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身份到契約——當代青年從未完成過的想像和信仰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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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份到契約——當代青年從未完成過的想像和信仰共同體

近日，兩起年輕人身穿日本軍服作秀事件引起了新聞界的廣泛關注。繼8月6日晚4名年輕人身穿日軍軍服在著名的抗戰紀念地四行倉庫拍照炫耀引發廣泛憤怒之後，8月13日，兩名男子又身穿日軍軍服在廣西賓陽高鐵站「作秀」。

在被警方以擾亂社會治安為由拘留時問及兩人的動機，兩人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鏡，原來這樣做的目的是想成為網紅。這兩則消息引發了普遍的國人憤怒，許多主流媒體也發表了文章進行批評。

看到第二則新聞時，我正在從外地回南京的路上，周圍的人對於這則新聞當然十分憤慨，各種社交網路上也是聲音不斷。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也在抽時間看了各種微信公共賬戶、包括央視新聞在內的諸多評論。對於這兩場引發全民關注的事件，當然全是批評的聲音，說法很多，主要有這樣幾種。1小丑跳梁，越演越丑。2丟了中國人的臉。

而對於此得出的原因和結論，也不難梳理。1網紅現象誤導年輕人，網路環境低俗地下。2史觀教育，沒有止境。3傳統教育側重於知識教育而忽略了素質教育，導致了部分青年的品格問題，等等原因還有很多，當然這些結論對不對呢？毋庸置疑，這是沒錯的。那麼我們今天寫這篇文章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篇文章的意義就在於，除了上面這幾種看法和結論，我們能不能找個一個新的角度，來找找這類作秀事情的根本原因？

吳珺老師曾對我說，今天的年輕人，經常會站在道德的角度去批判別人，而在這場作秀事件中，所有的人都在批判這幾個年輕人。但是，穿越重重表象的背後，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我們仔細想一下，這場作秀的本質難道與你我真的無關嗎？

我的觀點是，我們今天的每個年輕人，都是這場作秀事件的一份子。因為我們這代人的觀念中，從來就沒有形成一個現代化的想像共同體。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社會尤其是身處其中的年輕人，是深刻缺乏現代性的。

我清楚地記得在2014年的十月份，我在揚州跟學生提及這個話題時，一個學生當場就發言說，老師，書上說的很清楚，中國要在2020年前後完成基本現代化，現在雖然還差幾年，但是我覺得我們離現代化已經很近了啊。我們的衛星導航軍工等等尖端科技都是領先，西方大國有的高鐵飛機先進設備我們也都有，我們怎麼就缺乏現代化了呢？

我當時就問他，那你覺得什麼才是一個先進的現代化國家呢？這個學生愣了一下說，就是工業農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嘛，書上都有。筆者父母都是政治老師，這門課，我在初三上學期我父親的課上都學過。當然，這個學生沒有說錯，這說明作為一個中學生，他的政治還是及格的。但是，距離2014年那天，時間又過去了三年，真正到了2020年前後完成了這一切，我們真的就真正實現基本現代化了嗎？

在我的答案里，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我的認知中，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形成，從來都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轉變的過程，而是一個民族觀念的融合和轉變。

在這裡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的北洋水師擁有噸位、火力都不輸日本聯合艦隊的海上力量，這個時候很多人可能會舉各種技術參數證明北洋艦隊不如聯合艦隊，但是海戰只是甲午戰爭中的一個部分，在京津、威海衛等陸上力量的綜合對比乃至整個國家實力的對比上來說，聯合艦隊一定佔上風嗎？顯然不是，但是清政府戰勝了嗎？當然沒有，而且敗的很慘，割讓了台灣，還賠了兩億三千萬兩白銀，要知道當時中央政府一年的稅收只有八千萬兩。同樣的邏輯，二戰時期，得到了大量賠款已經躋身世界列強、現代化過程遠超中國的日本有自信三個月滅亡中國，但是他們如願了？顯然沒有，而且同樣敗的很慘。又是同樣的邏輯，戰後不到三十年的時間，日本在一片廢墟之上建立起了當時超過蘇聯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靠的僅僅是美國的物資訂單和技術援助嗎？

