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研究】李捷、靳曉哲：轉型與升級：近年菲律賓南部恐怖主義發展研究

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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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靳曉哲：轉型與升級：近年菲律賓南部恐怖主義發展研究

作者：李捷，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副教授；靳曉哲，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國際關係研究》2018年第五期；國政學人

責任編輯：周悅

【

內容提要】

在「伊斯蘭國」席捲全球的背景下，作為伊斯蘭世界重要的外圍區域之一，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的發展模式與路徑值得進一步研究與關注。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歷史、宗教等矛盾的交織，尤其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矛盾，菲律賓南部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摩洛人分離運動。此後，菲律賓南部分離型恐怖主義逐漸向極端型恐怖主義「轉型」，並在地區恐怖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反恐戰爭的展開，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一度沉寂。2014年「伊斯蘭國」的崛起，給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的復興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伊斯蘭國」的直接影響下，以阿布沙耶夫組織等為代表的菲南恐怖主義再度「升級」。在「伊斯蘭國」與地區恐怖分子的參與、迴流下，出現了馬拉維武裝對峙事件，同時也標誌著菲南恐怖主義的國際化「升級」。未來，菲南地區的恐怖主義區域化與國際化互動可能進一步加強，馬拉維武裝對峙模式亦可能在其他地區被複制或模仿。要徹底解決菲南問題，不僅需要妥善處理國內的分離主義問題，還需有地區、國際層面的反恐支持。

【關鍵詞】

恐怖主義；菲律賓南部；「伊斯蘭國」；恐怖主義轉型與升級；國際化；區域化

自

2014

年以來，「伊斯蘭國」（

）興起及其對全球安全格局的巨大衝擊，引發了學術界的強烈關切，相關研究圍繞

的動態發展、組織結構、意識形態、動員模式、威脅評估等方面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與思考。從地區安全研究的角度而言，現有以中東和

為主體的研究視角並不足以涵蓋

威脅的所有方面，尤其是「後伊斯蘭國時代」的地區性安全議題。當然，迄今諸多研究對

在歐洲、中南亞、東南亞的滲透、威脅等進行了較為詳實的分析，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

缺乏對地區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內生髮展脈絡的梳理，也缺乏對其轉型和變異趨向等的分析，這無疑會影響對地區安全威脅的評估和發展研判

。基於此，

本文以菲律賓南部（簡稱「菲南」）恐怖主義的發展為主線，結合「後伊斯蘭國時代」東南亞恐怖主義發展的新特徵，以國際化和區域化為視角，分析菲南恐怖主義的轉型與升級。

一

、提出問題與分析框架

相對於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區以及非伊斯蘭地區，伊斯蘭外圍地區恐怖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有著自身的特性。從伊斯蘭外圍地區與恐怖主義之間的關係看，

一方面，基於宗教、族群、歷史等因素影響，這些地區的恐怖主義常常裹挾著分離主義訴求。

如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國國內的安全形勢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的影響，其中有些國家的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合流」趨勢明顯。

另一方面，由於大量穆斯林的集聚，這些地區往往易受宗教極端主義的影響，從而

使本地區恐怖主義呈現出「區域化」與「國際化」並存的特徵。

一般來說，伊斯蘭外圍區的恐怖主義發展往往滯後於核心區，即伴隨著國際恐怖主義高潮的回落，因出國參戰人員的迴流等因素，伊斯蘭外圍區的恐怖主義常常呈現出區域性擴散的態勢，即核心區恐怖主義高潮後的次高潮或區域化擴散等特徵。

以菲律賓為例，基於宗教信仰、族群文化等差異，特別是地方與中央政府的矛盾衝突，菲律賓南部摩洛分離主義的產生已有數十年。摩洛問題的發展與戰後國際伊斯蘭復興運動相互交織，再加上全球恐怖主義浪潮的影響，菲南分離運動中逐漸出現了極端主義因素。進入

世紀

年代，隨著阿布沙耶夫組織（

Abu Sayyaf

Group

，

ASG

）、伊斯蘭祈禱團等的產生和滲透，菲南反叛運動逐漸由分離型武裝對抗走向極端型恐怖主義，並成為地區恐怖主義的重要力量。儘管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在九一一事件後一度沉寂，但伴隨

的興起，當地恐怖主義再度受到恐怖主義國際化浪潮的刺激，呈現出

「區域恐怖主義復興」的態勢，並進一步國際化。

2017

年

月至

月，以穆特組織（

Maute Group

，

）和阿布沙耶夫組織為首的恐怖組織佔據了菲律賓南部省份南拉瑙省首府馬拉維市的部分地區，與政府軍展開了長達五個月的武裝對抗，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和生命財產損失。此事件不僅是近年來東南亞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惡劣的恐怖事件，同時也標誌著在

影響下東南亞恐怖主義的升級。馬拉維事件並非一次偶發性事件，它是菲南乃至東南亞恐怖主義發展到新階段的重要標誌之一。在國際恐怖勢力的直接介入與參與下，東南亞地區恐怖勢力的組織化水平、武裝對抗能力、城市恐怖策略等都有了較大提升。這一典型事件是否會成為東南亞恐怖主義發展的轉折，甚至成為被複制、效仿的模式，值得進一步關注和研究。

