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的治療性犯罪者

對於性犯罪者治療的一些想法或設想。。。

性侵犯作為一種嚴重的犯罪形式，對公共安全和人類生命構成威脅。此外，性犯罪者對受害者和更大的社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政策制定者，從業者，甚至可以說是公眾所需的特殊管理實踐視為一個獨特的犯罪群體（Przybylski，2007）。同樣，Hanson（2006）發現性犯罪者與許多人不同，因為那些處於高風險狀態的人比非犯罪者更容易獲得性侵犯的意圖。有許多情況，如沮喪，低自我控制和孤獨，這會引起性犯罪者再次冒犯的衝動（Hanson，2006，p.20）。此外，Hanson，Steffy和Gauthier（1993）的研究表明，他們研究的參與者中有42％（由197名兒童性犯罪者組成）重新定罪，前六年是最高的再犯風險期。此外，Craig，Browne和Stringer（2003）也發現，前五到十年是重新犯罪期間的最高風險，因為只有23％的累犯在10年後再次犯罪或更長時間後再犯罪。

因此，對預防犯罪或懲罰的興趣日益增加，這增加了減少性犯罪者再犯罪的必要性。雖然在社會方面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以干預和預防犯罪，但對改變性犯罪者本身的關注卻較少。然而，減少再犯不僅要做一些預防或建立一些懲罰，對犯罪者起到威懾作用，而且還要改變犯罪分子的動機，找到一些康復治療方法。霍爾（1995年）得出的結論是，接受治療方案的性犯罪者的再犯罪率（19％）低於未從事專門治療的犯罪者（27％）。因此，本文的目的是研究當代有效的治療方法，這有助於降低再犯的速度。本文涉及的主題包括：回顧治療發展理論並提出方法論問題。與此同時，本文旨在為治療方法的發展做出貢獻。

在法醫心理學的臨床應用中可以想到的最複雜的問題是對性犯罪者的治療（Chism，2013，p.193）。原因是對性犯罪者的治療不僅降低了他們返回社區時的再犯罪率，也改變了性犯罪者釋放後的犯罪動機。卡爾森（Carlson，2010）的結論是，性犯罪者是通過衝動而不是個人決定來控制的，而監禁只是限制了他們的自由;然而，它無助於減少性衝動和改變他們的犯罪動機，這意味著犯罪分子在被釋放後可能會再次犯罪，同時，它對公共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幸運的是，Carlson（2010）指出，對於重複性犯罪者，他們都使用強制性化學閹割療法來降低睾丸激素水平和減少性衝動，同時採用認知行為療法或心理療法來減少他們的認知異常和關係化，這是一個更全面的方法是最有效地預防性犯罪者的再次犯罪（Carlson，2010，p.33）。無論是社會保障還是減少犯罪，通過改變男性荷爾蒙水平來減少異常的性幻想，通過一些直接有效的治療方案來減少犯罪的認知障礙。

Oswald（2013）指出，閹割作為一種懲罰或犯罪預防，有著悠久的歷史，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它被美國監獄使用。近年來，有些立法機構將這種做法保留在一些治療方案中，然而，隨著技術的發展，化學注射成為當今刑事犯罪者的主要閹割（Oswald，2013，p.472）。化學閹割是性犯罪者的有效治療方法之一，但與手術閹割不同，化學閹割是一種完全可逆的閹割治療，因為它可以隨時停止（Fitzgerald，1990）。此外，通過每周化學注射或稱為Depo-Provera醋酸甲羥孕酮（MPA）的藥物片劑減少罪犯的生理，該藥物最初用作女性節育的一種形式，從而降低睾丸激素水平（Beckman，1998，p.857） 。美國通常使用MPA或Depo-Provera，歐洲和加拿大使用醋酸環丙孕酮（CPA），CPA用於治療前列腺癌，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也被稱為Androcur的商品名（Harrison，2007，p 20）。 Beckman（1998）認為化學閹割的過程是通過改變男性的激素水平，減少性慾和性行為的數量，這是強姦，猥褻兒童，猥褻或淫蕩行為的更好預防方法。雖然，男性有一些副作用，如陽痿，脫髮，肌肉鬆弛，疲勞，出冷汗，體重增加，以及前列腺和精囊的縮小（Melella等，1989）。一些犯罪即使有痛苦，涉及風險和羞辱，罪犯也要求進行化學閹割，原因是他們認為閹割可以結束他們的色情慾望並防止他們在未來重複犯罪（Russell，1994，引自Oswald 2013， p.482）。由於化學閹割在短期內更有效，以減少性再犯率，因此在許多國家都使用。美國第一個頒布立法對某些性犯罪者進行化學閹割的國家是加利福尼亞州，這是一個從監獄釋放的條件，嚴重的虐待兒童將在被釋放一個月之前被迫進行化學閹割注射（康奈利和威廉姆森，2000年）。現在，有幾個州允許法官通過化學閹割治療性罪犯，如蒙大拿州，佛羅里達州，路易斯安那州，愛荷華州和威斯康星州（Oswald，2013）。 Priester（2011）的結論是，這些國家化學閹割合法化的目的是報復，威懾，喪失能力和康復。

