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屆很犀利！2017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完整會議紀要）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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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屆很犀利！2017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完整會議紀要）

今天，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於2017年2月15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權、動力、質量」。

主要發言嘉賓主題：

吳敬璉：批改革執行不力，鋼鐵產能越去越多

劉世錦：談城鎮化，人口是擋不住的有人願意來是好事

李稻葵：股民的產權最得不到保護

黃益平：必須釋放風險政府總有兜不住的一天

李揚：中國應對危機沒有章法

管濤：中國經濟陷入了滯脹

完整會議紀要：

吳敬璉：批改革執行不力，鋼鐵產能越去越多

　　第一點意見，回顧一下去年的工作。我們在去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做了許多工作，這裡我插一句，對於三去一降一補，有人把它說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另外一種說法，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我是比較同意第二種說法的。

　　從它要達到的目的來看，去年我們在實現「三去一降一補」的目標上，取得了一些進展。特別是在去產能、去庫存和補短板上，成效比較明顯。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三去一降一補」的另外兩個方面，成效不那麼顯著，甚至「去槓桿」方面，不但沒有去，而且槓桿率有所提高。這就使得最近一次政協會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說的「系統性的風險在積累，部分地區困難增強」，或者用經濟工作會議公報說的話叫做「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累，部分地區困難增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第二點意見，我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得失互現的主要原因在於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不夠快、不夠實。我這裡講的結構性改革，不是結構調整，而是體制結構和政府監管框架結構的改革。因為結構性改革推進的不夠快和不夠實，就使得市場不能夠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不能通過激勵創新，獎優罰劣、優勝劣汰，達到優化經濟結構、提升供給效率的目標，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實現「三去一降一補」。

　　第三點意見，在當前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的情況下，在糾正資源錯配，實現經濟結構優化過程中，一定程度地運用行政手段和選擇性產業政策可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的認識到，由於行政機關並沒有確定什麼是最優經濟結構的能力，用行政手段進行「去」和「補」的資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負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用行政指標要求「去」和「補」，他總有辦法繞過這個行政命令。比如最近發表的關於鋼鐵業去年實際業績的報告就告訴我們，去鋼鐵產能，不但產能沒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我們大概從2億噸產能的時候就開始提去剩餘產能，到現在11億噸，越去越多。另外產量按照國務院的要求，五年實現壓縮粗鋼產能1.5億噸，16年壓縮指標4500萬噸，但實際上鋼鐵產能是增加了，粗鋼產量不降反增，2016年粗鋼產量增加了1.2%。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這種壓縮產能和降低產量的過程中，往往不是優勝劣汰。要按照指標來壓縮，它往往變成壓縮的是有更高效率的企業，而低效的企業並沒有壓縮，這種情況用行政指標是難以解決的。

　　第四點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出路就在於切實推進改革，使市場能夠在稀缺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所以我贊成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作出的論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在2016年年初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五中全會決定的研討班上，習總書記也是這樣來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的，他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建立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所要求的體制，用這樣一個體制去實現三去一降一補，這樣就是一個有效率的調整。

　　最後一點，在過去的一年裡，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基礎，發布了多方面改革的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有關「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部分都齊備了，這些文件規定的改革方向明確，措施得當。問題是執行上，比較婉轉的說，還不夠得力。所以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執行上花更大的力氣，使得這些決定、這些文件得到真正的落實，這就能夠為我國的資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給效率的提高提供一個堅實的制度基礎。

　　比如說去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改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這個文件，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文件，而且他提出的一些方向、措施都切中實際，能夠解決困擾我們多年的許多問題。

　　比如它提出了平等保護，要改變過去那種分等級保護的狀況，所以要求在立法上廢止按照所有制的不同類型所制定的市場主體法律和行政法規，開展部門規章和規範性文件的專項清理。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加大對非公財產的刑法保護力度。這就涉及到立法部門的工作了。

　　另外一個涉及到司法部門的工作，堅持有錯必究，抓緊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對涉及重大財產處置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民營企業和投資人違法申訴案件，依法甄別，確實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使用法律錯誤的錯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糾正，並賠償當事人的損失。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有些企業家缺乏信心，他造成了比如說外匯資本流失等等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的非常重要的舉措。

