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薦書｜阿登納回憶錄

撰文：康拉德·阿登納 

翻譯：楊壽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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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阿登納（1876—1967），當代德國最傑出的政治家。他一生歷經德意志帝國、魏瑪共和國、第三帝國、盟國佔領期和聯邦德國五個歷史時期，可謂飽經歷史滄桑。他在德意志帝國後期開始涉足政界，因擔任科隆市長期間政績突出而受到矚目。第三帝國時期，他拒絕與納粹合作，兩度被捕入獄。1949年聯邦德國建立後，73歲高齡的阿登納作為基民盟領袖出任聯邦總理，在任長達14年。僅此而言，阿登納的「統治」比希特勒的「千年帝國」還長，超過了魏瑪共和國21任內閣時長總和，其他聯邦總理更是難以企及，只有他的「孫子」輩領導人（也出自基民盟）赫爾姆特·科爾擔任聯邦總理16年，打破了他保持的紀錄。

阿登納擔任總理期間對聯邦德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堅定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信徒。因此，當需要在德國重新統一和融入西方之間做出抉擇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在經濟方面，他支持「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在強調市場調節的同時，主張國家進行積極「社會幹預」，以便讓儘可能多的人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在社會政策方面則引入「共決制」，使工人與企業主共享決策權。受益於上述政策，聯邦德國取得了巨大成功。對外政策方面，德國人贏得了西方國家的信任，重新獲得國家主權；經濟方面，聯邦德國迅速從戰爭創傷中復甦，創造「經濟奇蹟」，成為西歐經濟增長的引擎。阿登納擔任聯邦總理時期也因此以「阿登納時代」載入史冊。

《阿登納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是阿登納1963年退出政壇後開始撰寫。本回憶錄主要記載了阿登納在1945—1963年期間所經歷的國內外主要歷史事件，以及他個人的主要觀點。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1

對德國局勢的設想和考慮

我被撤職（指1945年10月被英國人解除科隆市長的職務）的遭遇，究竟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我在當時是說不上的。在勤奮工作之後突然停止我的職務，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當時，我還不知道我被撤職的真實原因。

現在，我有時間和閑暇來詳細讀報紙，聽廣播，特別是有時間同我的老朋友瑞士總領事馮·魏斯先生詳細地議論天下大事了。

我對政治形勢的看法，反映在1945年10月31日我寫給前杜伊斯堡市長魏茲先生的一封信中：

蘇聯人手中佔有：德國的東半部、波蘭、巴爾幹半島，看來還有匈牙利和奧地利的一部分。蘇聯愈來愈不同其他大國合作了，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它所控制的這些地區內行事。在它所統治的那些國家裡，現在就已實行完全不同於歐洲其餘部分的經濟和政治原則。

因此，東歐——蘇聯的範圍——和西歐截然分開，這是一個事實。

西歐為首的大國是英國和法國。沒有被蘇聯佔領的德國部分，是西歐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這個部分衰退了，那麼對整個西歐，也對英國和法國帶來的後果將是十分嚴重的。使西歐在英、法的領導下聯合起來，使沒有被蘇聯佔領的德國部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安定下來，並使之恢復元氣，不僅是這個沒有被蘇聯佔領的德國部分而且也是英法兩國的切身利益所在。把萊茵蘭和威斯特法倫從德國分離出去，是不利於這一目的的；它將導致相反的結果。它將使沒有被蘇聯佔領的德國部分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方。法國和比利時對安全的要求，從長遠觀點來說，只有通過西德、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的經濟一體化才能確保實現。如果英國也決定參加經濟一體化，那麼，我們將向大家期望的西歐國家聯盟的這一最終目標靠近一大步。

至於沒有被蘇聯佔領的德國部分的憲法上的結構問題，目前還根本不存在一種合乎情理的憲法結構，這種結構必須重新建立。要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是不可能的，也是人們不希望的。憲法上的關係可以比以前訂得松一些，或許可以採取一種聯邦關係的形式。

