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守規矩的建築狂人

有人生來就是一把刀，

被風霜打磨，

繼而打磨風霜。

「建築狂人」

走進浙江美院象山校區，

就會看到傳說中的，

「杭州最難看的建築」。

外面的人批評它丑爆了，

這裡的老師和學生卻說：

說不出為啥，

就是願意多待。

這場爭議的製造者叫王澍，

是個建築師。

導師齊康說他：

「這個人有才華，

但不太守規矩。」

不守規矩是一種委婉說法，

王澍這樣的簡直是狂傲。

「任何人都有叛逆期，

我的叛逆期比較長。「

象山校園引爭議的一期工程，

讓他獲得中國建築藝術年鑒學術獎，

2010年，他又與妻子陸文宇一起，

榮獲德國謝林建築實踐大獎。

2011年，

他又獲得法國建築學院金獎。

同年年底，

被聘為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榮譽教授。

世界彷彿急於給予王澍肯定。僅僅一年之後，王澍又拿到了建築界的諾貝爾，

——普利茲克獎，而這個獎，只頒給最偉大的建築師。

普利茲克獎評委會主席這樣評價他：

「他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

並演化成紮根於其歷史背景，

永不過時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築。

榮譽加身的王澍，

是出了名的狂傲才子。

本科階段他就放言：

「中國只有一個半建築師，

我算一個，我導師算半個？」

南京工學院建築系，

王澍在這裡就讀本科。

1981年，大學還重新開課不久，

師資水平有些參差不齊。

大二他「大放厥詞」，「已經沒有老師能教我了，因為他們講的東西，和我看的東西一對比，膚淺、幼稚、保守、陳舊，就這八個字。」

不再把希望寄託以老師，

王澍開始埋頭自學。

回憶本科時光，

王澍總覺得，

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

「大師班」，

是別人對他們那個班的戲稱。

就連考試不及格的人，

都覺得自己有做大師的潛質，

他們會追著老師問：

「為什麼給我不及格？」

半夜十二點，回到宿舍。你會遇到抱著《黑格爾》坐在樓梯口的人，也會在半夜三點醒過來的時候，發現那個看書的人還沒回去。

在東南大學就讀碩士，

他也是學校頂尖的風雲人物。

他罵過梁思成，

罵過市委書記。

他評價中國的奢華建築，

是「驢糞蛋表面光」

總而言之，

他批判過整個中國建築界。

甚至他要狂就狂到底，

寫了一篇批判的文章，

從梁思成一直批到他的導師，

中國近現代的建築師，

他一個都沒放過。

最後這篇文章，

經過修改和填補，

變成了他的畢業論文

——《死屋手記》。

論文答辯的時候，

他不聽導師齊康的勸阻，

將《死屋手記》，

貼滿了整個教室。

老師們爭議很大，

有的被氣得發抖，

即使這樣，

論文還是被全票通過了。

但是這一年，

他沒拿到碩士畢業證，

論文落到了審查委員會手裡，

他們覺得他過於狂妄了。

屆時中國正在大興土木，

出於王澍自身的文人氣質，

他敏銳地感覺到，

這是一種畸形的繁榮。

於是他選擇退出。

帶著妻子陸文宇，

在杭州隱居了六年，

「我不想做東西出來禍害這個世界。」

王澍和陸文宇的結合，

是一種完美互補，

「她是我的導師，

遇到她之前，

很多人說我是出家當和尚的命。「

陸文宇就像是王澍的影子，

同為建築師的她和王澍一起，

站到了中國建築一線，

「遇見她後，

我文人的孤傲抹平了大半。」

1997年，一位當時院里的年輕老師遇到王澍，驚訝道：「你整個人變化好大，你一點都不酷了。「王澍問：」我原來什麼樣兒？「他說：「原來啊，你在東南的時候，每次當你從走廊走過來，我們都感覺不是一個人走過來，而是一把刀走過來，那把刀是帶著寒風的，大家會不自覺地避開。」

隱居的那幾年，

王澍沒有閑著。

「只有摸到最低的那張底牌，

我才有做東西的底氣。」

他挽起袖子，

跑去和工匠們一起生活。

摸清楚釘子要怎麼釘，瓦要如何撿···

他開始認真思考：

該走什麼樣的路？

十二年後，

妻子的影響讓他對體制沒那麼反抗，

他拿到同濟大學的博士學位，

選擇在杭州中國美院任教。

一天，校長找到王澍，

「想請你設計新校區，

但是預算很低。」

王澍回答，

低預算和達到國際標準，

都沒問題，

但有一個條件，

我要求絕對自由。

得到了自由，

轉身他就在各個拆遷現場，

收集了700多萬舊磚瓦，

後來這些廢棄品，

出現在了新校區的牆面和屋頂上。

後來他又將這種變相的復原，

用到了寧波博物館的設計上，

開館之後，

原定每天3000的流量，

卻連續三個月過萬。

好些遊客，

指著牆上的老磚說，

這特別像我家原來院子牆上的。

王澍感動於這樣的言語，

他一直追求的就是一種，

樸素、簡單、純真的

不斷在追問自己來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藝術。

於是在普利茲克獎之後，

有人問他未來打算幹什麼，

他說，他要進行農居房的改造。

王澍的視線被浙江農村深深吸引，

那些價值極高的古建築，

是歷史，是根基，

他想把這些民居保存下來。

遇見了王澍，

是洞橋鎮文村、大溪村的幸運，

或者反過來，

遇見它們也是王澍的幸運。

現代化的大廈多了，

村民們眼饞著高樓，

轉眼看自己身後寒顫的老建築，

動了拆遷的念頭。

王澍的到來，

讓他們打消了這個念頭，

而村民卻笑著說，

他剛來的時候可不受歡迎。

農民對鄉村改造沒有概念，

但直覺告訴他們，

這不是好事！

挨家挨戶詢問的過程中，

王澍感覺到，

村民們對他有些抵觸。

這樣的抵觸，

讓他有些發愁，

他開始學著耐心解釋，

甚至有些低聲下氣。

農居舍的改造很有難度，

除卻技術上的難度，

更難的是溝通。

起草設計圖的時候，

他遇到了很多分歧，

有的希望廚房大點兒，

有的要停車庫，

有的要加上柴灶和農具室。

「只要他們有新的要求，

我馬上就改。「

王澍回憶那段時光，

說了這樣的總結。

最後，他拿出了8套設計方案，

隨村民自由挑選，

村民們一看，

覺得好看又實用，

高高興興地接受了。

為了兩個鄉村的改造機會，

他做出了犧牲，

從不輕易接項目的王澍，

接受了富陽市政府的項目。

美術館、博物館、檔案館，

這些完成之後，

王澍正式開始了農居房的改造，

於是便有了之前的一幕。

王澍面對這排改造後的農舍，

「我不是在造一個房子，

而是在建一個世界。「

而從他的作品裡，

我們隱約看出兩樣東西：

一份毫不將就的藝術，

一份為理想低到塵埃里的甘心。

古代的文人有一身傲骨，

他們不畏世道艱難，

堅持自己的「道」。

現代人越來越「聰明」，

心種的「道」也大都支離破碎了。

此時此刻，

我們不得不慶幸，

在當世文人風骨快要消亡的時候，

還有一個王澍，

撐起了整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