　　另外，還跟宣傳部門、意識形態部門、傳媒有關，應該大力宣傳黨和國家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使平等保護、全面保護、依法保護觀念深入人心，營造公平公正、透明穩定的法治環境。這樣一個文件在執行上我們應該要花更大的力氣，使它真正的落地。謝謝。

劉世錦談城鎮化：人口是擋不住的有人願意來是好事

最近兩年的城鎮化進程中，東西部地區在衰退，人也在減少，與此同時，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還有其他一些大的都市圈在加速成長，人員包括資源都比較密集。像過去一年一線城市房價的飆升和這個是有關的，對這樣一個變化怎麼看？

　　總的來講，還是符合中國城鎮化到目前這樣一個階段的規律，其實發達國家這個過程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講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都是和大都市圈的要素聚集密切相關的。但是我們現在已有的城市化發展的思路、戰略、政策，不少方面與這種趨勢要求是相矛盾、相背離的。

　　比如我們一線大城市一直採取用擋的辦法，限制人口的辦法，從幾百萬到了一千多萬，現在到了兩千多萬，其實這個擋不住，是節節後退。問題的實質，你是承認並順應還是不承認抗拒，已經到了目前這個階段城鎮化發展的這麼一個規律。

　　你看一下現在咱們有些城市人口在大量的流失，有人願意到你這個城市來，應該是非常幸運的，我估計若干年以後，各個城市都是要爭人的。現在確實到了反思已有城市化政策的時候了，但是現在面臨的現實挑戰是什麼呢？北京等一線城市已經過度擁堵，城市病已經很突出了，怎麼辦？這裡面實際涉及到一個城市結構的問題。

　　我想講一個基本的觀點。應該由目前各種功能集中於城市中心區域這樣一個結構，轉變為城市核心區加上大批的小城鎮，優勢產業支撐，快速軌道交通連接，高水平公共服務均衡配置的城市網路，朝這樣一個城市結構轉變。我稍微說具體一點，發揮一下我們的想像力，比如北京在二十到五十公里範圍之內，我們建成幾十個小鎮，大概十幾萬人二十幾萬人，然後你把北京這些科研、教育、媒體，特別是我們的央企總部可以過去，形成一大批大學城、科研城，石油石化、電力電信、裝備製造、軍工等這些小鎮，是有產業支撐的，央企可以去，民企可以去，有戰略支撐的等等都可以聚集在這些小鎮上。這樣的話，到那個地方去，住房可以更寬敞，生活成本可以下降，環境可以更好一點，至少比今天的天氣要好。而且各位要進城，有高鐵，到釣魚台國賓館開會，二十分鐘就來了，其實生活質量是在提升的。這樣一個城市網路，我概括為五個特點，第一就是大的城市結構應該是核心區+大批小城鎮，也就是大集中，小分散。第二個就是有產業，這個小鎮是有產業支撐的，職住結合，工作和居住基本是一體化的，減少流動。包容性發展，不能再驅散中低端人口，中低端人口走了以後，高端人口過不下去的。還有軌道交通連接，還有綠色低碳，如果我們形成這樣的城市網路結構，聚集效應和要素生產率可以進一步的提高。就從人口來講，你再增加一千萬也沒問題，甚至可以增加更多。現在我們講經濟增長的動力，這種動力其實有很大一塊，你可以預期今後我估計幾年的時間之內，大都市圈的這種網路的形成所帶來的基礎設施，房地產，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應該是排在前面重要的增長來源。

　　要做這件事，實際是城市結構這樣一個轉化、轉變，實際是相當難的。這事一旦做起來的話，你會碰到各種各樣有形無形的理念政策和體制上的束縛。要做幾件事情，我們這個題目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步還是解放思想。現在這個觀念的問題變起來很難，但是必須要變。特別是我們城市的決策者這個觀念要變，思路、政策要變。包括城市規劃的方法應該相應的調整。第二就是今天討論的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這個事已經講了很長時間了，三中全會把大的方向已經定了，問題是如何落地。另外我想說一下，在這方面改革推不動，有人有一種理由，要保護農民利益。其實恰恰你是把市場放開以後，才能真正的顯示出農民的利益，然後再加以保護、發展。第三就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提供的機制應該有大力度的改革和開放，服務業首先對外開放，然後對內開放。我們搞城市化，我特彆強調包容性發展，不僅是高端人士要有用武之地，作為中低端人才，更應該給他們一個比較大的發展空間。謝謝。

