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世界哲學大會】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V?德貢布

來自專欄哲學前沿

德貢布：讓語言哲學服務於社會哲學

文匯講堂

2018-08-24

編saying

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WCP，8月13-20日）已經在北京完美落幕，在此前、中、後，文匯報文匯講堂工作室聯手復旦大學哲學學院、華東師大哲學系共同向公眾呈現豐富多彩的「聆聽世界哲人、親近當代哲學——慶賀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召開·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錄」。同時歡迎參與同步推出的「我愛WCP」有獎傳播活動。（見文末鏈接）

法蘭克福學派對中國的影響至深，哈貝馬斯精神在場，霍耐特移居美國。昨天，在大本營的第三代重要代表盧茨-巴赫曼為我們梳理這個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流派的前世今生，三代傳承故事和學術一手資料著實珍貴。今天，我們迎來了為期26天的系列訪談錄的壓軸，也是終結篇，看看法國哲學大家德貢布。感謝所有讀者的始終陪伴，今晚6:30-9:30，華東師大科學會堂，微型「世界哲學大會」移師124期文匯講堂，優秀的義大利、美國、中國哲人同台共話東西方哲學與你我，機不可失。（詳見文末報名鏈接）

「聆聽世界哲人，親近當代哲學

——慶賀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召開·24位世界哲學家訪談錄」?

訪談語言哲學、行動哲學專家、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V.德貢布教授

讓語言哲學服務於社會哲學

文/謝晶（文匯-復旦-華東師大聯合採訪組）

被訪談人：文森特?德貢布（Vincent Descombes），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教授，以下簡稱「德貢布」

訪談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講師謝晶

訪談時間：2018年8月

在1980年英語版的《當代法國哲學》一書的序言中，牛津貝利奧爾學院的阿蘭·蒙特菲奧（Alan Montefiore）這樣稱道德貢布：一個本族的嚮導，既能對他自己的領域有專門知識，又能和他自己領進來的穿越這個地區的陌生人有真正的交流，德貢布就是這樣的好嚮導。

75歲的凡桑·德貢布在40年前的這部著作之後，又以《所有類型之對象的語法》《心靈的食材》《意義的機制》《主體的補語》《熊的推理及其他實踐哲學論文》《身份的困境》等十幾部哲學著作，收穫在法國乃至英美學界不俗的反響。他的「哲學交流」跨越語言哲學、行動哲學、社會哲學、政治哲學、主體哲學等多個領域，是法國當代哲學界毫無爭議的領軍人物。

長期執教於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EHESS）的德貢布不僅深悉古希臘哲學、德國觀念論、分析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傳統，並且在這些傳統之上發展出了自己關於社會性、意義、主體、行動、身份等問題的獨到觀點。我曾有幸受其言傳身教，屢屢驚嘆於他精鍊的論證風格、對思想史和文本的精深理解、思想建樹上的率直獨立，深為其跨越門派影響、兼具深刻人文關懷和全球視野的氣度所感染。

德貢布為人質樸，不愛以第一人稱論事，更不愛談論自己的所作所為。借世界哲學大會之機，我們有幸訪問到他。他對於戰後至今的法國哲學直言不諱，對於自己的分析風格嚴格界定，尤其是對於自己的社會學關懷細數由來，為中國讀者展現了法國當代哲人打破流派、紮根傳統、立足現實，既嚴謹又開放的思想風尚，而「二階的普世主義」是他近年來的主要觀點之一，代表著歐洲思想家對於歐洲中心主義的反思，以及對於不同社會文化間對話所負有的責任感。

德貢布近年來的主要觀點代表著歐洲思想家對於歐洲中心主義的反思，以及對於不同社會文化間對話所負有的責任感

01

哲學之緣與軌跡

文匯：您是法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哲學史上，人們通常把現象學、精神分析學、結構主義和後現代思潮在這一時代的匯聚稱為所謂的「法國理論（French Theory）」。在國外，您時常被視作是法國哲學黃金時代（法國理論）的繼承人。

