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 | 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說家，有著一個不知該怎麼發音的名字

你可以「貶低」一個傳記人物，

但不可能貶低一個幻想出來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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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筆下的人物是清一色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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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政方面，我強烈反對種族隔離。

在外交政策方面，我絕對站在政府一邊。

在不確定的時候，我的做法很簡單，

只要是讓左派和羅素們不滿的我就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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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的快樂不礙任何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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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再默默無聞不過的小說家，

有著一個不知該怎麼發音的名字。

納博科夫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跟他的妻子薇拉住在瑞士蒙特勒市的蒙特勒皇宮飯店，蒙特勒位於日內瓦湖畔，是上個世紀俄國貴族最喜歡的度假勝地。他們住在幾間相連的酒店房間里，這些房間感覺就像臨時的流放地，一如他們美國的住宅和公寓。其中有一間是給兒子德米特里來訪時住的，還有一個雜物間，放了各式各樣的東西：土耳其語和日語版的《洛麗塔》、別的書、運動裝備、一面美國國旗。

納博科夫一大早就起身工作。他總是在卡片上寫作，之後逐步謄寫、擴寫、重組，直到這些卡片變成他的小說。蒙特勒天暖的時候，他喜歡曬太陽，在酒店附近一個公園的水池裡游泳。時年六十八歲的他體態敦實，不怒自威。他很容易開心，也容易著惱，不過還是開心的時候多一些。他的妻子是個毫不含糊、絕無二心的合作者，時時處處上心，替他寫信，處理經濟上的事務；若她覺得納博科夫說錯了話，有時甚至會打斷他。她是個極其美貌的女人，身材苗條，眼神沉著冷靜。納博科夫夫婦還常常外出捕蝴蝶，儘管走不遠，因為他們不喜歡坐飛機。

採訪者事先發了幾個問題過去，等他到達蒙特勒皇宮飯店，恭候他大駕的是一隻信封：這些問題被打亂重組，變成了訪談。後來又加了幾個問題和回答，之後這篇訪談出現在《巴黎評論》一九六七年夏/秋季號上。按照納博科夫的要求，所有的回答都是寫下來的。他聲稱他需要用寫的方式來作答是因為他對英語不熟悉；他常常這樣亦莊亦諧地開玩笑。他說英語帶有誇張的劍橋口音，偶爾略微夾雜些許俄語發音。事實上，英語口語對他而言根本不在話下。然而，錯誤引證倒是個不大不小的問題。毫無疑問，喪失故土俄羅斯，這一歷史陰謀之下的國破家亡對納博科夫來說是悲劇性的，更令他人到中年，卻以並非他童年夢裡的語言從事著他一生的事業。然而，他一再為自己的英語水平致歉，這顯然不過是納博科夫的又一個特殊的傷心玩笑：他說的是真心話，他不是故意的，他為自己的國破家亡而悲傷；若有人批評他的風格他會怒不可遏；他假裝只是一個可憐的外國人，而事實上他是美國人，一如「亞利桑那州的四月天」。

納博科夫目前正在寫一部探索時間的奧秘與歧義的長篇小說。說起這本書，他的聲音和目光彷彿一個快樂而又困惑的年輕詩人，急不可待地想要動筆。

——赫伯特·戈爾德，一九六七年

我筆下的人物是清一色的奴隸

《巴黎評論》：你深感亨伯特·亨伯特與洛麗塔的關係是不道德的。然而在好萊塢和紐約，四十歲男人同比洛麗塔大不了多少的女孩發生關係屢見不鮮，即使結婚也不會引起什麼公憤，頂多是公開的噓聲罷了。

納博科夫：錯，不是我深感亨伯特·亨伯特與洛麗塔的關係不道德；是亨伯特自己。他在乎，我不在乎。

我壓根不管什麼社會道德觀，美國也好，其他任何地方也罷。

話說回來了，四十多歲的男人跟十幾歲或者二十齣頭的女孩結婚跟《洛麗塔》扯不上任何關係。亨伯特喜歡「小女孩」，不光是「年輕女孩」。小仙女指的是還是孩子的女孩，不是少女明星，也不是性感小妮子。亨伯特遇到洛麗塔的時候，她是十二歲，不是十八歲。你也許記得洛麗塔滿十四歲時，亨伯特口中的她已是他那「老去的情婦」。

