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如何演義——史家敘事與小說家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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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故事國人幾乎耳熟能詳。從前，其傳播途徑主要是三國戲或飯後茶餘的口傳敘事。我這一代人讀過《三國演義》的已不在少數（包括兒時閱讀的小人書），現在讀小說之外還有影視作品，還有年輕人喜歡的電玩《三國殺》之類。據說，現在有些年輕讀者更熱衷於尋蹤溯源，從《三國志》和其他史著中去挖掘更多內容。這些形式各異的文本提供了許多自我複製和迭代變異的三國故事，足以構成一個巨大無比的敘事迷宮。

我很早就著迷於此。作為一個巨大的文化存在，它足以籠罩許多人的精神世界，它以令人喜聞樂見的敘事內容，將某種古老的意識形態植入你的心靈。小時候聽長輩說，呂布好端端的毀在貂蟬手裡，後來關大王月下斬貂蟬，就是要斬去禍根。那時還不大能理解「紅顏禍水」的古訓，只是在書里找來找去沒發現關公跟貂蟬有何牽扯，心想這肯定不是全本。許多年後才知道，三國故事有許多小說之外的文本，每一種講法都有它背後的話語支撐。

自王國維作《紅樓夢評論》之後，人們對中國古典小說逐漸有了比較深入研究。但具體說到《三國演義》，說深說淺都是繞著說，譬如做文學史的不會忘記告訴你「尊劉抑曹」如何違背歷史真實。歷史不怎麼強調人格與情感因素，如果說歷史就是陳壽筆下的成王敗寇，小說講的卻是不以勝敗論英雄。按照小說的敘事邏輯，你會懷疑那種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歷史敘事，因為悲情和無奈之中有著某種精神訴求。小說里講忠勇節義，講「漢賊不兩立」，過去盡被斥之「封建糟粕」，現在怕是又引為「傳統美德」了（或既是糟粕又是美德，他們熟悉學術的辯證法），反正很少有人根據小說文本考察這套話語的倫理架構。

其實，五四一代文化人就不喜歡「忠勇節義」這套敘事話語。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的論述中，對《三國演義》評價明顯偏低。錢玄同將之視如《說岳》一類，認為作者「文才笨拙」。胡適基於三國故事能使婦孺皆曉的事實，稱其「魔力」不小，卻也以為文學價值不高，將之歸入「二流以下」（《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不過就當日情形而言，自亦不必苛責前賢，那時候他們亟欲鼓吹文學改良（或是革命），寄希望於新文學，對此不遑細辨。

我最早的一篇學術文章是《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是我的大學畢業論文，一九八二年發表於《文學評論》。文章主要論證不能以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評價文學人物，當時有些學者要維護七十年代「評法批儒」給曹操指定的政治形象，究詰小說（毛本）如何歪曲了曹操。我覺得小說里的曹操符合其角色定義，是書中塑造最好的藝術形象，我藉此論證文學的自身規律，是從藝術和審美角度立論。八十年代初期，文學理論與批評亟欲擺脫政治束縛，對文學本體的關注亦是一種學術風氣。

以後很長時間，我沒有再寫過有關《三國演義》的文章。不過隔一兩年會重新翻閱這部小說，只是興趣而已，當然我對中國古典小說的興趣不止這一種，出於興之所至的閱讀自然不是學術研究的意思。我知道，真正搞古代小說研究的多半不會據守文學本體，那種學問大抵在文本之外，自亦不必沉浸於文本解讀。但我有時會想到小說的意義生成，想到敘述與敘述對象的關係，想到《三國演義》作為一種敘史方式對歷史的重述與誤讀……

過了二十多年，我才意識到，完全據守文學本體也是一種局限，因為《三國演義》這樣的講史小說本身不完全是文學文本，亦須從歷史和倫理的角度去認識。而且，這部小說與歷史的關係很複雜，不僅對應漢末三國的歷史狀況，它所要表達的東西也帶有三國敘事文本衍變過程以及小說成書的歷史因素。

歲月老去，思慮散逸。胡亂地想來想去，倒是不斷開通文本解讀的路徑。

十年前有一陣重讀《三國演義》，開始關注過去未予重視的另一個視角，也即《三國志》及裴松之注所引史家敘事。當然，與三國相關的正史還有《後漢書》《晉書》和《資治通鑒》等（另，《宋書》天文、符瑞、五行諸志記述的休咎事驗，差不多有一半屬於這一時期）。從這些史著看三國風雲，感覺像是又打開了幾扇窗子，眼前出現許多異樣的風景。史家敘事和小說家講史各具要旨，但此中的差別不像原來想像的那樣，關鍵不在於真實或是虛構，而是各自表述中所傳遞的歷史消息。在互文見義的對比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三國敘事自有不同的意圖和策略。