李稻葵：股民的產權最得不到保護

　李稻葵：剛剛前幾位發言談到產權的保護，經過將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現在產權保護的形勢有一點變化。有一個群體他們的產權事實上沒有得到認真的保護，而且直接影響到了我們的宏觀經濟的運行。涉及的人群多達一億人口，二十多萬億的資產，股民散戶，散戶的產權沒有得到保護，這就說到產權的本質是什麼？去年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頒給了兩位經濟學家，其中一位說我80年代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深受影響，哈特理論貢獻的出發點就是產權的本質是剩餘的控制權。

　　在你合同中間可以跟別人簽走了合同裡面沒有講清楚的，講不清楚的情況下，誰有最後的控制權？根據這個觀察，這是他從法律上做了很多的法律案例，最後得出的一個基本的推論，他的父親就是一個法律方面的專家。

　　根據這個看法，其實股民的產權是最弱的。當每一個股民買股票的時候，事實上籤了合同，儘管他本人並沒有看這個合同。當企業內部人沒有按照這個合同履職的時候，履行合同的時候，小股民唯一的辦法就是走人，沒辦法去實施自己剩餘的控制權。

　　這個直接影響到宏觀經濟的運行，為什麼這麼講？以去年為例，通過股市直接融資獲得的社會融資總量是非常低的，IPO去年254家IPO，只是融了1800億人民幣，二次融資，再融資，1.3萬億，攏在一起，1.5萬億，僅僅佔到社會融資總額5%左右，整個固定資產投資5%，非常的低。槓桿率不斷上升，很多企業發展必須要向銀行借錢。

　　股市上融資融不到了，你要再融資，股民是深惡痛絕的，因為沒有信心。怎麼辦？發達經濟體這方面有很多的探索，怎麼保護股民的產權，辦法很多。我總結三個主要的機制值得我們去一個一個探索。

　　第一個機制就是德國模式，德國模式靠什麼呢？靠家族企業，靠大股東他長期持有股票，比如寶馬公司，寶馬公司況特家族長期持有，小股民放心，你是長期的股票持有者，你幹什麼，我跟著你跑。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鑒，可以思考，目前我們股市上內部控制人控制的股票量是非常低的。比如去年王石他的團隊控制的股票百分之十幾，非常之低，而且之前更低。如果恆大上市，個人70%的股票，他承諾我不退出，這樣小股民就放心了。如果恆大要轉過去造汽車的話，造電動車的話，小股民也放心，你首先拿自己的錢往裡砸，我跟你走。這是第一個機制，探討家族式的個人法人長期持有股票。

　　第二個機制就是美國的機制，在市場上形成法律約束，小股民可以告。我過去幾年不斷提這個建議，我們的司法系統根本沒有這個能力，我的建議是在上海或者深圳專門成立一個高級法院，專門處理證券方面的違法機制。這一點美國的紐約聯邦法院是專門干這個的，非常有效。

　　第三個機制也非常重要，去年初見端倪的，被打斷了，在市場上要形成一個併購的基金。要專門找那些不靠譜的，內部人持股很低的股票拿出來，再重新上市。這個機制去年做了一半，很可惜，可能資金來源不對，但是從長遠發展方向上講，中國股市離不開這個機制。不能講用別人的錢搞併購是錯了，搞併購的基金永遠是別人的錢，黑石、KKL就是這麼起家的，如果沒有黑石、KKL，很多美國大公司是上不去的。證監會在這方面應該採取更加寬容的態度，讓子彈飛一會兒，探討中國併購基金，這樣才能讓產權一步一步做實，從而改進宏觀經濟的運行效率。謝謝各位

黃益平：必須釋放風險政府總有兜不住的一天

黃益平：今天我聽大部分專家討論似乎都是關於增長動力討論比較多一些，我想討論一個跟這個相關，但是是關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問題，我覺得未來一段時間，除了怎麼樣提高我們的增長潛力以外，如何保持金融穩定可能會成為一個比較大的挑戰。也是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上提出來的，比如不良率的上升，我們不知道數字是多少，股市、房市、債市的風險在不斷的出現，再加上我們最近看到匯率的壓力和資本外逃等等問題。金融風險經過這段時間，似乎是在很明顯的增加，甚至是變成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它的背後可能有一系列的因素，我覺得短期來看，三個方面的因素導致我們現在的風險更加突出。第一是增長速度放緩，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弱化，顯然會增加金融風險。第二，今天碰到的增長減速最大的挑戰是新舊動能轉換，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舊的去的過程中就有一個怎麼樣處置過去的這些金融資產，就會引發一些金融風險。

