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與單身

來自專欄大女人時代

幾乎是與浪漫派興起的同時,女權主義開始萌芽。

只是,那時女權主義的主張及其表達觀點的方式,都與今天的女權主義大相徑庭。事實上,女權主義的發展經歷了大致三個階段：

第一就是此時的萌芽期，要求得到一些基本權利,諸如教育權、參政權、想不結婚就能不結婚的權利,等等。那時候,她們的思想主要還是靠著小冊子和文學作品的形式來傳播。可是,有產階級婦女的經濟角色沒有任何改變，她們不工作,沒有收入；而參加工作的無產階級婦女卻又不識字。所以,那個階段註定是雷聲小、雨點兒更小。

第二個時期是在二戰之後：戰爭期間鼓勵婦女走出家門參加工作。戰爭結束男人回來了,又重新要求女人回家,女人當然不幹。

於是,要求平等的工作權,便成了當時的主要訴求。簡言之,就是「婦女能頂半邊天」、「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都能做,有些還能做得更好」之類。其結果,就是婦女擺脫家庭束縛、經濟獨立,進而承擔社會角色。

經濟獨立並走向社會之後,女人們發現不平等仍然隨處可見。

她們得出結論:光是解決經濟問題還不夠,問題還在於文化的不平等,以及社會「以男性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這樣,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期,要求「女性視角」和建立「無性別歧視」的意識形態,便成為第三個發展階段的主要追求目標。

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發生在20世紀的頭40年,這給整個世界帶來了極大的災難。所以我們把目光轉向美國,它是兩次世界大戰都未波及其本土的唯一大國---如果珍珠港襲擊可以忽略不計的話。中產階級人數的上升和女權運動的不斷發展,使得傾向於要求丈夫和自己一樣貞潔的美國妻子越來越多,而不是相反。

所以，與同時期的歐洲人相比，20世紀初的美國人更熱衷於離婚。

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年輕法官本?林塞,抓住了婚姻問題的實質：財產和孩子。

作為法官,在辦理離婚案件時他只對這兩樣東西感興趣。

在一宗宗大同小異的案件中,林塞漸漸發現：如果一對還沒有孩子的夫妻前來辦理離婚,總是出奇地簡單。有孩子的夫妻離婚主要複雜是在孩子的撫養權以及費用。

這促使他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對法律、新教教會和社會來說,一個不要孩子或者還沒有孩子的婚姻,究竟意味著什麼?

結論顯而易見：沒有孩子的婚姻,不過是一對彼此喜歡的男女住在一起罷了,完全與別人無關,也與法律無關。

基於這一思考,林塞提出了以下三條意見：

A)婚姻在沒有孩子之前,應該稱為「夥伴婚姻」,只要有一方提出分手,關係即告結束。分手時,女方無權要求贍養費。事實上,這種婚姻甚至不需要辦理什麼手續和結婚儀式,免得律師、牧師和親戚朋友跟著忙活了小半年,兩個事主卻在結婚三個星期之後反悔了；

B)教給年輕人最先進和最有效的避孕措施,以確保他們只是在想要孩子的時候才得到孩子,從而避免發生「奉子成婚」的尷尬和勉強。

這種將有孩子的婚姻和沒孩子的婚姻區別對待的態度,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在一個沒有孩子的婚姻中,確實找不到多少社會意義和法律介入的必要。

當然,林塞的設想還需要兩個條件才能真正得到推廣:

一是女性普遍參加工作,有足夠的經濟基礎自己養活自己;

二是男人放棄愚蠢的貞操觀。

在有了DNA親子鑒定技術之後,如果還有男人非要要娶一個處女做妻子,那就只能用「愚蠢」二字來形容。

林塞的思想直接導致了同居的盛行。

今天,大部分德國姑娘認為,在嫁給某個男人之前如果不先同居一段時間試試看的話,那將是「極為輕率」的。決定買一雙鞋之前,所有人都知道應該先把腳伸進鞋子里去試試。如今,同樣的明智人們也終於用到結婚上了。

不管怎麼說,結婚和買鞋這兩件事頗有幾分相似

但是，2002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統計資料顯示：經過試婚性質的同居之後再行締結的婚姻,比那些沒試過的「草率」婚姻更容易破裂。這無疑是令人沮喪的。

這個統計資料令老派的中國父母「倍感振奮」。

無論如何,年輕人現在有了更富激情的婚前性自由,同時,對於今後婚姻的幸福又敢多抱有幾分期許。麻煩僅在於：婚姻，看上去不再那麼神聖了，與夫妻二人同在的,不再是高尚的愛和性，而是一個奶瓶和幾塊尿布。

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瘋狂的時代，那時候全世界都瘋狂起來了，那時侯都有些什麼?

