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的山西江湖往事

1970年的汾陽和中國所有的城市別無二致，人們穿著相同的衣服，舉著同樣的紅旗，說著同樣的革命口號。文化大革命，碾碎了大江南北、大城小城的一切差異，賈樟柯，便誕生在這單一的色彩里。

賈樟柯的父親是一位語文老師，母親是煙酒公司的銷售員。那場碾平一切的文化革命讓他這樣的家庭也處於社會的底層，賈樟柯從沒有感受過貧窮的滋味，卻從來沒與

底層分開過。

上小學時，文革結束，大人們卻還在忙著開清理「三種人」的會，沒人管的賈樟

柯最先觸碰到了時代締造的底層——那些「上山、下鄉」回來的二十幾歲的青年。

這些年輕人既不留戀革命的歲月，也不為歷史的錯誤感到憤怒，他們只是徹頭徹尾的無所事事，賈樟柯跟著這些孩子在街道上亂串，汾陽的街道里，他嗅到了茫然的氣息。

那時，每次放學，賈樟柯會在路燈下的廣播里聽一本小說——《黃河在這拐了幾個彎》

。

當時，思想解凍，文學從「革命」中走了出來，人們開始爭當表達個性的「文學青年」，蔚為大觀。賈樟柯也很合時宜地找到了夢想——做一名作家。

作家會敏銳地尋找生活中的奇蹟，恰巧，那是一個生活中總有奇蹟的年代。

每周六，一個廣東的叔叔到賈樟柯家做客。他和賈樟柯的父親同為語文老師，兩個語文老師在一

起談天說地，惺惺相惜。

有一次，廣東叔叔說，他有很多親戚在香港，要是工作調不回廣東，他就去香港。

當時，雖然滿大街都貼著「思想解放」的標語，但「香港」對於汾陽人來說充斥著資本主義的腐化墮落、紙醉金迷，那是工農階級最討厭和憤恨的地方，而這位廣東叔叔，竟然

要去那裡！

賈樟柯的父親耐心地勸他用合理的辦法調動工作。

之後，沒過幾天，廣東叔叔的兒

子失蹤了。

人們猜測他兒子是看了《少林寺》後決定棄文從武，想去嵩山拜師學藝，於是在太原、鄭州布下天羅地網。想這孩子尚未拜師，武藝應該不會太高強，應該容

易捉

住。

可是找了數日，竟找不到。

最後，廣東叔叔的兒子被公安押回汾陽，原來他去了深圳，想要游過深圳河，去到對岸的香港。

游過深圳河對於賈樟柯來說是個傳奇，他那時見過的最大水面，是汾陽縣城公共澡堂里的浴池。

雖然在廣播里聽到過黃河的幾道彎，但他沒有見過黃河，也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

轉眼到了充滿魔幻色彩的80年代，「香港」這個原本陌生且邪惡的名詞溜進了汾陽，鑽到了賈樟柯和他的朋友生活中

。

在汾陽香煙繚繞的黑暗錄像廳里「香港」再不是陌生的辭彙，而是《喋血雙雄》、《英雄本色》里那個招牌密集，人來車往，幫派林立，歌舞昇平的城市，那裡

的碼頭上貨櫃往來，街道上警匪槍戰，美女、假鈔、毒品、遊艇、電子手錶、尼龍T恤，應有盡有。

那正是廣東叔叔和兒子嚮往的城市，那城市曾經在別人的話語中，此時，卻在屏幕上。

從錄像廳里走出來，世界也全不是從前的樣子，80年代，中國的變革是翻天覆地的，最顯著的就是，人們的眼中「經商」、「發財」從「可恥」變成了「光榮」。

賈樟柯的幾個高中同學在高二便被招入柴油機廠當了工人，早早進入社會，賺一份穩定的工資，在有燈光籃球場的廠子里上班，讓無數同學羨慕不已。

愛跳霹靂舞、頭髮到胸長的賈樟柯也開始邊上學邊做生意，他媽媽是煙酒公司的，他就倒條子，跟母親的同事或者客戶來往，每天很忙碌，手裡最多時有一萬多塊錢。

也許，他有在經濟浪潮里先富起來的潛質，他的父親卻認為他該考大學。

賈樟柯自己知道考不上，他的數學從沒有超過15 分。

有一次，老師讓賈樟柯做黑板上的題，他不會做。老師意料之中地笑笑，說：「請問這是一道立體

幾何題，還是一道解析幾何題？」

賈樟柯真的分不清，被老師轟了出去，那時，數學老師認為，賈樟柯將來會成為一個流氓或

者小偷。

在父親的眼裡，賈樟柯不會是流氓，也不會是小偷，而應該是一名南開大學的大學生，所以他不管賈樟柯是不是倒數第一，毅然決然地為賈樟柯填報了南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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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第一志願是南開，接下來，從一般院校到中專，每一所學校前面都有「天津」兩個

