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民主往往是帶血的：如何抑制國家轉型中的暴力？

作者=秦勇

來源=2018年9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暴力的陰影》是發展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的總結。該書編者道格拉斯·諾思、約翰·沃利斯和巴里·溫加斯特在他們的專著《暴力和社會秩序》以及系列論文的基礎上，建立了關於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制度演化的理論。這些著作展現了作者的勃勃雄心，想要在人類歷史的演化中找到制度演化的規律，以期把握促使社會向開放准入秩序演進的「七寸」。《暴力的陰影》囊括了18世紀末以來的墨西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智利，50年代以來的孟加拉國、菲律賓、印度和韓國，60年代以來的剛果和尚比亞的社會階段特徵，清晰地描述了在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初級型有限准入秩序、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和開放准入秩序的圖譜上，為什麼有的國家實現順利演進，而有的國家則出現倒退。甚至在信息如此通達的當下，也沒有能夠促使非正式制度——習俗、傳統、道德、禁忌等的改變，而正是這些非正式制度決定了正式制度的實際執行情況。因此，作者認為，向開放准入秩序轉變需要維持長期的制度穩定，以換來相當時間的經濟發展，相反，一些形式上的正式制度變化並沒有那麼急迫。

這些理論和經驗總結，可以看作是對「華盛頓共識」的深刻反思。「華盛頓共識」一度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代名詞，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似乎都因過於強調市場化而忽視國內製度現狀、甚至陷國家於失能，而廣受詬病。本書批判了市場原教旨主義忽略經濟整體增長對個體境遇改善的積極作用，實際上隱含地認為：正式制度下的形式平等較之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下的經濟緩慢增長並不那麼重要的價值判斷，是有問題的。

理論框架的來源

書中呈現的理論框架很清晰：20世紀以來很多國家都力圖向民主轉型，但都以失敗告終，有些甚至倒退，滑入了暴力的深淵——暴力可能是造成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控制暴力是制度的一個重要內涵。雖然制度的最終歸宿是開放准入秩序，但是同樣的制度在有限准入秩序和開放准入秩序中的運行情況是不同的，一下跳升到開放准入秩序並不能保證政策的實施效果如人所願。因而，抑制暴力促進經濟增長，有利於社會逐漸培養出與開放准入秩序相匹配的教育、文化、組織、社會關係等環境。

即使不以民主制度為目標，專制體制也會實施一些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政策，以鞏固其統治：專制體制中暴力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因為在有限准入制度的低級階段——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中，「所有永續組織都有暴力潛能，平民組織和軍事組織之間沒有清晰區分」。於是，當政者必須創造租金協調支配性聯盟中的成員關係。這種創造租金的動力最終會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這些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政策有利於培育開放准入制度的要素，隨著這些要素越來越多，就自然實現向開放准入制度的轉變。

有限准入秩序向開放准入秩序的轉變可能是漫長的，形態也多種多樣。按照對有暴力潛能的組織實施控制的程度，可以清晰地呈現有限准入秩序的圖譜，在這個圖譜上任一位置的國家都有倒退的風險。

這個理論框架「把精英交易視為發展中社會的持久核心」，認為在有限准入社會中，支配性聯盟的成員包括經濟、政治、宗教和教育精英，精英的特權地位能夠產生租金，租金確保他們與支配性聯盟合作。如果把租金看作是整個人類歷史和制度結構的關鍵因素，那麼租金確實可以作為促進穩定的手段，社會的發展自然就會向著改善租金、分配租金的最佳方式轉變。那麼，如何解釋有限准入秩序圖譜中的倒退現象呢？由於對精英來說，可分配的租金是不確定的，精英對那些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常常持搖擺態度，所以有限准入秩序通常在一些時期快速增長，在另一些時期則停滯或崩潰。

《暴力的陰影》

（美）道格拉斯·諾思 等/編著 

 劉波 /譯

 中信出版社 

 2018年6月

這一理論框架是在諾思此前一系列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有必要回

顧諾思理論的發展過程。他在1991年發表的《制度》一文，把人類社會的經濟網路關係總結為三種形態：一部族社會，依賴深厚的社會關係網；二是集市社會，識別成本高昂，每單一議，買賣關係較為隨機；三是遠距離社會，誕生了一些非官方的約束，為交易提供了保障，這時候並不需要有組織的政府協調。隨著人類經濟活動的繁榮和政治組織的崛起，有些非官方的約束被固定下來，成為正式制度。概言之，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演化史，它決定了是否能夠建立一套經濟制度，形成有利於提高生產效率的經濟大環境。

