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早期的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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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的成年早期，是指25-34歲這一階段。事實上，很少有人研究這一階段的自殺。為什麼會這樣呢？正如庫少雄所說的，確定一組「年輕成人」作為研究對象是比較困難的。

比如說，在25-34歲的人口群體當中，有的人還在讀書，有的人已經就業了；有的人仍是單身，有的人孩子好幾歲了；有的人事業才剛剛起步，有的人已經獲得一定的成就了……

還有就是，他們大多忙於自己的事業與生活，哪有什麼興趣參與自殺研究呢？

雖然說，有關這一階段的發展變化和自殺影響因素的經驗研究比較少，但一般認為，這一發展階段的特點是，致力於工作、婚姻、為人父母，以及對這些問題進行嚴肅的再思考。

生物危險因素

在成年早期，對女性而言，經前期綜合征和產後抑鬱，都可能導致自殺行為。

在每次月經前後，女性的荷爾蒙水平都會發生變化，使女性感到焦慮、抑鬱，懷疑自己在這期間的應對能力。同樣，在產後出現的荷爾蒙變化，或者說「嬰兒憂鬱」，也可能導致抑鬱、無望之類的痛苦感受。

就目前來看，雖然還沒有證據證明，經前期綜合征和產後抑鬱與自殺之間有直接的聯繫，但從案例研究中可以發現，的確有女性在月經期間和產後，飽受抑鬱及自殺意念的襲擾。

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女性在月經前更容易出現攻擊行為，她們大多在月經之前犯罪，自殺意念和自殺行為在經前期也是最高的。

除經前期綜合征和產後抑鬱之外，年輕成人所面臨的角色變化，也可能引起或加重他們的抑鬱情緒。比如說，從學生到就業者、從單身到丈夫或妻子、從為人子女到為人父母……

在成年早期，這類角色的轉變帶來的問題與壓力，是抑鬱和自殺的危險因素。

此外，有關抑鬱的統計數據表明，對許多人來說，成年早期是一個困難時期。過去，抑鬱一直是年齡較大的人表現出的一種紊亂，但最近五六十年，抑鬱症患者的年齡不斷下降。

最新的研究發現，抑鬱在20-30歲的人當中比在50-60歲的人當中更加普遍。

心理危險因素

眾所周知，弗洛伊德對青春期之後的發展模式，幾乎沒有研究；不知為什麼？既如此，精神分析我們就跳過了，看看其他流派如何解釋成年早期的自殺。

1. 心理社會理論的解釋

Vaillant、Levinson和Gould的研究成果，可以加深我們對成年早期的理解。

Vaillant以哈佛大學的一組學生為對象進行了縱向研究。其結論是，在成年早期，人們致力於為事業打基礎，大多數男性關心的是，如何在自己選擇的行業內快速進步。

Vaillant認為，「為事業打基礎」，看起來十分穩定，但對年輕成人而言，會面臨一個從未遇到過的矛盾——當他們試圖在「努力向前」和「紮下根來」之間建立適當的平衡時，常常會面臨一些困難，比如說，個人事業上的發展常常需要挪窩，還可能會犧牲掉許多穩定的關係。

Vaillant指出，事業與家庭之間的矛盾、金錢上的收穫與社會關係的中斷之間的矛盾，是這一階段心理壓力的常見原因。

Levinson在研究了40個年輕的成年男子之後指出，與青春期後期的那些年相比，他們不再致力於解決掙脫父母控制與脫離家庭的問題。

研究顯示，在22-28歲之間，人們致力於發展一種成熟的獨立感，和對事業、孩子的基本責任；在29-34歲之間，人們開始對自己的責任、義務與所信奉的東西再思考，比如說，對所選擇的配偶、工作和生活方式進行重新思考，其結果可能是離婚、重返學校學習、改變職業，或者重新安排生活中的其他事情。

在Levinson的研究中，大約80%的研究對象稱，曾經經歷過這一再思考階段——他稱之為「30歲過渡時期」。

Levinson發現，在這一時期，健康的年輕成人，往往以更高的熱情投入到最初的選擇上，或者以嶄新的面貌投身於經過深思熟慮而選擇的新事業、新關係；而不太健康的年輕成人，可能無法確定自己的追求、無法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當發現自己站在人生的中段卻沒有清晰的人生目標時，他們就可能經歷不斷增長的壓力。

Gould也做了相關的研究，證實了Levinson指出的成年早期的基本發展任務，並進一步指出，那些正視人生這一階段，以及其他各個發展階段的危機，並努力解決問題的人，比那些在人生各個階段試圖迴避或逃避主要問題的人，在未來的生活中，更可能作出健康的調適。

不難看出，成年早期，是一個充滿壓力的時期，可能有些人難以應付。

2. 行為主義的解釋

根據行為主義的觀點，成年早期，人們會繼續通過強化與示範的形式來學習。

關於示範的一個事實是，在事業發展初期，那些得到「導師」及時指點的年輕人，比沒有得到相應指點的年輕人，要少走許多彎路，經歷的挫折也會少很多，能更快地邁向成功。

至於強化，比如收入的增加、地位的提升，對年輕人來說，既是成功的標誌，又能增強他們繼續努力的信心和實力。

這就意味著，他們通過示範與強化來學習的，除了打拚事業，還有自殺行為。

3. 人本主義的解釋

根據馬斯洛的觀點，年輕的成人會通過各種方式來滿足其歸屬與自尊的需要。

當他們戀愛、結婚、開始自己的家庭生活時，其歸屬的需要便得到了滿足。正如一位年輕人所說：「當我感到與她在一起，比與我的父母在一起，更像是在自己家裡的時候，我意識到，她就是我所尋找的女人。」

