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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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任就像一張窗戶紙，一捅就破，而要重新糊起來則很難，這需要一個漫長的訓練過程。

文/薌柏

一

近日，媒體報道江西吉安市77歲老人劉振仕乘坐三輪車出行和相向駛來的一輛小車相撞。手掌被擦傷，當小車司機肖楊傑手足無措時，老人安慰說「不訛你們的冤枉錢。」肖楊傑感動地說，「這老人家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這世上還是好人多！」

當今社會，碰瓷事件頻頻見諸報端，尤其是扶摔倒的老人十有八九會被碰瓷幾乎成了人們廣泛接受的「共識」，以致人人談「碰瓷」色變。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有一個人突然大發慈悲表示不碰瓷，人們反倒覺得很驚訝，而且成為罕聞事件被媒體報道。這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其實，類似的現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早已經見怪不怪了。「拾金不昧」是我們從小就被教育的優良品德，「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給警察叔叔說聲再見……」多麼耳熟能詳的兒歌。「拾金不昧」這四個字深深刻印在我們的腦海里，但我們的腦袋卻經常發生「短路」而直接跳過這四個字，路邊撿到錢不是自個兒塞進口袋樂得屁顛屁顛，就是交給警察蜀黍後，警察蜀黍感動得含淚把錢給分了。當然不是說現在沒有拾金不昧的人，只是拾金不昧的人已經很少了，以至於偶然發生的「拾金不昧」成了難得的好人好事，當事人也被視為品質優良的「道德楷模」。

「不碰瓷」、「拾金不昧」本是一個正常社會裡人們之間互相信任的常態化現象。但是當人們之間失去了信任，不信任反而成為常態並被人們普遍接受時，那麼信任就必然成為稀缺之物，被社會大力倡導弘揚。

二

中國曆來強調以「誠信」為本，但經過30多年的經濟發展方式西化、政治改革停滯不前、文化發展抱殘守缺，讓我們逐漸丟失了「誠信」這個精神財富。如今整個中國正在遭受空前的「誠信」問題的困擾。

2016年中國社會信任度調查數據顯示，公眾對親人的信任度接近100%，有86.5%的公眾願意信任朋友，鄰居獲得80.1%的公眾信任，陌生人信任度僅5.6%。對陌生人的信任是人際信任整體水平的重要體現。但是公眾對陌生人的信任度遠遠低於其他類型的人際信任，出現巨大的人際斷裂。

每個社會人都需要「誠信」來維持正常生活，依靠誠信，構建起一個比較安全的生活環境。但我們目前的誠信只局限於熟人圈子，對陌生人卻滿懷戒備心。我們的孩子常被教導不要跟陌生人說話，因為拐騙孩子的悲劇發生得太多了；面對摔倒的老人，大部分人都不敢扶，因為隨時有可能被訛詐；我們在選購食品時，總是擔心會不會有毒，因為劣質、有毒食品充斥著整個市場……你吃我生產的有毒食品，我用你製造的劣質產品，人們陷入了互相不信任、互相傷害的惡性循環。「不要跟陌生人說話」、「不要接聽陌生的電話」、「不要吃餐館裡的菜」「不要隨便扶摔倒的老人」……這些觀念折射出，與陌生人建立信任關係何其難也。

提到誠信，人們一般會想到品格、道德等精神層面的東西，其實它對現實的影響超乎想像。低社會信任度很容易造成社會的內耗，增加社會轉型的風險與成本。當前，中國正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人們的居住與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在農業社會中，村落、家族、鄰里這些紐帶構成了一種熟人間的信任關係。而工業化與城市化造成了時空的分離，陌生人的世界取代了熟人世界，信任關係越來越淡化。改革開放與全球化的影響，使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分化越來越嚴重，持不同世界觀和價值觀的人之間互相不信任，甚至互相仇視。官場腐敗造成官民對立，官商勾結、制假售假使人民對商人失去了信任，警察毆打手無寸鐵的群眾使人民不再視警察為神聖的保護者……

