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早熟的代價：為何明清的發展會趨於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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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工業革命沒能爆發在曾經領先的中國？李約瑟難題一直困擾著學者們，如果一個人同時去過中世紀的歐洲和帝制中國，那麼它毫無疑問會認為後者更有可能爆發技術革命，創造繁榮自由的經濟。

但是只可惜一時的繁榮並不代表最終的真理。或許政治上的早熟曾讓帝制中國盛極一時，但過於強大專制的政府卻扼殺了一切進步的偶然。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提到帝制中國是一個政治上早熟的國家，他早於西方1700多年就建立了非人格化的官僚政府，並發展出了科舉制以選拔合格的官員。

這種以理性原則進行選拔和運作的現代化政府，西方直到16世紀才初具雛形。但是不幸的是，這種行政制度上的巨大領先並未給中國帶來最終的優勢，中國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取得過巨大的進步，並在隋唐時期榮登世界之巔，但在之後，發展卻日趨陷入停滯，並被西方後來居上，日漸陷入喪權辱國的境地。

一、明清兩代，專制政府的巔峰

明清兩代，將早先朝代確立的政治制度進一步完善，並更加徹底的執行商鞅的防民弱民愚民之術，事實證明，他們成功了。

從朱元璋開始，明朝政府就是保守的，朱元璋一登基，就奠定重農抑商的政策，大力打壓商業，貶低商人的地位，並殺死了獻媚的商人沈萬三。

除此之外，他還建立了嚴格的戶籍制度，嚴禁人口流動，力圖讓中國倒退回完全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而他的海禁政策，也徹底斷絕了私人出海的可能，無論鄭和下西洋的成果多麼輝煌，他都是不可長久的，正如如今的某些大型國企一樣，鄭和船隊的國營性質使得其更在乎政治影響而非經濟效益，成本意識薄弱，效益比極低。

（雖然鄭和的寶船遠大於哥倫布的旗艦，但取得成就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鄭和船隊在之後日漸成為明朝財政的巨大負擔，劉大夏之所以以燒掉航海圖不過是不願在以下西洋的名義騷擾民力。

（鄭和船隊雖然聲勢浩大，但其國營性質使得其政治遠多於經濟，經濟效益極差，註定無法長久）

而私人航海，在明代的結局都是悲慘的，那些大海盜如王直、林鳳等人都遭到了政府的通緝和打壓，最終都被政府斬首，唯一比較成功的鄭芝龍，還是藉由明末政府極度衰弱的情況才得以倖存。

與宋朝一樣，明朝奉行堅決的國有專營制度，對國家經濟命脈予以嚴格把控，他不可能允許私人資本做大，以威脅到自己的統治，所謂的海禁，與其說是為了防範外敵海盜，不如說是為了防止民間貿易，做大的富裕商人，對於強政府來說永遠是個威脅。

（很多倭寇其實是中國人）

直到1567年，明朝政府才放寬了海禁，而這也是因為沿海居民不斷反抗的結果，他們與外來的日本人一起，變為了倭寇，不斷劫掠中國沿海，胡宗憲說，倭寇之亂的根源在於海禁，因為無法正常貿易，沿海居民才鋌而走險，做了海盜，在這種萬般無奈之下，明朝政府才放寬海禁，足見其保守。

很多人替明朝辯解，總是拿明末的繁榮來論證明朝比清朝開放，但之所以如此，不過是由於明朝的控制力弱於清朝，即心有餘而力不足。

明末的進步，幾乎全是勇敢的海商和思想家自己創造的，而明朝政府除了百般阻撓，沒有做出絲毫貢獻。而明朝皇帝的軟弱，除了讓朱氏宗親和官紳階層更加無所忌憚、為所欲為外，對於獨立商人的產生，也沒有絲毫貢獻。舊有的地主官紳階層如此強大，已經成為中國進步的最大障礙，明朝君主的不作為，只是加劇了這一狀況，而不是減輕，至於所謂君主立憲，更是無稽之談。

明朝滅亡後，接替的清朝更加變本加厲，在政治上，清朝君主遠強於明朝君主，他們如此的勤政以至於任何的制衡力量都被有次序的消滅。平心而論，清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將政府的效率發揮到了極致，先後降服了蒙古、新疆、西藏，並徹底完成了改土歸流，而雍正的攤丁入畝、豁免賤籍也是深得人心。

（雍正是一位極為成功的皇帝）

但是在關鍵的部分，清政府依然沒有放鬆，反而更加嚴重，文字獄讓文人膽戰心驚，更加封閉猥瑣。海禁變成了閉關鎖國，不僅消滅了大規模民間貿易，更將中國與世界相隔絕。

（廣州十三行，大清帝國唯一的對外交流窗口）

清朝皇帝的成功最終導致了中國的失敗，所有的有生力量被皇帝玩於股掌之間，整個社會成為一潭死水，整個清代，生產力幾乎毫無發展，隨著美洲農作物帶來的人口暴增，馬爾薩斯陷阱的發作，已經成了一種必然。

二、成功的政府與失敗的社會

明清中國的專制政府太過成功，以至於其將商鞅的防民弱民之術貫徹到了極致，強大的國有專營把控了國家經濟命脈，讓民間商人無從做大，行政權力的極度統一讓財富在權力面前不堪一擊，這使得中國商人不得不在政府面前卑躬屈膝，千方百計獲得捕鼠的特權，而不是研發新的捕鼠器，而強大獨立的商人階層，正是資本主義產生的政治基礎。

在思想上，科舉制將儒家思想和功名利祿綁架在一起，天下的知識分子為了考取功名，榮華富貴甘願放棄自由思想的權力，在功名面前，他們毫不猶豫的放棄了烏托邦式的構想，其他思想日漸凋零，就算有個別的異端也會比儒家主流所打壓。

從政治角度上講，古代中國尤其是明朝清朝的現代政府是極為成功，極富有效率和智慧的，可正是他們的成功反而導致了社會的失敗和停滯。

站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角度，明清極有效率的現代化政府，已經成了中國進步最大的障礙。

上一個時代的成功者往往是下一個時代的失敗者，明清時的中國，無疑非常符合這句話。

三、西方的崛起：機緣巧合下的逆襲

在西方，愚昧自私的教會，彼此紛爭的貴族以及軟弱無能的中央政府，這些原本是禍亂之源的事物最終在各種機緣巧合之下促成了新事物的產生。

君主與貴族間的纏鬥和分裂讓獨立商人得以崛起，自私的教會和神權統治為高於世俗君主法律的誕生提供了模板，法治、民主、資本主義，這些如今西方最引以為豪的優勢都誕生於那個黑暗的年代。

最大的劣勢最終反而導致了最後的成功，無數的偶然最終導致了不可逆戰的必然，這就是歷史的神奇之處。關於這一點，之後會陸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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