然而，化學閹割的治療存在兩個關鍵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人權，化學閹割是否是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或懲罰已被社會辯論（Fromson，1994，p.325）。非自願閹割的主題是化學閹割中最具爆炸性的問題，一些性犯罪者被告知他必須接受化學治療以幫助減少他們的犯罪衝動，因為他們的激素水平高於正常人（Kutcher，2010，p.214）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化學閹割損害了人類自由意志所產生的行為。此外，根據Giltay和Gooren（2009）的研究表明，過量攝入人體可能會導致潛在和消極的副作用，如抑鬱症，骨質疏鬆症，血栓栓塞症和中風。因此，化學閹割僅僅是降低犯罪率的社會控制，而不是醫療（Kutcher，2010，p.214）。值得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化學閹割的有效性。加拉格爾等人。 （1999）分析了數據並得出結論，使用化學閹割是非顯著的治療效果，因為它只是減少了罪犯的激素水平，而不是幫助認知障礙。性犯罪者可能希望被釋放接受化學注射，但這並不能完全消除他們潛在的犯罪動機。當性犯罪者被釋放並返回社區時，他們的性別圖式會在某些高風險情況下被重新冒犯。因此，Gallagher等人（1999）也發現有更有效的治療方法來減少性再犯，這是一種預防複發的認知行為技術。與此同時，卡爾森（Carlson，2010）指出化學閹割的治療方法與心理和行為方法相結合，這可能是減少性犯罪者再犯的最成功方法。

如上所述，性犯罪者的另一種有效治療方法是具有複發預防（RP）的認知行為療法（CBT）。被稱為性犯罪者治療計劃（SOTP），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治療計劃，並被英格蘭和威爾士的26所監獄使用（Beech和Fisher，2002，第206頁）。 SOTP有各種治療方案，CBT和RP是SOTP的治療方法之一。由於Beech和Fisher（2002）發現認知和行為方法相結合治療是英國監獄的成功樣本。 McGuire和Furniss（2000）回顧了這一時期的文獻，發現很少有證據表明社會學習理論是認知行為矯正的關鍵點，並且假設犯罪者犯罪的原因是他們沒有獲得正確的認知技能和學習在某些惡劣的環境中以不適當的方式行事。研究結束後，他們還發現，認知行為治療可以很好地建立認知和行為技巧，了解他們的動機，並開發出控制性錯誤性衝動的新方法（McGuire和Furniss，2000）。此外，許多性犯罪者無法控制自己的性衝動或缺乏情緒管理能力和自尊，導致他們犯罪。幸運的是，Jennings和Deming（2013）指出，使用具有特定治療目標的行為技術可以用來增強行為缺陷或消除行為過度，這種治療包括增強受害者的自尊和同情心，管理離經叛道的思想和管理不正常的性喚起。馬歇爾等人。 （2006）得出結論，提高自尊的處理是基於彼此對社會活動等治療組的鼓勵，小組成員創建提醒卡，並通過積極的自我陳述列出關於他們自己或小組成員的積極陳述，以找到愉快的出路那可以找到自己的價值和才能。多模式認知行為治療和整體治療可以提供極好的機會來幫助性犯罪者改變其不正常的性動機，並通過簡單地參與和參與治療過程來建立準確的認知行為（Jennings和Deming，2013，第13頁）。更清楚的是，所採用的認知行為治療是減少性犯罪者再犯的一種比其他治療方式更有效的方法，如果治療組繼續採用匹配和隨機控制，這將擴大我們減少再犯的知識。性犯罪者（克雷格，布朗和斯金格，2003年）。