《巴黎評論》：有一位評論家（普里斯-瓊斯）對你有過如下評價：「他的情感是獨一無二的。」你對這話怎麼看？這是否意味著你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情感？或者說你在其他層面上發現了你自己？或者只是說你的過去很獨特？

納博科夫：我不記得這篇文章；不過如果哪個評論家說了這樣的話，那麼他肯定應該已經研究過不下幾百萬人的情感世界，至少是三個不同國家的人，然後才能下這樣的結論。如果是這樣，我還真算得上一隻怪鳥。如果，這麼說吧，如果他只不過是拿他自己家裡或者哪個俱樂部的成員做的測試，那也就不可能把他的話當真了。

《巴黎評論》：另一個評論家曾經說過，你的「世界是靜止的世界。這些世界也許會因執迷而變得緊張，但是它們不會像每天的現實世界那樣分崩離析」。你同意嗎？你對事物所持的觀點中是否存在某種靜止的特質？

納博科夫：誰的「現實世界」？什麼地方的「每天」？請允許我指出「每天的現實世界」這個短語本身才是徹底靜止的，因為它預設了一個可隨時被觀察到的情境，這個情境本質上是客觀的，而且無人不知。我懷疑是你編造出了那個「每天的現實世界」的專家。無論是專家，還是「每天的現實世界」，兩個都不存在。

《巴黎評論》：他確實存在［說出評論家的名字］。還有一位評論家說你「貶低」你自己筆下的人物，「將他們變成一部宇宙鬧劇中的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我不同意；亨伯特儘管可笑，還是有著一種經久的感人特質：一個被寵壞的藝術家的特質。

納博科夫：我寧願這樣說：亨伯特·亨伯特是一個虛榮、殘忍的壞蛋，卻讓自己看上去很「感人」。「感人」這一述語在其真實的、淚如彩銥的意義上來說，只適用於我筆下那個可憐的小女孩。再說了，我怎麼可能將我自己創作的人物「貶低」成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云云呢？

你可以「貶低」一個傳記人物，但不可能貶低一個幻想出來的人物。

《巴黎評論》：E.M. 福斯特說他筆下的主要人物有時候會不聽指揮，自行決定他小說的發展方向。你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嗎？還是說你可以掌控一切？

納博科夫：我對福斯特先生所知有限，只讀過他一部小說，也不喜歡；無論怎樣，小說人物不聽作者使喚這個老套的古怪念頭也不是他最先想出來的——老得跟鵝毛筆的歷史差不多，雖則他筆下那些人如果一個勁兒想從那趟印度之旅里逃出來，或者逃離作者想讓他們去的別的什麼地方，你當然還是會同情他們的。

我筆下的人物是清一色的奴隸。

《巴黎評論》：普林斯頓大學的克拉倫斯·布朗曾經指出你的作品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他說你「重複得無以復加」，你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述說本質上一模一樣的東西。他說「納博科夫的繆斯」是命運。你是有意識地在「重複你自己」呢，還是換句話說，你努力想跟你書架上的書達到一種有意識的統一？

納博科夫：我想我沒見過克拉倫斯·布朗的文章，不過他講的東西可能有點道理。非原創的作家看起來八面玲瓏，因為他們大量模仿別人，過去的，現在的。而

原創藝術只能拷貝它自身。

《巴黎評論》：你認為文學評論到底有沒有目的，無論是泛泛而論，還是就你自己的書而言？文學評論有啟發意義嗎？

納博科夫：一篇評論文章的目的是就一本書說點什麼，評論家可能看過也可能沒看過那本書。評論是可以有啟發意義的，這是指評論能讓讀者，包括書的作者，對評論家的智力水平，或者誠實與否，或者兩者同時有所了解。

《巴黎評論》：那麼編輯的作用呢？確有編輯提出過文學方面的建議嗎？

納博科夫：我想你所謂的「編輯」就是校對員吧。我認識的校對員里倒頗有一些地道的，無比機敏、和善，他們跟我討論一個分號的勁兒彷彿這個符號事關榮譽，當然，藝術的符號往往的確如此。不過我也碰到過一些自以為是的、一副老大哥樣的混蛋，他們會試圖「提意見」，對此我只大吼一聲：「不刪！」