在1992年的《交易成本、制度和經濟表現》中，諾思開始關注制度變化，並引入了政府這個主體，將論述擴展到政治、社會和經濟間的互動。諾思認為，「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核心作用就是懲罰欺詐、偷盜和其他有害社會的行為，然而控制著政治體系的人在設計制度時會最大化他們的個人回報，而不是最大化社會收益，因此現存的制度並不總是最小化交易成本。」諾思還指出，「設計制度的政治家儘管做了最大努力，但偶爾仍會誤判何種政策能最大化個人收益，此時那些認為制度變化會極大地改善其境遇的企業家才會介入政治領域促成這種改變，結果制度在邊際上得以向前發展」。

雖然制度變化是個體主觀選擇的結果——因為制度變化最主要的誘因是收益的前後變化，但認識能力的變化也起到重要作用，它影響了人們用新的認知框架解讀身處環境的變化。個體行為是由錯綜複雜的制度中內生的激勵結構決定的，如果社會懲善揚惡，那麼組織和個人就會在相應的知識和技巧上投入，使整個社會變得更加懲善揚惡，這種社會不一定是通過制度設計直接改變人們的行為，而是通過政治程序間接引導大家，以至於人們深信這麼做會改善自己的生存前景。因此，如果有冒險精神的人站出來推動制度變革，必定是他看到了制度變革帶來的邊際收益大於推動這種改革要付出的邊際成本。

制度變革又分為正式制度的變革和非正式制度的變革：正式制度的變革通過立法程序或法院判決影響制度；相較之下，非正式制度的變革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觀念轉變並觀察到了制度變化可能帶來的福利改進，這種變革相對緩慢。制度變革有一定的路徑依賴，既有的利益相關方會推動制度向著鞏固其利益的方向發展，但是，當他們的政策出現失誤或者有外部衝擊激勵新利益群體的興起時，制度變革就成為可能。往往，有冒險精神的政治家是推動這種變革的重要主體，如果沒有這樣的政治家或中間利益群體，就只能以革命的方式推動制度變革。正式制度可以一夜發生變化，但是非正式制度變化往往跟不上步伐。

當制度變革的結果和預想不一致時，人們會改變他們的世界觀和認知模式，這種改變並不能保證新的意識形態有利於提高生產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大蕭條和市場經濟普遍失敗，讓人們一度認為未來屬於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政治體系如果存在內生缺陷，有冒險精神的政治家就有可能利用它推動制度變革，否則他們將受制於現存的利益集團和選民的意識形態觀念，在這種時候理想就至關重要，因為只有理想能讓冒險的政治家勇於開拓新的道路。發展中國家和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可能陷入制度困境，現存官僚體系利用「賄買」安撫那些有變革要求的人。在這些國家，可能只有採取激進的變革，並伴隨對官僚體系的徹底革新。不過，激進變革也要有一定的制度準備，即社會總體的意識形態和非正式制度根基。

上述諾思的分析，有兩點和《暴力的陰影》中的觀點相左：第一，制度變遷往往是新利益群體在成本收益的比較下推動的，現有利益群體除非由於政策失誤，否則會推動制度向著鞏固其利益的方向發展，在這時候如果推動制度變革的收益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通過暴力方式實現制度變革。《暴力的陰影》則更看重穩定的社會制度與相對可能的經濟增長，同時更警惕暴力革命可能帶來的社會秩序倒退。第二，統治者設計制度時，會選擇最大化他們的自身利益，結果並不一定最小化交易成本，，統治者通過激勵異化人們的行為是制度變革存在路徑依賴的根源，其因誤判形勢卻又可能是改革的契機，或者政治體系的內生缺陷給那些受理想驅動且有冒險精神的人提供了機會，基本肯定了暴力是一些特定環境下實現改革的唯一途徑，因為路徑依賴就是統治者扭曲了社會的激勵機制，阻礙改革的結果。而《暴力的陰影》更強調統治階層提供推動制度變革的內在激勵，關注點放在有限准入秩序的階段演進，和避免暴力革命上，卻找不到向開放准入秩序轉變的終極出路。

