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春文：35年，將敦煌文書推向整個學術界

《中華讀書報》2018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郵發代號1-201

「從1983年考上研究生算起，到今年，我做敦煌學有35年了」，郝春文告訴記者。在這35年當中，他帶領團隊，開啟了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釋錄工作，時至今日，已經完成1-15卷的出版發行。然而他繃緊的神經並沒有就此放鬆下來，「發布會以後，各方對我們的鼓勵很多，我自己卻有著深深的憂慮，僅完成一半的工作，就已經消耗這麼多年的光陰，接下來還有15卷要出，什麼時候能夠完成，我真的不敢估計。」或許正是這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憂患意識，使得他在任何時候都不輕易放鬆，因此能夠在長期的繁難工作中，一步一步地堅持下來。

「被動」踏入敦煌學的天地

在採訪之前，記者曾猜想郝春文與敦煌學初次邂逅的美麗情景：正如當年楊守敬參觀靜嘉文庫，看到滿目琳琅的皕宋樓舊藏時所受的震撼一樣，當初郝春文大概也是因為被敦煌文書深深吸引，才決心投入一輩子的熱情來從事這項研究吧！然而，事實與記者的猜想截然不同。郝春文坦言，自己是在導師的安排下，「被動」進入敦煌學領域的。

「我本科時喜歡秦漢史，看《史記》，看《漢書》，打算考上研究生之後繼續研究秦漢史。」1983年，剛從北京師範學院（今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的郝春文，又順利考上該校的碩士研究生，學習中國古代史專業，師從寧可先生。「寧先生當時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秘書長，於是一開學就安排我和另外一位同學通讀敦煌文書，那一年他總共招了三個研究生，其中兩個都做起了這項工作。」就這樣，郝春文與敦煌文書有了最初的交集。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敦煌學的發展可謂如火如荼。郝春文回憶，「由於十年『文革』，當時國內的敦煌學與日本法國等國家都有差距，出於愛國心理，國內上上下下都憋著一股勁，中國的敦煌學，就像當時中國的經濟一樣，呈現出一種向上的態勢。」1980年，《敦煌研究》創刊；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季羨林先生任第一任會長；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基礎上擴建的敦煌研究院成立。正是經過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中國的敦煌學在80年代以後走上了快速發展之路。

「那時候我們看敦煌文書，只能看縮微膠片，英藏的和法藏的，縮微膠片除了國圖以外，只有少數幾所高校和科研機構才有。當時的膠片質量不行，尤其是法藏的，模糊不清，有時候一整天對著黑乎乎看不清的東西，心情非常壓抑。」於是在日復一日的文書研究中，郝春文逐漸萌生了這樣的想法：為敦煌文書做釋錄！「作為從事歷史研究的人，我能感覺到這批文書的史料價值，它們當中有很多是原始檔案，因而比傳世的文獻更接近歷史真實。可是由於膠片不易看到，看到也未必能夠看清，並且敦煌文書大多是寫本，有大量的異體字、俗體字，學界對之利用甚少。如果能夠把它們像『二十四史』那樣釋錄出來，學界利用起來就會方便很多。但當時的條件還不成熟，只能做一些準備工作，我就通過做卡片的方式，來梳理每一件文書的學術史。」

「上帝之手」的第一次推動

80年代後期，敦煌學界普遍感到靠縮微膠片做研究不可靠。於是1987年，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張弓和宋家鈺兩位先生遠赴英國，和英方商定了用最新的攝影技術和刊印技術，重拍、重印英藏敦煌文獻中佛經以外的漢文文獻，當時，郝春文以青年學者的身份，參與到這項《英藏敦煌文獻》的編纂工作中。

郝春文感慨道：「如果說之前看縮微膠片是在黑夜裡走路，深一腳淺一腳；那麼看這次重拍的照片，就像在十五的月亮下，亮堂堂的；當然，後來看到原件，就像在大白天。可是，在月亮下基本上就能看清了。」這時他感覺到做全面釋錄工作的時機已經成熟。

「從1989年到1995年，還是在做進一步的準備工作。直到96年，北京市開始規劃『百人工程』項目，第一批就資助了我和北師大的趙世瑜先生兩個人。項目給了我5萬元的啟動經費，當時的5萬元還是蠻多的，我工資才一百多，因此我把它比喻成『上帝之手』的第一次推動，有了這筆資金，我們的項目也就正式開始了。」