菲南恐怖主義轉型與升級的動力主要源自於恐怖勢力與中央實力的非對稱性。在地區及全球權力譜系中，它處於雙重邊緣化的境地。一方面，菲律賓南部的穆斯林群體在全國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格局中均處於邊緣化的地位，

而且相對於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穆斯林人口的龐大數量，菲律賓以天主教為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東南亞也難居主導地位；

另一方面，東南亞地區作為伊斯蘭世界的外圍地區，其邊緣化地位決定它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均受到中東核心區的影響和制約。

這種雙重邊緣化的結果，決定了菲南恐怖勢力改變實力非對稱性的基本策略：

一是在意識形態上凸顯自身的宗教色彩，不斷向中東核心區的政治伊斯蘭甚至是極端主義靠攏；二是在活動範圍上突破棉蘭老島的地域限制，構建地區化乃至國際化的活動網路。

從這個意義上看，

世紀

年代末摩洛人受第二次民族主義浪潮影響，發動了分離主義運動，但摩洛民族主義的弱勢性並不足以支撐運動本身。隨後，它開始強調自身的伊斯蘭色彩並尋求伊斯蘭世界的支持。在此背景下，阿富汗戰爭及「基地」組織的出現，成為菲南恐怖主義轉型的直接動力。在「後九一一」時代，

的興起則帶來了菲南恐怖主義的復甦和升級。如何明晰菲南恐怖主義轉型與升級的內在動力與外在刺激，這是本文研究的主題，基本研究思路見圖1：

二

、分離主義與菲律賓南部恐怖主義的緣起與轉型

1968

年

月，摩洛人成立了「穆斯林獨立運動」，標誌著菲南分離主義的正式產生。以摩洛民族解放陣線（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

MNLF

）為首的分離武裝與政府軍展開了長期的武裝對抗。分離勢力之間的內部分化及阿富汗戰爭的外部刺激最終導致了恐怖主義的滋生與轉型。

（一）菲南分離運動的發展與恐怖主義的產生

進入

世紀

年代，菲南反抗運動逐漸回落，南部戰爭進入膠著期。

究其原因，一方面，菲政府對菲南進行了部分改革，其中伊斯蘭法典的編纂和土地政策的改革最為有效。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南部穆斯林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部分反叛者甚

至「棄甲歸田」；

另一方面，分離組織的內部矛盾凸顯及分化，大大削弱了反抗運動的力量。成立之初，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即由不同社會背景的青年組成，一部分是來自菲律賓大學等世俗高等院校的學生，以密蘇阿里為代表；另一部分是來自伊斯蘭學院等的摩洛青年，以薩爾馬特為代表。在《的黎波里協議》宣告失敗之後，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層發生決裂。

1982

年，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

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

MILF

）正式從摩洛民族解放陣線中分離出來。此外，很多此前已經解散的組織又開始重建，如摩洛革命組織（

Moro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摩洛民族革命民主陣線（

Moro National Revolutionary Democration Front

）等。

至此，菲南分離主義運動已經四分五裂，再也無法形成對抗政府軍的合力。

1979

年蘇聯發動阿富汗戰爭，戰爭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穆斯林

的「聖戰」支

援，從而造就了一批國際性的伊斯蘭激進主義者，其中有不少是來自於東南亞。

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激進分子回國後，一種更為極端的反抗表達隨之出現。就菲南而言，分離主義運動開始走向相反的兩個方向：一是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

與政府的和談取得新的突破，二是出現了更為激進的分離主義主張，其活動方式帶有明顯的恐怖主義色彩。

進入20世紀

年代，儘管阿基諾夫人執政初期出台了眾多新政策、新措施（如通過了《穆斯林棉蘭老自治基本法》等），南部穆斯林亦對此抱有很大希望，但摩洛問題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反而出現了如阿布沙耶夫組織等恐怖組織。到20世紀

年代初，拉莫斯的上台使摩洛問題的解決重燃希望，自

1993

年

月起，摩洛民族解放陣線與政府進行了長達

個月的談判，最終於

1996

年

月簽訂了和平協議，決定成

立「棉蘭老穆斯林自治區」

。

至此，長期與政府對抗的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

通過和談進入菲主流社會，但是此時

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

反對與中央政府進行和解。

與此相對，這一時期菲南恐怖主義逐漸產生並得到了一定發展，且明顯受到了新一輪的國際恐怖主義浪潮的影響。

世紀八九十年代，「新左派恐怖主義」逐漸式微，「宗教恐怖主義」逐漸成為主流，其中

1979

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與蘇聯入侵阿富汗賦予了「宗教恐怖主義」以重要的發展動力。在此期間，成長於阿富汗反蘇戰爭的穆斯林群體不斷走向極端化，並伴隨著「聖戰」分子的回國，傳播到了世界各地。菲律賓恐怖組織阿布沙耶夫組織亦是在這一背景下創立的，其創始人阿卜杜加拉克·簡加拉尼（