直到2009年，諾思的理論框架實際上仍然十分看重政治體制的重要性，至少如果經濟漲落是自然規律，那麼開放的政治體系更有利於應對波動。如果經濟體系面對外部衝擊，開放准入體系可能更是社會平穩過渡的必要條件，因為在有限准入秩序下，精英集團很容易對各自利益的受損不滿，而試圖攫取政權建立另一個有限准入的國家，暴力和混亂有可能還會使國家倒退。

諾思在《暴力與社會秩序》中指出，在開放准入社會中，新的利益群體出現是不受國家控制的，不斷有新的利益群體和租金來源出現，並使經濟利益分配持續變化，讓政治官員很難通過創造租金鞏固他們的地位。但即便看到開放准入秩序的各種優勢，諾斯仍然認為「即使是具備了跨越條件，也沒有什麼一定能促成這種轉變。」

實際上，直到《暴力的陰影》，諾思的理論框架主要是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重新劃分和解釋近現代政治和社會的形態，但是它既沒有回答有限准入向開放准入轉變的動因是什麼，也沒有回答停留在有限准入階段避免暴力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是否有益。當然，《暴力的陰影》確實為有限准入秩序在自身圖譜上的演進提供了註解。經濟上的利益考慮，以及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交互作用，使得有限准入秩序呈現出開放程度各異的發展階段。

八個國家的例子，都指向「民主不一定成功」的結論。如很多學者指出的那樣，民主可能被用作再分配的手段，如果一個國家擁有更多低中收入選民，而不是富裕的選民，就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諾思等人在《暴力與社會秩序》中也認為，開放准入社會秩序並不一定意味民主行得通，但是開放准入是政治、經濟和社會體系之間的動態關係，最終有能力包容開放性組織的出現，而且如果再分配是非人格化的方式，就能保證這是一個正和遊戲。

在《暴力的陰影》中，諾斯認為，當一個社會沒有準備好的時候，保持有限准入秩序是避免它重新滑入暴力和衰退的次優選擇——找不到有限准入向開放准入轉變的動因，就認為應該長期保持有限准入，可能是太急於開政策藥方的表現。

強調還是淡化非正式制度的悖論

諾思的理論框架強調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非正式制度導致相同的正式制度在不同社會秩序中運行狀態不同，不具備開放准入秩序的非正式制度準備的國家，應該停留在有限准入秩序中培育這種非正式制度。諾思本質上認為，正式制度對人的認知和行為有巨大的影響，正是這種影響才能夠重塑由人的行為偏好總和構成的文化、習慣這些非正式制度。

只要制度對人的行為能夠產生一定程度的決定作用，怎麼保證有限准入制度實施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就一定與開放准入秩序要求的非正式制度準備相吻合？如果有限准入秩序進行的是一種「精英層面的法治」、民主、公平的非正式制度準備，那麼按諾思的框架就可以解決有限准入向開放准入秩序的轉變；而如果有限准入秩序並不提倡開放准入秩序中的這些基本價值元素，也能夠實現經濟一定程度的增長，並維護相對穩定的局面，那麼怎麼靠近從有限准入向開放准入轉變的臨界條件？

我們可以通過《暴力的陰影》一書中墨西哥的例子來認識這一點。以墨西哥金融市場為例，股票市場在1886年就在墨西哥建立，但直到2009年，股市上市公司平均成立時間是1961年！因為這一直是個封閉的制度，企業准入受到限制，股市實際上是大工業家、銀行家和政府金融機構的俱樂部。根據阿爾伯托·迪亞茲·凱洛斯的描述，墨西哥在1874年就進入了成熟有限准入秩序，此後一直不斷地在脆弱型、初級型和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間搖擺。到目前，墨西哥仍然是一個初級有限准入秩序的社會。這強有力的說明，有限准入秩序下推動經濟增長，並不一定萌生那些開放准入秩序要求的非正式制度基礎。

精英集團要促進租金增長以抑制暴力，也不符合現實中的政治邏輯。如果沒有民主、公平、正義深入人心，暴力和混亂就是新的利益集團崛起、也是舊利益集團肅清內部利益擴張過大勢力的有利時機。

