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遊客事件:成人的「退行」表演與集體無意識的漫溢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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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stirred in us is that faraway background, those immemorial patterns of thehuman mind, which we have not acquired but have inherited from the dim ages ofthe past.

在我們的內心深處被喚起的，就是那個久遠的背景——古老的人類心理模式，它們源於遺傳而非後天習得，我們從業已模糊的往日世代繼承了它們。

——榮格

近日，關於中國遊客在瑞典被當地警察粗暴對待的事件持續發酵，整個朋友圈都被一家三口在瑞典旅遊時的遭遇刷屏。

一開始群情激憤，很多人指責瑞典酒店方不通人情，而瑞典警察粗暴執法，甚至指出這是一種明顯的種族歧視行為。

但是很快，從不同渠道披露出的更多細節，讓人們的評論與立場也出現了「反轉」，甚至出現了「碰瓷」與「撒潑」的「巨嬰」說。

當時的事實真相究竟如何，作為不在現場的局外人，我們並沒有發言權，但是從事件中不同對象的不同反應，我們卻可以窺見一些心理玄機。

當事人一家人面對瑞典酒店人員及警察的驅趕時，失去理智，如幼童般倒地耍賴，哭天喊地，這種退行行為究竟為何產生？

而中國外交部官員指出幾位中國公民沒有違法，就算有錯，也不應該被警察如此粗暴對待，並對西方媒體做出強硬表態，這種強國手腕的背後又隱藏了何種心理原型？

整件事件過程中，瑞典當地人所說的「警察只是想平息事端，是中國人一直在大吵大鬧」，與中國大使所說的「就算中國遊客有錯，也不應該受到如此對待」，這兩者之間又體現了不同地域與文化背景下怎樣的集體無意識差異？

退行行為：

嬰幼童強有力的有效武器

退行作為心理防禦機制的一種，是指個體在遇到困難或者遭遇挫折時，處於焦慮或應激狀態下，心理活動退回到較早年齡階段的水平，放棄已經學到的比較成熟的技巧與方法，通過原始、幼稚的方式來應付當前情景，是一種反成熟的倒退現象。

日常生活中發生退行行為的現象並不少見：

比如在鼓勵生育二胎的當下，許多家庭在迎來第二個孩子的同時，往日不哭不鬧的第一個孩子，可能會突然向爸爸媽媽索要親親抱抱，甚至出現哭鬧耍賴的行為；

比如新入學的孩子，為了逃避陌生的學校環境，會出現吃手指、咬筆頭，甚至尿床等幼稚的行為，或者用生病來製造不上學的理由。

其實，出現這種心理防禦是很正常的心理現象，孩子幼年時期的退行，有時只是在索愛，有時是以退為進。

當認識到孩子退行行為發出的信號時，養育者合理的允許，適當的滿足，給予充分的愛，他們自然會過渡到獨立的狀態，獲得真正的成長。

然而，當退行不被允許，種子悄悄埋藏，成年以後的退行與索愛，便會衍生出更多的問題與矛盾。

例如，一個男人感受到了「中年危機」，他害怕變老，為了避免與這種恐懼相連的焦慮，他可能退行到青年時期，變得不負責任、叛逆與暴戾，甚至退回到更早的階段，表現齣兒童的幼稚行為。

成人退行：

集體無意識的漫溢而出

而這次事件中的當事人，在陌生的國度，寒冷的夜晚，看到父親在地上發抖、牙關打顫，看到母親坐地不起，崩潰大哭，也喪失了成年人該有的理智與成熟，把書包摔在地上，自己也俯卧在地，喊天喊地。

這其實也是一種明顯的退行行為，但這種行為更多展現出了中國文化背景下的集體無意識。

什麼是集體無意識呢？

集體無意識是心理學家榮格提出的一個心理學範疇，簡單地講，就是指人在社會遺傳中獲得的集體情懷，它的存在不依賴於個人體驗，而是通過繼承和遺傳而來，由原型這種先存的形式所構成。

在這次事件中，最先表現出退行行為的，其實是曾先生的父母，他們以誇張的行為表現自己的不幸與委屈，展現自身的弱小與無助，以求獲得別人的同情和照顧。

這種表達方式，反映出明顯的年代與群體特徵，作為無意識的處理問題的方式，受到了集體無意識的潛在影響。

眾所周知，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鋤強扶弱，守護弱小」的儒學理念在幾千年的傳承中深入人心，尊老愛幼也一直被奉為優良品德。