字。

父親說，賈樟柯的爺爺曾經在天津行醫，解放前他們家在天津有醫院、有住宅，父親希望

他考回去。

賈樟柯知道，父親的高考成績是整個晉中區的第一名，可卻因為成分不好沒能錄取

。

1989年，賈樟柯用不出意外的落榜破碎了父親的夢。

那一年洪流涌動，賈樟柯離開汾陽去太原一個美術培訓班復讀，因為美術不考數學。

在那裡，他用旺盛的荷爾蒙寫就了一篇小說《太陽掛在樹杈上》，寫好之後，坐立不安。一會覺得自己寫了一篇曠世奇作，一會覺得自己寫得一無是處

。

在經歷了許多徹夜無眠的夜晚後，他決定把小說送到最尊敬的作家手上——《黃河在這拐了幾個彎》的作者田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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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盡辦法找到田東照的家，見到偶像後他變得話語遲緩，奉上書稿，轉身離開。

由於忘記了留下聯繫方式，田先生幾日之後才輾轉找到賈樟柯，他認為賈樟柯是個苗子，並讓他加入省

作協改稿班。

青年時代，偶像的垂憐就像是一劑猛葯，熊熊烈火燃燒著文學青年賈樟柯蓬勃

心。

多年以來的作家夢似乎要在20歲這一年實現，對於一個高考落榜的汾陽青年來說，無外乎人生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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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離開改稿班後不久，賈樟柯看了陳凱歌的《黃土地》，他第一次見到有人拍那麼真實的黃土地上的人，他們不是革命小將，也不是漢奸走狗，不是心比天高的古惑仔，不是叱吒風雲的黑幫老大，他們只是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最純粹

的人。

20歲的賈樟柯幾乎在一夜之間決定：棄文學，從電影。他放棄的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作家夢，他背負的是田東照先生失望的眼神，儘管如此，他依然認定電影。

今日方知我是我，一約既定，萬山難阻。

考了3年，23歲，他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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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上學的日子裡，他得知那些高二時去廠里上班的同學們下崗了，他們拿著一兩百塊錢的低保流入社會，變成了渾身力氣卻無事可做的人。

這些同學的遭遇，再一次塗抹了賈樟柯對底層的印象，這樣的人他曾經見過，那是他上小學的時候，小鎮上突然回來的一群20多歲的青年人……

1994年，世界電影史最特殊的年份，好萊塢用經典套路拍出了《肖申克的救贖》，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卻是更有話題意義的《阿甘正傳》，呂克·貝松進軍美國拍出了《這個殺手不太冷》，昆汀攜著他的《低俗小說》嶄露頭角。

張藝謀用《活著》繼續著他的傷痕，姜文則沉醉在自己最生猛的處女座《陽光燦爛的日子》里，王家衛寫意出《重慶森林》，李安雕琢出《飲食男女》。

這一年，24歲的賈樟柯，用24000元創作了實驗短片《小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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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只是一部低成本短片，但它的鏡頭卻極具挑戰性，他拍攝了大量的路人。

張藝謀也曾在《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里偷偷地拍攝熙熙攘攘的真實的路人，而賈樟柯的攝像機不僅沒有隱蔽，反而大肆宣揚，人群盯著攝像機看，他們的好奇被記錄下來。

1996年，《小山回家》獲得香港國際影片展短片競賽單元最佳故事片獎，在領獎活動中，賈樟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余

力為。

余力為很喜歡《小山回家》，二人決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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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的春節，賈樟柯回到縣城，在即將拆除的屋檐下，開始了關於這座縣城的寫作，思緒在筆尖流淌成一個又一個鮮活的人物——靳小勇、胡梅梅、小