把租金看作是有限准入秩序抑制暴力的手段也存在問題——對於統治者而言，他可能看中的是租金的貼現，因而允許經濟適度增長，但長期增長並不是統治者追求的目標——如果統治不能持續，租金並沒有意義。統治者雖然願意推動一些變革以期帶來租金，從而改善經濟和實現社會穩定，但這些變革就可能是諾思自己所說的「鼓勵依附於統治者」，這種變革也無法為轉向開放准入秩序做準備。

避免暴力是否會永陷困境

對於諾思等人的理論框架，可能需要提出的一個質疑是：如果有限准入秩序可以推動經濟長久穩定發展——因為經濟增長是有限准入秩序下抑制暴力的必要條件，那為什麼還要向開放准入秩序轉變？

按照諾思的理論，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到開放准入秩序沒有辦法自然演進，但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在經濟發展中無法迴避經濟波動，尤其在全球化的當下，經濟劇烈波動的頻率更高，經濟衰退導致精英集團內部利益分配頻繁受到挑戰，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頻繁受到滑向初級型、甚至倒退至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的挑戰。長期來看，為了避免暴力，停留在有限准入秩序的經濟體，可能永遠陷在有限准入的困境中。

另一方面，如果有限准入秩序註定失敗，那麼應該在經濟增長的階段平穩過渡，還是應該在經濟衰退的階段強制轉變？前者的情況下，又回到理論框架本身無法回答的問題：即便一個追求經濟增長的有限准入秩序具備了所有開放准入的條件，但仍然找不到促成這個轉變的動機。而如果在經濟衰退的階段通過強制轉變，又與本書所倡導的避免暴力相違背。

除了上面我們看到的悖論以外，《暴力的陰影》的理論框架事實上隱含了一個重大的價值判斷，那就是暴力可能會造成社會秩序倒退，對社會整體福利造成的損失大於精英集團以外的大多數人追求民主、平等和正義帶來的效用增加。但這不是《暴力的陰影》的問題，縱觀經濟學200多年的歷史，並沒有把追求價值觀作為人類效用函數的選項。《暴力的陰影》中呈現的案例分析，可能過於關注認識框架中設定的經濟和社會特徵，而忽略了具體國家所處的具體環境中可能存在的其他關鍵變數。從實證研究的角度講，不用涉及具體國家面臨的具體環境，但如果僅僅對歷史長河的粗略一瞥就能用於指導一個國家幾十年的發展，那可能面臨著選擇用何種理論的困境。比如，我們同樣基於諾思等人在相關著作中提到的歷史事實，還可以得出另一種理論解釋：從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來看，經濟增長可能只不過是小概率事件而已，但是這個小概率事件在西方文明持之以恆地追求民主、平等和正義價值觀中得到了實現。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方，但出發點都不是為了追求增長。正是在他們追求這種理想信念的推動下，慢慢塑造出了當下的西方政治體制，從而實現了空前的經濟增長。

經濟全球化以後，小國經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經濟周期波動，經濟在政治制度的動蕩中雖然受到影響，但局部和部分的開放使它隨時有機會獲得一定的經濟恢復，這樣精英集團面臨的來自內部的壓力大大減少。按照《暴力的陰影》的理論框架，大量這樣的國家能相對容易地保持本國經濟既不太好、也不太壞的狀態，因而也將長期停留在有限准入秩序的社會形態。

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後的現代社會，基本實現了保持幾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和地區的穩定。當下國際社會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就是幾個政治大國為基礎的地區和平，而非被理想激蕩下眾多國家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的衝撞。正如諾思等人認為的，當一個社會中的暴力無法得到有效控制，社會秩序甚至可能出現倒退，在國際經濟平穩增長沒有出現大危機的情況下，暴力在國家或者多個主體的掌握下達到均衡可控，社會秩序也沒有向更高階段演化的動力。

套用托爾斯泰的佳句，成功的國家個個相似，失敗的國家各有各的原因。在有限准入向開放准入轉變的過程中，任何政策實施或者經濟意外波動都可能導致失敗，這種轉變可能沒有最佳時機，只有多強烈的動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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