作為一直被視為需要給予特殊關懷對象的老幼婦孺，他們的這種行為表現一直都是有效的。

而曾先生，則在世代相傳的家庭教養中，將這種心理結構的知識、經驗逐漸內化，在個體遇到困境與阻礙，感到無力應對時，便自然而然地代替個人經驗，無意識的傾瀉而出，讓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成人，也瞬間變成一個極易「惹人憐愛」的嬰幼童。

中國政府：

強大的「大地母親」原型

在分析心理學的核心理論——人格整體論中，榮格指出，心靈或者說人格結構是由意識、個體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三個層面所構成。其中，簡單來說個人無意識主要是指各種情結，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則主要是一些心理原型。

原型，作為心理活動的基本模式，是人類遠古社會的遺迹，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重複了億萬次的那些典型經驗的積澱和濃縮。

而中國，或者說中華民族，其祖國母親的形象早已被遍布全球的華人所認同。而中國政府作為國家的權威，也早已成為了國人心中強大的「大地母親」原型。

她時刻都在展現出與母親原型相聯繫的品質：母親的關懷與同情，包容與慈善；女性不可思議的權威；超越理性的智慧與精神升華；任何有幫助的本能或者衝動；親切、撫育與支撐、幫助發展與豐饒的一切……

從06年所羅門騷擾，撤僑310名同胞，到10年吉爾吉斯斯坦騷亂，撤出1299名同胞，再到17年的巴厘島撤僑，解救火山爆發被困的1.7萬的中國同胞……

即至這一次事件中，外交部及駐外使館人員反覆表達對於中國公民遇到的粗暴對待的憤慨之情，無一不展現出這位母親「舐犢情深，護犢心切」的典型經驗。

而對於眾多國人來說，總會感覺身後都有一個國家在為你撐腰，有一位母親會袒護自己，但在異國他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不是所有的母親原型都會對退行行為做出相同的反應。

秩序和人情：

不同集體無意識的外在展現

集體無意識的特點以民族遷徙、無意識的積累以及以故事、歌謠等口頭文學作品的流傳進行變異。

集體無意識對於個體來說具有先在的性質，對於一個出生於不同國家、民族，不同文化環境中的人來說，所構建起來的心理結構、集體無意識是不同的。

而集體無意識又會提供人的思維、行為的預先模式，由集體無意識所產生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也就會打上民族的、集體的烙印。

此次事件中位於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東南部的瑞典，人稱海盜之國。

而歷史中從斯堪的那維亞發軔的維京人，會確保國王和大會的全部法令為每個人所熟知，並且確保公民無條件的接收這些法令。

作為維京人的老家之一，瑞典這樣一個由北歐海盜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國家，承襲而來的民族烙印就是服從和秩序！

而與此對應，當代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延續千年的人情社會，講究「推己及人」「法理不外乎人情」，所以，無論法律也好、秩序也好，在很多情況下往往都要給人情讓路。

設想一下，如果有一個老人坐在中國任何一家賓館的大堂里並拒絕離開，應該沒有中國警察會選擇把這個老人抬走並送到郊區放下，因為這樣做是「不近人情」的，而且還有可能給自己惹來麻煩。

因而，在當代中國式的人情觀念和瑞典現代社會秩序理念的衝撞中，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影響下，也就不難理解，雙方會做出不同的反應。

如今，雖然事件已經過去，輿論的發酵依然火熱，截至目前，事情已經在官方、媒體和大眾的不斷爆料和挖掘中，反轉了多次。

然而，各方看客們，不論是一味批判外方缺乏人道主義精神，僅僅維護本國公民利益，還是認為西方國家更加民主法治，倡導公正與秩序，甚至是覺得曾家三口的行為著實丟了國人的臉面……

這些看法都可以說是站在旁觀者角度做出的「非黑即白」的判斷，貶低一方，謳歌另一方，更多暴露出的是人們企圖獲取關注，獲得認同的奴性心理。

魯迅先生曾說，「中國只有兩個時代，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與爭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

魯迅先生還曾說，「我一生中，給我最大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

因而，在當下這個全球化日益加劇的時代，作為沒有親歷真相的普羅大眾，我們更應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理性看待各類事件，不被媒體的風波席捲，不被評論的導向蠱惑，常反思，細思考。

正如榮格所言：「只有當人能夠察看自己的內心深處時，他的視野才會變得清晰起來。向外看的人是在夢中、向內看的人是清醒的人。」

我們應當去了解不同行為背後蘊藏的真正心理機制，意識到集體無意識的強大能量，從別人的經歷中獲取自身向上成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