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逗紀念薩米爾·阿明： 他教底層年輕人探索更好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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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薩米爾·阿明（1931.9.3-2018.8.12）

作者：約翰·福斯特

編輯：xd

翻譯：王立秋

美編：黃山

土逗原創

編按：「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衰老期，統治這個系統的邏輯已經不再能夠保證一半人類的基本生存。資本主義已經變得野蠻，直接呼籲種族滅絕。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有必要用其他更合理的發展邏輯來取代它。」

薩米爾·阿明用這些話指出了人類面前的選擇。探索另一種「放棄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制度」的社會體系，一直是阿明智識工作的核心。於1931年9月3日出身於埃及，阿明看到這個國家經歷了幾千年的侵略 ，並目睹融入資本主義制度的災難性後果給埃及數百萬人的生活帶來了貧困和痛苦。他從這個社會的鬥爭中給世界帶來了深刻的見解。

阿米爾·阿明被認為是20世紀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在21世紀，他繼續解釋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作為生活在全球南方，或者說所謂的「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阿明通過分析在資本主義的支配下，第三世界國家的「欠發達的發展」，開始了他的智識探索。他把這種發展模式歸咎於資本主義。他認為，資本主義下的世界經濟，以一種等級化的、不平等的、剝削的方式起作用，其中，全球北方的「第一世界」國家佔主導地位，這些國家以全球南方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化為代價，換取自身的發展。

薩米爾·阿明於8月12日在巴黎去世，享年86歲。對於今天那些質疑社會不平等，想要改變現狀，探索一種更好的活法的年輕人來說，阿明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靈感源泉。為紀念阿明對世界的貢獻，土逗向讀者推送約翰·福斯特在阿明80歲生日時的致辭。福斯特用兩個方面——價值規律和歷史唯物主義——介紹並總結了阿明的思想貢獻。

世界範圍的價值規律

用阿明自己的話來說，阿明對「資本主義歷史的分析」，和「巴倫、斯威奇、馬格多夫（以及追隨他們的《每月評論》團隊）從對壟斷資本主義的分析中得出的結論是嚙合的。」這些結論包括：

(1) 資本主義過度積累的傾向，帶來了剩餘吸收的問題；

(2) 在晚期資本主義下，停滯是常態，經濟高速增長是例外；

(3) 從19世紀末開始，壟斷資本的增長否定了自由競爭；

(4) 通過生產來對抗停滯，是以國家為中心的；

(5) 1945年到1975年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二戰所創造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而這一歷史條件不可能長久；

(6)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現的，作為一種新的、更有力的對抗停滯的模式，以金融化為中心的這一策略，「與系統的求生要求密不可分」。

阿明通過加入以下六個命題，拓展了這種對經濟發展的理解：

(1) 壟斷資本主義有兩個歷史階段：1971年之前的壟斷資本主義，和1971年之後的全球壟斷金融資本；

(2) 壟斷資本對兩次長危機——1873-1945年的危機和1971年到至今的危機——的適應，是通過全球規模的集中化和中心化、金融化、和「深度全球化」來完成的；

(3) 在世界層面上形成了「兩個積累模型」：一個是全球中心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積累，另一個則是全球邊緣的脫節的、以外部為導向的積累；

(4) 資本主義從列寧描繪的、帝國主義間衝突的階段，經過冷戰期間的美國霸權階段，向二十世紀末的、美國領導的三巨頭的集體帝國主義過渡；

(5) 中心和邊緣之間的分裂，是資本主義系統最典型的矛盾，這個矛盾反映在一系列第三世界革命中；

(6) 「價值規律也變成了全球化的價值的規律。」

世界範圍的價值理論，是阿明在經濟學領域的重大貢獻，它總結了那個區分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不平等交換/帝國主義租的系統。今天，資本的集中化和中心化，表現在國際壟斷資本的增長上。隨著大公司越來越全球化和金融化，資本（和技術一起）也越來越有流動性。不過，民族國家之分依然不受觸動，政府仍然把「自己國家的」公司的利益，凌駕於其他國家的公司的利益至上，同時也在限制勞工的流動。

