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詩丹頓為什麼找「外星人」合作？

09-20

江詩丹頓為什麼找「外星人」合作？

來自專欄盧曦採訪手記

1956年，「貓王」加入RCA公司後的首隻單曲《Heartbreak Hotel》發行，成功登上美國流行音樂榜冠軍。

從此，「一無所有的世界上，有了貓王」。

同年，大西洋彼岸的海港利物浦，貓王的粉絲，音樂少年約翰·列儂，遇見了與他一樣愛好音樂的保羅·麥卡特尼，邀請他加入自己的「採石工」樂隊。

四年後，這支搖滾樂隊改名為「披頭士」。

那是歐美音樂輝煌耀眼的年代，貓王，披頭士，影響世界至今。

1969年9月，披頭士樂隊錄製完成最後一張專輯《Abbey Road》。第二年，樂隊便解散了，列儂，麥卡特尼，各自單飛。

專輯封面，是一張四個人排隊走過斑馬線的照片，清新醒目，成為披頭士樂隊的標誌形象。

而這張照片，以及專輯名字，都源自於四人身後那條長不到1英里的小路，製作該張專輯的錄音室，就在這條路上。

那是一棟有近兩百年歷史的老建築，1931年，英國百代唱片公司（EMI）將其買下，設立為錄音室，為旗下樂隊和歌手錄製唱片——那還是圓圓、大大、厚厚的唱片年代。

因為披頭士的這張專輯，阿比路錄音室（Abbey Road Studios）開始為大眾所知，現在那裡不僅是音樂人的一座聖殿，也成為樂迷去倫敦朝聖的目的地之一。

2018年9月，《Abbey Road》專輯誕生五十年後，瑞士高級製表品牌江詩丹頓，與阿比路錄音室達成合作，並在此發布了伍陸之型系列最新款——陀飛輪腕錶。

伍陸之型，是江詩丹頓在2018年SIHH上推出的一個全新系列，設計靈感正是一款1956年誕生的腕錶：馬爾他十字分支型表耳、盒式表鏡以及自動上鏈是其標誌元素。

二戰後歐美百廢待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強勁復甦，成為瑞士高級製表的黃金時代，自動上鏈腕錶便是順時而生；那也是音樂創作的全盛時期，貓王、披頭士、滾石等等，從此書寫傳奇。

歷史上的淵源巧合，大概正是今天江詩丹頓同阿比路錄音室合作的原因。

與新表同時發布的，還有江詩丹頓全新品牌宣傳畫面，和最新品牌宣傳語——「 One of Not Many」，中文譯為「卓爾不群」。

全新宣傳畫面與以往很不同，一共有四位青年藝術家同江詩丹頓合作，在我們記憶里，這應該是十年來江詩丹頓廣告畫面里第一次出現現代人物形象。

其中一位黑人首先吸引了我們的目光：頭髮高高隆起，像是帶了一頂禮帽，上身直接穿著馬夾，外面罩了一件大衣，造型特別。

他叫本傑明·克萊蒙泰，英國本土唱作人。1988年出生的他，有一段在巴黎做流浪歌手的生活經歷，給他的音樂和人生留下了濃重的印記。

他創作的詞曲，更像是蘊含哲理的詩歌，伴著鋼琴跳躍，他的嗓音宛轉而富有靈性，似與人們討論著某些人生觀點，也在表達著他自己對世事百態的理解。

關於他還有一件趣事：當年申請簽證去美國演出，簽證官在他簽證上備註「Alien of Extraordinary Ability」，意思是「傑出人才」。

Alien在這裡指外國人，也是好萊塢著名系列科幻電影《異形》中的外星人，所以那段時間，他在美國常以「外星人」自稱。

樂迷有時把他劃為藝術流行音樂風格，也有人將其歸為爵士樂，還有人把他稱為靈魂歌者。事實上，他的作品融入了古典、靈魂、歌劇等各種元素，很難把他歸為某一類，這大概也是唱作人出眾才華的體現吧。

2015年，他憑藉首張個人專輯《At Least for Now 》，獲得「水星音樂獎」，這是英國最重要的音樂獎項之一，每年從12個入圍者中選出唯一獲獎者，代表當年該地區最優秀的音樂。

北美巡演那段時間，美國媒體如此評價克萊蒙泰：「2016年度定義文化的二十八位天才之一」，還真是一位「少數之一」。

克萊蒙泰的音樂很小眾，國內樂迷可能了解不多，江詩丹頓宣傳畫面上的另外一位音樂人——詹姆斯·貝，相對來說，國人也許會熟悉一些。

2014年剛出道那會，貝用舒緩的吉他、極富磁性的嗓音演繹了一首《Hold Back The River》，再加上外形清秀俊朗，俘獲了不少少女芳心，甚至他還有了中文昵稱「詹貝貝」，或者「貝貝」。

不過，貝可不靠臉吃飯，與克萊蒙泰一樣，他也是一位唱作人。

英語里用Singer-Songwriter來描述這一類音樂人，中文翻譯為「唱作人」，也稱「根源唱作人」，指能夠獨立詞曲創作、音樂製作、具演唱實力、演唱自己原創作品為主的歌手。

貝的才華，出道不久便獲得了認可：2015年，在具有「英國格萊美獎」之稱的全英音樂獎評選上，貝獲得「樂評票選最具潛力新人」獎。

不負眾望，貝的第一張個人專輯《Chaos & The Calm 》，在接下來一年裡大獲成功，他因此在2016全英音樂獎上，獲得最重要的「英國最佳男歌手」大獎；也憑藉該張專輯，提名2016年格萊美三項大獎：最佳搖滾專輯，最佳搖滾歌曲，最佳新人。