武……

賈樟柯的創作一向很快，寫好劇本後，他奔向郵局，在長話室里聯繫到了余力為，他說想拍《小武》，對方讓他把劇本傳真到香港。余力為看後，很喜歡，決定投資

開拍。

4月10號，劇組一行燒香磕頭，敬天地鬼神、往來神仙、祖師爺唐明皇、朱元璋及盧米埃爾兄弟，賈樟柯的第一部電影橫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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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武是賈樟柯最關注的底層，他是一個失敗的小偷，在嚴打的環境里沒法生存，友情、愛情、親情都離他而去

。

成為企業家的朋友小勇不願意承認曾經和小武一同做過小偷的經歷，也不願意再與小武有什麼關係，連結婚都不

請小武。

小武的社會地位很低，但他比社會地位高的朋友小勇更講義氣，他冒著風險偷到錢，作為送給小勇的禮金。

電影中，小武是被社會嫌棄的，但觀眾不會嫌棄小武，反而會進入小武的視角來感慨小武的迷茫，當小武最終被拷在電線杆上，攝像機又一次正對著圍觀群眾，小武成了「被觀察的觀察者」。

《小武》的所有演員均為非專業演員，賈樟柯善於與他們打交道，他驚人的調教演員的能力獲

得一致好評。

《小武》被世界關注了，馬丁·斯科塞斯認為《小武》是讓他「又想拍電影了」的「動人、精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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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市山尚三向賈樟柯伸出了善意之手，願意與賈樟柯合作下部電影，市山尚三所在的公司正是大名鼎鼎的北野武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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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和北野武，兩位黑幫片導演居然喜歡粗糲柔弱的《小武》，這讓賈樟柯感到意外。

獲得讚譽的同時，賈樟柯被禁止拍電影。

為了能夠得到下一部片子的准拍證，賈樟柯去了電影局。他為《小武》交了一萬元的罰款，寫了一封檢查，承認自己嚴重地干擾了我國正常的對外文化交流。

他從電影局出來，想起來北島的詩《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賈樟柯並沒有停止拍攝他心目中的電影，《站台》、《任逍遙》、《世界》都在用最真實的影像描繪最真實的底層。

1998年，賈樟柯春節返回北京的途中，偶然翻看報紙，發現東北發生少年搶劫案。

少年搶劫犯知道此去危險，想為母親寫幾句話，卻不知如何落筆，便抄了《任逍遙》的歌詞，算是寫給母親的知心話。

賈樟柯當時沒聽過這首歌，等下了車買到CD，才明白少年是被這一句打動了:

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 

有志氣高哪兒天也驕傲

2001年，賈樟柯決定拍攝電影《任逍遙》。那一年，亞太經合組織成立、王偉墜機、北京申奧成功、中國成功加入WTO。

新世紀的嶄新時代，導演們紛紛希望通過宏大敘事講好中國故事，張藝謀在籌備他的《英雄》，一部把「為了統一，殺人有必要」的最高統治者歌頌為英雄，賈樟柯想到的卻是想成為英雄的報紙上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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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逍遙》講述了大同青年斌斌、小濟的生活狀態，遊手好閒、無所事事，他們覺得自己是英雄，他們覺得自己哪天也會驕傲，最終在親情、愛情和仇恨的重重壓力下選擇搶劫

。

賈樟柯把鏡頭對準了最純粹的個體，斌斌和小濟為該不該與仇人火拚的事爭吵之後，默默地站在圍觀電視的人群中，當電視上宣布北京申奧成功後，所有人都沸騰了，斌斌和小濟卻獃獃地站在那裡。

這樣的鏡頭不是《任逍遙》獨有的，汾陽的小武、《站台》里的崔明亮和大同的斌斌、小濟一樣，他們彷彿生活在一個凝固的時間黑洞中，一切宏大敘事在他們的身上幾乎為0

。

可能，賈樟柯思考的是：除了宏大敘事，縣城青年是否有屬於自己的真實敘事？從魯迅筆下的阿Q，到賈樟柯電影里的小武、崔明亮、斌斌、小濟，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和他們選擇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可曾有

過變化？

中國現代史的國家敘事對於社會下層人民究竟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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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賈樟柯去三峽拍攝畫家劉小東繪畫的紀錄片，當他把攝像機對準一位老者時，老人流出了一絲狡黠與不屑的微笑，彷彿在嘲笑這群提著攝像機遠道而來的人，「你們懂什麼生活？