《巴黎評論》：你是一位悄悄追蹤你的獵物的鱗翅類學者？如果是這樣，你的笑聲難道不會嚇到它們嗎？

納博科夫：恰恰相反，我的笑聲會把它們誘入一種蟄伏狀態，昆蟲在模仿一片枯葉時都會產生這種安全感。儘管我並不熱衷於評論我作品的文章，但我碰巧記得有這麼一篇東西，是一位年輕女士寫的，她試圖在我的作品中找到昆蟲學的象徵符號。要是她對鱗翅目昆蟲略知一二，那她的文章也許還能有點兒趣味。天哪，她是徹底一竅不通，她用的那一堆亂糟糟的術語佶屈聱牙、荒唐透頂。

《巴黎評論》：我知道你的作品在蘇聯也有人讀，並且受到攻擊。如果你的作品出了一個蘇聯版本，你會有何感想？

納博科夫：哦，歡迎他們讀我的作品。事實上，維克多出版社正要出我的《斬首之邀》，是一九三八年俄語版的重印本。紐約一家出版社（菲德拉）正在印我翻譯的俄文版《洛麗塔》。我覺得蘇聯政府肯定會樂於正式接受一部看似隱含對希特勒政權的預言的小說，一部對美國的汽車旅館業大肆抨擊的小說。

《巴黎評論》：你把自己看做美國人嗎？

納博科夫：是的。我是地道的美國人，地道得就像亞利桑那州的四月天。美國西部的植被、動物、空氣，是我同遠在亞洲北極圈的俄羅斯的紐帶。當然，是俄羅斯的語言和風光滋養了我，我不可能在精神上同美國的本土文學，或者印第安舞蹈，或者南瓜派，親近到什麼程度；不過當我在歐洲邊境上出示我的綠色的美國護照時，我確實感覺到一股溫暖輕鬆的自豪感湧上心頭。對於美國事務的粗暴批評會讓我生氣難過。

在內政方面，我強烈反對種族隔離。在外交政策方面，我絕對站在政府一邊。在不確定的時候，我的做法很簡單，只要是讓左派和羅素們不滿的我就擁護。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是屬於哪個群體的？

納博科夫：說不上有。我腦子裡可以聚集起很多我喜歡的人，但是如果在現實生活中，在一個現實的小島上，他們會形成完全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團體。可以這麼說，跟讀過我的書的美國知識分子在一起，我會很自在。

《巴黎評論》：對於創作型的作家而言，你認為學術界這個大環境怎麼樣？關於你在康奈爾大學教書時的收益或者不滿你能具體說一說嗎？

納博科夫：一個一流的大學圖書館，位於舒適的校園之內，這對一個作家來說是個不錯的大環境。當然，還是有教育年輕人的問題。我記得有一次，假期里，不是在康奈爾，有一個學生把一台晶體管收音機帶進閱覽室，他振振有詞地說，第一，他是在聽「古典」音樂；第二，他開得「很輕」；第三，「夏天看書的人不多」。我就在那裡看書，

一個人的大眾

。

《巴黎評論》：你能描述一下你同當代文學圈的關係嗎？同埃德蒙·威爾遜、瑪麗·麥卡錫、你的雜誌編輯以及小說出版人的關係？

納博科夫：我唯一一次同其他作家合作是二十五年前跟埃德蒙·威爾遜一起為《新共和》雜誌翻譯普希金的《莫扎特與薩列里》，去年他厚顏無恥地質疑我對《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理解，讓自己當眾出醜，也讓我對於那段合作的回憶似是而非起來。瑪麗·麥卡錫最近對我倒是很不錯，也是在《新共和》，儘管我確實感覺她在金伯特的李子布丁的微暗的火里加了不少她自己的甜酒。我不想在這裡提及我跟格羅迪亞斯的關係，不過對他那篇《奧林匹亞選集》中的無恥文章，我已經在《常青樹》上做了回應。除此之外，我跟我所有出版人都相處得非常好。我與《紐約客》的凱瑟琳·懷特和比爾·麥克斯韋爾的友誼之溫暖，即便是最傲慢的作家，只要一想起都會心存感激和喜悅。