1、女性經濟獨立和女權主義的高漲

20世紀60年代,美國和西歐徹底從二戰的創傷中恢復過來,生活水平極大提高。女性的收入也大幅攀升,由以前的貼補家用用到了真正經濟獨立的地步。

這是60-70年代性解放運動的根本前提。

這個運動與以往的性放縱之所以如此不同也正在於此：從開始到結束,女性從沒想到過要通過與男人性交獲得金錢上的好處。

與此同時,女權主義也正處於其第三個階段。

在此階段中,婦女們發現,在獲得了經濟和政治層面的平等之後,性別差異依然存在。於是,她們意識到在價值、道德、生理、心理、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需要擺脫男人的參照,建立起屬於她們自己的坐標。

因此她們願意做各種嘗試,並將種種嘗試推向極致。在眾多的嘗試中,性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

2、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和存在主義哲學

這種以「科學」面貌出現的對性的新態度,使得舊有的性道德觀念不戰而降。

人人都跟著著薩特喊他那句著名的口號:「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既然「人是自自由的,人就就是自由」,可「人生卻是痛苦的」,那麼,還有什麼理由阻止自己及時行樂呢？另外,「世界又是荒謬的」,那麼,還有什麼清規戒律是值得尊重的呢?

3、社會導向由生產轉為消費

進入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出現了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新情況：生產能力大於消費能力！

這一情況給社會各層面帶來的巨大影響,是無論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分的。

今天,消費居然成了需要商家發掘、刺激和引導的事情。

人不再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被勞動所異化」,而是被弗洛姆精準地指出---被消費所異化。

什麼是「被消費所異化」?

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人在辦公室里掏出一支香煙之後,發現煙盒裡只剩下一支了。他就會把這最後一支煙拿出來到處敬人,嘴上說:「最後一支了,幫幫忙!」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同事一定不會讓他失望的。為什麼他給別人敬煙反倒要說「幫幫忙」?因為這最後一支煙被送掉之後,他就可以早點兒享受再去買一包煙的快樂了。

可是我們知道,理性的態度倒應該是他把這最後一支煙放在貼身襯衫的口袋裡留到最困難的時候再抽,別人跟他要他都不肯給才對。

理性的消費已經不能填飽機器的胃口,商家需要的是消費者「無理性」地消費。方法自然是創造時尚和品牌。

新的形勢需要新的意識形態：後現代主義。

桑塔格將後現代的特徵定義為「拒絕闡釋」，必須逃避,因為它根本經不起闡釋。

新新人類們看重的是經歷過什麼或體驗過什麼,而不是擁有過什麼；

他們看重的是被關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努力於做到比別人「更什麼」，只要能比別人「更」就行了,至於是「更高尚」還是「更無恥」、「更好」還是「更壞」,反倒成了無關緊要的細節。

對於後現代的人來說,他們最怕的是「被理解」,最渴望的是「被關注」。

在今天這個社會,「被關注」和成功之間是完全可以畫上等號的。

美國已經有過一位演員出身的總統：羅納德·里根；

後來,他們又選出一位渾身肌肉的動作片影星當州長：阿諾德·施瓦辛格；

而義大利人,則乾脆選了一個三級片艷星當議員，她的競選綱領是：「讓我們充分享受性愛吧。」這樣的事情,在50年前是無法想像的。

在這種情況下,性交自然是一種很好的體驗和經歷,甚至乾脆就是一種消費行為！不需要解釋,不需要理由,

這種後現代觀念還解釋了為什麼在當今中國社會裡,一個老姑娘會比一個離婚女人承受的壓力更大：從消費的角度來看,一個老姑娘更像是個無人問津的商品，這是消費社會中最大的失敗；而相比之下,一個離婚女人不過是一個被用舊的商品罷了，至少,她被消費過。