」

賈樟柯被這樣的狡黠擊中了，他覺得自己不該像看猴子一樣來拍攝他們，他感受到自己身處的是一個在兩年之內要拆毀的有兩千年歷史的城市，一種使命感湧入心頭，他要把這裡的人的生活狀態裝到一個故事片里。

他要拍的故事很簡單：

煤礦工人韓三明從汾陽來到奉節，尋找他十六年未見的前妻。兩人在長江邊相會，彼此相望，決定復

婚……

女護士沈紅從太原來到奉節，尋找她兩年未歸的丈夫，他們在三峽大壩前相擁相抱，一隻舞后黯然分手，決定離婚……

這部電影最終獲得2006年義大利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國內也將放映他的電影，為此，他去北大做了一次演講，談及創作動機，他說：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遊客，我們仍然能看到青山綠水，不老的山和靈動的水，但是如果我們上岸，走過那些街道，到街坊鄰居裡面，進入到這個家庭，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古老的山水裡面有這些現代的人，他們家徒四壁。

這個巨大的變動包括100萬人的移民，包括兩千多年的城市瞬間拆掉，在這樣一個快速轉變裡面，所有的壓力、責任、所有那些要用冗長的歲月支持下去的生活都是他們在承受。

演講中，他提到影片中很多人的故事，每個故事背後都是活生生的靈魂，提到主角韓三明，

他說：

想到男主角時，我馬上想到了我的表弟，我二姨的孩子，我們倆兄弟少年的時候非常親密，後來我考大學，他到煤礦工作，逐漸就疏遠了。每次回家的時候我們話非常少，非常陌生，他就這樣看著偶爾笑一下，想到這個電影的時候，我就想到他的面孔。

每次看到他的面孔，不說什麼我就知道，我為什麼要一直拍這樣的電影，為什麼十年的時間裡我不願意把攝影機從這樣那樣的

面孔里挪走。

賈樟柯講到這裡，兩眼朦朧，淚水墜落，掌聲響起。

人成各、今非昨。

這段類似魯迅與閏土的經歷是沉澱在賈樟柯心底的創作基石。

他對這部電影寄予厚望，不僅僅是希望得到認可，而是，他認為他記錄的那些生命，應該被人關注。他也知道，一個人是不是好人與看不看《三峽好人》無關，但他仍然矯情地說道：

我到底想看看在這樣崇拜黃金的時代，誰還關心好人？

賈樟柯說的「黃金」是《滿城盡帶黃金甲》，他非常不滿《三峽好人》的定檔，把一部需要口碑傳播的藝術片和一個砸錢的商業大片湊在一起上映，是對藝術片

最大的不公。

《三峽好人》上映三天左右，由於票房成績不佳，幾乎所有影院全部下映。

彼時，他的父親患上了肺癌，不久離世。

賈樟柯很氣憤，認為第五代背離了原來的價值觀，

「他們電影中的原創性越來越差，他們電影中的中國越來越陌生了」。

不只一個人感受到第五代變了，他們曾經拍出過《黃土地》、《霸王別姬》、《野孩子》、《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這樣充滿底層關懷的電影，當他們轉而去拍《英雄》、《無極》時，人們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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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第五代並不曾真的與底層同伍，他們是背負著苦大仇深的傷痕，用電影來反擊社會。

對底層的憐憫只是他們反擊那個時代的工具，統治者利用底層革文化的命，他們也利用底層來反

抗這樣的革命。

當他們拋棄傷痕的主題之後，便不再需要這樣的工具，他們有著精英式的對底層的評價：滿眼望去，全是愚昧無知。

賈樟柯對底層的態度則全然不同，他描繪一群有「錯誤」理想或者沒有理想的小鎮青年，他不批評他們，他覺得沒有理想的人更可

憐：

為了承擔生命里的一種責任，對別人的責任，就放棄了理想。他們知道放棄理想的結果是什麼，但他們放棄了。縣城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沒有區別。生命對他們來說不會再有奇蹟出現了。

賈樟柯拍攝大量的絕望的人，他的視點永遠在人的身上。他不控訴社會，也不歌頌社會，他不是鬥士，也不是國師。

在他的電影里，滿滿的都是對底層最真實的感受，他執著地認為這些感受需要被關注。

黑澤明曾評價侯孝賢：

在他的電影里，看得見塵土。

這句話用來評價賈樟柯，也毫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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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好人》之後，賈樟柯再沒有眼淚了。