《巴黎評論》：你能就你的工作習慣說點什麼嗎？你是根據預先制訂的計劃表寫作嗎？你會從一個部分跳到另一個部分，還是從頭到尾地順著寫？

納博科夫：我寫的東西總是先有個整體布局。然後像一個填字遊戲，我碰巧選了哪裡就先把那裡的空填上。這些我都寫在索引卡片上，直到完成全書。我的時間表很靈活，但是

對於寫作工具我相當挑剔：打線的蠟光紙以及削得很尖、又不太硬的鉛筆，筆頭上得帶橡皮。

《巴黎評論》：有沒有一幅特別的世界畫面是你想描繪的？對你來說過去始終就在眼前，即便是在一部關於「未來」的小說中，比如《左側的勛帶》。你是一個「懷舊者」嗎？你想生活在哪個時代？

納博科夫：

我想生活在擁有無聲飛機和優雅的航空車的未來

，銀色的天空萬里無雲，一個遍布全世界的地下公路體系，卡車只許在地下行駛，就像摩洛克斯族人一樣。

至於過去，我不介意從各個不同的時空角落找回一些失落已久的享受，比如燈籠褲和又長又深的浴缸。

《巴黎評論》：除了寫小說，你還做什麼，或者說，你最喜歡做什麼？

納博科夫：哦，那當然是捕蝴蝶，還有研究蝴蝶。在顯微鏡下發現一個新的器官，在伊朗或秘魯的某座山腳發現一隻未經記載的蝴蝶，都令人心醉神迷。相比之下，文學靈感所帶來的愉悅和收穫根本不算什麼。俄國若是沒有發生革命，我也許就全身心投入鱗翅類昆蟲學，根本不會寫什麼小說，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巴黎評論》：什麼是現代小說界最典型的「庸俗」（poshlust）？庸俗之惡對你有沒有一點兒誘惑？你有沒有中過招？

納博科夫：「Poshlust」，更好的翻譯是「poshlost」，這個詞有很多微妙的含義，顯然，在那本關於果戈理的小書里，我對於這些含義描述得還不夠清楚，不然你也不至於問出是否有人會被poshlost所誘惑這樣的問題。

裝模作樣的垃圾，俗不可耐的老生常談，各個階段的庸俗主義，模仿的模仿，大尾巴狼式的深沉，粗俗、弱智、不誠實的假文學——這些都是最明擺著的poshlost的例子。

如果我們想

揪出現代文字中的poshlost，我們就必須到以下這些東西裡面去找：

弗洛伊德的象徵主義、老掉牙的神話、社會評論、人道主義的要旨、政治寓言、對階級和民族的過度關心，以及大家都知道的新聞報道里的老一套。

「美國不比俄國好多少」，或者「德國的罪孽我們全都有份」這一類的概念就是poshlost在作怪。Poshlost之花盛開在以下這些短語和片語中：「真實一刻」、「個人魅力」、「存在主義的」（被嚴肅地使用）、「對話」（用在國與國之間的政治會談），以及「辭彙量」（用在泥工身上）。把奧斯威辛、廣島和越南混為一談是煽動性的poshlost。屬於一個一流的（冠以某個猶太財政部長的名字）俱樂部是斯文的poshlost。胡侃一氣的評論通常都是poshlost，但是poshlost同樣也潛伏在所謂高品位的文章之中。Poshlost稱「空空先生」為偉大的詩人，稱「假假先生」為偉大的小說家。Poshlost最大的溫床之一要數藝術展會；所謂的雕塑家們在那裡以拆卸舊車零件所用的工具製造出一堆不鏽鋼曲軸蠢物，禪學立體聲，聚苯乙烯臭鳥，現成物品藝術，比如公共廁所、炮彈、裝在罐頭裡的球。我們在藝術展上欣賞所謂的抽象藝術家們創作的廁所牆紙上的圖案，欣賞弗洛伊德超現實主義，欣賞露水般的點點污漬，以及羅夏墨跡——所有這一切都跟半個世紀前學術性的《九月之晨》和《佛羅倫薩的賣花女》一樣老掉牙。Poshlost的名單很長，而且當然了，誰都有他自己最討厭的那一個，一群之中尤其可惡的那隻黑畜生。對我來說，最不能忍受的是一個航空公司的廣告：一個諂媚的小蕩婦給一對年輕夫婦送上餐前小吃——女的兩眼冒光盯著黃瓜土司，男的雙目含情欣賞那位空姐。當然了，還有《威尼斯之死》。你知道範圍有多廣啦。

