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鬱症患者的兩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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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給你分配的苦難也就這麼些了，我們攤上了神經病，別的事可能就沒攤上。

1995年的一個冬日，24歲的北京人陳陽被兩名同事「押」上了從深圳回京的飛機。

置身於三萬英尺的高空，除了發動機的轟鳴，陳陽聽不見任何聲音。不安和焦慮一點點侵襲了他，憋了好一會兒，他終於忍不住了，使出全身的勁兒喊了一句：「毛主席萬歲！」

同事們並不意外。此前，他在深圳的公司里雄心勃勃地說自己「發現了不得了的新定律」「該得諾貝爾獎了」。

飛機一落地，陳陽就被父母帶到了北京最有名的精神病院之一——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被確診為「躁鬱症」。

躁鬱症學名「雙相情感障礙」，和抑鬱症一樣，是心境障礙的一種。所謂「雙相」，是指患者的心境會在兩種極端狀態下波動——時而登上躁狂的高峰，時而陷入抑鬱的低谷。

在中國，像陳陽一樣的躁鬱症患者約有700萬。

情緒上的過山車

上世紀90年代，人們對抑鬱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缺乏認知，經常把患者稱為「神經病」。「說你有神經病，那不就是句罵人的話嗎？」陳陽現在的妻子燕子說。

燕子也是躁鬱症患者，並因此結束了第一段婚姻，後來才找到陳陽。燕子第一次發作是1990年夏天，剛生完孩子，她就有了產後抑鬱。

原本活潑外向的人突然安靜下來，每天躺在床上發獃，不吃不喝，十天半月才洗一次澡。親友同事前來探望一律不見，連看見孩子都覺得「煩死了」。

孩子奶奶看不慣，抱著孩子在旁邊挖苦：「你看看你媽，成天睡，也不起來。」誰也沒認為這是病。

過了兩三個月，燕子的「懶」病一下好了。半夜兩點多就醒，打了雞血一樣跑到廚房裡擦洗抽油煙機。燕子的母親起床上廁所，看見她吭哧吭哧幹活，不明所以。「你看我，好了，可愛幹活兒了。」說話時，燕子頭也沒抬。

那之後，燕子每天都有使不完的精力。兒子沒用的紙尿褲被她一遍又一遍地疊，方方正正摞一排；在菜市場氣沖沖地為陌生人打抱不平，把周圍的人都嚇跑了；一跟人聊天就收不住，說到嘴角冒白沫還停不下來……

那段時間，她的情緒就像坐過山車，忽高忽低。她只顧享受那種被拋到高空的快感，察覺不出任何問題。直到有同事建議她到醫院看看，她才知道自己得了躁鬱症。

燕子的癥狀，正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ICD-10）。其中指出，患者躁狂發作時，會出現睡眠減少、活動及言語增多、思維奔逸、自我評價過高等癥狀；抑鬱發作時，則會喪失興趣和愉悅感、精力不濟、有自傷或自殺傾向。

「躁鬱症的識別率、就診率很低」，北京回龍觀醫院抑鬱症病房主任陳林告訴新京報記者，很多人會把抑鬱或躁狂發作當成單純的「情緒問題」，不會重視。現有研究顯示，當人們首次出現抑鬱或躁狂癥狀發作後，平均要滯後8年才能首次被診斷為患有雙相障礙、得到治療。

生藥學碩士楊曉宇就經歷了這樣的過程。上大三時，他因為用兔子做生理解剖實驗，聽到兔子「凄厲得像從地獄裡傳出來的鬼叫」一般的聲音，陷入倫理困境，開始抑鬱。

但沒過多久，他躁狂的一面顯現出來：瘋狂購物，買下7800元的電腦眼睛都沒眨一下；動作幅度越來越大，一學期內打破幾十個開水瓶。

儘管學的是與醫學相關的專業，楊曉宇仍然沒有意識到自己得了躁鬱症。直到三年後，在病友的點撥下，他才最終確診。

燕子、陳陽和楊曉宇都想不明白，自己活得好好的，怎麼就攤上了這種病？

「一般來說，精神科的疾病是生物因素、心理因素、社會因素在共同起作用」，陳林告訴記者，「而躁鬱症發病，生物因素非常重要，有研究稱，遺傳因素在所有病因中的比例佔到了85%。」

