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簡史（六十）防禦篇——使命論

學者們的研究活動往往有一種傾向性，偏向於只用一個片語或單詞就將某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賦予了某個特定的時代。命定論、帝國主義、使命論、孤立主義、遏制政策等等一一這一切都曾用來描述美國在某個時期或另一個時期的外交政策。在以下選文中，歷史學家弗雷德利克?默克則論道：使命的概念最適合形容這個國家在在涉及世界事務中的政策。

他如是闡述：

現在大膽地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應該是穩妥的，那就是大陸主義和帝國主義都不是這個國家實質的真正表述。它們截然相反。馬漢(Alfred Thayer,1840-1914，美國海軍軍官、史學家)認為它們是對「相外看」的信奉，即它們在未佂詢財產所有者意願的情況下便獲取對方的財產；強調發展，而無視發展的本質和方式；由於它們依賴神的偏愛來從事不道德的勾當，它們歪曲了這個國家。它們在當時的很多時候愚弄了一小部分的美國人，有些時候又愚弄了另一部分美國人，但在當時決不會使所有的民眾受到愚弄。有一個論點認為這個國家不管是哪一個黨派和階層都將不會去尋求大陸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幽靈。沒有有利的證據可證實這一論點。有一個較為受到支持的觀點是命定論和帝國主義分別在1846年和1899年將這個國家引入了陷阱，此後這個國家便竭盡全力讓自身脫離這個陷阱。

對這個國家的本質更為真實的表述則是使命論。它出現於美國歷史之初並完全延續至今。雖然並不能確定，但它具有理想主義、忘我的特徵，對國家的抱負充滿神恩的願望。在危急、考驗及災難時期，它使自己聆聽到最為真實的一面。它的表達方式就是奉獻——奉獻於美國文明永恆的價值。它是亞伯拉罕?林肯在內戰時期，在那場戰爭的一次重大的戰役上所表達過的，《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當時出現得正是時候，它正好賦予了那場戰爭及美國民主全新的內涵。它呈現於不朽的《葛底斯堡演講》的言辭之中：

「倒是我們應該在這裡把自已奉獻於仍然留在我們面前的偉大任務——我們要從這些光榮的逝者身上吸取更多的獻身精神，來完成他們已經完全徹底為之獻身的事業；我們要在這裡下定最大的決心，不讓這些逝者白白犧牲；我們要使國家在上帝福佑下自由的新生，要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

使命論是一股與具有侵略性的擴張主義進行鬥爭，並將其扼制的力量。在整個墨西哥運動時期它取得了成功。當那場運動處於如火如荼時，阿爾伯特?蓋勒廷(Albert Gallatin)向報社發去了他關於那場墨西哥戰爭的第一篇文章，文中的一個章節對「美國的使命」做了一番靈活的闡釋：

「你們的使命就是為改善這個世界的現狀，為建設一個『堪稱典範的共和國』，為向人類展示他們自我管理的能力，因此政府的簡單自然的形式也即為所有人謀求最大的幸福，乃是知識分子的才能最大化發展的結果，最重要的是，它顧及到了個人及國家的美德及道義的最高標準。」

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使命論再次與帝國主義進行了抗爭。它在鬥爭中保全了自身，直至戰爭帶來的一股強大的力量將它擊垮。在那時之前，它將那些覬覦夏威夷的帝國主義分子逼入了絕境…1898年吞併夏威夷群島對格羅夫…克利夫蘭總統來講顯然是「對我們國家使命的曲解。我們國家的使命是要通過我們去締造並建設出一個更加偉大的國家，而不是呑並這些島嶼。」

到了二十世紀，使命論表現在一個國家拯救歐洲民主的責任感。在1917年說服國會投票贊成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它在其它列強中就成為了一股重要的力量。接下來它所做的一切乃為了世界之民主，那是它在1848年不曾為新生的歐洲共和國所做過的。它激發起了伍德羅?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時，肩負起組建國際聯盟的領導地位。或許，這個國際聯盟受到大多數美國民眾的支持，但參議院因為此舉與「居留地問題」相衝突，而否決了美國成為國際聯盟的成員國。

國家的理念並非是單純的。它們是複雜的，有時它們結合在一塊就跟油和水一樣互相矛盾。命定論有時將其自身與某種使命結合在一起。認為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對命定論的狂熱，而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己經沒有了使命感，這是一種草率的說法。它們披上各自理想主義的甲胄為爭取民意而戰。它們認為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一旦披上那種單調乏味的實利主義的甲胄，那麼在打擊還未襲來或還未開槍時，它就已經在戰鬥中敗下了陣。但公眾總能夠辨別形形色色理想主義之間的差異，並能在它們當中作出選擇。對每一種理想主義而言，這些實用性的檢測為補益其它思想及為自身獲得價值方面尋求到了合適的比例：慷慨寬厚及狹隘偏狹，不朽的價值和短暫的吸引。

從一開始，使命論等同於公眾的福利計劃。在整個十九世紀，政治、社會及經濟上的改革計劃就轉化成為下層民眾謀求福利的各個階段。因此宗教上的改革計劃在為謀求服務他人的過程中，亦恢復了其精神。把鼓勵公益慈善事業作為美國形象的一部分。在世界歷史上，使命在美國達到了空前的範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為重建世界上那些受到戰爭創傷的地區，類似的精神亦出現在了馬歇爾計劃中。在近些年來的計劃中，它的出現乃為在廣泛的規模上援助不發達地區的民眾。

相比之下，命定論，儘管它被說得冠冕堂皇，但總有點兒讓國家和個人沾染上了自私的污名。它是要讓他人做出犧牲，要攫取領土，且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美國公民的前景作為交換條件。

此外，經過慎密觀察，命定論，儘管具有驚人的席捲一切的力量，但它總歸是偏狹的。它假定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所具有的優越性是與生俱來的；基督教新教掌握著通往天堂的鑰匙；而且只有共和國形式的政治組織才是自由的，未來——即使已註定的未來——都可在人類雙手的掌控之下，因此掌控未來意味著，如果結果是良好，就不需要對它予以過於密切的關注。不可否認，一些美國人滿足於這樣的一些想法。但絕大多數人——至少當這個國家處於和平時期——乃通過它們的真正價值來評價它們。

命定論和使命論在另一方面，即在持久性方面也有差別。到了二十世紀，命定論消亡了。它不僅僅是消失，且因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而徹底消亡。相反，使命論仍然存在，而且它的現狀跟過去一樣充滿生機。 它仍是一座燈塔，為國家和個人的自由一一即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經濟機會的平等，以及為種族和宗教的平等，照亮著道路。它還是火炬，正如過去以來所奉行的，為了世界及自身，這個國家一直將它高舉於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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