Abdurajak Janjalani

）就曾參與阿富汗戰爭，回國後因不滿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等的主張，認為應採取更為激進的反抗政策，遂於

1989

年創立了「穆斯林自由突擊隊」（

Mujahideen Commando Freedom Fighters

），後更名為阿布沙耶夫組織（A

）。

（二）菲南分離主義的分化及恐怖主義轉型

在菲律賓眾多的反抗組織中，最具代表性且影響最大的是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

MNLF

）

、

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

MILF

）

和阿布沙耶夫組織（

ASG

）。

它們在發展過程中都力圖拉起意識形態的大旗，將菲南摩洛人統一在自己的旗下，以壯大自身力量。然而，三者的發展路徑與選擇卻有著較大差異。

民族旗幟：

作為最早且實力最強的反叛組織，摩洛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密蘇阿里堅持從世俗出發，主張放棄伊斯蘭教，轉而

以「民族」為

基礎，打造一

個「摩洛民族」

。密蘇阿里曾明確表示，他所領導的這場運動不是宗教運動，而

是「摩洛民族」「摩洛國家」運動，正確的名稱是摩洛人，因為這是「我們的民族」。也正因如此，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的主張很難被所有穆斯林接受，因為在他們眼裡更多的是宗教上的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分，所謂

的「摩洛民族」

認同並不強烈。

宗教旗幟：

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領導人薩爾馬特認為，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所有戰士都以伊斯蘭為生存方式，進行「聖戰」的目的是使「安拉」成為主宰，在摩洛人民的土地上發展伊斯蘭。從主張上看，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比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更為激進，如前者建立「獨立伊斯蘭國家」的口號，但在具體做法上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卻顯得有些僵硬。比如，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忽視菲南伊斯蘭教本土化的特徵，要求人們遵從正統的宗教禮儀，甚至不惜以犧牲本土文化為代價，換取伊斯蘭世界的支持等。這種重視外在伊斯蘭形式、忽視內在本土伊斯蘭內容的組織信念，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摩洛穆斯林的認同感。目前，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和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都與中央政府進行過和談，主張以一種「自治」方式實現摩洛穆斯林的訴求，但這種和談幾經反覆，始終難以完全達成一致。

極端旗幟

：相對於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和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阿布沙耶夫組織從創立伊始就更為激進與極端，其目標是在菲律賓南部建立宗教性伊斯蘭國家。成立之初，阿布沙耶夫組織因力量弱小，一度被認為是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的分支。

1991

年

月，阿卜杜加拉克·

簡加拉尼首次公開使用阿布沙耶夫組織的名字，並製造了菲律賓南部城市三寶顏市的港口爆炸案，隨後又襲擊了當地機場和天主教堂。最初，阿布沙耶夫組織的意識形態受阿卜杜加拉克

簡加拉尼宗教、政治思想的影響極大，諸多追隨者都承認阿卜杜加拉克

簡加拉尼不止是他們的領袖，還是他們思想的燈塔（

ideological beacon

）。阿卜杜加拉克

簡加拉尼領導下的阿布沙耶夫組織堅

持「為安拉而戰」「為伊斯蘭而戰、不惜一死」

的口號，鼓勵穆斯林民眾參與

到「聖戰」

中，以實現純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

1998

年阿卜杜加拉克

簡加拉尼死後，其弟卡扎菲

·簡加拉尼（

Khadaffy Janjalani

）獲得領導權。卡扎菲

簡加拉尼比他哥哥更為極端，他不僅是一個爆炸專家，還主張以更極端的手段對抗政府軍，如對人質進行

「斬首」

等。這一階段，阿布沙耶夫組織的極端化程度進一步提升。

世紀之初，阿布沙耶夫組織已經發展成為地區恐怖主義的重要力量之一，先後多次實施恐怖襲擊、綁架勒索等活動。美國（

1997

年）、聯合國（

2001

年）等先後將阿布沙耶夫組織列為為恐怖組織。九一一事件後，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的發展一度達到高潮，如

2002

年舉世震驚的巴厘島恐怖襲擊事件、

2003

年印尼萬豪酒店爆炸案、

2005

年巴厘島再次遭遇恐怖襲擊，等等。儘管此階段阿布沙耶夫組織並未直接參与東南亞的大規模恐怖襲擊，但受此影響，

它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壯大。據悉，鼎盛時期的阿布沙耶夫組織約有

000

人。

2005

年後，東南亞各國紛紛制定更為系統、嚴厲的反恐政策，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進入低谷期，阿布沙耶夫組織亦開始沉寂。

綜上所述，菲南恐怖主義本質上起源於本土的分離反叛運動，此後受國際恐怖主義浪潮的影響，地區分離主義反叛武裝逐漸向地區恐怖主義轉型。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阿布沙耶夫組織的出現與發展。20世紀