漢靈帝死後大將軍何進與閹宦勢力的鬥爭是一個大事件，但小說將何進描述為剛愎自用的顢頇角色，整個過程也只作為引出董卓的鋪墊性情節。可是從《後漢書》本傳看，何進決意革除「天下所疾」，很有一番摧陷廓清的抱負，他與太后百般周旋，甚至不惜站到自己家族的對立面。作為一個勵志進取的失敗者，小說卻沒有把他寫成悲劇人物，為什麼？因為在小說語境中何進的外戚身份跟十常侍一樣令人厭憎，這裡不能忽視敘述者的情感與立場。其實，當初的情勢跟後人的認識不一樣，漢末自黨錮之獄以來，外戚與士族結盟已形成一種政治傳統，如當年竇武、陳蕃便是。

小說與史傳對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往往包含不同的倫理認識。如，《三國志》敘說劉備戰場上屢屢拋妻棄孥，讓人一眼看出嘲諷之意——其未能整齊閫內，有違風教之旨，何論「治國平天下」？小說家卻藉其家室屢經喪亂的史實，刻畫劉備對女色不甚用心，更於憂患中苦其心志、動心忍性的大人之風。史家著眼於修身齊家，小說家卻道「妻子如衣服」，似乎置於截然不同的歷史語境。再如，曹操殺呂伯奢之事，《三國志》的隱匿態度與《三國演義》之精彩描述恰成對照。此事見諸裴注所引王沈《魏書》、郭頒《世語》和孫盛《雜記》，並非後世小說家之結撰，陳壽撰史不取此節，自有掩飾回護之意。《三國志》記述曹操行事往往托於目標與綱領之大義，顧不得些許「不仁」之事。曹操殺呂之際尚為國家奔命，小說里陳宮礙於曹操刺卓之義，未能下手除去這「狼心之徒」，卻想：「我為國家，跟他到此，殺之不義，不若棄而他往。」京劇《捉放曹》便是抓住陳宮這句話大做文章，戲中一迭聲的「悔不該」，實是糾結於心的「仁」「義」之辨。

這樣的例子很多，無須逐一舉述。作為「講史書者」，從宋元「說三分」到雜劇傳奇乃至近世之三國戲，從《三國志平話》到《三國演義》，既然以講述歷史的方式娛樂大眾，自有被某種約定話語挾持的敘史觀念，亦自有別於晉宋史家。

確實，不能簡單地將《三國演義》定義為文學作品，應該說這是一種跨界的敘事文本，或許可以說是帶有文學性質的普及版三國編年史。魯迅批評《三國演義》「實多虛少」和「描寫過實」（《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就是說它不大像小說。魯迅辨析宋代「說話」的若干分類，簡約地歸納為「講史之體」與「小說之體」兩種體式——從根上說它們本來就是兩路。南宋錢塘人吳自牧記述當日臨安市井「說話」概況，關於「講史書者」有此具體說明：「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夢梁錄》卷二十）毫無疑問，《三國演義》正是這路數。不過，考慮到敘述方便，我在自己的文章里還是按從眾原則將《三國演義》稱作小說或講史小說；不僅是作為區分史家敘事的一種標識，而且我並不否認這部作品的文學要素。不大像小說的小說，亦未必不能是偉大作品。強調《三國演義》的敘史特點，主要是開通與其他史家敘事進行比較的一個角度。

從各種歷史書寫到戲曲小說之重述，三國敘事的諸多文本可以說是一種層累地造成的文化堆積，其中不同歷史層面攜有的政治倫理態度以及所捏塑的人格形態，往往最後在小說里形成疊加效應，這也是小說敘事中某些悖謬現象之來由。當然，《三國演義》相比史傳有著更多的虛構和想像空間，亦自有其審美取向和敘事技巧。譬如，雖敗猶榮的蜀漢悲劇，集忠勇節義於一身的關羽其人，諸葛亮「六出祁山」和姜維「九伐中原」的輝煌戰績，便是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構築另一種歷史存在。

其實，三國只是一個短暫的割據時期，即按《三國演義》敘事時間不過百年歷史，而史學界往往以公元220年曹丕稱帝作為這一時期的開端，並以280年東吳滅亡為結束，前後正好一個甲子（即如萬斯同《三國大事年表》起訖年份），如果視作東漢、西晉之間的一個空檔（從獻帝禪位到司馬炎登基），其間僅四十五年。我在閱讀和寫作時，想到過這樣幾個問題：這個歷史過程何以在國人心目中顯得格外重要？同樣是政權割據的南北朝長達一百七十年，為什麼人們對那一時期的認知程度卻遠不如三國？顯然是因為三國有一套婦孺皆知的敘事文本，也即《三國演義》，還有至今仍在人們記憶中的那些三國戲。可是，這段被敘述的歷史並非驕人的漢唐盛世，亦非兩宋時期的人文輝煌，原因或許並不在於歷史本身，而是敘述建構的某種想像和情感，那是一個被毀滅的儒者的理想國，那些故事裡充滿忠義與悲情，智謀與權變，以及至今依然困擾國人的種種倫理語境。