我知道德國的西方鄰國懷有憂慮。我完全理解和尊重它們從過去一百年中所獲得的經驗。我認為，如果為了安撫它們，而像1945年的情況那樣，來分配歐洲的政治權力，那是錯誤的。政治歷史表明，任何時候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停滯不前的，政治情況的變化異常迅速。

必須找到一種解決德國問題的辦法，這種辦法具有生命力，因而能夠持久地起作用，並且使我們的西方鄰國放心，使他們獲得持久的安全。我認為，盟國打算分裂一部分德國領土，例如法國要分割萊茵河左岸，這決不是一種解決的辦法。分割領土不能使安全得到保障。再說，誰要是打算動手這樣分割德國領土，必須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德國的其餘部分該怎麼辦呢，剩下來的德國會不會因此而像丘吉爾所說的那樣成為「歐洲中部的一具腐爛的屍體」。它對歐洲造成的致命危害，將和獲得勝利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對歐洲造成的致命危害一模一樣。

阿登納與丘吉爾

我是一個德國人，但是我也是，並且一直是一個歐洲人，我總是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歐洲人。因此，我向來就致力於同法國取得諒解。沒有這種諒解，就不可能有一個歐洲，而我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中央政府危機最嚴重的時刻，就這樣主張了。我總是主張達成一種符合兩國利益發展的、合情合理的諒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就提出過將法國、比利時和德國的工業有機地一體化以保障持久和平，因為我深信，平行發展的、步調一致的經濟利益，是——而且永遠是——各國人民之間良好政治關係的最健全和最持久的基礎。雖然存在困難，我仍然看到西歐有著巨大的發展前途。我認為歐洲的聯合，現在遠比當時20年代容易。各國人民之間進行國際合作的思想一定會成為現實。

我正在悉心研究歐洲合眾國的問題，必須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合眾國。我把未來的歐洲合眾國看作是德國的西方鄰國獲得安全的最可靠和最持久的保證。法國害怕一個重新強大的德國，要求採取一種肢解德國的政策，我認為是完全沒有根據的。1945年後，德國在軍事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已經倒下來了，我認為，這種情況已足夠保證，這樣的德國不會對法國構成危險。在未來的歐洲合眾國中，我看到了對歐洲、因而也對德國帶來的巨大希望：我們必須設法提醒法國、荷蘭、比利時和其他歐洲國家注意，它們正同我們一樣處在西歐，它們是我們的鄰邦，並將永遠是我們的鄰邦。它們對我們施加任何形式的武力行動歸根到底只會造成禍害，憑藉武力決不能在歐洲建立持久的和平。戴高樂將軍認識到這一點，1945年8月，他在薩爾布呂肯的演說中說：「法國人和德國人必須把過去的事一筆勾銷，要彼此合作和意識到他們都是歐洲人。」

戴高樂的這些話，給德國和我所盼望的一個統一歐洲的實現帶來了巨大的希望。

我明白，我們德國人目前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外交活動。我們外交政策的目的，必須是以平等的地位參加國際組織中各國人民之間的和平合作。其他國家加諸戰敗的德國的負擔，應考慮到它能夠承擔和履行的限度。因為即使是被征服者，也有權生活和工作。困難到了極點而又毫無希望，那就成了和平發展的最大障礙。作為擁有權力的勝利者按照人權和神權，也對被征服者負有責任。

我清楚知道，只有歐洲各國人民重新建立起一個集團，在這個集團中，每一國人民對歐洲的經濟和文化，對西方各國的思想、意識和發展作出他們不可替代的特有的貢獻，那麼才有可能出現一個聯合的歐洲。

德國位於歐洲的中心。由於它所處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德國作為一個經濟上和政治上健全的成員正式被接受加入歐洲時，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健全的和政治上具有生命力的歐洲。實現這一目標的道路是漫長的，要求我們具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心。但是政治的理性告訴我，這個目標是一定能夠實現的。