年代，阿布沙耶夫組織藉助與「基地」組織的聯繫，曾收到了來自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利比亞等國伊斯蘭組織的資金支持。依託海外資金及人質贖金等，阿布沙耶夫組織不斷壯大。進入

世紀，該組織先後製造了多起恐怖襲擊事件，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如

2003

年的達沃國際機場爆炸、

2004

年的情人節爆炸等。在國際恐怖主義浪潮的影響下，阿布沙耶夫組織的手段與方式越來越極端化，逐步成長為地區恐怖主義的重要力量之一。

三

、

「伊斯蘭國」的興起與菲律賓南部恐怖主義的升級

伴隨

在中東潰敗

後「聖戰」分子

的轉移與迴流，新一輪恐怖威脅可能擴散至世界各地，而作為世界上穆斯林人數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東南亞無疑是重要目的地。這種擴散與迴流帶來的不僅僅是安全威脅的增加，還有地區恐怖主義的復興與升級。因為伴

隨「聖戰」分子

的流動不止是人員的聚集，更重要的是恐怖思想的革新、擴散以及新一輪極端化的出現。

（一）

興起及其對東南亞極端化的整體影響

就思想層面而言，在

的影響下，東南亞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暴恐手法、原有恐怖組織的復興等方面都有了顯著的變化。

從意識形態上看，

認為當前伊斯蘭世界的根本問題是對伊斯蘭的偏離，因此必須回到哈里發制度的純粹性上，而回歸的最好辦法就是「暴力」與「聖戰」，以此創建「哈里發」。在此背景下，

利用社交媒體、電子雜誌、視頻發布等網路手段對東南亞的恐怖主義土壤進行了「再培植」。例如，

於

2016

年

月曾發行一份名為《征服者》（

Al-Fatihin

）的馬來語報紙，旨在即時向東南亞地區傳遞最新消息，並向東南亞地區的極端分子發布「指示」，以此鼓動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印尼、泰國南部以

及菲律賓南部的穆斯林支持者。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調查顯示，每

名馬來西亞人中就有

人對

持有正面或肯定的看法；印尼莎塔拉民主和平學會（

Setara Institute

）對雅加達和萬隆近

700

名高中生進行了民調，結果有

7. 2%

的受訪學生認同

的理念，即相當於每

名學生中就有

名學生支持

。

對東南亞地區的宣傳和鼓動，使其在當地招募了眾多參與者。

的招募策略十分清晰，即以家庭為對象進行集體式招募。集體式招募不僅可以為

提供充足的人員，而且還利於極端思想的二次傳播，即以家庭為中心、以親友為紐帶、以網路狀等為特徵進行擴散式傳播。據統計，

在東南亞的招募主要集中於印尼和馬來西亞兩國：印尼加入

的人數約

500-700

人，馬來西亞約

200

人，其中還有約

120

人在前往中東前就被捕了。

同時，伴隨意識形態的革新，

對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的影響還直接體現在暴恐手法、原有恐怖組織的復興等方面。

在暴恐襲擊手法上，受

的影響，近年東南亞地區的恐怖襲擊方式呈現出了微型化、團伙化的趨勢。與中東大本營不同，

在伊斯蘭外圍區往往鼓勵團伙化作案，如

2015

年

月的巴黎恐怖襲擊等。

2016

年

月發生在印尼雅加達的暴恐襲擊，其手法與巴黎恐怖襲擊案十分類似。此外，在原有恐怖組織的復興方面，受

極端意識形態的影響，東南亞地區此前沉寂的諸多恐怖組織逐步復興，並出現了一批新的恐怖組織。如此前一度沉寂的伊斯蘭祈禱團和阿布沙耶夫組織再次活躍；「神權游擊隊」(

Jammah Ansharut Daulah

，

JAD

）於

2015

年成立並宣誓效忠

，該組織整合了印尼

個極端組織；

2017

年

月

日，一個名為「菲律賓遷士輔士黨」（T

he Jama』at al-Muhajirin Wa al-Ansar bi al-Filibin

，

JMAF

）的恐怖組織在菲南成立並宣誓效忠

。

整體而言，受

興起及本土恐怖組織復興的影響，近年來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形勢呈惡化的態勢。

2014

2015

年，東南亞多個恐怖組織先後向

宣誓效忠，其中包括阿布沙耶夫組織、印尼戰士（

Mujahideen Indonesia Timur

，

MIT

）、阿勒哈里發菲律賓（

Ansharaut al-Khalifa-Philippines

，

AKP

）、穆特組織等。

2017

年

月，印尼雅加達的一個汽車站發生了炸彈爆炸事件，據悉襲擊事件是與

有關的一個本土恐怖組織所為；

2017

年

月，泰國發生了多起反叛組織的襲擊活動，其中包括一家購物中心外的汽車炸彈爆炸，造成

多人受傷等。

（二）「後『伊斯蘭國』時代」恐怖分子迴流的衝擊

不可否認，無論是受到了

的直接派遣，還是因為受到反恐聯盟的壓力，數百名東南亞籍的恐怖分子正在逃離中東戰場，帶著他們接受的訓練和意識形態「投身」於東南亞地區的恐怖事業。東南亞多國官員承認，他們缺乏應對「聖戰」分子迴流的跨國項目和戰略。