就這樣，郝春文的團隊，開始了英藏敦煌文獻第1-3卷的釋錄工作。然而隨著工作的展開，郝春文發現特別模糊的地方以及硃筆校改，在當時的黑白照片上根本反映不出來，為了精準的整理和研究，只能去英國核對原件。「1999年到2000年，北京市和國家留學基金委聯合資助我到英國訪學一年，在這一年之內，我完成了1-6捲圖版的核對。出國那會兒還登報了，那是北京市第一次派出10個人去各國學習。登報之後，有人提出質疑，說應該世界史的和理工科的出國留學，怎麼還有一個中國古代史的？」郝春文笑道，「可以說，正是北京市先後給我的這兩次支持，推動著我不得不做這件事了。」

出版社也希望青史留名

登報不僅帶給郝春文質疑的聲音，更為他帶來出版的喜訊。不久，科學出版社的策劃編輯閆向東主動找到郝春文，說希望出版這套書。「閆向東是北大考古系畢業的，他很知道這套書的價值，第1卷一下子就與我們簽了20年的版權，並開玩笑地說誰掛上了這套書的責任編輯，誰將來就能青史留名。」郝春文忍俊不禁，「第1卷的版式是黃文昆先生設計的，黃文昆是研究敦煌壁畫的，那時他剛從文物出版社退休，科學出版社聘他負責此書的編輯。你看我們第1卷書的封面是青色，就是為了象徵青史留名。」

然而，2001年第1卷出版後，由於郝春文無法提供出版補助，第2-3卷的出版便停滯了下來。就在這時，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編輯雁聲找到郝春文，說可以不要出版補助，希望繼續出版這套書，這讓郝春文非常感動。「雁聲的理念我很贊同，她說出版社出書分兩種：一種是短期內收益的，就是為了賺錢；而另外一種是具有社會效益和傳承文化功能的長線產品，是為出版社掙名的。就這樣，第2-3卷拿到了社科文獻出版社。」

可是沒過多久，雁聲又從社科文獻出版社回到她原來的社科出版社，她本想把這套書也帶走，但是其他的書都讓帶，唯獨這套書被當時社科文獻出版社的老總留了下來。「其實我很不願意換責任編輯，因為這套書的專業性太強。其實之前北京出版基金也找過我，說給100萬，但要指定出版社，這些指定的出版社連繁體字的書都沒出過，我就沒有同意。雁聲走了以後，社科文獻出版社為了出這套書，先後專門進了三個古籍編輯，他們很下功夫，所以後來就一直在社科文獻出。之前的第1卷，修訂後，也拿到社科文獻出了，這樣整套書的銷量就一下子上來了。並且這套書的每一卷出來後都幾乎得獎，因此也為出版社帶來了效益。」郝春文不無欣慰地說。

社科文獻出版社的這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封面是厚重的黃土色，彷彿在呼應敦煌的戈壁和歷史。當記者無意中看到一張照片：青色的第1卷放在攤開的黃土色的15卷當中，便產生了一種奇妙的觀感，就彷彿是茫茫沙漠里的一片綠洲。

從「小作坊」到「手工工場」

「早年的時候電腦還沒有超大字符集，遇到生僻的字，只能自己造，一卷下來得造好幾百個字」，郝春文指著他那變形的右手手腕，「那時候天天用這隻手按著滑鼠造字，久而久之就感覺手不對勁了，現在只能用左手拿滑鼠。項目剛開始那幾年，我帶著幾個學生整理文書，他們在前面弄，我在後面改，非常辛苦，幾乎每一卷出來，我都得病一次。」

2010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次向基礎性研究開放，郝春文申請到了當年的國家重大項目。「那是我們敦煌學的第一個國家重大項目，也是首師大的第一個國家重大項目。有了資金的支持，我們的隊伍壯大了，工作模式也有了改變，如果說之前是『小作坊』式的生產，現在就是『手工工場』了。從2011年開始，我們辦起了『讀書班』，『讀書班』最早在日本興起，對我們啟發很大。國內比較早的，在我們前後，有北大、社科院等幾個，但我們是堅持最久的一個。」

讀書班由課題組成員和硏究生組成，每周舉行一次集體會讀，在會上討論整理文書的程序、體例和方法，同時解決整理工作中遇到的難題。

「敦煌文書包羅萬象，需要各學科知識。每一件文書的學術史，光靠查閱目錄索引根本不行，必須閱讀全部研究敦煌文獻的專著和論文。我想我們的整理，應該要把敦煌學百年的研究成果反映出來，將讀者領到學術的前沿，這就需要群策群力。況且眾手修書，難免體例不一，因此需要在讀書班上強調體例和細則。

「讀書班的舉辦，對於提高文書整理的質量確實很有幫助，因為每一件文書至少經過六雙眼睛，多至十雙眼睛。後來我們又設立了讀書班中心組，成員包括各子課題負責人和讀書班的骨幹。其實讀書班還是為了培養人才，想通過讀文書的方式訓練研究生的文獻功底。表現好的就可以進入中心組，這就算正式參與項目了，這樣一種方式，也保證了課題組的人才來源。」

