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再造「懷葯」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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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地肥沃、美麗富饒著稱的懷川，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因此，鍾靈毓秀與滿目瘡痍，是這塊土地屢見不鮮的歷史輪迴。元末明初，懷川大地狼煙四起，生靈塗炭，「四大懷葯」種植因此中斷。明朝建都後，部分山西移民來到懷川落腳，「四大懷葯」重新由山區走向灘區，生根發芽。隨著明末商品經濟的發展、懷葯貿易的繁榮，「四大懷葯」也由貴族走向平民，開始大面積種植。日本侵華，懷川淪陷，「四大懷葯」種植與銷售再受重創……如今，追溯「四大懷葯」種植史，它在毀滅後重生、在曲折中前行，見證了懷川大地的興衰與沉浮……

乾坤再造「懷葯」重生

如今，提起「郎山藥」，很少有人聽說過。而在明、清時期，朝廷徵收懷葯貢品時，點名要大郎寨村產的「郎山藥」，「懷商」銷往各地的山藥必標明「懷郎」字樣。

《沁陽市志》記載，大郎寨村的山藥稱「郎山藥」，曾為明、清貢品。大郎寨村趙復晨老人是解放前最後一批貢山藥的老人，他種的「郎山藥」斷面呈菊花心狀，落地如鐵棍之聲，故名「鐵棍山藥」。然而，新中國成立後的半個多世紀里，「郎山藥」失傳，逐漸被人們遺忘。

近年來，沁陽市加大特色種植扶持力度，「郎山藥」重新成為當地群眾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市懷藥行業協會會長馬明仁將我市「四大懷葯」種植史與焦作宏觀歷史變遷結合起來進行考量，認為「郎山藥」很可能是懷山藥的起源。這是怎麼回事呢？

以土地肥沃、美麗富饒著稱的懷川大地，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據傳，武王伐紂時，懷府百姓為將士獻出菊花、地黃來清熱消暑，獻出牛膝、山藥來滋補體質。從此，「懷葯」就與懷川大地共浮沉。元末明初，懷川大地戰亂不斷，千村人煙斷絕、萬頃良田荒蕪，「四大懷葯」種植隨之中斷。無論是《三洗懷慶府》《胡大海復仇》《燕王掃碑》等民間傳說，還是《陳氏家譜》《元史》等記載，都能找到元末明初懷川大地因戰亂導致人口大量減少的依據。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麼？大槐樹下老鸛窩。」數百年來，這首民謠祖輩相傳、婦孺皆知。明朝建立後，為恢復農業生產，明政府從人口集密的山西洪洞縣往懷慶府移民。「遷移過來的人，就居住在大郎寨村。」馬明仁說。大郎寨村位於丹河沿岸，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在選擇農作物種植時，移民們選擇了山藥、牛膝、地黃和菊花。然後，種植區域沿沁陽、丹河向黃河灘發展。山藥、牛膝在沙土地採挖方便，因此在黃河灘區被廣泛種植。

關於「四大懷葯」的種植歷史，我市還流傳一種說法：隋唐以前，「四大懷葯」種植以今武陟縣西部的小董、西陶、大封及溫縣的武德鎮為源點，逐步往水土條件相同的周邊地區輻射發展。明朝以後，懷府八縣漸有出產。馬明仁認為，這種說法與元朝末年「四大懷葯」種植傳統中斷並不矛盾。溫縣農科所原所長張寶華也認可「四大懷葯」在明朝時重新從山區走向灘區的發展脈絡。

馬明仁說，新中國成立初期，沁陽市作為古懷慶府所在地，仍大面積種植「四大懷葯」。後來，由於缺少糧食，國家提倡「以糧為綱」，經濟作物上山、下灘。溫縣、武陟等灘地保留了「四大懷葯」種植傳統，曾在產糧地種植的「郎山藥」退出了歷史舞台。

