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窯有官府瓷嗎?也需要研究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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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官窯還有很多謎團尚未揭開。當時處於文化中心地帶的北宋官窯尚且如此,荒鄙偏遠的遼、西夏諸國,其官府瓷器的燒造情況則更鮮為人知,顯得愈發神秘。
「東平王衙下」銘文瓷片
圖1 西夏劃「東平王衙下」銘黑褐釉瓮瓷片
高25厘米,寬約27厘米 靈武窯產品 民間收藏 採集自靈武回民巷外側
該瓷片是一黑褐釉瓮的口部及上腹部(圖1)。距口沿約5厘米處,自上而下刻劃銘文五字:「東平王衙下」。「衙」字最右側偏旁預設,應屬當時的異體字或誤筆。傳瓷片採集於靈武回民巷窯外側南部某處。從其造型、胎、釉的特徵判斷,為西夏製品無疑。從口部造型及瓷片整體弧度看,其完整器應接近於現藏日本的黑褐釉剔劃牡丹紋罐(圖2)。
圖2 西夏黑褐釉剔劃牡丹紋罐
高46.3厘米 推測為伊克昭盟窯產品 日本私人收藏 圖1的完整器接近於此罐
西夏建國之前,接受中央王朝的冊封,自後周皇帝於954年封李彝殷為「西平王」始,這一封號便一直由西夏王族李氏襲承。10世紀晚期,遼、宋相繼封李繼遷為西平王,後李德明、李元昊父子也相繼接受了宋廷所賜「西平王」的封號,一直到李元昊稱帝後,宋廷才於1039年削去其封賞。
西夏建立之初,其官職的設置均模仿北宋,故西夏內部王侯的封賞名目也極有可能模仿北宋朝廷。西夏以四方命名的王侯之封,見諸記載的還有「南平王」,清代佚名所撰《西夏志略》載:「睍,清平郡王子,初封南平王。」西夏末帝李睍在繼承皇位前,被封為南平王。
「東平王衙下」瓷片的面世清楚地表明西夏確有「東平王」之封號,而且,刻劃有此銘文的瓷瓮,當為東平王府定燒瓷。
「三司」銘文瓷片
圖3 西夏「三司」銘茶葉末釉瓮瓷片
高21厘米,寬約31厘米 靈武窯產品 民間收藏 完整器與圖4造型一致
該瓷片是一件茶葉末釉瓮的口部及上腹部(圖3)。距口沿約4厘米處開始,自上而下刻劃銘文兩字:「三司」。字體風格與前面的「東平王衙下」銘文類似,只不過線條稍粗。瓷片高21厘米,寬約31厘米,釉褐色微綠,也稱茶葉末釉,胎淺米黃色,芒口,口部為斜唇口微外侈,縮頸。
《宋史·夏國傳》載,李元昊繼承王位後在1033年建立了一套中央官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開封府」等,其制度多與宋朝相同。其中中書、樞密、三司是掌管王國政、軍、財的最高行政機構,即中書主持政務,樞密掌管兵政事務,而三司,「唐代稱鹽鐵、戶部、度支為三司,主管國家的財政賦稅。宋朝沿襲唐制,西夏又沿襲宋三司設置」。
有「三司」銘文的瓷瓮,為西夏中央政府中主管財政的三司所定燒的瓷器。
其他西夏瓷標本所具有的貢瓷特徵
除上述兩片瓷片標本確認無誤為官府用瓷以外,出土於靈武窯的標本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帶有官府或宮廷用瓷的特徵,茲舉幾例:
圖5
黑釉唾盂(圖5) 為回民巷窯產品。器壁較薄,製作精緻。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同於一般西夏瓷的外壁施半釉,底足露胎,並以石英砂墊燒的特點,而是內外均滿釉,內底部以支釘墊燒,圈足亦施了釉,製作含蓄精緻。在中原地區,類似這種底足的處理也極少能在民間用瓷上發現,所以很顯然,這個西夏黑釉唾盂是按照中原貢瓷的標準製作的。
圖6
銀醬釉剔劃牡丹紋梅瓶瓷片(圖6) 釉色閃亮奪目,胎質堅硬,從殘存的部分可以推知其高度和腹徑都比一般西夏梅瓶要大,而其腹部器壁的平均厚度僅為四五毫米,如此碩大的器形,器壁又如此之薄,稍有不慎即容易破碎,顯然不適合民間勞動人民使用。梅瓶主要用來儲酒,這個梅瓶標本如果不是因破損留在窯址,恐怕在當時應該早被細心地存儲於架上,或在某個宴席被婢女小心翼翼地抱持著侍立於一側了。
圖7
圖8
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七卷「敕禁門」下規定:佛殿、星宮、神廟、內宮等除外,普通官民屋舍上不得有蓮花裝飾,不允許塗畫大朱、大青、大綠等顏色。以蓮花為主的圖案在西夏瓷器上雖不像牡丹那麼普遍,但也不少見如圖7、8兩件梅瓶。西夏剔劃花梅瓶製作工藝精湛,費時費力。