因為是被領養的孩子，燕子不知道家族裡有沒有精神疾病史。陳陽卻從小就知道，家裡有兩位親戚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自己病發後，一直沒敢要孩子。

楊曉宇的大姨也患有和躁鬱症類似的精神疾病。

上世紀90年代，大姨常穿著像海南島服一樣的衣服在鎮上走，人人都盯著她看，還在上小學的楊曉宇很困惑：她為什麼要這樣做？

2006年，楊曉宇開始發病，他終於理解了大姨怪異的行為，因為他也變成了別人眼中的「怪物」。

「自殺風險高過抑鬱症」

被確診為躁鬱症後，燕子從醫院領回一堆葯：穩定情緒要吃碳酸鋰，抑鬱要吃阿米替林；阿米替林可能造成錐體外系疾病，要吃安坦預防……

葯的用法用量十分講究，一方面治療躁狂或抑鬱，一方面防治副作用，另一方面還要讓患者保持情緒上的平衡穩定。「不能摁下葫蘆浮起瓢。（否則）把躁狂壓下去，一下壓到抑鬱那邊去了。」陳林說。

燕子非常抗拒吃藥，每次都隨便吃幾顆應付家人。只幾天的工夫，她就動不了了，全身僵直，鞋都穿不上，說話痙攣似的。

醫生一看，這是典型的錐體外系問題，燕子肯定沒吃安坦。

對於絕大多數患者來說，躁鬱症很難治癒，一旦發作，必須靠藥物把病壓下去。抱著僥倖心理，燕子自作主張停過幾次葯，每次都不可避免地複發了。「一複發原來的葯就起不了作用了，必須得換新葯，特別麻煩。」從那以後，燕子再也不敢怠慢。

陳陽也自己減過葯，「用手術刀把藥片切十六分之一下來吃」。和燕子一樣，他也複發了，而且後果更為嚴重——陳陽陸續出現了幻聽、幻視：「以前的一個同事老在我耳邊說話」「有人把手插進了我的腦袋裡，不停地攪動，後來又踩在了我肩膀上，特別累，特別疼」。

2012年秋天，陳陽無法承受這樣的負擔，趁著燕子在外地出差，第一次選擇了自殺。

50片一瓶的舒思，陳陽吞了三四瓶，幸好被母親及時發現，送到了北醫三院。

陳陽在醫院住了沒幾天，腦子一渾，從醫院跑了，鞋都沒穿。整整一夜，他從塔院走到了右安門。第二天一早清醒了，才從路邊的小賣部借來電話，聯繫上家人。

燕子和婆婆來接他時，陳陽站在馬路邊向她們揮手。「走了一晚上，襪子都黏腳上了。」

令燕子沒想到的是，這次治療一年後，陳陽又用刀片抹了兩次脖子。一次是他出門買裝修材料，回來時脖子上就多了一條口子。一次是他下樓遛狗，快一小時還沒回家。燕子下樓找人時，一眼看見他手裡拿著小壁紙刀，脖子上又是一道血痕。

幸運的是，陳陽兩次自殺都沒傷到動脈。靠著燕子，他從死神手裡把命撿了回來。「（去醫院）兩次都是同一個大夫，他還說呢，『怎麼沒到一個月又來啦？』」

儘管燕子特意找來了整容科的醫生為陳陽縫合，但三四年過去了，兩道疤依然顯眼，在他黝黑的皮膚上泛著白。

陳林說，像陳陽這樣的情況，已經進入了躁狂的最晚期階段：頭腦混亂、妄想症、幻覺和嚴重的焦慮。「所以，躁鬱症是一種自殺風險非常高的疾病，甚至要高過抑鬱症。」

「有人說，他們「精神有問題」

自從20多年前查出躁鬱症，陳陽就從深圳的公司辭職；2011年，又與前妻分手。此後，他每複發一次就辭職一次，等病情穩定了再換一家新公司，外企、私企、國企全都干遍了。