陳壽撰《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雖不盡合理，體例上亦顯得彆扭，卻是代表了某種歷史共識，那就是企圖尋找一種統轄性的存在方式。秦漢時期形成的大一統局面是可以產生多種釋義的歷史記憶，用錢穆的話來說，就是「國家民族之摶成」（《國史大綱》第三遍第七章）。其要義在於，將春秋戰國以來裂土分封的貴族專制逐步改造為具有行政意義的郡縣制度，這樣政治上似乎順理成章地納入儒家先賢設計的禮治之道。可是漢末豪強紛爭的亂局打破了這種大一統，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戰國以前的局面。顧炎武有謂戰國時「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日知錄》卷十三），其實三國時期亦如此，這種情形在《三國志》敘事中自有充分體現。由於漢室已是要被革除的對象，在魏晉史家眼裡，只有抽象的聖王之道，並沒有具體的「國家」觀念。但是《三國演義》的敘事話語卻完全更新了士族集團的政治倫理，從異姓結契到家國大義，劉關張和諸葛亮的故事勾勒了君臣之道的理想模式，亦在想像中建構國家意識的終極信念。應該說，這是解讀三國的一個基本著眼點。

陳壽撰史帶有某種「元敘事」的理論預設，以為歷史書寫應符合具有某種演化軌跡的構想型式，成王敗寇的歷史消息自然包含王朝興替的倫理邏輯。然而，如果將歷史理解為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抑或包括共同的「想像」），作為文學作品的《三國演義》則有另外一種敘史意義。原初的記憶可能漶漫不清，史家敘事亦不無想像成分，小說家大可用自己的想像去修正前人的想像，以填補歷史記憶。譬如，《三國演義》將「匡扶漢室」作為大目標，衰靡不振的漢室就成了光榮與崇高的象徵。在國家意識召喚下，放大和凸顯了忠勇節義的英雄氣概。小說家之所以同情弱勢的蜀漢一方，並非出於文學史家所謂「劉姓天下」的正統觀念，而是痛感於宋元以後中土沉淪的現實悲況，代入了被凌辱者的抵抗情感。沉淪之中重述恢復漢室之舊夢，明顯是召喚國人之歷史記憶，強調華夏民眾之國家認同。逆境奮起的英雄敘事對於飽受欺辱的民族來說意義重大，這是《三國演義》對於國人心靈建構之所以產生重大影響的根本原因。

由於這個時期呈現一種多極的格局，各方勢力大有縱橫捭闔的活動空間；在《三國志》和晉宋史家的敘述中原本不乏戰國縱橫家的詭譎套路，在小說中更是表現為英雄主義與機會主義互為表裡的特點。最明顯的是智謀的廣泛運用，這也是小說最主要的虛構成分。那些極富想像的計謀，一方面作為對英雄敘事的補充和增益，同時也以手段詭詐抵消了賦予行為本身的道義內涵，構成某種值得探討的敘事悖謬。在國人的記憶中，從田忌賽馬的古老寓言開始，智謀就成了弱者的取勝之道，至少藉以獲得某種精神優勝。從王允連環計到周瑜打黃蓋，從諸葛亮空城計到姜維謀結鍾會，那些故事情節讓人津津樂道，亦無疑印證了某種智謀崇拜的文化心理。

總之，從歷史到文學的三國敘事濃縮了一種精神建構，其中的話語衍變很值得研究。

說實在，過去並未想到要專門去研究三國和三國敘事，當初大學畢業論文拿曹操作題目是有某個偶然的機緣。關於本書的寫作，最初並沒有一個完整思路，早先的幾篇可以說是出於某些零散的想法，如《十常侍亂政》《白門樓記》《「捉放曹」及其他》等，寫作的間隔都有兩年多時間。起先並沒有打算寫成一個系列。自二〇一五年二月，《劉備說「妻子如衣服……」》一文在《讀書》雜誌發表之後，該刊編輯衛純先生建議我開設一個「老讀三國」的專欄，從那時開始對自己的書寫對象有了整體考慮，也加快了寫作節奏。

二〇一六年年底，《讀書》雜誌編輯出版「讀書文叢」，將我的《老讀三國》列為一種，其中收入先期完成的九篇關於三國的文章。此後這個系列並未擱筆，衛純曾打算以後再出增訂本，補入後來寫成的篇什。但現在整個系列的篇數和篇幅都是《老讀三國》的三倍之多，我覺得作為增訂本重出不是很合適。所以，現在另行編纂，仍由三聯書店出版。

收入本書的文章共二十七篇，分別敘及三國時期主要人物、事件和人文政治現象，並有專文討論相關地理、職官和吏治風俗諸事。這些文章除了一部分刊於《讀書》，其他發表在《書城》《上海文化》和《中華讀書報》（文化周刊）。這裡要感謝那些雜誌和報紙的編輯們，他們也是我寫作的動力。當然，特別要感謝衛純先生，沒有他的鼓勵和督促，恐怕不會有這本書。

黃子平兄慨允為本書作序，吳彬女士擔綱責任編輯，使我深感榮幸。我與他們分別相識於一九八四年，在奧威爾預言不祥的年份，我們相期於光明。幾十年來相隔天南地北，好在能以文字相聚，恂如白髮漁樵濁酒把盞——「古今多少事，都付談笑中。」

（《三國如何演義》，李慶西著，三聯書店201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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