4、口服避孕藥

1959年, Gregory Pincus發明口服避孕藥雌二醇,自此,性與生育徹底分開,為性解放運動在技術上掃清了障礙。

雖然口服避孕藥在1959年就已經發明出來,但直到60年代中期,才獲准像創可貼一樣在藥店里公開出售。

簡·劉易斯在談到口服避孕藥帶來的變化時這樣寫道:「即使是最粗糙的統計學表格,也能顯示出就青年男女雙方性活躍程度而言,1974年的水平明顯高於1964年。剛開始的時候,是男性的性活躍程度顯著增長;而緊接著---女性迎頭趕上。」

性解放運動後，男人們開始還心頭竊喜，發現一場盡興的狂歡過後,居然無須付賬。

但過了不久,男人們發現：很多女人選擇了單親家庭生活,根本不再需要一個丈夫。

當初,圍城是男人們建立起來的。可建好沒多久,男人們就感覺悶得慌。於是,他們在城牆上開了好多小門,經常出城去「散散心」。

男人們的玩性總是大的,過了一陣子之後, 當他想回家的時候,卻發現老婆和孩子已經建立起一個新城。城裡,已經沒有了他的位置。就這樣,丈夫被逐出了家庭的核心地位。

「家」這個字,從字面上看,就是屋頂下有一頭豬。那麼本意應該是豬圈？不是的。

《說文解字》里的解釋很有意思。說「家」本意是以牛作犧牲、祭祀祖先之場所,引申義為「拘罪之陛牢」。後來覺得豬比牛的繁殖力強,先人們希望在生孩子這事兒上能和母豬一樣在行,遂舍牛而取豬,「牢」就變成了「家」。

家庭的起源,還是恩格斯說得對：男性對自己子女的確認。

一個孩子的母親是誰,這不會弄錯。可要想確認孩子的父親,那辦法只有一個：專偶制。如果DNA檢測這項技術早發明6000年,或許母系氏族社會能一直保存至今。

和家庭的定義一道,家庭的實質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想想我們的祖母或外祖母一僅僅只是兩代人之前,她需要跑到河邊去洗全家人的衣服、每天從井裡挑水回家洗菜做飯、孩子們的衣服和鞋也得自己做。她還知道怎麼製作成肉、臘肉、大醬和各種小成菜,不然整個冬天全家就沒菜吃。除此之外,為了當一個稱職的母親,她還得是個半拉子醫生、能背誦很多童謠和兒歌。我們的奶奶和外祖母都是這樣的女人。

而如今,每家都有了洗衣機和微波爐,有的家裡甚至還有洗碗機。如果是去大一點兒的商場買褲子,商場都提供免費的褲腳扦邊服務,還有誰自己做褲子呢?如果想吃沙拉,超市裡有已經切好的水果，超市裡還有幾十種口味的沙拉醬可供選擇。

自從20世紀60年代生產大於消費以來,大批多餘的勞動力轉向了第三產業,正如喬治·莫里所說:「人以材料為對象並用以製造新東西的舊公式,改變成了人以人為對象並促使之行動的新公式。」

稀奇古怪的職業和服務應有盡有,你可以打電話讓附近的小超市給你送來一瓶醬油,外加一小袋十三香；你也可以讓淘寶和京東網把你想要的書直接送到家裡；

如果你感冒了,你甚至可以打電話請家政公司派個人來遛遛你的狗。

專業化的機構和服務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再加上各種各樣的家用電器的普及,家務活確實沒有以前那麼可怕了。

如果一個單身女人想帶個孩子,只要她有工作有收入,就完全應付得過來。

除了夫妻雙方橫向的分工和角色發生變化之外,家底的縱軸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們的祖父母那一代人,平均二十六七歲上下就父母雙亡了。

而在今天,因為平均壽命的大大延長,通常一個人父母雙亡的時候,他多半已經退休了。在這種情況下,遺產繼承變得毫無意義。

老一輩的父母會化整為零,在孩子上大學、結婚、買房的時候給予持續的支持,然而他們卻並不和孩子住在一起。

等到孩子終於穩定下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老人們卻變得更加省吃儉用。他們給孫子攢錢的勁頭,甚至比給兒子攢錢的勁頭更大。大多數老人都能活到參加自己孫子的婚禮。

雖然老人通常並不與子女住在一起,但是親情非但沒有減弱,反倒因為隔輩親的效應而有所增強。這進一步削弱了夫妻合作撫育後代的必要性。

那句俏皮話是怎麼說的來著?「女人不需要男人,正如魚不需要自行車。」70年前,這一切都是根本無法想像的。

人類社會自上個世紀60年代進入後工業時代,其根本特徵：生產大於消費。對社會的各層面產生了顛覆性的衝擊。

在弗洛伊德看來,人類由採集進入農業社會,就是由即時的滿足變成延遲的滿足以前,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果子吃,如果沒果子摘,直接餓死倒也痛快。