中國讀者對您的了解大多是通過您的早期作品——闡釋法國哲學的《當代法國哲學》一書，然而，在法國您以引進並運用分析哲學而著稱；與此同時，您所關注的問題很多都屬於社會學和人類學——塗爾干（émile Durkheim）、莫斯（Marcel Mauss）、杜蒙（Louis Dumont）、奧爾蒂格（Edmond Ortigues）的範疇。這一切使您的思想具有很鮮明的獨創性。是什麼樣的哲學訓練促成了這一獨創性？福柯（Michel Foucault）、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等這些思想家是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60年代的索邦大學，只要求學生深入了解批判觀念論哲學家柏拉圖、笛卡爾和康德

德貢布：我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索邦大學完成哲學學業的。我接受的是法國式的教育，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主要所學就是法國哲學。今天仍然佔主導的法國式哲學教育非常重視對哲學史及對作者的掌握。在我們那個時代，學生們被要求深入了解的那些大哲學家是戰前批判觀念論——一種法國式的新康德主義——所推崇的柏拉圖、笛卡爾和康德。我從來沒有上過關於亞里士多德或黑格爾的課，更別說關於中世紀的思想家了。就此而言，今天的情況大有改善了；另一個今昔重要區別在於，現在我們的課程中還有普通心理學和普通社會學。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和福柯都是從教授心理學開始他們的大學職業生涯，兩人對一種人文科學的哲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索邦大學

為學術生涯接受傳統教學的同時，為拓展見識自己閱讀前衛思想如海德格爾和馬克思

您提到了好幾個思想家的名字。在索邦，我上過德里達的課，他當時是利科（Paul Ric?ur）的助理。我對於胡塞爾現象學的了解都歸功於上利科的課程，他每年都詳細地講解胡塞爾的一部大作。在這些名曰「實踐工作」（意味著學生可以提問題）的課上，當時還沒有發表任何作品的德里達教我們深入地閱讀文本。他在評述經典文本的時候會非常耐心地考察一段文字可能有的所有含義，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剛才問我，當時我們對於將對下一代產生重大影響的那些思想家有多少了解？說實話，今天回想起來也會有些吃驚：當時我們進入思想世界是兩種並行不悖的途徑。一方面，學科學習存在著正統的教學：為了通過考試繼而找到一個合適的博士論文題目，即為了開啟學術生涯，這些課程的學習必不可少；另一方面學生間存在著一種前衛的反正統文化，交匯著海德格爾、馬克思的思想，結構主義一直具有吸引力，但我們只能靠自己去掌握它們。因此，一方面是了解經典的學說和理論，如斯多葛主義、康德主義等，另一方面是每個人為了發展自己的思想而展開個人閱讀，因此這些閱讀有點冒險和反抗的意味。

哲學家利科（左）及其1960年代助手德里達

02

哲學特色與貢獻

我的第一本篇幅很小的書，是1971年依據第三階段博士論文而改寫出版的《柏拉圖主義》。今天看來，它就是法國式哲學教育的純粹產物。但我在1977年出版《當代法國哲學》時，已經開始懷疑這一法國傳統了。

當時流行著「哲學可以調和所有思想」，我在1977年出版的《當代法國哲學》中提出質疑

文匯：您的懷疑態度是針對什麼？

德貢布：我懷疑我們那一代人從後來被稱為「後結構主義」或「法國理論」的流派中能獲得什麼。這個傾向貫穿於全書，並且在最初的幾頁就已經流露出來了。儘管美國人認為他們是處在某種理論的同盟中，其實像當時所有法國人一樣，我對於那些思想家之間展開的論爭之絢麗和精緻嘆為觀止。但我感到這些論爭其實是在走向一條死路，這些哲學家陷入某種競爭中，這種競爭恰恰與他們所受到的「法國式」教育有關。這種教育帶來了這樣一種觀念：存在著一種共同的哲學，我們能夠通過觀念史的進路在其中調和所有的偉大思想家，並得出某種類似意識或思想之進步的東西。這種打了折扣的「黑格爾主義」自然而然地令人以為具有創造性的哲學已經走到了盡頭，所有能被說出的重要的思想都已經被說過了，我們見證著「哲學的終結」，這一主題常常被當時的法國「海德格爾主義者」借用。這一終結是巔峰還是死亡？大家的意見不同，但重要的是不管情況屬於前者還是後者，想要從事哲學的人都來晚了一步，剩下的唯有歷史。