我對德國歷史的進程考慮得很多。我回憶了德國所經歷的、特別是我們從1918年到1924年在萊茵蘭所經歷的艱難歲月。德國目前的處境，每一個個人的處境，是無可比擬的艱苦和暗淡。然而，回顧一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最初的歲月，而且再進一步想想德國人民在這15年中做了些什麼——我特別想到我的家鄉科隆市，那是有益的。那時，困難的景況和對德國前途的憂慮令人窒息，失業、通貨膨脹和政局不穩定的情況嚴重。儘管困難重重，但是當時科隆市民群策群力，克服了所有這些困難和危險，這樣聯合起來的力量還是排除了萬難，完成了巨大的任務。在這些艱難的歲月里，我們在科隆興建了展覽館區，修建了米爾海姆大橋和尼勒爾港，創辦了大學，蓋成了巨大的住宅區，植造了綠化地帶；此外，我們還舉辦了萊茵蘭一千年歷史博覽會和世界上首次的、唯一的一次報刊展覽會——「普雷莎」。

想到我們當時能夠做到這一些，就給了我勇氣，我們也將會克服現在的困難。當然，我講到的這些事例，同現在我們整個德國面臨著的巨大任務是不能相比擬的。但是，對在那些年月中擔任科隆市長的我來說，這些是具體的親身經歷過的事例，是人們用勇氣、耐心和恆心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也問我自己，在1918年後成立的魏瑪共和國何以只存在了15年，1871年建立的很快就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的俾斯麥帝國，何以在1918年——成立不到50年——就崩潰了呢，這個德意志帝國看來是那麼強大和鞏固，當時的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能與之匹敵。我問自己，國家社會主義的帝國最初受到許多老實人歡呼叫好，後來，由於它那極端卑鄙和醜惡的行徑，為很多德國人害怕，也遭到他們的藐視和咒罵，但是為什麼這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帝國在德國人民中有存在的可能？

怎麼會有可能讓國家社會主義政府得以發動這樣一場戰爭，這場戰爭雖然開始時取得了使人眩暈的勝利，而最終又必然趨於失敗呢？在這場戰爭中，為什麼能夠出現那些勇敢和忠於職守的奇蹟，而同時卻又對自己的人民犯下規模空前的罪行呢？何以這場戰爭在它早已註定要失敗之後，還會繼續進行，直到幾乎自行毀滅的地步呢？德國人民這次為什麼會一跤直摔到無底深淵？

在國家社會主義時代，作為一個德國人，我感到恥辱，內心深深感到恥辱；我從瑞士總領事馮·魏斯那裡知道了許多德國人對德國人乾的醜行以及有計劃地對人類犯下的罪行。但是在崩潰後的現在，當我看到德國人民遭到怎樣可怕的命運：飢餓、寒冷、困難和死亡，毫無美好前途的生活，政治上權力被剝奪殆盡，被全世界人民鄙視；當我看到德國人民以堅韌不拔的毅力，用比他們所遇到的一切困難顯得還要來得大的毅力來承受這一命運時，我現在又重新以作為一個德國人而感到自豪。我為德國人承受自己的命運的堅強精神感到自豪；我感到自豪，因為每個德國人都具有耐心，毫不沮喪，正在努力使自己免於淪亡，拯救自己和他的家屬擺脫這種苦難生活而走向一個美好的未來。

近百年來的德國歷史映現在我眼前，我自問，怎麼會出現這樣一種歷程的。這是一個必須給自己提出來的問題。如果我們要擺脫這一悲慘境地，要從這一深淵掙脫出來，如果我們要想找到一條正確的前進道路，我們首先必須明白，是什麼東西把我們引入深淵的。只有我們認識了我們是怎樣進入德國人民歷史上這一極其不幸的時期的，我們才能夠找到一條前途美好的正確道路。要找到重新站立起來的正確道路，捫心自問乃是必不可少的。

我問自己，我們來回徘徊，從高峰摔到底層，最後跌進了這樣的深淵，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對於研究這樣的問題，那些具體細節不是關鍵，再說許多細節也還沒有搞清楚，但是我們必須尋找造成這場災禍的最深刻和最起作用的原因。