顯然又不是。真正的答案在於，在剛剛我舉的三個例子當中，任何在不同歷史時期獲勝的的一方，都完成了一場幾乎全民的身份認同、契約觀念和想像中的信仰共同體的建立。

甲午戰爭時期，日本上下一心要揍趴下清政府，許多日本士紳說，我們有錢有人，我們也要去中國，也要去揍他丫的，那種場面，真的不輸明亡國時大呼國家養士三百年毀家紓難的士大夫們，但是天皇同意了嗎？沒有，你們不是有錢嗎？那你們就出錢就好了，專業的戰爭還是交給專業的軍隊，你們作為有錢人，只用完成社會契約賦予你的契約責任，按時納稅，多出軍費就行了。

在這裡，我再次列舉一個歷史瞬間中的生動註腳。1871年，奮發圖強半個多世紀的德國終於統一，大家都熟知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一個招待文藝界人士的聚會上曾經提到了兩位讓各位大跌眼鏡的人物。這兩位就是德國的格林兄弟。

對，你沒聽錯，就是那對被中國人哄孩子從小哄到大的格林兄弟。在我的理解中，俾斯麥的出發點十分簡單，那就是，在德國還沒有完全形成民主國家的時候，格林兄弟用長達十餘年的努力走遍了日耳曼人散布的德語區，通過對民間故事、傳說和通話的採集、修訂、出版和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了分散的民間勢力向統一過渡的基礎，描繪了一個廣為接受的想像共同體，而通過這個共同體的建立，日耳曼人強烈的身份認同被一次次強調了建立。沒有這些，就沒有後來的德國契約社會的啟蒙和君主立憲的形成。（當然在一定程度上君主立憲的本身就是契約精神的體現）。

美國著名學者本尼迪克特就曾經提出，一個現代社會的建立前提是要完成從身份社會向契約身份的轉變。同樣，二戰中艱苦取勝的中國、二戰後崛起的日本，哪個不是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完成了一個民族對一個共同認可的共同體和信仰的想像？從而通過這種全民的想像形成了現代社會的契約精神——那就是每個人都做好屬於自己的工作，不要給國家和社會添堵，這才是真正的愛這個國家，愛這個民族。

就像做畫家的就要畫好每一幅畫，做工人的就擰好每一根螺絲。做老師的就教好每一個學生。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大家就不難看出為什麼在身份認同和契約精神如此強大的德國，會產生這麼多的大師。

說了這麼多，回到今天我們說的話題上來，我想表達的已經很明確。那就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主義、信仰中，從來就沒有過一個完整的身份認同，更沒有一個嚴格的社會契約。我們是誰？我們有什麼信仰和價值準則？社會契約賦予了這個生命個體一個什麼樣的任務和使命？今天的年輕人，很少會考慮這些。基於此，我們更不可能有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那又何談一個信仰的共同體呢？說的更直白一點，基於一個民族的情感視角，很多人會對這類作秀事件倍感憤怒，但是作為當事人，他有認同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嗎？他有意識到自己的契約責任嗎？顯然是沒有，那既然如此，這跟我們去跟一個不願意打鳴的母雞去掰扯它為什麼不打鳴有什麼區別呢？因為在它的身份認同中，打鳴是公雞的事，跟我有什麼關係呢？廣西賓陽的兩個作秀者，一個是23歲，另外一個也不到三十歲。如果他們的身上但凡有些社會契約的責任意識，那麼二十多歲的他，應該是在某一個崗位上去奉獻自己的價值，或者哪怕在家裡給孩子洗洗尿布也好。

所以，理解了這些，回頭再用本尼迪克特的維度來解釋這些年輕人的作秀行為，那就再清晰不過。網路環境低下，教育素質缺失，這固然是其中的原因，但是究其本質，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對，我說的是一代年輕人，包括你和我所處的這個群體，已經再也沒有一個想像和信仰的共同體了。

所以當我們這一代人沒有了這個想像共同體，就真正變成了菲茨傑拉德筆下的忙碌而又盲目的年輕人。那就去拚命的賺錢吧。賺錢賺累了，那就玩玩手機吧。手機也不想玩了，那就去作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