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小記：秦·大事因緣

謀事在人，成「勢」在天。秦統六合是中華歷史的重大事件，有賴於主觀努力，也離不開客觀條件。秦自獻公以後，抓住了三大歷史因緣，順勢奮起，砥礪前行，修成正果。

墨者入秦

秦墨有緣，墨家在秦的發展過程中曾經發揮了獨特作用。惠文王待墨家首領巨子腹?如師，曾試圖赦免腹?獨子的罪行、為其留後。這在嚴法峻律的秦國是極其少見的，說明當時墨家在秦國備受重視。墨家何時入秦，未有確鑿史料，學界也未有定論，但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尋。

惠文王之前，孝公支持商鞅變法，其實是儒、法、墨匯流的重大成果。商鞅入秦後有不短的沉默期，得到秦孝公重視、朝堂論法之後，還有數年的蟄伏期。在似乎平靜的日子裡，商鞅一邊深入調查了解秦國社會特點，一邊設計變法總體方案、推演完善變法細節，法家之術融入了大量墨家元素。日後的什伍之制、推行縣制都有墨家的深深烙印，這說明在孝公之前，墨家對秦已經有了廣泛的影響。

孝公之前，就是開啟秦國復興之路的獻公。獻公極有可能就是將墨學西引入秦的原點，甚至他本人就可能是墨家弟子。獻公曾長期流亡魏國，魏國正是墨家早期主要的活動區域。獻公經歷坎坷、大器晚成，其不畏生死、執著堅韌的品行是墨家「赴湯蹈火，死不旋踵」苦行的寫照。獻公「止從死」是為墨家「節葬」，倡導縣制是為墨家「尚同」，秦法賞罰分明，有如墨家愛憎分明。除了思想，墨家還給秦國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技術流」，高超的工程技術和完備的防守體系刺激秦國軍工體系脫胎換骨，「非攻」之攻催生了秦軍反守反擊的戰法。

墨者入秦，墨學西傳，為徘徊在低谷中的秦國注入復興的力量，扭轉了秦國在與魏國長期對抗中的被動局面。秦墨相融，學之用之，又超然墨家之上，是為秦興大事因緣之一。

實得巴蜀

秦據關中，為形勝之地，秦有巴蜀，成從容之勢，惠文王時代，秦佔有巴蜀是國力結構性升級的標誌事件。

秦始終對於西南方向的巴蜀保持極大關注。自厲共公起，秦蜀開始交往，到惠文王已過百年，秦對於巴蜀之地的戰略意義有了越發清晰的認識。秦惠文王繼位的第一年，就組織對巴蜀進行全面偵察，還與蜀王「偶遇」漢中，後世有「石牛糞金」的傳說，足見秦對巴蜀有持續滲透活動。秦如同一隻潛伏的獵豹，始終等待靜候并吞巴蜀的最佳時機。

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蜀苴相爭，內鬥不止，都向秦國求援，這是重大的歷史性機遇。此時，秦國在東線經受了五國合縱攻秦的衝擊波，艱難地取得了修魚之戰的勝利。即使壓力巨大，但經過充分討論，秦決策層統一了思想，由司馬錯和張儀共同揮師南下，乘勢一舉吞併了蜀、苴、巴三國。

巴蜀位於楚國上游，秦可以順水而下，攻楚可以事半功倍。其次，巴蜀沃野千里，成都盆地和漢中盆地是兩大「聚寶盆」，據之可富國強兵，卻不影響山東各國在中原的既有利益，可謂「悶聲大發財」。秦得巴蜀，達到了廣地、聚兵、得糧、制楚四重目標，是為秦興大事因緣之二。

五國伐齊

戰國煮酒，秦齊可共論英雄。楚、趙雖強，但秦在內心深處只把齊視為主要的競爭對手，齊、秦兩國隔三晉而望，各自圖強爭霸。

戰國初期的最先崛起的魏國，在桂陵之戰、馬陵之戰中兩次敗於齊國，實際上是敗於齊、秦合謀，但這不意味著齊、秦交好。三家分晉，齊、秦、楚三國鼎立，楚無大志，齊、秦暗中角力從未停止，從共克魏國到拉攏楚國，各自奇計百出。在齊、秦競爭的關鍵階段，秦昭襄王和齊閔王先後登上了歷史舞台。齊閔王是上天贈予秦國的「大禮包」，他剛愎自用、四面出擊，雖然表面風光無限，實際危機四伏。齊冒天下之大不韙，三次用兵、滅亡宋國，舉世震驚，成為眾矢之的。燕與秦趙韓魏相約，五國合縱伐齊，秦正中下懷，不遺餘力。齊連年征戰，外強中乾，一觸即潰，雖經田單復國，但大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弱齊之後，秦開始逐步對三晉發力，范睢將整體戰略明確為「遠交近攻」。遠交的主要目的就是穩定齊國，使其喪失對外擴張的鬥志和動力。遠交是近攻的基礎，如果齊國依然強盛，秦伐三晉，三晉必然求助於齊，不僅「近不能取」，還會刺激齊國壯大。五國伐齊，秦順勢發力，此消彼長，戰國即將進入「單極」世界，山東諸國皆無制秦之術，是為秦興大事因緣之三。

因緣可遇不可求，但比因緣更難得的是悟者和行者。機遇只會讓有準備者產生共鳴，因緣的種子也只能在奮鬥者的土壤中落地生根，悟者力行，方有所成。三大因緣，無一錯過，天眷強秦，秦不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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