德貢布著作《當代法國哲學》的法文版（左）和中文版

年輕哲學家想「質疑所有可能存在的原則的總原則」，我從中看到特定傳統的衰竭

除非是大膽地相信自己有能力不受整個西方傳統的束縛——通過一種比所有距今為止所提的問題都更徹底的提問方式，而這恰恰是戰後多位最優秀的年輕哲學家（您所提到的福柯、列維-斯特勞斯、德里達、利奧塔）想要探尋的道路。他們的想法是，必須想辦法擺脫整個西方哲學傳統的所有預設（換句話說，所有偏見）。由此產生了一種冒險，它是一種對於徹底性之競爭的結果：質疑這個或那個原則還是不夠，還要質疑所有可能存在的原則的總原則，所有預設的總預設，以此在所有的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佔領制高點——以此來證明那些競爭對手仍然都持有這樣或那樣的偏見，仍然被這樣或那樣的思想方式所「操縱」。一言以蔽之，他們仍然不夠徹底，仍然能夠被超越。這一競爭在我看來導致一種思想上的死胡同。我從中所看到的不是某種超常的生命力，而是一種特定傳統的衰竭，我希望從中解脫出來。

福柯（左）、列維-斯特勞斯（中）與利奧塔

相比法國式哲學，分析哲學可以直接理解柏拉圖，並將之翻譯成當代負責任的語言

文匯：是分析哲學使您走出了死胡同？

德貢布：1969年，借兵役之機（我們也可以以國際合作的方式完成它，而不一定要去部隊），我在蒙特利爾大學教了兩年書。也是在那裡，我完成了我的第三階段論文，內容是關於柏拉圖。我是在那裡發現了關於古希臘的分析哲學。令我驚訝的是，較之我以「法國式」的知識背景所能做到的，我必須承認分析哲學家能更好地理解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問題。

面對一個古典文本，分析哲學學者直接進入文本所提出的問題。這恰恰是我的一些法國同仁所不滿的——「你們能想像嗎？他們想要把柏拉圖變成一個同時代人！」就好像把一個柏拉圖討論過的問題（比如，「一」與「多」的問題和虛假命題的可能性）當作一個對於我們而言有意義的問題來討論，當作一個我們自己提出而柏拉圖能為我們解疑的問題來討論，這其實是在降低柏拉圖的能力。但如果我們要將柏拉圖當作同時代人，那麼我們得將他想要說的用我們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不僅僅是引用他或將他從希臘語翻譯成法語，而是將他翻譯為一種我們能為之負責的哲學語言。

2017年10月，德貢布在法國希臘研究所的講座上，就歐洲認同問題，即歐洲公民是否承認他們擁有歐洲身份展開討論

圖根德哈特以《自我意識與自我規定》做出嘗試：德國觀念論與分析哲學可以相通

在1980年，我讀了恩斯特·圖根德哈特（Ernst Tugendhat）於1979年出版的大作《自我意識與自我規定》，我的一個朋友覺得我一定會對這本書感興趣，從德國把書帶給了我。這番閱讀對於我具有決定性影響，因為它告訴我：我們能以創造性和多產的方式令德國觀念論和語言分析哲學對峙。除了他就自我意識所得出的特殊結論之外，圖根德哈特還告訴我們什麼呢？他告訴我們，對於我們所倚賴的文本，無論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黑格爾或海德格爾，我們可以持有一種純粹的哲學態度。我們可以在閱讀他們的同時，要求他們回答我們的問題——只要問題確實涉及他們自己曾提出的疑問。圖根德哈特是第一批做出這種嘗試的人之一，但我們能展開一種「分析康德主義」（如斯特勞森Strawson）或「分析黑格爾主義」（如布蘭頓Brandom、麥克道威爾McDowell）的想法在今天已經家喻戶曉了。