薩米爾·阿明《世界價值的規律》 圖片來源：Monthly Review

結果產生了一個不平等交換的系統，其中不同國家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異，比他們生產力之間的差異更大。這就創造出一個「帝國主義租」的系統，這個系統有利於位於中心的跨國公司。所有這些，都指向對邊緣地區勞工的超級剝削，這些勞工得到的工資，要比他們的勞動力的價值少得多——而如今邊緣地區存在的，大規模的全球（勞工）後備軍，也使這個情況得以可能。勞工在中心與邊緣的報酬不同，這種情況與壟斷資本的全球化有關，這是當今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本質。北方對勞工的低剝削率，和南方對勞工的高剝削率，構成了阻礙國際工人階級統一的主要障礙。

歷史唯物主義和對「世界規模的隔離」的批判

根據阿明，世界範圍的價值的系統意味著，存在一個帝國主義的世界系統，它既包括全球北方，也包括全球南方，它為國際壟斷資本所強化，為三巨頭所支持。不過，階級、民族、和帝國主義的鬥爭（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境況，屬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更大的領域，這些東西，不可能化約為價值規律，甚至也不能化約為全球化形式的價值規律。而且，歷史唯物主義也關注對前資本主義和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而價值規律，並不與這二者直接相關。

的確，把帝國主義完全簡化為那種被認為是狹隘的、純粹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的嘗試，註定要犯致命的錯誤。「帝國主義這個術語本身」，阿明評論道，已經

「被禁止，被判斷為『不科學的』了。但用像「全球資本」或「跨國資本」那樣的更加『客觀的』術語來替代它，也是曲解了它。就好像世界純粹為經濟規律所塑造，世界只是資本再生產的技術要求的表達；就好像國家和政治、外交和軍隊在舞台上消失了！帝國主義恰恰是資本再生產的要求和規律的混合，是潛在於這些要求和規律之下的社會的、民族國家的、和國際的聯盟；以及，這些聯盟使用的政治策略。」

阿明指出，歐洲中心主義這種意識形態，通過指出文化的發展是單一線性的，來否認全球的中心和邊緣之間的分裂：它把現代性描述為「天然的」資本主義衝動的展開，並把歐洲——這些特徵的典例——變成了那唯一一種普世的文化。與之相反，阿明提出了一種文明的歷史，其中「西方」意外獲得的優勢，乃是出自於封建主義，這種封建主義使資本主義最早在這些社會中發展。這個優勢因此而創造出一個全球性的分裂，這一分裂源於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從西方向外的侵略性擴張。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的興起，鞏固了這個「全球規模的隔離」系統，這一系統把北方富裕國家和南方國家隔開。與現代化理論指出相反，邊緣國家並沒有苦於原始的欠發達，而經典的依附理論表明，它們是經歷了「欠發達的發展」——在這樣的發展中，邊緣國家的社會構造，被強行改造並放到了依附的位置上（在這方面，日本是一大例外）。儘管從二十世紀末開始，亞洲和拉美的一些國家已經越來越整合到全球製造業中去，但是，其他國家，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卻被貶入為「第四世界」或永恆的貧乏狀態。而且，即使那些看起來正在高速發展的國家（所謂的「新興經濟體」），從許多方面來看，依然嚴重依附於核心資本，並從屬於三巨頭國家和國際的壟斷。中國，因為其體量和毛主義革命的遺產，對阿明來說，在二十一世紀初，構成了一個特別重要的、這一趨勢的潛在的例外。

當今世界資本主義核心-半外圍-外圍結構 圖片來源：http://hofstra.edu

從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階級結構的角度來看，世界上主要有以下六個階級：

(1) 中心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它把世界經濟的大部分剩餘價值集中到自己手中；