山河淪陷「懷葯」受傷

河南理工大學地域文化研究專家楊玉東將「懷葯」發展過程分為高貴化、行業化和大眾化三個時期。唐宋以前，懷葯種植稀少，王侯將相才有資格享用，這從歷史記載中可見一斑。

史載，公元前734年，衛桓公向周桓王進貢懷山藥；公元前718年，魏宣王以後，懷山藥成為歷代王（皇）封貢品，歲歲徵收。公元前608年，魯宣公開始向周定王進貢懷地黃，此後歷代王（皇）室將其列為貢品。公元619年，覃懷人給唐高祖李淵「土貢牛膝」，此後歷代將其列為貢品。歷代統治者徵收懷葯貢品時，大都指地道名要留駕庄和大道寺的地黃、大郎寨的山藥、皇甫村的菊花和小廟後、北金村的牛膝。楊玉東認為，這一時期，懷葯的影響僅限於上層社會。

隨著「四大懷葯」的治療和保健作用得到世人的充分認識，其也由貢品走入大眾生活。銷售市場行情看好，反過來刺激老百姓種植「四大懷葯」的積極性，形成了種植與銷售的良性互動。焦作農村流傳著「一分園十分田」的農諺，以此形容懷葯種植與加工效益相當可觀。

明朝末年，焦作人種植「四大懷葯」已成規模；清朝，「四大懷葯」的銷售進入鼎盛時期。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四大懷葯」集中產地的溫縣、武陟、沁陽，經營「懷葯」的行棧貨庄在百家左右。貨商根據行情，採取預約種植面積、預付定金、包銷等方式，扶持葯農生產，組織懷藥行幫，在北京、天津、武漢、西安、廣州、香港等地建立辦事機構，在全國13個藥材幫會中獨佔鰲頭。

民國初期，「四大懷葯」種植與銷售進一步發展。1923年，「懷商」張子傑聯合溫縣、沁陽、武陟、孟縣（今孟州市）等地懷藥行棧，集資白銀百萬兩，成立懷葯股份有限公司。1925年，從山西太谷縣引種過來的太谷山藥，經過焦作本土培育，成為懷山藥的又一個重要品種。

日寇侵華期間，「懷商」分布在各地的藥材行棧均被日軍搗毀、擠垮。1938年2月19日，日軍佔領焦作，強行將焦作產的「四大懷葯」運回日本加工，公然進行資源掠奪。他們還把「四大懷葯」主產區之一武陟縣的土壤運回日本研究，化驗後重新配製土壤試種「懷葯」，結果以失敗而告終。

曲折前行「懷葯」逢春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公私合營」「三大改造」，「懷商」退出歷史舞台。「四大懷葯」作為「國葯」被列為國家計劃管理物資，由政府組織生產。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四大懷葯」的生產有了較大的恢復和發展，1959年出現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產量高峰。此後，在「以糧為綱」的農業政策下，「四大懷葯」種植面積受到糧食生產的積壓，大幅度縮小，出現了建國後第一個低谷。

1964年，「懷葯」種植面積又開始擴大。當時，由於「四大懷葯」是國家二類計劃管理物資，實行全額收購，致使庫存嚴重積壓。管理部門降低了收購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農民種植懷葯的積極性，「四大懷葯」種植面積再次銳減，產銷再次跌入低谷。

這一時期，為了緩解產銷矛盾，國家有關部門又安排了一些新產區，先後有18個省區引種懷地黃等懷葯，並逐步擴大生產。雖然供求矛盾緩解了，但也出現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首先是焦作的「地道懷葯」受到衝擊；其次是連續三年產大於銷，產品再次出現嚴重積壓。最終，新產區產品無地道可言，品種退化，質量下降，銷售不暢，種植面積又一次大幅度減少。

改革開放後，國家對「四大懷葯」的生產改計劃管理為指導性管理，由市場調節產銷。政府部門積極引導農民闖市場，拓寬營銷渠道，加大品牌推廣力度，推進「四大懷葯」產業化發展，又刺激了農民種植「四大懷葯」的積極性，懷葯種植枯木逢春。

近年來，「四大懷葯」種植實施原產地域產品保護，建立地道懷葯規範化種植基地，用現代科學技術指導種植、深加工，逐步實現懷葯種植的規模化、集約化和規範化。可以預見，隨著產業的進一步升級，「四大懷葯」的種植與銷售將出現更加興旺發達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