我深信，這些原因遠遠產生於1933年以前。國家社會主義直接把我們引進了這場災難。但是，如果國家社會主義沒有在廣大的居民階層中找到它撒播毒種的肥沃土壤，那它也是無法在德國攫取政權的。我強調指出廣大的居民階層這一點。僅僅歸罪於高級軍官或大工業家，是不正確的。當然，他們是完全負有罪責的；而且，他們擁有的權勢愈大，他們個人的罪責也就愈大。然而，廣大的人民階層——農民、中產階級、工人、知識分子——並沒有正確的思想立場，否則，從1930年起的那些年月中，在德國民族中就不可能出現國家社會主義的凱旋行列。

好幾十年來，所有各階層的德國人民對國家、對政權、對個人在國家的地位具有一種錯誤的看法，因而受到了危害。他們把國家搞成了偶像，供奉在祭壇之上；個人，個人的尊嚴和作用，就成了這個偶像的犧牲品。

國家的全能，國家和國家掌握的權力高於一切，甚至高於人類永恆的友善之上，這些信念，首先在1870年至1871年戰爭勝利後，接著在經濟迅速發展以後，在德國佔了統治地位。

工業化的迅速增長，人口大批流向城市，以及接踵而來的許多人破產流浪，為唯物主義世界觀在德國人民中進行惡性傳播鋪平了道路。唯物主義世界觀必然進一步誇大權力的作用，而強調集中和體現權力的國家的重要性，而貶低道德的意義和個人的尊嚴。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在極大的程度上促進了這一發展。

國家社會主義無非是從唯物主義世界觀產生的一種崇拜權力、不尊重個人價值甚至蔑視個人價值的結果，這一結果的發展已達到了犯罪的地步。

如果在一個民族中，首先強調和誇大了國家、國家性質、國家權力以及無條件服從國家的責任，接著又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受到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熏陶，那麼，一旦在大多數人民遇到惡劣的物質狀況時，就會相當快地接受這種學說；這種學說只知道有極權主義的國家和唯命是從地跟著走的群眾。根據這種學說，只有自己的種族是高貴的種族，只有自己的人民是高貴的人民，而其他國家的人民則是低下的，有些甚至是應該消滅的。根據這種學說，即使在自己的種族和自己的人民中，也得不惜一切地消滅政治上的反對者。

國家社會主義在那些最少受到馬克思學說、社會主義腐蝕的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國人中，遭到了強有力的精神上的抵制。

國家至上、國家萬能、國家高於個人尊嚴和自由等等觀念，是觸犯基督教的天賦人權的。按照我的見解，個人的存在和地位是高於國家之上的。國家權力的深度和廣度，應以不損害個人尊嚴、自由和自主為限。但是，個人自由並不意味著毫無約束和為所欲為。它使每個人有義務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時，經常想到每一個個人對其他人和整個民族所負的責任。

我認為，國家應該對個人起服務的作用。國家的意義只能是促進、集中、培育和保護一國人民的創造性力量。在今後德國的重建中，我們必須致力於教育整個人民具有責任感和在政治上進行獨立思考。國家應該是一個以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為基礎、概括各種不同利益、各種不同世界觀和各種不同輿論的、具有共同命運的團體。在未來的德國，我們必須教育我們的青年成為政治上有責任感的人，不是任憑別人擺布和指使的人，要使他們成為有志氣、有能力、對整體具有責任感的自由人。我深信，必須用基督教和民主的精神來進行這種教育，這種教育定將啟發所有青年人懂得至今他們還未能接觸的、然而卻是對人民普遍有效的信仰和舉止。

戰後的我國人民顯然成了無家可歸、到處奔波和一盤散沙的群眾，對於這樣的群眾，我們必須和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談話，引導他們懂得自覺和具有責任感。這一點能夠做到什麼程度，據我看來，這是有關我國人民命運的問題。

如果人們有信心著手進行這一工作，能夠用專門的知識和獻身的精神執行這項使命，那麼我相信，漸漸地就會湧現出具有堅強的意志，能進行正確的判斷，適合擔任並且願意擔任政治、道德和思想領導工作的人物。