說到培養人才，郝春文頗為自信，他說到目前為止，自己培養的60人次的研究生和博士後，都去了很好的平台，包括人、北、清、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這樣最好的教學和科研單位。然而，工作方式轉變後的郝春文，卻比以前更累了：確定每一卷收錄的文書，逐條處理各負責人和中心組的意見，審讀二校樣……「每次打開文檔，是一百頁，又一百頁。以前出第1-3卷的時候，我還把它們放在床頭，每晚都翻翻。現在出版後我連看都不想看，因為每件文書都已經審了六七遍，真的要吐了。」即便如此，郝春文依然感慨「三十多年的歷練並未讓我達到駕輕就熟的境界，反而更加感到從事此項工作永遠要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臨大敵、戰戰兢兢的謹慎態度，稍有不慎，就會留下遺憾甚至錯誤。」

讓敦煌文書走出敦煌學的圈子

2001年，《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1卷出版後，孟彥弘和衚衕慶曾分別為之撰寫簡介和評介。衚衕慶評價郝春文「立足於敦煌，視野卻跳出敦煌，這是未來敦煌學的發展方向。」孟彥弘也說這項工作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可以使『敦煌學』本身從基礎性的工作中脫出身來，向更深、更廣處推進；另一方面,作為非敦煌學家的一般歷史研究者,可以直接將這套錄文作為自己研究的資料加以利用，從而使敦煌文書真正突破『敦煌學』的範圍。」

在談到敦煌學的發展前景時，郝春文也表示，敦煌文書只有放到中古時期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去，經過各個學科的研究，才能真正發揮它們的價值。

這6萬多件敦煌文書，「對研究我國中古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民族、歷史、社會、民俗、語言、文學、音樂、舞蹈、科技及中西交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然而「在敦煌文獻發現已過百年的時候，這批材料仍不能為各學科一般研究者充分利用，對它的整理和研究仍局限於少數專門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這種情況應該說是不正常的。」郝春文補充道。

近些年來，敦煌文獻圖版的出版情況著實令人振奮：《英藏敦煌文獻》《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甘肅藏敦煌文獻》《浙藏敦煌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等陸續出版。這些精良的圖版為敦煌文獻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但仍不適用於一般研究者。雖然，近年來也出現了一大批敦煌文獻的分類釋錄本，和一些從理論上總結整理敦煌文獻的文章，但畢竟難窺全豹。因此，全面釋錄本應運而生。郝春文說，「我們的整理就是要為各個學科的研究服務，我們一開始就是為了把敦煌文書推向整個學術界。」

在國外撒一些敦煌學的種子

由於歷史原因，敦煌文書流散各國，因此敦煌學從一開始就具有國際性。「各國對敦煌文書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編目」，郝春文介紹道，「像英國、法國、俄國這些國家，文書由圖書館等公益機構收藏，編目基本上沒有什麼難題。日本的情況比較特殊，由於一些文書是私人收藏，只能通過私人關係才能看，當然也有一些日本學者在做這件事情，不過這對歷史研究的影響不是很大，因為私人收藏的大多是佛經。」

在談到國內外敦煌學的研究現狀時，郝春文顯得頗有底氣，「上世紀80年代以前，國外的敦煌學研究在很多領域一度領先，然而中國經過這三四十年的奮起直追，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現在，敦煌學的大多數領域，包括歷史、宗教、敦煌石窟等，我們都已經領先國外；只有胡語研究，像梵文、于闐文、回鶻文這些，國外還具有優勢。我們不僅在很多領域領先，還掌握了敦煌學的國際話語權，可以用中文來開國際研討會，並且我們在研究範式、研究話題上也能與國外打通，這讓其他學科很羨慕，如果其他學科也像這樣，中國的學術就國際化了。」

季羨林先生曾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郝春文深表贊同。「《詩經》里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外的研究視角往往與我們不同，這對學術研究來說是好事。從2003年開始，我們成立了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成員由各國的敦煌學知名學者組成，我們輪流在各國辦國際會，目前已經陸續在日本、俄國、美國、英國辦了很多次，希望以此來推動各國敦煌學的發展。此外，我在耶魯任客座教授，也辦了敦煌文書讀書班，但讀書班大多數是中國留學生，只有一個美國學生，這種現象使我很憂慮，現在國外的年輕人對中國古代的興趣普遍降低，他們似乎對中國現當代的東西更感興趣，國外的敦煌學乃至整個漢學都在萎縮。」即便如此，郝春文說今年去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會依然爭取把讀書班辦下去，希望在國外撒一些敦煌學的種子。

本文為中華讀書報原創作品，如需轉載請留言。歡迎轉發到您的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