《巴黎評論》：有沒有哪些當代作家是你頗感興趣的？

納博科夫：是有幾個我感興趣的作家，但是我不會說名字。

匿名的快樂不礙任何人的事

。

《巴黎評論》：有沒有哪些是你很不喜歡的？

納博科夫：沒有。很多廣為接受的作者對我來說根本不存在。他們的名字刻在空空的墳墓上，他們的書空洞無物，就我閱讀的品位而言，他們徹底無足輕重。

布萊希特、福克納、加繆，還有很多其他的作家，對我來說毫無意義。當我看到評論家和其他作家泰然自若地將查泰萊夫人的交配活動，或者那個冒牌貨龐德先生的一派胡言，稱作是「偉大的文學」，我著實進行了一番思想鬥爭，我真懷疑這是他們聯合策劃的針對我的大腦的陰謀活動。

我注意到在某些人家裡，龐德的書已經代替了施韋策醫生。

《巴黎評論》：你很欣賞博爾赫斯和喬伊斯，看起來你也跟他們一樣喜歡拿讀者尋開心，用一些小把戲、雙關語、啞謎之類。你認為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的？

納博科夫：我想不起博爾赫斯用過任何雙關語，但話說回來，我讀的只是他作品的譯本。無論如何，他那些精緻的小故事和微型彌諾陶洛斯，跟喬伊斯的宏大機器毫無共同之處。

我在那本最明白易懂的小說《尤利西斯》裡頭也沒發現太多的啞謎。另一方面，我討厭《芬尼根守靈》，華麗的辭彙組織如癌細胞般生長，饒是如此，卻也不能拯救那個快活得可怕的民間傳說，還有那個簡單的、太簡單的寓言。

《巴黎評論》：你從喬伊斯那裡學到了什麼？

納博科夫：什麼也沒學到。

《巴黎評論》：哦，別這樣說嘛。

納博科夫：詹姆斯·喬伊斯沒有在任何方面對我有任何影響。我第一次與《尤利西斯》的短暫接觸是一九二〇年左右，在劍橋大學。當時有個朋友，彼得·穆若佐夫斯基，他從巴黎帶了本《尤利西斯》來，在我宿舍里一面跺著腳來回地走，一面對我念了一兩段莫麗的很刺激的獨白——這話也就在你我之間說說，是全書最弱的一章。直到十五年之後我才讀了《尤利西斯》，而且非常喜歡，那時我已是個混得不錯的作家，不情願再去學習什麼，或者忘掉什麼已經學過的東西。我對《芬尼根守靈》不感興趣，

所有用方言寫成的地方性文學我都覺得興味索然，即便是天才的方言

。

《巴黎評論》：你不是在寫一本關於詹姆斯·喬伊斯的書嗎？

納博科夫：但不是只寫他。我想做的是發表幾篇關於幾本小說的文章，都在二十頁左右——《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卡夫卡的《變形記》、《堂吉訶德》，等等，都以我在康奈爾和哈佛的講座手稿為基礎。我記得曾經在紀念堂里當著六百個學生的面高高興興地把《堂吉訶德》、一本殘忍而又粗糙的老書一撕為二，有幾個比較保守的同事當時瞠目結舌，非常尷尬。

《巴黎評論》：那麼其他人的影響呢？普希金怎麼樣？

納博科夫：在某種意義上——這麼說吧，不比托爾斯泰或者屠格涅夫受普希金藝術的驕傲和純潔的影響更大。

《巴黎評論》：那麼果戈理呢？

納博科夫：我很小心地不從他那裡學任何東西。作為一個老師，他有些可疑，且危險。寫得最糟糕的時候，比如他那些烏克蘭的東西，他就是個一文不值的作家；寫得最好的時候，他是無可比擬的，是不可模仿的。

《巴黎評論》：還有別人嗎？

納博科夫：H.G. 威爾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作家。《深情的朋友》《安·維羅尼卡》《時間機器》《盲人國》，所有這些故事都比貝內特或者康拉德的任何小說好得多，事實上，勝過威爾斯所有同時代作家所能創作的任何小說。當然他的社會學觀點完全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的浪漫作品和奇幻作品是一級棒。有一次那才叫尷尬，那天晚上我們在聖彼得堡的家裡吃晚飯，威爾斯的譯者金娜塔·凡格洛夫猛一轉頭，向威爾斯宣佈道：「要知道，你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失落的世界》。」「她是指火星人輸掉的那場戰爭。」我父親飛快地說。