在德國的重建中，巨大的任務在於激發和加強我國人民中的民主力量，並促使它們的成長。每個人的政治責任感乃是政治上健全的德國的先決條件。民主不是從議會制的政體中汲取力量，它首先必須在每個個人的思想意識中紮根。1933年1月後的最初幾個月說明，如果人們沒有真正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覺悟，那麼議會制的政體甚至也可以被濫用，成為搞獨裁統治的工具。民主並不只是一個議會制的政體而已，它是一種世界觀，紮根於對每一個個人的尊嚴、作用和不可讓渡的權利的觀念之中。一種真正的民主，必須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尊重每一個個人的這種不可讓渡的權利和價值。誰要是真正具有民主思想，誰就應當尊重別人，尊重別人的正當的意願和進行的努力。

2

朝鮮戰爭爆發對德國的影響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上，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為一方同中國政府首腦蔣介石為一方之間達成了一項協定，在戰勝日本之後，朝鮮半島應該獨立。蘇聯人後來參加了這項協定。最先是規定了對朝鮮半島的佔領。按照開羅條款的規定，在1945年8、9兩月佔領了朝鮮。蘇聯和美國分別佔領了朝鮮和韓國，北緯三十八度線構成了分界線。兩個佔領國就通過自由民主選舉成立一個政府舉行了談判。這些談判於1946年5月破裂。1948年5月，韓國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了選舉，同一年內，美國從韓國撤退了它的佔領軍。由於歹徒阻礙建立正常的民主生活，韓國沒有出現安定。1950年6月25日，朝鮮軍隊在從帝國主義者手裡解放韓國的口號下越過了分界線。於是，迄今為止一直具有爆炸性的朝鮮半島危機擴大成為一場公開的戰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舉行會議，蘇聯代表沒有出席。會議通過了安全理事會的一項決議，根據這一決議，聯合國答應援助韓國。1950年7月7日，聯合國支援部隊在美國指揮下組成。許多國家向韓國保證提供經濟援助。

軍事援助遲遲才到達，因此韓國幾乎完全落人共產黨人之手。截至1950年8月，只守住了釜山。1950年9月，聯合國軍隊開始反攻，經過反覆戰鬥，終於在1951年5月將朝鮮與韓國之間的戰線穩定在北緯三十八度線附近。

1951年的阿登納

朝鮮對韓國的襲擊以及那裡發生的戰事，使德國居民極為不安。德國的形勢同朝鮮的形勢有類似之處。德國也分為兩部分:有一半處在共產主義的獨裁統治之下，而另一部分的居民則生活在自由民主類型的政治狀態中。在德國的蘇占區駐紮著強大的蘇聯部隊;此外，蘇占區的所謂人民警察是受過軍事訓練的。在西德只駐紮著較少的佔領國軍隊。自由德國居民反對共產主義的防禦準備在柏林是表示得十分清楚的，而這種防禦準備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也是可以覺察到的。不過存在著這樣一種危險:如果那種認為自由西德地區的防禦是無濟於事的想法日益擴大的話，那麼西德居民對來自東方的威脅性進攻的抵抗意志，如同朝鮮的情況那樣，可能會鬆懈下來。

從軍事觀點來看，我們德國人是完全沒有防禦的;我們依賴西方佔領國的援助和支持。由這些佔領國發表一項聲明，讓人家看到為了保衛包括柏林在內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決心和堅定意志，是絕對必要的。聲明之後，必須繼之以看得見的、顯示這種保衛決心的跡象。

迄今為止，在以安全保證這一題目作為話題時，西方政府經常這樣指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保護等於是自動延長駐軍期限，這也對西方國家佔領下的德國地區有效。但我感到僅僅指出這一點還是不夠的。

我認為，德國各州的警察部隊必須加強，要建立地方基層輔助警察力量，接著要加強稅卡和鐵道警察力量。我努力追求的目標是建立一支聯邦警察部隊。朝鮮半島危機爆發後，我叫人擬定了一份相應的備忘錄，在1950年6月底遞交給高級專員。我在備忘錄中指出了聯邦共和國日益增加的安全上的需要。

高級專員對備忘錄例行公事地作了答覆，首先提到過去發表過的一些聲明，這些聲明在國際法上獲得了一種意義明確的地位。對我建立一支聯邦警察部隊的願望並沒有給予較為具體的答覆。