圖根德哈特及其著作《自我意識與自我規定》

1983年的《所有類型之對象的語法》強調了分析進路的二要素：語言的優先性及最小單位

文匯：這一轉向的第一個成果是您的《所有類型之對象的語法》（1983年）。在那個分析哲學進路對於法國哲學家還很陌生的年代，您通過此書想要告訴他們什麼呢？

德貢布：我在書中尤其強調了兩個觀點，它們在當時對我很重要，使我徹底反思我們從事哲學的方式。第一個觀點：語義的問題應該先於認識的問題。第二個觀點：分析哲學的分析性在於它通過分析語言來分析概念，但它所分析的語言是話語，其單位是命題，而不是辭彙，命題的單位是詞語。

關於第一點，就像邁克爾·達米特（Michael Dummett）繼伊麗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之後所重申的，整個近代哲學都建立在認識論問題的優先性之上。首要問題在於——面對笛卡爾的懷疑，如何去證明我們的判斷並加以確定。但這一點完全是可以去質疑的。因為達米特只是將弗雷格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方法中所隱藏的一種觀點明確地表述了出來，即，在能夠提出「如何證明一個命題」這一問題之前，先要能夠確定它說的是什麼，以及它在現實面前對什麼負責，亦即說明它的真值條件（它的邏輯真值條件，而不是它的認識論驗證條件）。為了能夠對一個命題提出懷疑，先要有能力理解它在說什麼——這就是廣義上的邏輯（不僅是關於推理的理論，而且是語義學，即對於表意模式的研究）相對於認識論的優先性。

《所有類型之對象的語法》（

Grammaire dobjets en tous genres）

「語言學轉向」的意義在於：質疑了認識論的優先性，考察在話語即命題中的功能

德貢布：我覺得這一「語言學轉向」較之那些想要成為最大膽者的法國哲學家的哲學競拍更徹底，同時又更謙遜。所謂更徹底，是因為它質疑的是他們自己不敢討論的近代哲學核心教條（認識論的優先性）；所謂更謙遜，是因為它將我們帶入一個蘇格拉底式的情景，我們在其中必須先問我們的對話者——你要說的是什麼？

關於第二點，在20世紀60年代，所有的人都已經承認思想和語言是不可分的（但梅洛-龐蒂會否認這一點，他在這個問題上忠於柏格森）。但我從圖根德哈特那裡學到了什麼呢？我學到了，上述觀點還不足以賦予哲學以分析進路所需要的方法。圖根德哈特作為海德格爾的學生完全把握到了這一關鍵的問題：對分析進路無動於衷的哲學家，當我們與他們談論語言，他們想到的是詞語，而分析的對象當然是命題。在必須從詞語著手這一觀點的背後，我們實際上能發現的是維特根斯坦要質疑的那個偏見，亦即這樣一種天真的想法，它認為語言從根本上是一些詞語的集合，這些詞語命名我們周圍的事物。分析一種語言肯定是考察詞語並追問它們的意義，但這意味著考察它們在話語，亦即廣義上的命題（不僅是陳述，而且也包括疑問、假設、命令）中的功能。

2018年2月13日，德貢布參加規範政治哲學研討會

修哲學的同時也修社會學，思考「作為總體的人的學科的哲學能為人文學科做些什麼」

文匯：您後來所有的著作中都貫穿著上述兩個觀點，但我們在其中還能發現一種對於社會學問題的不懈關注，尤其是在《心靈的食材》（1995）、《意義的機制》（1996）和《身份的困境》（2013）中，它們已經成為了社會哲學的經典。您是如何想到對社會性的關注的？