當他們完成學業，開始工作、掙錢、獲得提升，其自尊的需要也得到了滿足。

不過，這一階段的重新思考，可能引起生活意義的喪失、對自我價值的懷疑以及虛假自我的崩潰，並因此自殺。

4. 認知理論的解釋

事實證明，在成年早期，有自殺企圖的人，普遍缺乏解決問題的技巧，遇到棘手問題就不知所措，可能走絕路。

有關抑鬱的統計數據也表明，年輕成人的抑鬱率因此而增高，加大自殺風險。

社會危險因素

影響年輕成人自殺的社會因素因男、女性別而存在一些差異：對女性而言，主要的社會危險因素，包括婚姻問題、孩子的出生和家庭的遷移；對男性而言，使他們處於危險邊緣的常常是，工作上的問題。

Stephens調查了50位女性（年齡在18-63歲之間，都有過自殺行為）與其男性伴侶之間的關係，發現了四個與自殺相關的問題：一是，「令人窒息的愛」以及自殺女性對愛情關係不現實的願望；二是，男性伴侶的不貞行為使本來就緊張的兩性關係進一步惡化；三是，男性伴侶對女性身體的虐待（她們當中的許多人，因自殺行為再次遭到男性伴侶拳打腳踢）；四是，男性伴侶對她們的漠不關心和殘酷無情（在這項研究當中，2/3的女性的男性伴侶不願意向她們表達最起碼的感情）。

被調查的女性普遍表示，她們正是因為這些問題，產生了寂寞、無能為力和低自尊的感覺；這些感覺是嚴重抑鬱的前兆。

此外，孩子可能加大女性的壓力，特別是有其他壓力存在的情況下。Brown和Harris發現，那些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孩子、沒有時間外出工作、得不到男性伴侶支持的女性，比其他女性更容易患抑鬱症。

還有，現代社會不斷增強的流動性，也增強了女性的抑鬱——即便流動是自願的、帶來了更高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

相對而言，工作壓力，對男性自殺的影響，就比對女性自殺的影響要大一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因為，社會文化總是要求男性在生活中承擔更大的責任，因此，工作上的壓力和事業上的失敗更容易引起男性的抑鬱。事實表明，對那些把自我價值與就業狀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男性而言，工作上的壓力和事業上的失敗就意味著自我價值的喪失，這也就成了他們自殺的常見原因。

關於職業地位和自殺之間的關係，相關的研究不少，但結論還存在一些爭議。

Gibbs和Martin指出，職業地位越高，責任就越大、競爭就越強，因此面臨的壓力也就越大。而Lampert、Bourque和Kraus研究發現，對所有年齡組而言，職業地位與自殺率是成反比關係的：從事社會地位較低的職業的人，比如農民、體力勞動者和服務領域中的工人，他們的自殺率最高；而從事社會地位較高的職業的人，比如專業技術人員，他們的自殺率最低。

有人解釋說，與較低職業地位相聯繫的是低收入與低自尊，所以壓力更大些。

自殺特徵

在成年早期，我國的自殺率繼續上升，繼續表現出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自殺率的獨特模式。

此外，農村自殺率高於城市自殺率，農村女性自殺率要高於農村男性自殺率。

危機干預

對於自殺問題的研究與防治，吳飛指出，中國的自殺問題有其特殊性，不能用西方的精神醫學或社會學理論來硬套。

為什麼這樣講？首先，西方關於自殺的精神醫學假定，自殺者都是有精神疾病的患者，這和中國的自殺者多是一些正常人這樣的事實相悖（在中國，瘋子、傻子等精神不正常的人，自殺並不常見，也很少成為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其次，西方關於自殺的社會學理論，往往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這和「中國式自殺」的文化脈絡是不同的。

基於這種認識，吳飛認為，中國的自殺問題要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要思考自殺問題，在中國表現為什麼狀態；二是，如何在現代的情景下，理解中國人的生死觀念。

由此，吳飛提煉出「過日子」這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概念，來說明自殺的成因及其防治。

在他看來，國人之所以自殺，就是因為日子過得不好，沒有再過下去的理由和意義可講。比如說，在「過日子」的過程中，有些環節出現了糾紛、冤枉、傷及面子、家庭變故等問題，衝擊到了正常日子，那麼日子也就隨時會結束。

因此，預防自殺，只有回到「過日子」的正常生活狀態中來。如同吳飛說的，對潛在的自殺者而言，自殺干預的任務不應該僅僅是防止他們患上精神疾病，還應該幫助他們過上幸福和有尊嚴的生活，否則就是捨本逐末、事倍功半。

可以看出，自殺防治的根本之道，仍然需要落實到對生命權利的絕對肯定和人文關懷上。

（資料來源：《自殺：理解與應對》，庫少雄著；《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吳飛著；《自殺作為中國問題》，吳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