隨著

在中東的失敗，東南亞籍

的「聖戰」分

子有諸多選擇：一是繼續留在中東，為

而戰；二是轉移到其他地區，如葉門、利比亞、索馬利亞、奈及利亞以及亞洲的部分地區（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三是返回原籍國。考慮到族群、語言等方面的因素，返回原籍並繼續從事恐怖活動者的比例較高。

據悉，印尼約有

400

多名從中東迴流的「聖戰」分子，他們將會積极參与到地區性恐怖活動之中，這在馬拉維危機中得到了證明：來自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以及其他地方的「聖戰」分子都參與了馬拉維衝突。迴流人員在地區衝突中的集結，與

在中東號召全球穆斯林投身「聖戰」的集聚效應有異曲同工之處，這也是恐怖主義國際化與區域化之間相互作用的集中體現。

當然，

「聖戰」分

子的迴流不止是恐怖人員的地區性轉移和集聚，他們還帶來意識形態層面

的「升級」

，尤其是聖戰派薩拉菲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的進一步傳播。聖戰派薩拉菲主義認為，通過發

動「聖戰」打

擊那些沒有按照真主意志進行統治的異端統治體制，恢復伊斯蘭的純潔及其統治過的領土，是伊斯蘭義不容辭的任務，也是唯一正確的策略；異教徒

是「聖戰」的

對象，而且伊斯蘭世界中的

異教徒是其首先打擊的對象；

「聖戰」的

最終目的，是通過軍事暴力手段建立一

個伊斯蘭制度的國家。

宣傳的「聖戰」是對經典的歪曲和極端化，即以暴力形式討伐離經叛道的異教徒、恢復伊斯蘭的純潔性。這種意識形態層面的影響，在東南亞恐怖活動中有著明顯的體現。例如，在菲南馬拉維危機中，阿布沙耶夫組織和穆特組織領導人之死被極端分子視為「殉道」，因為如此宣傳會鼓舞他們復仇的決心，甚至吸引了更多激進分子的加入。

此外，聖戰派薩拉菲主義的極端意識形態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不止體現在對「異教徒」的討伐上，還體現在對「離經叛道者」的行動上。例如，在一個名為「在哈里發之內」（

Inside the Caliphate

）的視頻中，阿布·亞曼（

Abul Yaman

）

號召印尼、馬來西亞、汶萊、泰國、新加坡的穆斯林支援菲律賓的馬拉

維「聖戰」，打擊西方勢力及作為「幫凶」的東南亞各國政府。在另一個宣傳視頻中，發布者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等稱為「叛教者」

（

apostates

），因為它們試圖與政府達成妥協。

從這個層面看，受

以及聖戰派薩拉菲主義的影響，東南亞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正在走向更加極端化的地步，而且原本帶有的民族性、宗教性等內容，逐漸被宗教極端主義或聖戰思想等掩蓋或忽視。

未來，這種人員與極端思想向東南亞的迴流與集聚，將可能使

或

IS-Plus

的模式被複制或移植到東南亞。

曾試圖將其模式移植到印尼的波索（

Poso

）地區，但遭到印尼軍方的壓制，未能成功。

但是菲南馬拉維事件證明，一旦東南亞發生影響力突出的恐怖事件，周邊恐怖分子極有可能會摒棄分歧、積極加入。所以，東南亞地區極可能再現

的

「建國」

模式。

（三）極端武裝對峙與菲南危機事件

2016

年，

選擇了阿布沙耶夫組織領導人伊斯尼龍

哈皮龍（

Isnilon Hapilon

）作為

東南亞分支的領導人。隨著

在中東的節節敗退，

其「領土」不

斷縮小，迫切希望尋求一處替代之地。

據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

Lorenzana

）透露：

2016

年

月，

與哈皮龍進行了直接聯繫，「指示」他在棉蘭老地區尋找一個區域並建立哈里發。哈皮龍亦希望藉此機會，整合東南亞地區效忠

的恐怖組織，以壯大自身的力量。為了遏制菲南恐怖主義的發展，

2017

年

月，菲律賓政府軍發動了目標指向哈皮龍的行動，希望藉此機會抓捕哈皮龍。為了報復菲律賓政府軍的反恐行動，

月

日，阿布沙耶夫組織和穆特組織在菲南發動了大規模武裝佔領城市的行動，希望在馬拉維重現

佔領摩蘇爾的一幕。持續五個月的馬拉維對峙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其中包括約

900

名恐怖分子，還造成了數十萬人逃離家園。馬拉維武裝對峙事件並非偶然，而是東南亞恐怖組織在

的刺激下走向復興的有力證明，同時也是菲南恐怖主義「升級」的重要標誌。

首先，

鼓動地區衝突的嘗試取得了部分成果。菲南地區因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歷史問題等相互交織，符合