德貢布：我從一開始就對社會哲學感興趣。我在完成哲學學業的同時也修了社會學的學士學位。就像我剛才所提到的，哲學學業在當時包含一部分人文學科的基礎課程。人文科學在當時還沒有完全脫離它們的哲學源頭。由此產生了福柯後來在《詞與物》中所針對的想法——統一所有這些知識的想法（莫斯會說，一種關於「總體的人」的科學）。這個統一的科學需要哲學基礎。梅洛-龐蒂在索邦大學的課程（這些課程現在已經以《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1949－1952年索邦大學課程》為題合併出版）上曾將經驗現象學奉為對這一基礎的保證。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只是接受了這一規劃，但我將梅洛-龐蒂所定義的那種關於意識的描述性哲學換成了一種關於行動的分析哲學，它部分取材於維特根斯坦和亞里士多德（安斯康姆在《意向》中所詮釋的那個亞里士多德）。

在當時，了解人文科學的基礎是一個哲學學生白天的正常活動。但有些晚上，在「社會主義或野蠻」團體中，我們與卡斯托利亞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一起討論他正在撰寫的關於歷史理論的文本（它們現在是他的《社會的想像機制》的第一部分）。卡斯托利亞蒂斯發展出的觀點是，一種得到充分理解的文化人類學能夠引導我們徹底地更正我們對於馬克思和《資本論》，對於歷史決定論這一想法本身的判斷。而這會賦予這些人文學科以深刻的意義：歷史哲學能從中獲得什麼？

卡斯托利亞蒂斯及其著作《社會的想像機制》

大論文命題受益於杜蒙的《平等人》，我將社會哲學和語言哲學相融合寫就《意義的機制》

因此，我對於社會哲學的興趣源自所有這些契機。我當時提交了一個國家博士論文（所謂的「大論文」）的題目。那個題目是關於社會學的起源——不是指歷史意義上的最初的開端，而是指社會學這一想法出現的那一刻，對於一種社會科學的需要被意識到的那一刻。

我的「大論文」的構思是，社會學的想法本身受到一種悖論的威脅。這一悖論被寫入了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名稱中：「社會」一詞來自法律，它指一個契約聯合體，但社會學——真正的社會學——其生成是為了批判對於社會紐帶的這種個體主義的構想，後者是近代契約論的構想。我想通過這篇論文證明，在社會學學科的內部存在著一種建構性的張力，它在那些最具影響的社會學著作中既構成其意義所在，又時常成為其矛盾之處。

在1977年，我讀到了杜蒙（Louis Dumont）關於現代經濟觀念之產生的著作《平等人》。杜蒙在當時因為他對於印度種姓制的研究而成為結構主義的權威。我讀了剛出版的《平等人》後意識到他處理的就是我的博士論文題目（而且如果是我來處理的話做不到他那麼好）！所以，我想要研究的問題是有價值的——既然它們被一個社會人類學大師處理了。我要做的是重拾杜蒙所留下的問題——但這一次是從哲學的角度（概念分析的角度），而不是從人類學的角度。因此我必須將我的「社會哲學」研究線索和我的「語言哲學」線索擰到同一種研究中，這要求我展開巨大的工作。一直到《意義的機制》（1996），我才覺得自己有能力令語言和心靈哲學服務於社會哲學。

杜蒙及其著作《平等人》

社會學中的「集體個體」概念存在悖論，我試圖用分析哲學手段清晰總體的形式構成問題

文匯：所以您並沒有放棄您的大論文題目。恰恰相反，它在《意義的機制》中，更普遍地說在您的社會哲學中具有核心地位。您能不能進一步展開這個問題？

德貢布：有一個概念能概括威脅到社會學的那個悖論：關於社會的「集體個體（individu collectif，法語）」概念。從嚴格意義上理解其學科的那些社會學家想要研究真實的社會而不是個體之間的單純互動。他們因而想要談論社會總體，將人類群體視作具體的總體（totalité）。然而，這些社會學家同樣具有現代思想，因此他們與同時代人（與我們）一樣認為一個人就是一個個體。從很多方面來講，這些觀點都是成立的——確實存在著社會總體，現代人確實將自己視為個體（在這個詞的規範性意義上）。怎樣調和這兩個觀點呢？包含社會契約在內的政治哲學的做法是給自己造出一個公意的集體主體，這一主體是一個集體個體，因為它能夠說「我們想要」。由此，社會成為一個集體個體，亦即一個由一群個體構成的個體。但這個概念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如果構成一個複雜體的組成部分保留它們的個體性，那麼它們所構成的總體只可能是一個聚集物，是諸多可識別元素的組合，而不可能是一個能在時間中被個體化的存在。