　　當然我們也有過去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以後造成的一些後遺症，尤其是在國企的槓桿率和地方政府的舉債一些方面反應是比較集中的。金融風險一直有，但是在我們最近一段時間，這個發展更突出，但是客觀來說，全世界來看，中國到目前為止，大概是唯一一個沒有發生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主要新興市場國家。這個客觀來看，可能有很多具體的原因，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兩條。

　　第一是過去一直維持高速增長，說實話，有很多問題都在增長中化解帶了，或者解決掉了或者掩蓋住了。

　　第二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兜底，有很多問題都政府出手都兜底兜住了。目前對政府來說碰到一個更大的困難，這是去年國際清算銀行年度報告裡面提出各個國家碰到的一個宏觀困難叫風險性三角，第一是槓桿率全面上升，第二是生產率普遍下降，第三個是宏觀經濟政策的空間明顯收縮。我想用這三條來套我們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形勢，顯而易見，我們碰到這樣的問題。

　　最後我想簡單說一下，從對策的角度來說，到底應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想我的對策思考主要是考慮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是短期增長和長期增長的問題。就是我們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當中，可能把過多的關注點放在今年怎麼樣，這個季度怎麼樣，事實上我們採取很多政策，在保短期增長的時候，不但不利於長期實現增長，其實是積累了很多的風險。這是第一個，我的建議是短期要放鬆，這樣才能真正有利於實現長期的可持續增長。

　　第二個，我們可能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的問題，過去所有金融監管考慮的都是微觀層面的問題，但微觀的監管說實話我們做的不是很好。但是宏觀的層面其實沒有一個系統性的監管框架，有問題了都是靠財政政策和貨幣問題把問題兜住了，但是這樣的情形現在已經難以為繼。簡單來說，如果我們現在要改革監管的框架，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似乎是應該建立一套宏觀審慎監管的框架。

　　最後一個，還是要看穩定和風險之間的關係。我們過去的政府兜底的一個直接的好處，就是看不到有企業破產，看不到有債務違約。但是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所有的問題政府都兜在後面，最後有兜不住的一天。

　　日本經濟很明顯，很長時間沒有失業，沒有破產，因為大家相互支持，直到支持不住的時候，系統性崩盤。我覺得我們現在可能需要考慮這個問題，其實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定裡頭提到了，要釋放風險點，風險點釋放是我們保持長期穩定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但我們過去一直說，似乎是做起來比較難，我最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殭屍企業能不能以比較快的速度平穩的出清。這個問題不解決，金融風險問題解決不了，金融資源提高效率也幾乎不可能。謝謝大家。

李揚：中國應對危機沒有章法

　　李揚：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美國和中國的做法，美聯儲尋求救助的時候，有三類資產可以買，第一類就是信用類的債券，無抵押無擔保的證券及第二類抵押債券，第三類權益。一開始風暴來的時候，買的是無擔保無抵押的信用證券，就是所謂有毒資產。那筆錢全部打水漂了，後來轉變為有抵押有擔保的債券。

　　危機的時候他要買，危機逐漸過去他要恢復正常，要開始賣，你看最近他的資產負債表，國債佔50%，抵押貸款債券佔百分之三十幾。我說他這個過程，他現在逐漸在縮表，他這個買到賣的過程，是一個他發大財的過程。美聯儲在救助這個市場，他財務上賺大錢了。因為他是在很低的價格去買的，買了之後他又沒有消失，現在在價格比較好的時候他賣掉。

　　對比一下我們，我們都是沒有章法，或者是用銀行貸款的方式體現，或者在中國有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曾經去買，這幾塊都不知所蹤。我們在救助過程中是賠錢的，政府宏觀調控肯定要不斷的買和賣，因宏觀調控而賠償，這個是不可持續的。由此涉及到一個相關聯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國企的改革問題。