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認知療法發現了強大而有力的新盟友，即複發預防（RP），RP通常用於家庭暴力和性暴力（Laws，1989; Jennings，1990）.RP計劃就像最後的防線用於認知行為療法。 RP計劃是一項成功的措施，用於檢查英國和威爾士監獄中的性犯罪者，這是SOTP的一個特殊部分（Fisher等，2000，第184頁）。費舍爾等人（2000）研究表明，修訂後的SOTP分為20個區塊，RP佔據了10個區塊，可以在短期治療和長期治療中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與較短的其他SOTP相比，較長的RP計劃結果有助於更好地處理預防策略和風險情況（Fisher等，2000，第190頁）。此外，與短期治療相比，當性犯罪者長期治療時，結果表明接受短期治療的人表現出惡化意識和預防治療後的策略，而不是接受長期治療的人。因此，有強有力的證據表明，長期治療方案更適合在某些高風險情況下維持策略，特別是當性犯罪者返回社區並面臨很大壓力時（Fisher等，2000，第192頁）。提高罪犯避免再犯的動機和發展自我管理以實現這一目標，這是治療方案的主要目的（Fisher等，2000，第184頁）。 Fisher，Beech和Browne（2000）詳細說明了犯罪者使用準確的認知或思想來證明他們的犯罪行為是合理的，而且治療小組創造了受害者扮演罪犯的角色，以增加對受害者的同情。 RP治療是針對性犯罪者的靈活方案，因為它作為模型的最後治療部分，它不僅可以處理擴展計劃中所需的性犯罪者的一些社會情感問題，而且還可以重複評估和改變治療策略作為助推器或根據需要防止複發計劃（Beech和Fisher，2002，第211頁）。馬克斯等人（2005）得出結論，性犯罪者通過治療認知行為來識別因素和模式的風險，然後，RP治療的目的是讓他們識別特定類型的前體（思想，情緒或情況）。 發展自我管理技能，確定他們的犯罪模式，並學習他們不同的做法，以防止將來複發。 Beech和Fisher（2002）也指出，性犯罪者不應該把自己置於高風險的境地，並且使用迴避技術是一種不再犯罪的積極方法。因此，性犯罪者可以通過RP治療方案培養對所有高危因素的認識，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可以找到一些有效的策略來防止將來再次犯罪。在減少性犯罪者的再犯罪方面，它可能是雙重防線。

相比之下，雖然認知行為的治療與預防複發在減少性犯罪者的再犯方面有很多好處，但在我們研究如何進行這些計劃時，有三個問題突出。首先，克雷格等人（2003）得出的結論是，治療方案沒有明確指出哪種類型的治療可以適應哪類性犯罪者（成人或青少年罪犯，暴露者，兒童猥褻者，成人強姦犯，人格紊亂），這可能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治療方案。減少所有性犯罪者的再次犯罪。此外，Hanson（2001）強調了這一點，他提出了不同的性犯罪者（例如，兒童騷擾者和強姦犯）是否具有不同的心理或行為特徵的問題，因此，它不能對所有類型的性犯罪者採用相同的治療方案。第二個問題是對性犯罪者的治療效果顯而易見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突出它（Fisher et al。，2000，p.182），即使不是每個參與治療的性犯都能達到理想的治療價值或者必須完成它（Olver和Wong，2013，p.584）。費希爾等。 el（2000）發現RP訓練只是覆蓋所有犯罪行為領域的各種治療方案之一。 RP培訓僅對那些想要改變治療方案犯罪動機的人有用，但對於那些僅僅接受這種治療的人來說，並不是很重要的幫助。此外，長期的後續治療不僅是對人類社會的潛在威脅，也是對政府資金投入的沉重壓力。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風險本身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它將隨時改變治療或管理，因此風險不能局限於更好或更差（Olver和Wong，2013，p.584）。 Olver和Wong（2013）對該主題進行了重要的分析和討論，儘管治療變化評估有所改善，治療結果表明心理變化是積極的，如接受責任，減少孤獨感，自尊心。和認知扭曲，並非所有變化都可以轉化為風險相關或不完全等同於風險變化。換句話說，許多風險因素定義是相當困難的響應問題，因為治療表現因素包括：拒絕，低動機，差的治療參與;人格和人際關係特徵，如精神病，負面印象管理以及成就和個人能力因素：教育水平，智力，所有這些都應被視為治療過程中的風險因素（Olver和Wong，2013，p.585） ）。因此，治療方案不應限制風險因素，治療人員應在需要時仔細分析和總結不同犯罪者改變治療方案的特點。

總之，本文的意圖表明，通過一些性犯罪者治療計劃，專註於降低性犯罪率包括：化學閹割，認知行為治療和複發預防，以及提出一些方法論問題，如人權，方法匹配，治療時間長度和可能被忽視的不確定風險因素，作為開闢理論，治療和干預新思路以降低犯罪率的建議。以上所有都表明，每個治療方案都應該考慮模型中的每個領域概述，這些領域是尊重人權的基礎，也取決於每個人的犯罪類型。著眼於不同的問題，提供詳細的解決方案，有利於改進降低再犯率的研究。眾所周知，減少性犯罪者的再犯是一項挑戰性的工作，觀察罪犯的心理變化和治療方案的身體狀況，個人和社會基礎，複發決定和公共安全，所有這些因素都應該在治療方案中加以考慮。因此，進一步探索性犯罪者心理和行為改變的知識，並做出相關的研究和實踐，將是減少未來性犯罪者再犯的成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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