尋找一個能煽動民族、宗教派別叛亂的地區，從而成為契合

需求

的「樣板」

（

template

）地區。

在前期，

經常在視頻中重述菲律賓被西班牙、美國等佔據為殖民地的歷史，以挑起民族、宗教矛盾，尤其是菲南穆斯林與北部天主教徒之間的衝突。

還給予菲南武裝分子以物質、資金（近2

萬美元）支持，以支持其發動武裝戰鬥。

其次，取得了對峙長達五個月之久的象徵

性「功績」

（

feat

）。儘管面臨來自菲律賓武裝部隊的強大火力攻擊，但恐怖分子堅持超過了三個月，尤其是面對接受美軍訓練的菲律賓武裝部隊以及來自美國等國的其他援助。

印尼政策與分析研究所所長西德尼·瓊斯（Sidney Jones）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採訪時就表示，「此前從未見過恐怖組織這樣的聯盟，它們顯示了其佔領一座城市的能力……這次的不同在於

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即

的意識形態得到了不同（穆斯林）群體的認同並且吸引了整個世界（的關注）」。

再次，馬拉維武裝對峙的極端模式與

在中東的

建「國」模式如

出一轍。

此前，東南亞恐怖組織主要活動在山地、叢林等地，對一城、一地進行大規模攻擊尚屬首次，這與

在中東攻擊摩蘇爾的模式異曲同工。而且，為了阻止菲政府軍的推進速度，恐怖分子使用人質作為「人體盾牌」（

human shields

）等，也與

的策略十分相似。當然，燒毀警察局、釋放監獄犯人、給人質穿上橙色衣服、強迫年輕女性成為性奴等，也是菲南恐怖分子模仿

的體現。

最後，馬拉維武裝對峙吸引了周邊恐怖分子的參與和集聚，對未來東南亞恐怖組織可能走向整合具有重要影響。

據媒體報道：僅在2017年

月的戰鬥中，菲律賓軍方就擊斃了至少

名外籍武裝分子，其中

名馬來西亞人、

名印尼人、

名沙特人、

名葉門人和

名車臣人。來自默克多大學（

Murdoch University

）的反恐專家比胡·若特雷（

Bibhu Routray

）亦表示：為了響應

的號召，有來自印尼的

40-50

名恐怖分子前往馬拉維參戰。

儘管馬拉維武裝對峙事件已經宣告結束，但該事件的象徵性、示範性意義可能在東南亞甚至世界其他地區進一步發酵。

可能會尋求擴展其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馬來西亞的塞班（

Sabah

）和印尼東部地區等都可能是潛在的攻擊目標。未來，

可能會以菲律賓為突破，向東南亞的其他地區擴展，進而試圖建立東亞分支（

the East Asia Division

）。

四

、

菲律賓南部地區恐怖主義的轉移和地區化擴散

馬拉維武裝對峙宣告結束了，但菲南的地區性問題遠未解決。儘管菲律賓政府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和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等已經達成了和解意向，但和解進程的推進並不容易，未來菲南和平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同時，隨著菲南恐怖主義的「溢出」及國際、地區層面的「聯動」，馬拉維武裝對峙的模式甚至可能被複制或模仿，從而加劇東南亞地區的安全挑戰。

（一）後危機時期菲南的恐怖形勢

總體來看，後危機時期菲南恐怖主義形勢不容樂觀。其一，儘管馬拉維武裝對峙已經在

2017

年

月

日宣告結束，但菲南地區的反恐工作還遠未結束，菲南未來的安全局勢依然動蕩。

2017

年

月

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向國會提出，延長棉蘭老地區的軍事管制至

2018

年

月

日的請求，此後，菲國會通過了這一請求。這是杜特爾特第二次延長棉蘭老地區的軍事管制時間，同時也從側面證明了菲南地區仍不穩定。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也指出，延長軍事管制的時間主要是為了確保根除與

相關的恐怖組織，如「伊斯蘭宣教團」（

Da』awatul Islamiyah Wa

iyatul Masriq

，

DIWM

，也稱

Dawlah-Islamiya

）、其他本土或國外恐怖組織、非法武裝團體及恐怖組織的支持者和資助者等。杜特爾特還強調，延長軍事管控時間的原因包括「允許（在該地區）更加嚴格的監控和逮捕，以讓菲律賓安全部隊能最大程度地控制疑似極端主義的資助者和輔助者」。儘管馬拉維武裝對峙結束了，但它帶來的地區恐怖主義的示範效應正在進一步發酵之中，被擊敗的恐怖組織依然存在重新招募、集聚的可能性。

其二，反叛武裝也是影響菲南安全局勢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延長軍事管控的時間有促使反叛武裝與恐怖組織保

持「距離」的

考慮，以防止反叛武裝與恐怖組織靠近、避免地區局勢進一步複雜化。當前，儘管菲律賓政府已經先後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和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帶到了談判桌上，但阿布沙耶夫組織、邦薩摩洛伊斯蘭自由戰士、穆特組織等恐怖勢力仍然在棉蘭老的一些偏遠山區與菲律賓政府軍對抗，而且隨著菲律賓政府與菲共的和平談判破裂，新人民軍等菲共勢力也被菲政府歸入了恐怖主義勢力之列。因此，菲政府在菲南的反恐壓力並未減輕。

