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走出去」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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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英國可以說早就有所了解，上大學時學的是世界史，英國史是重要內容；參加工作後到的是歷史編輯室，負責英法等國史翻譯出版工作，英國史譯稿是我最先接觸到的編輯工作，而作為責任編輯處理的最早兩部書稿分別是梅德利科特的《英國現代史》和肯尼斯主編的《牛津英國通史》。與這種工作有關，部分上也由於對英國歷史和英國史研究較為熟悉，上個世紀

80

年代末我就成為中國英國史學會會員，

90

年代初當選為該學會理事，並連任至今。不過紙上得來終覺淺，何況史學界流傳一句話，讀萬卷書，走萬里路。治史尤其是近現代史如不找機會到歷史現場親身感悟一下，很難說是一個合格的研究者，尤其是在當下全球化的時代。不過，難怪自己治史不精，到了現在，從業近三十年，這一次才算真正到了英國。從前不是沒有機會，但並不是太多，且因故錯過了。因而，這次赴英，於我個人而言，真的難得。難得的機會等到了，得到的體驗和感悟自然非同尋常。

當然，這次赴英，主旨是參加倫敦書展，在工作，而非遊山玩水。書展在倫敦奧林匹克中心舉行，盛況空前，充分感受到倫敦和英國人民對書的感情。中國出版集團展台旁邊是一些大的國際知名集團的展位，每天人山人海，幾乎從一開門就有人排隊等著進去與工作人員面對面交流。這種情況，在我們國內，似乎只在二三十年前短暫出現過。一方面，中國元素有了明顯的加強，中國紅在展館各處可見，中國各出版社或集團參加者眾多，且集中在展館較為醒目的位置。此外，中國出版社尤其是我們中國出版集團的活動眾多，檔次較昔日有了明顯的提高，也產生了積極的反響。就個人而言，包括我所歸屬的三聯書店，在個別圖書的版權輸出上也有一點斬獲。不過，總的說來，相對於近鄰的紅火、熱鬧、繁忙，我們這裡偏於冷清，仍有一種在看熱鬧的感覺。

不少人會把此歸結為語言的因素。不可否認，這是一個大的障礙，也正為此，近些年國家花巨資用於補貼外向型圖書的翻譯出版。不過，問題如果如此簡單，我們的國際化倒真可以一天建成：找准翻譯高手，加大投入，不就行了嗎？然而，這一政策推行了不止十年，國內所有的出版社都把國際化列為其戰略發展目標，也有不少出版社在國外設立了出版機構，但有明顯效果嗎？至少我個人表示懷疑。

首先，類似做法，自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就曾實施過，尤其是日本，花費尤巨，堅持時間亦長，至今在一些具有國際影響的地點，如紐約曼哈頓聯合國總部附近，設有日本文化中心，致力於推介日本文化。這些國家和地區所採取的做法，也無非是資助翻譯出版、舉辦文化活動、成立語言學校和文化中心等。然而，考其效果，難以說成功。

其次，靠翻譯成就不了國際化。現代美國文化亦然在世界上居主導地位。為了打破西方中心主義，我們力圖拋棄世界史而向全球史投懷入抱，全球化似已成為我們的口頭禪，用之於各種文件，不然就會顯得自己落伍（類似的一個術語是數字化和媒體融合）。然而，雖然美國曾不遺餘力地向全世界推廣其文化，但其文化影響力得以實現，主要是依賴其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影響力，同時得益於此前一二百年大英帝國在推廣英語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這種努力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火炮軍艦和商品傾銷）。美國的出版業在當今世界霸主位置的取得，靠的是通過擴大其強大的綜合影響力促使或迫使其他國家文化學習美國文化。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幾次向外國學習的高潮，反映在出版文化上就是翻譯高潮。這種文化引進吸收能夠成功，與中國自身的需要和學習的渴求有必然的聯繫。反過來說文化輸出，道理同樣如此。槍炮部分地可以解決問題，但對奉行和平主義的中國來說肯定不是選項。提高和穩固自身的國力和影響力，讓任何人不敢輕視，文化的影響自然也會隨之出現。

當然，文化不等同於經濟實力。但在當今的世界，文化的影響力與綜合國力密不可分。此外，文化還必須按文化的規律辦事。以出版而論，作為一種具有強烈文化屬性的產品，要想長期在書架上立得住，要想吸引人，一代又一代人，讀下去，要想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我也只好用此術語，不然顯不出文化）吸引世界公民們翻譯閱讀，必須有內容，有獨到的內容，再用一個套話，要有原創性。我國目前是世界出書種類最多的國家，然而，我們這些書業從業人員幾乎也都明白，如此眾多的圖書產品中，有哪些真正稱得上好書呢？有幾本能夠真正代表中國文化，一個重新崛起的大國的文化，進入到世界大家庭？我們每年推介和資助翻譯了大量中國出版物，也用外文出版了不少圖書，其中立得住的又有多少？

我國出版業表面上繁榮，但有一個可怕的現象，即出版物的文化含量日趨降低，出版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日趨下降，且出書人不愛看書，至少很少看除本人負責的書稿以外的圖書，這種呼籲十幾年前即有，現在更趨嚴重。說到國際化，更是如此。我們想把自己的文化和文化產品輸出去，卻不下力氣考察輸出地的文化。我們好不容易到了英國、美國，卻寧可把難得的空餘時間用於逛OUTLETS，用於購物，卻不肯安排哪怕兩個小時的時間去趟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坎特伯雷。我們花了大量財力人力出版了大量外向型圖書，並為此自得，然而這些重金打造成的精品符合當地人的品味，能夠在書業市場上真正泛起水花嗎？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國際影響力很大，商務印書館更曾一度躋身世界前幾位。它們的成功經驗非常值得我們總結傳承發揚。

就國際化而言，圖書輸出的數量固然是一個大的參數，但個人認為，重要的在於這些圖書是否真正進入了國際市場，併產生了經濟效益。而更重要的，是在於我們這些以國際化為志向的出版社和出版集團能夠真正按照國際高標準出版圖書，並為此建立相應的體制和系統。比如說，作者群的國際化或許比簡單地人為輸出幾本書更重要。想像一下，如果國際上許多一流作者把其重要著作的首次出版權交給我們，這些出版物進入世界各地，我們這家出版社的國際影響力還用多言嗎？

一家大的出版集團，尤其是像中國出版集團這樣一家代表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的出版機構，其志向理應是出版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文化產品，並把它們推向全世界。我們固然可以使用世界上各種語言進行出版，但中文無疑是我們最大和當之無愧的選項，因為語言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如此，在類似倫敦書展這樣大的國際書展唱大戲的，肯定會有我們。

（作者為三聯書店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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