通過集體個體的概念，我從純粹哲學的角度提出了杜蒙所關切的問題。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哲學家對於總體概念所言甚微。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所針對的是德國觀念論思想家。從根本上，他想說的是後者停留在康德在機械總體和有機總體之間所建立的對立上（在《判斷力批判》中）。然而，社會總體既不是一個機械體，也不是一個有機體。因此我們需要設想另一種總體及另一種總體和組成成分間的關係，以便能夠證明——與機械體不同，社會總體先於其組成成分。

總之，我試圖回應的是杜蒙自己的要求——讓哲學家幫助我們就總體的形式構成問題明晰我們的概念。這是我通過分析哲學的手段所試圖從事的。

德貢布著作《意義的機制》的法文版（左）與英文版

使用同一部哲學語法工具，梳理「主體」、「知識」、「行動」、「身份」等概念

文匯：以同樣的方式，您不僅為社會性問題、而且也為主體的問題（《主體的補語》）、行動的問題（《熊的推理及其他實踐哲學論文》）以及身份的問題（《身份的困境》）進行了概念上的梳理。您是通過哪些語法（哲學意義上的語法）工具來為這些重大的哲學問題帶來新的生機，將它們變成自己的問題的？

德貢布：哪些語法工具？您要問的是，我從維特根斯坦那裡汲取了哪些靈感？首先我要明確的是問題絕不在於將屬於哲學家的問題轉手給語言學家。我們應該使用的是同一部哲學語法。維特根斯坦的美學課程中曾這樣解釋：以「好」一詞為例，人們會以為，我們應該問的是「什麼是好的？什麼使得好的東西具有好的屬性？」沒錯，但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呢？我們總不至於去考察不同的例子，如一鍋好湯、一番好的行動、一本好書、一個好的建議等，並在其中尋找同一個「好」的屬性。維特根斯坦讓我們將一部哲學論述想像為語法論述，亦即一部關於句子成分的作品。這個「句子成分」的概念（partes orationis）來自拉丁語法，指的是在我們的句子（它們構成我們的話語）中有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連詞等。但維特根斯坦解釋道，哲學語法的論述會包含一些對於哲學家有用，不為語言學家所知的章節，後者不需要它們來研究人類語言。例如，其中會有一章是關於人稱代詞（「我」、「你」、「他」、「她」、「我們」等），它尤其涉及令第一人稱有別於第三人稱的原因。其中還會涉及到兩種形式的第三人稱自反代詞，直接引語自反形式（「約翰給自己刮鬍子」）和間接引語自反形式，後者指向第一人稱（「約翰說自己準備好出發了」就相當於他說「我準備好出發了」）。哲學家應該在這一關於人稱代詞的章節中分析我們關於人類主體的概念。

至於您提到的其他概念，應該將它們歸入它們所屬的「成分」。人類行動的概念應該被放入關於某些行動動詞的章節中，這些動詞具有如下的特徵：如果我們想要用它們來描述一個行動者在做什麼，我們必須要能夠賦予這一行動者以對於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知識（我們不能說某人正在結婚，但他不知道）。這是一種知識，但它是特殊的知識，它是第一人稱的知識，而不是觀眾或觀察者的知識：通過這一知識，行動者知道自己在做他有意向做的事情，通過這一知識，他恰恰因為在執行自己的意向而知道它。總之，它是安斯康姆在《意向》中所稱的「實踐知識」。

