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在揚州保衛戰的動向
來自專欄煮酒品史小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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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史可法在揚州城陷之前的動向進行一二說明。
在揚州保衛戰之前，史可法作為督師，面臨著的是一個純粹的爛攤子，眾所周知的江北四鎮：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高傑，佔據了南明的江北半壁江山，弘光朝廷不僅沒有加以限制，反而「封黃得功為靖南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高傑為興平伯」，對他們的既得利益予以承認，在朝廷如此的基調下，史可法對江北四鎮只能撫。史可法督師以來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安撫了高傑部。當時高傑部曾因同揚州城民發生嚴重矛盾而大行殺掠，《明季南略》等史書都記載了他們的動向：
抵揚,欲入城,揚人畏懼,為罷市,登陴死守。傑攻之,多殺掠。四月二十八日(乙酉),傑圍揚州困之。
而在史可法督師江上之後，高部改變了同揚州百姓的對立狀態，受朝廷約束，《南略》云：
高傑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採為江南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傑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
高傑的這一步行動，恰恰是在史可法鼓勵之下完成，而且，此時高部同其他三鎮的關係勢同水火:
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鎮京口，取道淮陽，慮為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黃得功善，使人謂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汊河守備遽告傑曰：「黃得功軍襲揚州矣。」乃密布精騎於土橋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橋，角巾緩帶，蓐食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戰馬值千金斃於矢。得功奪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遣兵二千人襲儀真，為得功部將所殲，無一存者。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攻。萬元吉奉朝命往解，史公親為調釋，俯而後定（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可以禦敵）。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束惟謹。
這裡要提到一本著名的對史可法不友善的史料《青麟屑》。顧誠先生專門用此書來批評史可法。雖然史可法不是不可批評。但是，該書作者應廷吉對史可法有著很大成見，僅舉一例如下：
高傑橫甚，頭顱滿野；聞督師來，亦頗嚴憚，分命將士夤夜掘坎埋胔掩骼。升帳之日，傑詞色俱變，惴惴然若有不可測者。及庭見時，坦衷樸質，平易近人，偏裨亦各留茶。自此，將帥視為易與，矯命橫行，大為跋扈之勢矣。
事實上，當時根本無班底的史可法，要想做到袁崇煥入其軍斬其帥是根本不可能的。應廷吉顯然是對史可法有成見，才寫下此等文字，不過，雖然如此，他也忠實地記載了其他三鎮同高傑一部的矛盾：
黃、高交惡，遂各治兵。番山鷂曰：曩昔千人皆維揚惡少，嘗欲圖我，我故驅之；假手於黃君之士卒，豈敢敗衄也。黃必欲報怨，閣部不得已，復之儀征，泊舟吾台庵側，以為調釋。值得功母夫人逝，苫次與語，稍霽色焉。
又如和劉澤清：
十月，有旨以莫須有事，捕安東副將邱磊下獄。劉澤清自往唁之，飲饌豐美，把臂嗚咽；且諭獄吏小心承值，會當書疏，請磊復職。無何，磊竟殺，□雖史公奉旨而行，實東平修怨為之也。
因此，在史可法出鎮北方之後，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根本不是明廷和大順農民軍的矛盾，也不是明廷和迫在眉睫的清軍的矛盾，而是江北四鎮之間尖銳的內部矛盾。為此，史可法秉承南明弘光朝廷的意圖，刻意加以籠絡，實為形勢必然之舉動，他不斷調節四鎮之間的矛盾，額定駐地，清點軍兵軍餉，這些舉動雖不能說出奇出險，但也算是勤勤懇懇中規中矩。在此困難的條件下，史可法達到了高傑部北伐的目的，高傑率部從揚州出發，直抵徐州，防線從江淮一帶推進到中原黃河一帶。在那個條件下，史可法根本就是超常發揮。
正當形勢開始好轉之時，發生了兩件重大事件，這兩件事完全打破了史可法的部署，一是許定國刺殺高傑。原來高傑麾下將領許定國早就不滿高傑的張揚，他設下鴻門宴邀請高傑赴宴，將其刺殺，並且率大軍投降清朝，高傑死後，雖然史可法立即馳到其駐地睢陽進行安撫，但傑部已經群龍無首，無法應對。第二個大事件是左良玉很快發動「清君側」之役，他率十萬大軍從湖廣一帶直逼南京，此時，朝廷又令黃得功部開赴上游，史可法也遵令，開赴上游共同防備左良玉，這樣一來，史可法粗略有成的抗清部署，被完全破壞。
1645年4月，清軍撕下偽裝，向南明朝發動全面進攻，此時史可法則又要防左良玉，又要防清，而且江上諸部如高傑遺下諸部及劉良佐、劉澤清等全部投降，史可法只能迅速撤往揚州，緊急調集揚州周邊的明軍劉肇基、李棲鳳、何剛等二線部隊集結揚州城，不過此時又發生了李棲鳳投降事件，他率領數千人出城投降，導致揚州城防被嚴重削弱。這樣，史可法只能固守沒有主力部隊，不是防禦重點的揚州城，最後殉國。
綜上所述，史可法督師江北以來，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了不少工作，其主要活動在於調解江北四鎮的矛盾，並且沿黃淮一帶粗略形成了一個防禦體系。但是，由於明季的局面實在太壞，人心已散殆盡，史可法的活動最終無法挽救弘光小朝廷的滅亡。從深層次來看，明廷長期以來實行的文官統轄武將的制度，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弊病，到了弘光朝，上下已經完全失去基本信任，在清廷「為爾報君父之仇」和輿論攻勢和高官厚祿的輿論攻勢下，封疆大帥、督師大吏倒戈投降的如過江之鯽，在此條件下，苛責史可法是不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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