《巴黎評論》：關於你夫人與你的合作，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納博科夫：二十年代初的時候，我的第一部小說是在她的主持下完成的，她是顧問加法官。我所有的故事和小說都至少會對著她念兩遍；她打字、改樣稿、檢查多種語言的翻譯版時會全部再重讀一遍。一九五〇年的一天，在紐約州的綺色佳，我糾結於一些技術上的困難和疑惑，想把《洛麗塔》的前面幾章都扔進花園的垃圾焚化爐里，是我妻子阻止了我，鼓勵我再緩一緩，三思而後行。

《巴黎評論》：你跟你作品的譯本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納博科夫：如果是我和我妻子會的語言，或者是我們能閱讀的語言——英語、俄語、法語，以及一定程度的德語和義大利語，那麼就完全是嚴格地檢查每個句子。如果是日語或者土耳其語的版本，我就試著不去想像有可能每一頁上都有的災難性錯誤。

《巴黎評論》：你未來有什麼工作計劃？

納博科夫：我正在寫一部新的小說，但是無可奉告。另一個我已經籌划了一段時間的項目是出版我為庫布里克寫的《洛麗塔》的完整劇本。他的電影從劇本中借用的部分剛好還能讓我保持劇本作者的合法身份，儘管如此，電影本身只是我想像中的那部精彩作品的模糊寒磣的一瞥，我在洛杉磯的別墅里工作了六個月，一幕一幕地寫下來。我不是要暗示庫布里克的電影很平庸；就它自身而言，它是一部一流的影片，只不過跟我寫的不一樣。電影以其歪曲的鏡頭使小說變形、變粗糙，總會讓小說帶上一點poshlost的痕迹。我覺得庫布里克在他的作品中避免了這一錯誤，但是我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麼他沒有追隨我的指導、我的夢。太遺憾了；不過至少我可以讓人們閱讀我的《洛麗塔》劇本的原稿。

《巴黎評論》：如果說你會因為一本小說被人們記住，只有一本，讓你選擇的話，你會選哪一本？

納博科夫：我正寫的這本，或者不如說我正夢想要寫的這本。事實上，我會因為《洛麗塔》以及我關於《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研究而被記住。

《巴黎評論》：你作為一個作家有沒有感覺到自己有什麼明顯的或者秘密的缺陷？

納博科夫：我沒有一個自然的詞庫。承認這一點很奇怪，但是事實。我所擁有的兩個工具，其一——我的母語——我已經不能用了，這不僅是因為我沒有俄國讀者，也因為自從我一九四〇年改說英語之後，以俄語為媒介的文字歷險中的激動已經逐漸消逝了。我的英語，我一直都擁有的第二個工具，卻是個相當僵硬的、人工的東西，用來描述一場日落或者一隻昆蟲可能沒什麼問題，但是當我想知道從倉庫去商店可以抄哪條近路時，卻無法掩飾句法之弱以及本土辭彙之貧。一輛舊的勞斯萊斯並非一直都比一輛普通的吉普車更好。

《巴黎評論》：你對於目下競爭性很強的作家排名怎麼看？

納博科夫：是的，我注意到了在這方面我們的職業書評人是名副其實的造書的人。流行誰，不流行誰，去年的雪現在何處。很有意思。我被排除在外有點兒遺憾。沒人能決定我到底是個中年美國作家，還是一個老俄國作家——還是一個沒有年紀的國際怪胎。

《巴黎評論》：你的事業中最大的遺憾是什麼？

納博科夫：我沒有早點兒來美國。如果三十年代就住在紐約就好了。如果我的俄文小說那時候就被翻譯過來，它們也許會給親蘇聯的狂熱分子一點打擊和教訓。

《巴黎評論》：你目前的名氣對於你是否有什麼顯著不利的地方？

納博科夫：有名的是《洛麗塔》，不是我。

我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再默默無聞不過的小說家，有著一個不知該怎麼發音的名字。

（原載《巴黎評論》第四十一期，一九六七年夏/秋季號）

譯者：

丁駿

【延伸閱讀】：

《巴黎評論

·作家訪談

1

》

作者：美國《巴黎評論》編輯部

譯者：黃昱寧等

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

現實以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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