至於「身份」概念，它從屬於關於疑問詞的章節，尤其是關於「誰？」（哪個人）一詞的那一章，對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理解：要麼它是關於某人身份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們問的是：他叫什麼名字，涉及到的是誰？），要麼它是關於某人對於自己的看法的問題，是關於他認為自己是誰及他想要是誰的問題（就像當人們問：他把自己當誰啊？）。在第一個含義中，「誰？」可以和「他們中的哪一個？」互換，但在第二個含義中，它不可以（如果有人說「我想做我自己」，我們不能問他：你想要做人群中的哪一個？）

維特根斯坦及其著作《哲學研究》

03

我看世界哲學大會與中國哲學

文匯：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正在北京舉行。其宗旨之一在於倡導哲學入世（即我們共同生活的單數意義的世界）。您的思想涉及自律、行動、社會紐帶、個人和集體身份等入世的問題。藉此機會，我們想問您，您是如何看待哲學和當今世界的關係的？

哲學是對世界的廣泛認識，出自個人思想或擺脫某領域知性困惑的反思活動

德貢布：這個問題，我將它理解為在當今世界進行哲學活動意味著什麼？

什麼是哲學，什麼不是哲學？類似「什麼是科學、宗教、精神修鍊」等問題，用兩三句話下定義是不可能的，但我們能發現，「哲學」一詞可以從兩層意思來理解。我們能將它理解為對於世界的一種廣泛的認識，它出自個人思想（想要探討一個群體或一種文明的哲學是很難的，除非我們賦予它們一種個性，將它們描述為集體思想者）。亦或者，「哲學」一詞能被用來指稱一種反思活動，它所運用的是一些由古希臘思想家所發明的概念分析方法，今天，這些方法仍然具有希臘名稱，如「辯證法（dialectique)」、「分析（analytique）」、「本質（eidétique）」等。

這一反思的活動並不任意或憑空展開，而是意在令我們擺脫在這樣或那樣的領域中的知性困惑，他們來自我們的科學進步中、對政治，法律、倫理等問題的理解中等，從普遍意義上而言——在我們對自身的理解中。希臘哲學家將他們用上述技術所處理的問題分為三類：邏輯的問題、物理的問題、倫理（包括政治的廣義上的倫理）的問題。這一分類始終是我們能賦予作為學科的哲學的最好內容。

8月18日世界哲學大會上，法國漢學家Anne Cheng指出我們仍需反思「如何學以成人」這一儒家傳統核心問題，印證了德貢布的「哲學是對世界的廣泛認識」之說，也反映了法國哲學者對多元文化的濃厚興趣

當代哲學面對的挑戰：開拓概念研究，並追問是否能與其他文化取得相通

上述對於概念的分析，或更確切地說對於概念體系的分析（因為一個概念不可能被孤立起來理解或研究），首先（不可避免地）是在一門語言或一個文化的範圍中展開的。在我看來，當今這個時代下哲學家的主要問題。如何擴展我們的分析，以便在令我們獲得思考能力的那個知性體系中將必要的元素和附加的元素區分開來？必要的元素是定義概念的那些元素，比如「因」、「行動」、「數」（這些是許多哲學討論的核心概念）等。如果我們修改其中的一個元素，那麼我們即使是保留了詞語，也還是更換了討論的內容。以哲學史上的一個人盡皆知的概念為例，我們可以就因果關係的概念發問：是否能簡單地用一系列事件的規律性來定義它？如果我們滿足於這樣的定義，我們所運用的是否還是因果關係的觀念，還是說我們已經失去了因果意義上的「為什麼」這一問題的內涵？有人會說，如果哲學活動這樣進行，那麼它將自己簡化為對於常識的維護，甚至是對於某個時期某個背景中的常識的維護。但事實並非如此。這裡的問題不在於從事被人們稱為「日常語言哲學」的東西，因為我們不能停留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我們應該同樣在自然科學、歷史學、法律實踐甚至任何我們需要使用「因為」的地方，考察我們的概念要求。而恰恰是在我們自己知性世界內部的語用多樣性中，我們產生了絕大部分困惑，以及哲學家之間的廣泛的論爭。