人們如同一個個互相排斥的孤立原子，又如同沙漠中的沙粒，雖然聚在一起，卻毫無凝聚力，這樣勢必加重整個社會的內耗。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說，「沒有人們相互間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會本身將瓦解……」。所以，重新建構誠信體系是中國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三

傳統社會的誠信體系依賴於血緣關係、約定俗成等。而現代社會中，社會的複雜性已經使以血緣為基礎的誠信機制難以應付，基於法律基礎上的規則，成為誠信的主要形式。

為什麼阿里巴巴能夠在廣泛不信任的社會發展得如此壯大？因為它建立了保證機制確保網路銷售和網上金融服務的正常運行。簡單說，那就是讓素未謀面的交易雙方通過制度設計克服了彼此的不信任，這在沒有支付寶之前幾乎是不可能的。雖然阿里巴巴平台上也假貨橫行，坑害了無數消費者，但是讓阿里巴巴一家來背這個黑鍋顯然不公平。阿里巴巴只是提供了一個網路銷售的平台，而制售假貨的卻是千千萬萬的商家和無良商人，有些管理部門甚至為制假售假開綠燈、充當保護傘，他們難以受到法律的嚴懲更是助推了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這就難怪群眾早已經對有關部門和無良商人喪失了信任並對其恨之入骨。

在這樣普遍不信任的情況下，只有進行一系列制度設計，建立起人人尊重法律、敬畏法律、遵守規則的誠信機制，才能化解誠信危機。但是制度設計並不是簡單地制定各種規章制度控制人們的行為，而制定者本身卻無視規則，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做法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強制，是絕對產生不了信任的。因為信任意味著雙方是平等的，通過協商的方式建立起合作關係，並互相尊重雙方共同制定的規則。法國人托克維爾到美國考察時發現，美國是一個喜歡結社的民族，美國的個人主義與結社熱情夯實了民主制度的信任基礎，公民個體通過結社、出版、宗教活動進入一個自發的信任體系之中。

相比之下，戈爾巴喬夫當年面對的是缺少信任的「沉默的民眾」，他試圖讓民眾開口說話，表達意見，但是，言論的表達需要訓練，真正的公共輿論是基於言論自由基礎上的公民常識。當民眾對社會失去信心，便會產生塔西陀效應：「當失去公信力時，不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說假話，做壞事。」

如今的中國也同樣面臨著缺少信任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自由表達的機會太少了、風險太大了，只有沉默才能苟且安生。就算尚有言論控制機器遺漏的空間，也是理性表達的少，聲嘶力竭的多。因為沒有經過言論自由的充分訓練，便沒有客觀公正的理性表達與訴求，自上而下莫不如此。你看我們的領導因為長期念稿而喪失了辯論的能力，群眾因為自由表達的權利長期被壓制，而喪失了理性表達的能力。在這個信任匱乏的社會中，大多數人都選擇活在當下，因為未來是不確定的，粗暴取代了理智，鬥爭取代了妥協，狹隘取代了寬容。

鑒於此，我們需要重新塑造公民對政府、他人和「法治」的信任。但是信任就像一張窗戶紙，一捅就破，而要重新糊起來則很難，這需要一個漫長的訓練過程。專門研究信任的學者鄭也夫認為，信任的恢復，最小的時間單位是「代」，樂觀估計，一兩代人之後或許能有所改觀。這或許會讓不少人灰心喪氣，繼續淪落到不信任的泥潭中打滾。但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複雜的社會問題，需要社會管理者和所有公民共同努力，一步一步改變。胡適說：「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同樣，重塑信任也只能一點一滴的進化，但前提是社會管理者必須以身作則、以上率下，必須以「法治」取代「人治」。如此，信任才有希望回歸人們的內心。

公眾號：xiangbai99

2017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