「酒量越來越大，膽量越來越小」，他戴起了墨鏡，抽起了雪茄，把自己柔弱的心隱藏在一個標準的「導演」的外表下。

還好他只是自己沒那麼脆弱了，他依舊關注底層，關注最真實的人和最值得深思的社會問題。

他拍《二十四城記》，講一個從瀋陽遷移到成都的工廠，工廠里員工的喜怒悲歡被他記錄下來，他拍攝一個老工人發出的「哼……哼……」的聲音，他說那是最美妙的音樂。

他用萬夏的詩來描繪工人們的美：

僅你消逝的一面，已經足以讓我榮耀一生

他拍《海上傳奇》，採訪很多名人，他說在1991年聽陳丹青的錄音，崇敬的心情好像迎接第五卷「毛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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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首映《海上傳奇》時，有一位女生問賈樟柯為什麼拍上海骯髒的樣子和有政

治色彩的人。

女生憤怒地問：「你有沒有考慮，你的電影被外國人看到，會影響他們對上海、對中國的印象，甚至會影響外國人對中國投資的信心？」

賈樟柯也憤怒起來：「想那麼多外國人幹嘛？就為了那些投資，為了外國人怎麼看中國，我們就忽視一種

真實的存在嗎？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很多人依舊生活在貧窮的環境中，難道我們可以無視嗎？」

賈樟柯無法接受「愛國主義者」的邏輯，他說：「脫離人本主義的『愛國主義』是可怕的。如果集體迴避我們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的文化沒有能力反映我們生存中的真實困境，未來會怎麼樣呢？」

在觀念更迭的時代里，賈樟柯同他厭棄的第五代一樣，無法不去用精英眼光看待這些

新的底層了。

誰都無法知道，賈樟柯最喜歡關懷的那些玩伴、同學、二姨家的表弟如果也把他當成賣國賊

會怎樣？

愚昧可能從來不曾消失，只是年輕人更理解身邊人的愚昧從何而來，所以更能報以憐憫，多過

憤怒。

而賈樟柯，已經

無法成為年輕人了。

2015年，他拍《山河故人》，但越來越少的人能從這樣的表達里找到共性的感情，賈樟柯出色的調教演員的能力，在新時代的年輕人面前也消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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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他拍《天註定》，以一種精英的姿態關懷底層民眾的暴力，卻無法勾起他們的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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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把胡文海、周克華、鄧玉嬌三起轟動全國的刑事案件和富士康跳樓事件加工成電影。並沒有偏執地表達「使用暴力的正確」，而是積極展現暴力的根

源。

暴力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暴力作為問題無時無刻不存在著。

電

影沒能得到上映，賈樟柯在微博里哀嘆「昨天下午還去電影局溝通《天註定》公映的事情，晚上網上已經流出了種子。大陸市場盡失……」

在《天註定》之後的幾年裡，各種各樣駭人聽聞的熱點事件層出不窮，人們依舊會痛罵案件中的

「十惡不赦」的壞蛋，如果只是一兩個人的惡造成了一出悲劇，那最好的辦法就是快意恩仇。

如此說來，功成名就的賈樟柯依然值得尊敬，他用電影講述了我們沒理由迴避的事實。

無論他願不願意，賈樟柯和很多導演已經被人們定義成了「第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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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漸漸接受了這個事實，並且引以為豪：

無論如何，我們都是一批忠實於電影的人，我們無論在與意識形態的對抗，還是商業經濟的對抗中，都呈現出超凡的毅力。很難想像如果失去這些導演的作品，我們氣若遊絲的文化，還有怎樣的傳接，我們還能有什麼拿得出手的作品來告訴世界：中國電影文化還活著。

賈樟柯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導演，他在作品裡、作品外都表現出了超強的思辨能力，任何人對他的解讀都只能是盲人摸象，正如他引用和續寫的詩句：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我不相信，你能猜對我們的結局。

參 考 資 料：

《賈想996-2008》，賈樟柯，2009

《賈想Ⅱ2008-2016》，賈樟柯，2018

《任逍遙》，賈樟柯，2010

《站台》，賈樟柯，2010

《第六代導演研究》，聶偉，2014

《賈樟柯電影研究》，張利，2016

《從「賈想」到「賈看」》，聶倩葳，2017

《詩意、陌生化紀實與現實質感——賈樟柯的話語策略與中國語境》，鄧雙林、郝建，2015

《賈樟柯電影跨文化傳播研究》，李一洲，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