圖9
西夏時期,靈武窯燒造有一定數量的瓦當和滴水(圖9),紋飾無論獸首還是花卉,均雕鑿精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胎質為硬度極高的瓷胎,比同一窯的一般瓷器胎質稍粗,但燒成溫度相近。而即使是在西夏王陵出土的類似器物,也多為灰陶或掛綠釉紅陶胎製品,質地比靈武窯製品要疏鬆得多。顯然,靈武窯這些在同類產品中堪稱翹楚的瓦當和滴水,也當是為官府或寺院燒造。
圖10
圖11
靈武窯在西夏時期承擔了燒造貢瓷的任務這一點,應該毋庸置疑。除靈武窯外,西夏王陵出土瓷器中的白胎透明釉瓷器(圖10、11)被認為產自於賀蘭山插旗溝窯,故插旗溝窯當是另一個西夏貢瓷的燒造場所。
關於西夏官窯的問題
靈武窯是否為官窯?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官窯的定義。官窯必須符合下面兩個條件:1.必須是官府,甚至宮廷大內直接所設之窯;2.所燒之器質量與民用瓷差別大,並禁止流入民間。那麼,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對靈武窯稍作考察可知,其產品以民間用瓷為主,尤以碗、碟為大宗。儘管梅瓶之類器物有可能大多數是作為貢瓷來燒造的,但其主要裝飾風格比如剔劃花,在其他器物如某些不具備貢瓷特徵的罐、瓮、缽上也普遍使用,也就是說,西夏貢瓷與民用瓷儘管精粗有別,但其工藝特點、主要的裝飾風格以及產地均無太大差別,很明顯,這是貢瓷瓷窯與民用瓷窯沒有進行嚴格區分,那麼也就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官窯了。
《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展》褐釉剔花扁壺
至於插旗溝窯,儘管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其為西夏官窯,但考慮到其產品唯胎色比靈武窯產品更白,而其釉色、釉質、造型工藝與靈武窯產品相比均無明顯優勢,有些方面,比如器壁較厚,修足厚笨,這些都明顯輸於靈武窯,故稱之為「官窯」尚缺乏足夠的證據,而將其作為西夏「貢瓷」的燒造窯場來表述則比較準確。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西夏瓷器成型之時,北宋的官窯可能還未出現。西夏瓷器受晚唐、五代以來尤其是北宋前期磁州窯系、定窯系陶瓷和遼國陶瓷工藝的影響,約在西夏建國後的西夏前期,形成了自己的裝飾手法、風格和器物種類等整套體系,並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成熟和穩定,伴隨著金代西北地區耀州、渾源等地瓷窯的給養,到西夏中期其中心窯場——靈武窯的燒造逐漸興盛,西夏中晚期的產品質量、裝飾工藝和產量達到高峰。而北宋官窯,據宋代葉寘《坦齋筆衡》記載:「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由此推斷,北宋官窯的燒造時間應該在政和元年到北宋滅亡之間,即1111-1126年間。燒造時間短暫倉促,故可能未對西夏瓷產生影響。在北宋建立官窯之前,承擔燒造貢瓷任務的主要有邢窯、定窯、耀州窯、越窯等窯口,而其中的定窯、耀州窯也在對西夏瓷窯影響最大的窯口之列,那麼這種約束不甚嚴格的官、民混燒的制瓷製度,也必然相應地影響了西夏。
西夏靈武窯「東平王衙下」銘瓷片、「三司」銘瓷片,一方面直接證明和佐證了西夏有「東平王」封號和「三司」機構的設置,另外結合其他標本,表明靈武窯中的某些窯爐在西夏時期承擔了燒造貢瓷的任務,其產品質量高於一般民用瓷。靈武窯是一處官、民混燒的西夏中心窯場,但和同樣燒造貢瓷的插旗溝窯一樣,都不能作為西夏「官窯」看待。或者說,目前的證據表明,西夏有貢瓷,而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官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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