然而，這一哲學分析是針對我們的概念作出的，它們是由我們的文化特有的知性體系所提供的，而這一文化是特殊的。當代哲學應該面對的真正的挑戰在於開拓我們的概念研究。我們應該繼續追問：在某個概念的運用標準中，有哪些是不能被改變的，否則我們就會改變我們的談論主題。但對於在我們的文化中所找到的屬於我們的概念進行追問已經不夠了。我們還需要學會去追問，我們的概念是否也是不同於我們的其它文化中所使用的概念？我們的定義是否對於所有的文化都成立？換句話說，我們的哲學工作應該與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工作匯合，後者將一個傳統中的思想形式翻譯為另一種傳統中的思想形式。

2014年10月，在科西嘉大學基金會組織的會議上，德貢布就「身份問題」展開演講

比較人類學指出兩種普世主義，後一種跳出「唯我論」，希望達到所有知性體系

以馬塞爾·莫斯為創始人的那個比較人類學傳統教會我們區分兩種普世主義。一階的普世主義是這樣一些思想家的態度：他們天真地以為可以通過對於自身的單純反思來得出所有知性體系都必須的概念要素。這種態度是很容易理解的，它對於我們來說是自然而然的。確實，如果我正確地思想，那麼我所思想的似乎應該也是任何人對於同樣的問題所抱有的想法。特殊的思想者因此相信自己能夠直接上升到一種屬於所有人的對世界的理解。為此，他只需要在先入為主的偏見面前保持批判精神。

這種一階的普世主義，啟蒙的普世主義（在十八世紀的意義上）在今天看來是不夠的。今天佔主導的是相反的態度。後者是一種普遍的相對主義，其結果是，大家相信應該滿足於生活在文化唯我論中——既然人類的文化（儘管都是人類的）不可能互通。

二階的普世主義與相對主義對立。它旨在將關於概念要素的哲學研究建立在翻譯之上。從一門語言到另一門語言存在著翻譯，這是事實。我們可以評估它們，這又是一個事實：沒有任何翻譯是完美的，但有一些比其它的好。翻譯總是可能的（所以唯我論是一種假象），但如果不付出努力，我們無法實現或改善它。它是一種解釋和詮釋的工作，但也是一種發明的工作，它發明出更普遍的思想形式，後者令我們得以描述那些從一種語言（一種文化）過渡到另一種語言所必須作出的改變。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希望達到所有知性體系（而不僅僅是某個特殊的知識體系）所必須的元素。

莫斯及其著作《論技術、技藝與文明》

學以成人：這是一種人性練習，哲學家在此過程中通向對多元文化的理解

文匯：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的主題是「學以成人」，它是儒家的準則，但也在西方與會者中得到了強烈的反響，因為它也透露著人文主義傳統的氣息。您剛才所說的恰恰在強調不僅僅存在一種成人的方式，還需要理解其他的方式。換句話說，比較人類學不僅僅是一門關於人的學科，而首先是一種成人的學習過程，如果我們借用您的著作《人性練習——與飛利浦·德·拉哈的對話》的書名，這就是一種「人性練習」。

德貢布：是的。一個哲學家是在通往「二階的普世主義」的過程中「學以成人」的。

第24屆世界哲學大會參與者認真聆聽各國哲學家的真知灼見

期待中國學者以一種我們能理解的術語分享信息，這種術語需要共同塑造

文匯：既然我們在討論「徹底比較」，您能不能談談您是如何理解中國思想，對之有何期待？

德貢布：關於中國思想和文明，想要直接參与到應該伴隨著從漢語到法語和從法語到漢語的翻譯的那種哲學工作中，必須讀和說中國語言並同時研究你們的古典文本（原版）和你們的實踐。我只能滿足於我能夠讀的語言中可以找到的材料。我期待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哲學家、作家、史學家等）告訴我們他們是如何理解自身，並用一種我們能與他們分享的術語告訴我們。而這種術語需要我們共同塑造。

（責編 李念）

引自：德貢布：讓語言哲學服務於社會哲學

（2018.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