然而進入農業社會之後,為了有口吃的,得從春天一直忙到秋天。

所以,他認為文明的本質就是壓抑,就是有條不紊地犧牲性慾,並把它強行轉移到生產勞動和相應的社會制度建構上去。

由「快樂原則」向「現實原則」的轉變,是人類難以排遣的精神創傷。

歸根結底,6000年來的文明,是以普遍的匱乏和窘迫為基礎的。那麼今天,雖然因為分配不均使得人類還沒有徹底根除飢餓和貧困,但從整體上看,既然富庶和過剩已經取代了匱乏和不足,那麼壓抑性的文明也就喪失了繼續存在的基礎。

人類有沒有希望建立一種非壓抑性的新文明呢?

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人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

許多學者對這個問題都給出肯定的答覆,並提出了各自的構想。

赫伯特·馬爾庫塞從心理學角度出發,提出的辦法是：將性慾轉變為愛欲。

父權社會的核心正在於男人對女人經濟上的控制。如果女人取得了經濟上的獨立地位,人類社會這個系統的內部就會再次積蓄起變革和重建秩序的能量。

羅曼?羅蘭有一句名言:「痛苦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崛起了生命的新水源。」

這句話用在上世紀60年代西方婦女身上,是最恰當不過的了。經歷了性解放運動過後,她們發現真的可以不需要婚姻可以過的更好。

女人對以父親為核心的傳統父權制家庭模式的反叛,其方式主要有兩種:同居和單身。

1972年至1982年的10年間,當時的聯邦德國同居率上升了10倍。

尚未結婚的年輕職業女性是這樣看待婚姻的:「女人放棄了職業,等待著男人回家。當精疲力竭的丈夫終於到家之後,卻坐在電視機前,沒有交談的話題和興緻。最後,他進了卧室，他什麼也不做,除了打呼嚕。」這樣的婚姻生活自然是令人生畏的，它意味著無聊、空虛和僵化。

因此,年輕伴侶刻意避免讓他們之間的關係「合法化」。

因為在他們看來---正如赫拉德·申克所言---「一紙結婚證只能給他們提供一份虛假的安全感,使他們在互相爭取對方的努力中提前疲勞、懈怠。」

當然,一個女人選擇只是與她喜歡的男人同居,而不是嫁給他,往往意味著需要女方有更強的自我意識和更獨立的經濟地位。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她才不願意讓她和一個男人之間的關係具有「額外的」法律效力和社會意義,也不願意與這個和她共同生活的男人有什麼財產上的糾葛。總之，如果關係破裂,她是個「輸得起」的女人。

另外,相比於婚姻而言,同居關係顯得更具「彈性」,使得女人感覺得到一種隨時可以動用的「再次選擇」的權利和機會。那麼，同居時間的長短就看兩人的努力爭取的程度。

在結婚率直線下降和離婚率持續上升的同時,同居成為越來越多的男女的選擇。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密歇根、密密西西比、北卡羅菜納、北達科他、弗吉尼亞和西弗吉尼亞諸州,在20世紀90年代這10年間,上述諸州的同居人數還是增長了將近一倍，增幅為86%。

對全美的統計顯示,這10年中,非婚姻家庭的增長速度,是婚姻家庭增長速度的兩倍多。2000年,美國就有近43%的成年人選擇同居或乾脆單身。

如今,西方各國的同居者越來越傾向於男女雙方都有各自的住所,這使得他們的情況與單身之間很難界定。

現在認定某兩人是同居關係,並不意味著這兩個人一定要共享住宅。

那麼,兩個各有住宅的同居者,與兩個單身者之間的多次約會又有什麼區別呢?