(2) 中心的無產階級，它直到最近都還享受著或多或少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的工資增長；

(3) 邊緣的依附資產階級，他們是國際資本的買辦；

(4) 邊緣的無產階級，他們遭受著超級剝削——因為其生產力與其得到的工資的脫節；

(5) 邊緣的農民，他們受到了前資本主義的模式和資本主義生產的雙重剝削；

(6) 非資本主義模式（如傳統的寡頭）的剝削階級。這就創造出一套複雜的鬥爭和聯盟。

帝國主義和超級剝削的雙重影響意味著，邊緣的政治系統被扭曲為各種形式的獨裁統治，而這整個搖搖欲墜的結構，則得到了主要是來自美國的軍事干涉的支持。為保持對邊緣國家的控制，帝國主義列強經常推廣提倡古老的、向後看的社會關係，就像在政治伊斯蘭那裡那樣（在阿明看來，它主要就是由帝國主義創造出來的）。在不改變基本社會關係、或挑戰帝國主義的情況下，在南方引入民主，在阿明看來，不過是「欺詐」而已（考慮到北方所謂的成功的民主國家的財閥統治的里子，此舉可以說是雙重的欺詐）。

根據阿明，全球南方要從全球北方那裡獲得解放的要求，在冷戰期間的不結盟運動的萬隆會議(1955)那裡，得到了象徵化的表達。但事實證明，僅僅通過國家方面的政治舉措來打破帝國主義的束縛，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作為另一股世界勢力的蘇聯不復存在的情況下，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留給南方國家的騰挪空間，甚至更加有限了。

1960-61年不結盟運動的創始成員:從左到右依次為印度的尼赫魯、迦納的恩克魯瑪、埃及的納賽爾、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和南斯拉夫的鐵托

對南方國家來說，希望主要在於真正的革命（這樣的革命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在於創造追求替代性發展線路的社會構造；在於在相當的程度上，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脫鉤；在於全球南方的反帝國主義聯盟的發展和壯大。對世界社會革命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被人們加以眾望的、北方工人階級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本身的反抗：隨著世界系統的瓦解，這個前景也變得更加可能了。不過，在二十世紀，革命變革的主要推動者，是邊緣的被壓迫階級——就像我們在一系列的革命（墨西哥、俄國、中國、古巴、阿爾及利亞、越南等等）中看到的那樣，也就像切·格瓦拉對「許多個越南」的呼籲所象徵的那樣。在二十一世紀，它們依然是革命的主要推動者。

對阿明來說，顯然，對作為整體的世界人民來說也一樣，當下，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新美好時代的引人注目的反抗，是由以下這些最重要的歷史時刻構成的：亞洲（比如尼泊爾）、拉美（比如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和非洲與中東（比如埃及、突尼西亞、葉門、和巴林）發生的那些反抗。

全球寡頭-金融資本階段的資本主義對世界來說代表著徹底的災難，這在阿明的分析中是一清二楚的，並且在我看來，這也是阿明給我們的最重要的信息。「資本主義」，他寫道，

「是自己財富的基礎——人和自然（當然它們都變成了商品）——的摧毀者……它以三十年戰爭和革命(1914-1945)為代價克服了它的第一次長危機（始於1873年）。它的第二次長危機（始於1971年），隨著2008年金融崩潰，而進入了它[自己]展開的第二個、必然是混亂的階段，這次危機帶來了恐怖和破壞，因此威脅到了整個人類。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一種過時的社會系統了。」

他宣稱，如果我們最終走出這個「長隧道」，那麼我們會發現，我們將走進社會主義——一個以通過給「地球上的所有人提供一種更好的」，符合生態要求的，「對社會發展的控制」的社會，來超越「資本主義固有的不平等發展的遺產」。

原文鏈接：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1/10/01/samir-amin-at-80-an-introduction-and-trib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