他很忌諱和別人說起自己的病，不願受到特殊照顧，更不願因為疾病遭人白眼。「那個時候心氣兒特彆強，我病了都不用靠你們。」

燕子的單位里，也有人偷偷議論，說她「精神有問題」。前夫也不願陪她看病，每次都是她一個人去就醫。2010年，她和前夫離了婚。

在躁鬱症患者的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歧視的情況並不稀罕。許多病人和家屬都想掩蓋患病的事實，生怕被人另眼相看。

研究生畢業後，楊曉宇在一所高校當老師。他鮮少對人提起自己的病，「說了也沒用，他們不會懂。」他還記得第一次發病後，一出院，母親就把病曆本燒了，不想他再和「精神病」三個字有任何瓜葛。

林子芳的兒子也有躁鬱症，五年前第一次躁狂發作，天天說自己是「救世主」「要主宰世界」「包里有炸藥」，把家人嚇壞了。

她聽人講過這樣一個故事。電影《一念無明》里，男主黃世東是一名典型的躁鬱症患者，因為躁狂複發，他一個人在超市大口大口地吞咽黑巧克力。這一場景被路人拍成視頻傳到了網上，鄰居看到了，紛紛要求他和父親搬離公寓。

林子芳怕自家也會遇上這樣的事，想把兒子的事瞞下來，但這很難。根據精神衛生法，「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應當建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健康檔案，對在家居住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進行定期隨訪，指導患者服藥和開展康復訓練」。躁鬱症屬於嚴重精神障礙的一種，必須登記。

「只要他們（居委會工作人員）一來敲門，周圍的鄰居就都會知道兒子有病了。」林子芳說，現在鄰居看到兒子，難免在背後指指點點，她也懶得解釋。

「許多病人和家屬都會有病恥感，藏著掩著，生怕別人知道。」陳林從醫多年，見了太多這樣的事。但躁鬱症實際只是疾病的一種，可以通過藥物緩解、控制，「不應該給他們（患者）貼上標籤」。

近幾年來，隨著被確診的抑鬱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患者越來越多，公眾對這些疾病的認知逐漸加深。公開信息顯示，梵高、丘吉爾、瑪麗蓮夢露等許多名人都曾飽受躁鬱症的折磨。有人甚至認為，躁鬱症會為藝術家帶來靈感。

2018年2月，一位名叫劉可樂的躁鬱症患者在綜藝節目《奇葩大會》上分享了她的經歷。一位心理醫生安慰她，說「得這個病的人都智商比較高」。

「但這種說法沒有科學依據支撐」，陳林說，「病人發病時，或許會出現靈感和創造欲，但這些都只是曇花一現，他們無法長時間地專註於某一事件。」

更多時候，躁鬱症會成為他們工作、生活中的負擔。43歲時，陳陽曾在一家洗車公司工作。因為疾病，「一天洗兩輛車都覺得吃力」，幹了兩天就辭職了。

生病了，才知道他們這麼愛我

雖然被母親燒掉了病歷，楊曉宇還是複發了。

很長一段時間裡，他處於妄想心境。上班上到一半，他突然覺得父母在家遭遇不測，扔下工作慌慌張張往家跑。

母親見到他懵了一下，驚訝隨即變成微笑：「你要是不放心，想回來就回來看看。」

聽到這句話，楊曉宇知道，母親已經默默地接受了自己的「不正常」。

蔣悠悠今年23歲，患病4年。她從出生便跟著奶奶生活，即使後來回到父母身邊，也覺得難以感受到父母的愛。「後來生病了我才知道，原來他們這麼愛我。」

2013年，剛上大一的蔣悠悠被確診為躁鬱症。她的母親是眼科醫生，從沒聽說過躁鬱症。母親一口氣加了好多個群，心理學方面的書一本接一本地往家裡搬，天天給女兒講自己學到的新知識。

在父母面前，已經成人的蔣悠悠好像又變回了小孩。怕她不肯吃藥，他們就把藥片磨成細粉，偷偷加在水裡；兩個小時聯繫不上，他們就擔心女兒走丟了；一旦她說出一句不太合情理的話，他們就會想：孩子是不是又犯病了？

蔣悠悠不喜歡父母總用探究的眼神看著自己，甚至做夢都想著爸媽往她的水杯里摻葯。但她不得不承認：只有我媽才能看出來我好沒好，連我爸都不行。「她說我當初去看你，你那眼睛都放光。」