在朝鮮一場公開的軍事衝突已經發生了。在世界的其他部分，神經戰在繼續進行。共產黨人企圖通過悄悄的私語和傳播瘋狂的謠言，把西方世界的居民搞得惶惶不安。

我已經得知，蘇聯人在他們所佔領的地區內駐有30個師以上的軍隊。根據我所獲得的情報，這些軍隊擁有全副作戰裝備。噴氣式飛機從蘇聯調遣到西方。在這種蘇聯軍事力量擴充的同時—這種擴充帶有進攻的性質—蘇占區民警的軍事化正在進行。這種民警是從一般警察中挑選出來的，並且接受特殊的訓練。根據可靠的統計數字，截至1950年8月中旬為止，約有六萬人受過訓練，建立了15所培養軍官和下級軍官的兵種學校，還有一些正在籌建之中。

我相信斯大林早就企圖要使西德儘可能未受破壞地落到他的手中，對於這一點，我愈來愈堅信不疑了。他戰後最初數年的政策沒有能使他達到這一目的。但是蘇聯並沒有放棄這一意圖。如果斯大林得以把聯邦共和國儘可能未受破壞地拿到手裡，那麼他也可以因此對法國和義大利施加決定性影響了。在這些國家中，政治秩序還沒有鞏固下來，而且那裡有強大的共產黨。蘇聯對聯邦共和國、法國和義大利的決定性影響，能使蘇聯在經濟、軍事和政治上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將意味著共產主義在世界上的勝利，也就是對美國的勝利。我確信，這是蘇聯政策的目的，這種信念一直決定著我的政策。

一旦蘇聯得以把西德囊括在蘇聯的體系之中，那麼，它的經濟和戰爭潛力就會增長，以致蘇聯超越美國而佔優勢。儘管如此，蘇聯無疑會重視美國的原子武裝力量，直到它自己擁有足夠數量的原子彈為止。1949年1月，蘇聯才第一次成功地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在原子彈的生產差距沒有消滅之前，它或許會一直克制自己，不發動進攻。於是就自然會出現這種情況:無論蘇聯或美國都不會使用這種武器。那樣一來，或許會出現與上次戰爭中使用毒氣的情況完全相同的事態。當時雙方都擁有大量毒氣，以致雙方都對使用這種武器存有戒心。一旦原子武器軍備達到了均勢，那麼陸軍和空軍就可能會對戰鬥力的規模起決定作用。

我堅信斯大林對西德所擬定的做法同在朝鮮一樣。我估計在未來幾個月中，蘇聯將在很大程度上對蘇占區政府放手不管，以製造給這個政府以更多的行動自由的假象。我害怕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斯大林就會把它看成是使用蘇占區警察去「解放」西德地區的好時機。在這種發動侵略的不是蘇俄而是蘇占區政府的情況下，如果說美國將會對俄國使用原子武器，我認為是非常不可靠的。

聯邦共和國處在一種異常危險的形勢之中。我們是完全沒有武裝的，我們沒有自己的防衛力量。我認為，在德國的西方盟國軍隊是不夠強大的。與此相反，蘇占區通過警察，軍事上已經強有力地武裝起來。聯邦共和國面對來自蘇占區的一次進攻將毫無招架之力。

像在朝鮮出現的情況一樣，如果蘇占區軍隊用坦克進攻，這樣一種進軍的後果是容易預料的。西德居民面對開進來的這種蘇占區軍隊將保持中立，這首先是由於心理上的原因，因為進來的畢竟是德國人。德國居民將保持中立的另一原因是:由於朝鮮事件，他們對美國的實力的信心已經喪失殆盡。我已經講過，朝鮮軍隊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就幾乎把韓國完全佔領了。

我同各個階層的人士進行了談話，從這些談話中我看出了內心抵抗力的衰沉，其程度使我感到震驚。看來失去了對一種有效的抵抗的信心。一件發生在慕尼黑的事件說明了這一情況:自由德國青年聯盟舉行示威，當警察要從示威者手裡奪去他們攜帶的橫幅標語時，卻多次被示威者擊潰遁逃。我在同警官們的談話中獲得的印象是，我們警察的防衛力量是極其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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