　　我們看在西方發達國家在危機中，不惜用國有化的辦法來救助危機，像美國、英國很多的機構都在這個過程中實際是國有化了。他有國有化，有私有化，我們其實也遇到類似的問題。比較一下你就發現又是一個區別，他國有化的時候是在價格最低的時候國有化，幾乎就是在市場上財務價等於零了，他買了，今天這筆錢是不得了的錢，他會在價格合適的時候賣掉。我們呢，我們是在市場最好的時候搞國有化，市場不好的時候搞民營化。

　　現在開始說國企改革，引進民間資本，你在市場不好的時候引進民間資本就有一個問題不可迴避，怎麼界定國有資產流失？它的賬目價值肯定是比較高的，現在不值這麼多錢，你想把它賣掉，必須打折，這是提出的一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把這兩個比較一下，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國有資產管理從管企業到管資產過渡是非常英明的。如果在市場不好的時候買進，好的時候賣出，既支持了企業，也強固了宏觀調控的安排。這個過程我只看資產，不看企業，是這樣一個邏輯。這個事其實是沒有落實，三中全會這個沒有落實。我今天我在宏觀調控和債務危機救助的財務分析中提出了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根據，這樣做，政府是賺錢的，國有資產是增值的。謝謝。

管濤：中國經濟陷入了滯脹

管濤：我講兩點，第一要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比如現在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我個人觀察，中國經濟陷入滯脹的狀態，滯脹一般是經濟停滯，美國受兩次石油危機的影響，當時出現了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當時美國面臨經濟滯脹。但中國現在還有百分之六七的增長，通脹百分之二三。

　　第二個問題，貨幣政策的框架轉型是非常迫切的。過去經驗來看，加息預期長的時候，美國金融市場會調整，現在美國股市全面上漲，因為大家理解耶輪的表態，美國對經濟前景有信心。中國貨幣政策有很多目標，有些目標是相互衝突的。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央行資產負債表80%多都是外匯占款，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要回到資本大量流入，我們貨幣投放原來通過再貸款，現在我們通過很多工具投放基礎貨幣，很多是沒有抵押品的。這個長此以往，對央行的市場信用有很大的影響，所以不論是從短期還是從中長期來考慮，貨幣政策的轉型是非常迫切的。

哈繼銘：去年增長過度依賴地產和基建

哈繼銘：我就調增長的質量談一些粗淺的看法。這幾年增長的質量從某種指標上來來衡量是有一定改善的，比如經濟失衡的狀況，投資與GDP的比重來看，這幾年是有所下降的。原來是接近50%，現在降到45%、46%，這主要得益於消費的穩健和出口的明顯下降。其實投資增長還是在經濟當中起著一個過大的作用，比如以去年的情況來看，雖然經濟增長達到6.7%這麼一個水平，但是這裡面受益於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的佔比很大，我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匡算，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直接對GDP的貢獻達到2.3個百分點，間接的作用和直接的作用加起來更大，如果扣除了這兩個行業的貢獻，實際上剩下的增長只有四點多，甚至更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增長還是不夠全面，過度仰仗房地產和基礎設施。

　　投資背後不可避免伴隨槓桿率的提高，第二個增長質量的衡量指標可能就是在增長的過程當中，槓桿水平的變化。我們看到美國的經濟增長，去年一點多，今年有望差不多百分之二，但是09年到現在整個債務佔GDP的比重下降30到40個百分點，我們這些年來是上升了一百多個百分點。接下來非常有必要做一些分析，看債務率的變化情況以及未來可能造成的金融風險。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研究，用BRS這個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債務率與他長期債務率水平的偏離程度，似乎得出這麼一個經驗的結論，就是當一個國家的債務率與他長期水平的偏離度超過十個百分點之後，似乎很少有國家能夠避免接下來出現的信貸危機。美國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在07年、08年的時候偏離超過十個百分點，之後我們看到了金融風暴。在歐洲一些國家，比如西班牙曾經一度偏離度達到40個百分點，中國現在是什麼水平呢？是30個百分點。如果你自身的長期水平偏離度過高的話，也會帶來未來巨大的金融上的風險。可能最終還是要在穩定增長的同時，努力的降低槓桿率，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增長的質量有保障，規避金融風險。我就說這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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