有觀點認為，徹底解決菲南恐怖主義問題的基本前提是，與棉蘭老兩大分離組織攜手推進地區和平進程。

2017

年

月，菲政府宣布馬拉維武裝對峙結束，並進入重建期。隨後，杜特爾特逐漸加強了對菲南地區局勢的關注，並努力致力於推進南部和平進程，尤其是致力於《邦薩摩洛基本法》（

Bangsamoro Basic Law

，

BBL

）的通過。該法案是

2014

年菲律賓政府與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

MILF

）簽署的，杜特爾特承諾在他的任期內將努力通過長期陷於停滯的《邦薩摩洛基本法》，因為這將有助於促進棉蘭老的和平以及政府對馬拉維市的重建，而且對棉蘭老地區和整個菲律賓國家意義重大。與此同時，

MILF

也警告稱，如果不通過《邦薩摩洛基本法》，遏制現有的及新興的極端組織的努力將是十分困難的。

（二）恐怖分子轉移和流散態勢：恐怖主義區域化與國際化的同步擴散

儘管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已經宣布馬拉維市「解放」，但受到

在中東失敗與馬拉維武裝對峙結束的雙重影響，中東的部分「聖戰」人員開始向東南亞轉移，而且菲南的恐怖分子亦開始向周邊擴散，這就使東南亞出現了恐怖主義區域化與國際化同步擴散的現象。而作為東南亞穆斯林人數最多的國家，馬來西亞、印尼兩國的恐怖分子最為引人注目，此外，新加坡、泰南、緬甸若開邦等也是恐怖分子區域化擴散的重要目的地。

基於地緣和人口上的有利條件，東南亞可能

是「聖戰」分子

轉移的一

個「模範性選擇」

（

exemplary choice

）。究其原因：其一，東南亞地區穆斯林人口密度高，大量穆斯林中存在成千上萬的

同情者和支持者；其二，東南亞地理環境支離破碎、島嶼眾多，茂密的叢林和島嶼早已成為眾多恐怖分子藏身的天然場所；其三，東南亞各國之間的安全協調並不嚴密，這與恐怖組織之間的協調形成了鮮明對比；其四，東南亞各國國內貧富差距大，從而使恐怖組織可以通過利誘等手段輕易招募到眾多支持者，當然眾多穆斯林遭受的民族、宗教歧視等也是促使其加入恐怖組織的重要動因。

這

些因素的綜合與疊加，使東南亞成為

了「聖戰」

分子轉移、迴流的理想場所之一，再加上東南亞本來就存在諸多恐怖組織，恐怖分子能輕易找到恐怖組織並發動襲擊。

首先，馬來西亞是菲南與

恐怖分子擴散的重要目的地。

馬來西亞皇家反恐警察（

Royal Malaysian Police counter-terrorism

）負責人

阿尤布

（

Ayob Khan Mydin Pitchay

）指出：

仍是馬來西亞

2018

年最大的恐怖威脅，儘管其已經不再擁有

「領土」，但其意識形態及其同情者、支持者已經遍及全球。根據馬來西亞官方掌握的數據：迄今共有

名馬來西亞人前往中東，其中

人死於自殺式炸彈襲擊，

人已回國且被逮捕。同時，隨著馬拉維武裝對峙的結束，菲南恐怖分子成為馬來西亞的第二大恐怖威脅來源。馬來西亞沙巴地區因與菲南毗鄰，一直是恐怖分子之間流動的重要通道。阿尤布還確認，在馬拉維對峙期間，至少有

名馬來西亞人參加了戰事，其中馬來西亞大學前教師馬默·阿莫（

Mahmud Ahmad

）為馬拉維戰事提供了至少

150

萬美元的資金支持。據馬來西亞警方透露，

2017

年馬來西亞共逮捕

105

名疑似恐怖分子，其中

名為馬來西亞人，其餘

人為外國恐怖分子

——

其中菲律賓人

人、印尼

人，還有葉門、孟加拉國和伊拉克等國的極端分子。由此可見，從極端思想擴散與地緣通道上看，後危機時期菲南恐怖分子區域化擴散的首選之地很可能是馬來西亞。

其次，印尼也是恐怖分子區域化擴散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2016

年

月，雅加達襲擊事件的發生，標誌著由

帶來的新一輪國際恐怖主義浪潮已經蔓延至東南亞。近年來印尼本土的恐怖組織有復興跡象，其中從中東迴流的數以百計的「聖戰」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印尼政府擔心，這些回國的恐怖分子可能會將在外所學有關武器製造、使用以及策劃、執行恐襲等的知識傳授給印尼國內的恐怖分子，從而導致印尼國內安全局勢的惡化。此外，作為東南亞地區的人口大國，印尼不僅穆斯林人口眾多，而且網民眾多，數量龐大的網路人群等都是極端思想傳播的重要對象，同時網民的自我激進化也是極端思想傳播的重要路徑。對此，印尼政府宣佈於

