養科學探索精神

197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江崎玲於奈認為,「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慾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它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之路。」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談及自己為何走上科學之路時,曾說:「

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麼會發光。」

可以說,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健康發展的科研體制

屢次獲得諾貝爾獎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在於日本在科研方面長年累月的投入。

日本從20世紀5、60年代就開始在

國策制定

上加大對

科技

的投入和扶持,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提出了「

科學技術創新立國

」的目標。

相形之下,我們的起步比日本晚了不少,在日本加大科技投入的60年代,我們則在文·革運動中,科學家大多被下放牛棚、改造勞動,無可奈何的形成了「

科研斷層

」。

當然,近年來,我國正在不斷提高科研經費的投入;而長期以來,日本科研經費

一直保持GDP佔比3%以上

,居發達國家之首。

在日本,如果有教授用科研費請客吃飯,一旦被揭露就要遭受嚴厲處分,並被媒體譴責。科研經費難以用於科研之外的用途,同時由於日本大學老師本身就是高收入階層,沒必要再佔便宜。

而且日本在科研經費分配、職稱評定等方面去行政化,課題申報採取註冊制,避免層層審批的行政干預。

日本高校教授在從事科研過程中,自由度也相當高。

在日本,高校老師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在研究過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的諸如考核、評價等干擾。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科研人員才能心靜於研究,科研氛圍和誠信意識才得以保持。

日本的科學技術基礎計劃,並不是由政府直接參与管理、評審,而是由專業機構進行。

而且,獲得計劃資助的學者,不像我國入選計劃的學者,馬上就有了某種身份標籤,在學術活動中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權,他們需要認真開展研究,研究成果不是由行政部門評定,而是由學術同行評價。

所以,這一系列長效機制,造就了日本的科研人員數量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日本一直擁有世界一流的技術體系,而大部分國家只是它的下游接盤俠,以最核心的「晶元」技術為例,這個產業涉及的十大設備生產商中,美國企業4家,日本企業5家。

日本在納米和新材料研究等領域位於世界前列,並參與了國際空間站和人類基因組等重大國際合作科研計劃。日本正積極在生物技術、生命科學、信息通信、航空航天、機械、環境、材料和能源技術等各個領域擴張。

不自滿 時刻保持危機意識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是,雖然近些年來諾獎大豐收,引起世界矚目,但日本各界卻居安思危,時刻保持危機意識。

日本政府每年都會發布一份《科學技術白皮書》,總結日本的科研實力和存在的問題,並與全球主要國家進行比較。

近年來,《科學技術白皮書》多次聲稱,

日本科技創新力正出現衰退

2018年度《科學技術白皮書》提到,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國中,只有日本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數量減少,從最高年份2004年的約6.8萬篇減少到2015年的約6.2萬篇;

全世界引用次數排名前10%的高質量論文中,日本佔比從世界第4位降至第9位;

在政府科研預算方面,日本2018年的投入只是2000年的1.15倍,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國中增長最少。

其實,比較的基數不同,意義大不相同。

日本的科研投入在很早就保持較高水平

,近年來人口老齡化加劇,才會增長緩慢。

無論如何,低調不自誇的國民性,使得日本科技界時刻保持清醒,正視未來。

中國能從日本經驗中借鑒什麼?

前陣子,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離職,掀起炸鍋式反應。

某科研所研究員張小平離開體制內去民營企業,他曾供職的研究所書面文告聲稱,這一辭職足矣影響到中國人登上月球。

儘管研究所後來澄清,有誇大之企圖,但也從中窺探到人才管理的危機。

一個好的體制機制可以無限度激發人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相反一個落後滯後的體制機制會嚴重束縛人的各種能力。

對於國家來說,經濟實力的比拼,不僅只看GDP,更看技術話語權和產業鏈掌控力。

這些年,全球都在貨幣放水,也就是用債務刺激經濟。但

日本放出的水流進了

產業整合、重組、創新、研發環節

;而中國的放水流進的是

地產、基建和「城市化」

中國要面對的是地產泡沫的尾局和老齡化的到來,如何在未來競爭中趕超發達國家,對於中國科技界來說,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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