A)同居者的關係更穩定,接觸頻率更高;

B)同居者的性關係往往是排他性的,後者則否;

C)同居者二人雖然各有各的房子,卻至少一方手上有另一方家裡的鑰匙,並且,可以隨時去對方家而不用事先打招呼。

西方社會的同居模式,還有一點和今天中國試婚性質的婚前同居有很大的不同。

調查顯示:在1997年這一年中,英國22%的孩子出生時,其父母是同居關係。而在20年前,這個比例僅為2%。

在美國,有1/3的孩子出生時,他的父母不具備法律婚煙關係。

而在社會福利水平極高的冰島，國家可被看作是所有孩子的稱職父親,情況自然可想而知，2000年,將近2/3的孩子出生時,沒有法律意義上的父親。

由此可見,今天,西方社會越來越將同居關係視作是一種「常態」,而不僅僅是婚姻的過渡或是權宜。

相比之下,今天中國的情況,與20世紀70年代前的西方社會更為接近。

同居者主要由兩種人構成:

一是婚前試婚性質的的同居：當女方懷孕之後,他們往往就會「奉子成婚」；

二是兩個離婚者在一起同居雙方通常對再次締結一個婚姻心有餘悸。另外,男女雙方又都有前一次婚姻帶來的扯不清的撫養義務。所以,他們更偏愛經濟平等的同居關係,而不是另一次婚姻。

單親媽媽，這個在中國人看來是女人最不幸的狀態，在美國，從1960年的佔全部成年女性的7%,上升到2000年的接近25%。

要知道,今天美國的離婚案中,90%是由女方提出來的。

而且種種跡象表明越來越多的婦女成為單親媽媽,是她們主動選擇的結果。

簡?瑪特斯寫了一本書:《主動選擇做單親媽媽》( Single Mothers by Choice),並在全美到處創建同名組織(SMBC),以使日益增多的單身媽媽們能夠互相幫助。這個組織的口號是意味深長的:「單親撫養並不一定意味著要獨自承擔一切。」不過,這裡沒男人什麼事兒,簡?瑪特斯看來是想建立一個「母系氏族社會」，只是與古代的母系氏族相比,「氏族成員」間並沒有血緣關係。有的,只是志同道合。關於美國的單親媽媽,以下的一些數據深刻地揭示了她們對傳統婚姻模式的反叛

A)今天,美國每三個孩子當中,就有一個是由母親單獨撫養;

B)所有這些單親媽媽中,有50%以上從未結過婚

C)25%從未結婚的美國婦女,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

D)在過去的10年中,單親家庭增長了70%;

那麼,新的家庭框架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浪漫的兼容法國人的觀點？

法國電影《生活的奇蹟》,為我們展現了法國人對家庭演變趨勢的理解：

一個以畫漫畫和寫作兒童書籍為生的職業婦女佐埃,在經歷了兩次失敗的婚姻之後,與五個孩子共同生活在一起。兩個前夫雖然都已經有了自己的生活,卻時常回來看望孩子，從不事先打招呼,因為兩個男人都有鑰匙。

一次偶然的機會,讓佐埃遇見了她20年前的初戀情人馬蒂約,不久便與他同居。矛盾開始產生:馬蒂約受不了兩個前夫居然經常不打招呼就跑到家裡來。尤其是晚上當他和佐埃親熱的時候,她的某一個前夫會不時把腦袋伸進卧室,問前妻黃油和鹽放在什麼地方，他餓了,想給自己做一份煎雞蛋。

馬蒂約與兩位前夫談判:到這個家裡來可以,但必須事先打招呼。

另外,交出這個家的鑰匙!兩位前夫顯然持不同意見：我們是這個家裡五個孩子的父親。而你,不過是個陪女主人睡覺的傢伙。

相比之下,當然是我們更有權力擁有這個家的鑰匙。馬蒂約與孩子父親們的矛盾,自然影響到了他與家裡五個孩子之間的關係。

終於,他忍無可忍,搬出這個家了事兒。

看著佐埃抑鬱終日,前夫們心中甚是不忍。兩個人商量之後,一起去找馬蒂約,交出鑰匙,請他再搬回去。

電影的結局是:三個男人成了好朋友,與那位母親和她的孩子們融洽相處。

在父系社會,一個男人喜歡孩子,是因為那是他的親骨肉；

在母系社會,一個男人喜歡孩子,是因為他喜歡這孩子的媽媽。

法國的這個電影,似乎就是想讓這兩種喜歡同時並存。

他們的家庭構想是母親和孩子是一個家庭的核心,像質子和中子一樣構成一個原子核。

而男人們,則像電子一樣在外周軌道上轉悠，他們或許是被像中子一樣的孩子的質量所吸引；或者是被像質子一樣的母親的電荷所吸引；又或許,是二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