貝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11歲那年，偶然聽到「吉他之王」埃里克·克萊普頓的《Layla》，深受啟發，從此迷戀上吉他，一步步走進音樂世界。

開始的時候，貝的音樂作品，沿襲了當代獨立民謠風格：柔情式的吟唱，略帶沙啞的嗓音，溫暖的開場吉他，你能想像他手捧吉他的溫情畫面，就像那時每張專輯封面的簡筆畫：一個戴著帽子的長髮男人，這也是早期貝的個人形象。

不過，青年才俊並不想被標籤固化，2018年，樂迷終於等來了貝的第二張專輯，封面照貝剪短了多年的長髮，嗓音和曲風上也有所不同，貝說他要用音樂推動自己前行。

如果說以《Hold Back The River》為代表的第一張專輯更具民謠風的話，那麼2018年這張《Electric Light》，不管是單曲《Wild Love》，還是《Us》，亦或是《Wasted On Each Other》，你能聽到更多流行和搖滾元素。

貝和克萊蒙泰這樣的唱作人，作品推陳出新的速度很慢，一張專輯花三年來打磨很正常。正因如此，他們在音樂藝術上所能獲得的成績，也是一般歌手難以企及的，與此同時，他們也成為了追求極致完美的少數者之一，「One of Not Many」。

一個有趣的巧合，在與江詩丹頓合作拍攝的宣傳畫面里，貝和克萊蒙泰都佩戴了伍陸之型系列全歷月相表款，伍陸之型已同音樂結下不解之緣。

與江詩丹頓合作的另外兩位藝術家，來自更狹窄的領域，並且他們從事的還是幕後工作，大眾即便見過他們的作品，也很難接觸到創作者本人。

這位佩戴傳承系列簡約腕錶的青年才俊，是來自法國的設計師歐若·依圖，他為奢侈品牌設計虛擬時尚藝術品，也設計建築、雕塑和藝術空間。

如果你去巴黎，那麼在蓬皮杜藝術中心，你能找到博物館永久收藏的依圖作品；你還可以入住艾菲爾鐵塔附近的新一代尤馬「城市小屋」，感受依圖「簡約的複雜」設計理念。

佩戴縱橫四海腕錶的攝影師，是科里·理查德斯，他同時也是一位探險家，足跡遍布世界各地，2016年，在沒有氧氣供給的情況下，他成功登上珠峰。

他的攝影作品曾多次出現在著名的戶外雜誌上，也許我們曾經見過某一幅震撼心靈的照片，便是出自理查德斯之手。

克萊蒙泰，貝，依圖，理查德斯，是他們各自藝術領域裡成績不俗的佼佼者，但對於大眾來說，他們可能依然陌生。

不過，這倒與江詩丹頓最新的宣傳語「卓爾不群」十分契合，或者英文的表述更加便於理解，「One Of Not Many」。

正如江詩丹頓在腕錶世界的存在一樣：全球每年會生產超過10億枚時計，其中2500萬枚產自瑞士，僅有50萬枚符合高級製表標準，而江詩丹頓只佔這50萬的二十分之一。

每一枚江詩丹頓腕錶都是追求極致的精品，簡單兩針款也好，或是複雜如三問陀飛輪，它們都將製表工匠和藝術大師們代代手耳相傳的傳統工藝發揮至極。

仔細想想，江詩丹頓與並非大眾明星的藝術家合作，顯然並不是想通過他們帶來多少流量，我們認為應該是要表達一些腕錶與人的溫暖關係。

就像這些青年藝術家一樣，江詩丹頓的客人，他們可能都在自己的領域裡追求卓越，努力成為少數的極致者之一。

也許他正在科學院里孤獨地探索蛋白質組學，也許他正為一段文字表達而徹夜未眠，也許他正在企業上市路上奮鬥……

縱觀十年，我們發現，就像這次全新的宣傳畫面一樣，江詩丹頓也是在不斷變化。

過去江詩丹頓的廣告畫面，以及店鋪形象，色彩上多是黑白灰，以腕錶為主體，很少有人物，偶而有歷史閣樓工匠的身影，或是以1755年創始人首張「學徒協議」為背景，亦或是高級製表的品質標誌「日內瓦印記」。

這給我們的感受，主要是江詩丹頓的悠久歷史，高級製表的嚴肅精神，高級腕錶的精緻與名貴。

最近兩三年，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已經被某隻藍色盤面的江詩丹頓縱橫四海腕錶給深深吸引，而江詩丹頓店鋪的色彩也變得更豐富。

比如2018年SIHH展會現場，或是今年夏天重裝上陣的上海南京西路專賣店，從內部空間布置，到櫥窗陳設，都融入了更多旅行、音樂、攝影等現代人文相關元素。

另外，如果你仔細觀察，也會發現最近兩年江詩丹頓的品牌標誌變短了，「始於1755」的字樣很少再出現。

江詩丹頓這些漸次改變，讓我們獲得了這樣一些信息：

喜愛江詩丹頓的人，不需只關注其厚重榮耀的260多年製表史，可以更多的注重腕錶本身，將目光聚焦在腕錶同自己的聯繫上；

而卓爾不群的江詩丹頓，也在不斷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