作為醫生，陳林有時也很難判斷一個人是否躁鬱發作，「因為必須要看他的行為跟過去相比是否正常、跟現實處境是否相匹配。」這一點，只有和患者最親密的人才能說清。

燕子和陳陽走到一起後，陳陽73歲的母親成了他倆最親密的人。

為了兒子、兒媳的病，老人自製了一本厚厚的家庭病歷，上面詳細記載著他們每一次發病的癥狀、時間和要吃的葯。她還收走了兩人的房產證，「萬一兩人同時躁起來了，把房子賣了就完了。」

2014年，燕子抑鬱發作，被鬆緊封閉病房。40天里，她不能帶手機，不能隨意外出，悶得像坐牢一樣。後來情況稍一好轉，婆婆馬上拉著她出門散心。看她情緒不高，婆婆還催她去換身衣服，「得穿得漂漂亮亮的」。

隨著年齡的增長，燕子的兒子也漸漸懂得了母親的病。過去，燕子躁狂發作時，沒少打罵兒子，還經常讓他罰跪。「這兩年見我趴窩不動了，他也會提醒我，該吃藥了。」

燕子感激現在的生活，「幸好有他們在身邊，不然真不知道犯病了該怎麼過。」

「上帝分配的苦難也就這些」

陳陽和燕子相識的「陽光工程心理論壇」（下稱「陽光工程」），是中國最早抗擊抑鬱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的互助平台之一，聚集了18萬餘名患者和家屬。

「隨郁而安」訓練營是「陽光工程」組織的一項線下活動，開始於2007年11月。在這裡，一群經歷相似的人聚在一起，根據不同的主題分享經驗，互相支撐、互相激勵。主題包括「治療之外的『自救』與『陪伴』」「打破親密關係里的糾結」等等，每次不同。活動時，病友和家屬平攤經費，「領導者」的職責由大家輪流承擔。

「在美國，這樣的形式非常普遍。」居住在美國的躁鬱症患者紫葉說，她參加過幾個與訓練營形式相似的互助小組，效果非常好。但是在中國，這種活動「只有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才有」。許多病友和家屬，從未參加過。

3月10日，北京市東城區的一家餐廳里，40名心境障礙病友和家屬參加了訓練營，許下2018年的新年願望。只有在這樣的場合下，他們才不會被視作「異類」，才敢毫無顧忌地討論自病情，誠實地面對自己。

已經大四的蔣悠悠，病情早已穩定下來，順利找到了一份國企的工作。再有幾個月，她就會拿到畢業證，被派到某個拉美國家做對外貿易。新的一年裡，她期待著開啟一段全新的生活，儘管距離上一次複發才過了一年。

去年春天，蔣悠悠去西班牙做了一個學期的交換生。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抑鬱又一次向她襲來。頭兩天，她成天悶在房間里，癱在床上動也不動。她告訴自己，再這樣下去，人就廢了。

第三天，她強迫自己跳下床，揣起相機，推開門。她看到溫暖刺眼的陽光，路邊盛放的鮮花。綿綿春風夾著濕意，親吻著每一個路人：金髮碧眼的情侶在街角盡情地擁抱、接吻；街邊長椅上，白髮蒼蒼的老人們正在高聲攀談；年輕的父母推著嬰兒車經過，小孩不斷發出「咿咿呀呀」的奶音……

蔣悠悠掏出相機，對準了他們。取景框里，每個人都笑意盈盈。理所當然地，她也跟著笑了起來。

那是蔣悠悠最開心的時刻。她想，即使餘生都要和躁鬱症如影隨形，至少那一天，她勇敢地打敗了它。

訓練營里，陳陽也分享了他的新年計劃：新的一年，要努力減肥。

5年前，兩次自殺未遂的陳陽，辦理了病退手續。此後，他自學考取了三級心理諮詢師，還學做社工，全身心投入到公益事業里。每隔一周，他都會去四季青敬老院陪伴老人，還經常張羅組織各種病友聚會。

得病23年，他早把一切看透了。「人這一輩子不是碰見這個坎，就是碰見那個坎，」陳陽說，「上帝給你分配的苦難也就這麼些了，我們攤上了神經病，別的事可能就沒攤上。」

文/周小琪

編輯/胡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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