2018

年

月成立網路安全機構，任務包括打擊通過互聯網傳遞信息的恐怖組織網路以及遏制網上散播的仇恨言論。

再次，面

對

「聖戰」分

子的迴流與擴散，新加坡的安全威脅日益提升。

新加坡毗鄰印尼、馬來西亞兩個伊斯蘭大國，從地緣位置上看亦是恐怖分子流散的重要目的地或中轉地。

2017

年

月，新加坡政府發布了第一份《年度恐怖威脅評估報告》（

Terrorism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

），報告指出新加坡正處於近年來恐怖威脅的最高層級；該報告還強調了從馬拉維離散的極端分子的風險，並指出近幾年被逮捕的恐怖分子人數不斷增加。面對恐怖威脅的上升，新加坡政府採取了多重防護措施，如武裝部隊的不斷改良、成立速應專案組、與多國軍隊展開合作等。

2017

年

月，新加坡總統哈莉瑪在見習軍官結業典禮上指出：新加坡正面臨近年來最高級別的恐怖威脅；僅在本季度，就有三名新加坡人因涉及相關恐怖活動而在內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或接獲限制令……可以預見，

中的一部分極端分子會把暴力使命帶到東南亞。由此可見，儘管反恐措施相對系統，但新加坡面臨的恐怖分子離散帶來的威脅並未完全消除。

最後，泰南地區、緬甸若開等地區也是恐怖分子轉移、流散的重要選擇之一。

從地區安全形勢上看，近期緬甸羅興亞人危機事件可能也會成為恐怖分子轉移、流散的催化劑。從中東或馬拉維流散出的恐怖分子可能會藉助地區形勢的混亂時機，製造恐襲，以加劇地區的混亂局面，從而謀求在東南亞的立足之地。此外，泰國南部也是穆斯林的聚集地之一，是極端分子潛在的轉移、流散的目的地之一。與菲南面臨的問題類似，泰南地區亦面臨分離主義問題，族群、宗教、經濟、政治等問題使泰國南部穆斯林對泰政府表達了諸多不滿，而且一部分分離勢力也不斷走向極端化，從而加劇了泰國南部危機。

五、結論

菲南地區先後經歷了分離型恐怖主義向極端型恐怖主義

的「轉型」

，再到國際型恐怖主義

的「升級」

。面對恐怖主義的轉型與升級的新態勢，菲律賓政府不僅要處理好菲南錯綜複雜的恐怖主義與分離主義相互勾連的問題，而且菲律賓的反恐工作更需要地區及國際合作的有力支持。

從國內層面看，杜特爾特已經轉變了在菲南地區的策略，開始積極著手解決相關分離主義的問題。

2016

年正式上任後，杜特爾特曾公開宣稱自己的祖先是來自棉蘭老的穆斯林；

2017

年

月下旬，他還公開承認菲律賓的穆斯林曾面臨「歷史的不公」（

historical injustice

），這是前所未有的。當前，杜特爾特對菲南恐怖主義展現強硬姿態的同時，也在致力通過《邦薩摩洛基本法》以推進菲南和平進程，這些都是積極的信號。

從國際層面看，菲南恐怖主義問題的解決更需地區及國際層面的反恐合作。

發展至今，恐怖主義的區域化、國際化界限越來越模糊，造成的地區性、國際性影響也愈來愈惡劣，反恐早已不是一國之力能夠完成的任務。要解決菲南恐怖主義及相關問題，東盟國家參與的地區層面、中美大國等參與的國際層面，都應成為菲律賓政府予以借重的重要方面。

從全球反恐視角看，菲南恐怖主義

的「轉型」與「升級」對

於理解區域恐怖主義的滋生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從菲南恐怖主義的「轉型」看，菲南摩洛穆斯林內生的雙重邊緣化地位，產生了其內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民族性、宗教性與極端性，再加上阿富汗戰爭的外部刺激，反抗運動的擴大化及其性質的轉變，成為支撐反抗運動的必然選擇。由此，在應對或處理一國內部反抗運動，尤其是分離主義性質的問題時，理解其內生特性、切斷其與外部刺激因素之間的關聯，可能是避免運動升級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菲南恐怖主義

的「升級」

看，由於長期存在的國內問題得不到解決，再加上國際恐怖組織人員及思想的區域化擴散，極易帶來區域與國際恐怖活動人員的流動，從而為沉寂的區域恐怖組織提供復興

的「動力」

，最終完

成「升級」

。

基於此，在區域化恐怖組織與國際化恐怖組織不

斷「聯動」

的背景下，如何切斷其通道，避免恐怖勢力之間

的「交叉感染」

，可能是避免區域恐怖主

義「升級」

的關鍵。這就需要世界各國、國際組織之間反恐合作不斷走向系統化、機制化。總之，只有各國積极參与反恐合作，國際社會的反恐合作才能不斷深入與深化，才能有效預防、遏制恐怖主義乃至恐怖思想的產生。

*注釋及參考文獻詳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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