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一部出色的女權主義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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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子貞

編輯：陸贄

最近，國產慰安婦題材電影《大寒》重新上映。影片獨特而深刻的女權主義視角使得它超越了同類型影片的民族主義窠臼，獲得了歷史反思的新高度，同時影片的票房不甚樂觀，所以，筆者決定寫下這篇評論，分享自己關於影片的的三個不太成熟的想法，一方面是鼓勵大家去電影院購票支持，另一方面是看了電影后確實有諸多感想，渴望與大家分享和討論。

（1）作為心理創傷的菲勒斯崇拜

作為一部女權主義電影，影片具有明顯的反父權元素，這體現在它對父權制的核心——菲勒斯崇拜的揭露和批判之上。下面筆者將為大家簡單介紹菲勒斯崇拜和相關的心理學知識。

所謂的菲勒斯（phallus），就是陰莖，它在父權制中是被崇拜的，被認為是男性的優越性、特權以及生殖力量的象徵。父權制的菲勒斯崇拜其實是對父權對女性生育能力的歇斯底里的嫉妒的一種掩蓋，它實際上是一種心理創傷後的形成的防禦機制，無法面對現實從而不得不編織出一套自我崇拜的文化來實現減輕焦慮的效果，而其結果就是父權制（Patriarchy）。

關於菲勒斯的研究，十九世紀的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就是此道的集大成者，他化用俄狄浦斯的故事編織出一個男童在父親的菲勒斯的規訓之下由壓抑的被動接受到主動遵從父權規範的成長道路，並把女性視為「缺少了菲勒斯的人」，「道德思維水平低下」（只有「婦人之仁」，不能理解真正的道德法則、不能進行理性的自我立法），訴諸菲勒斯的缺失，因而缺少了閹割恐懼因而是欠缺規訓的（因而被認為不懂得規範性地思考），並且把當時常見的女性的「神經症」歸因為對菲勒斯的妒忌（因為她們自己沒有菲勒斯）。

但事實上，沒有任何理由把所謂把女性的那種重視關懷的倫理學視為次等（編者註：吉利根的關懷倫理學理論就是探討這個方面的），在一種真正的神經症之上建構一套「療法」而未曾反思那個本來就在生產著神經症的社會結構本身也不失為一種虛妄。

影片並未在理論上探討菲勒斯崇拜，而是通過日軍軍官健二和他的手下的兇惡、瘋狂和脆弱來表現菲勒斯崇拜的作為一種創傷的本質。作為佔領桃源村的部隊領導人的健二表面上是極有權力的，因此他輕易就能搜羅和佔有全村的年輕女性，但是他卻難以在尋獲性資源和單純的強姦中獲得真正的滿足，於是他不得不藉助外求的快感，比如在張寶生（崔大妮的丈夫）瀕死的情況下在起面前讓部下對之實施強姦；又比如，在收到投降詔書那日，仍未失去權力的他，竟然能輕易地被仍是他的俘虜的崔大妮侮辱，之後竟然需要藉助集體強姦她來泄憤以及維持自己仍然走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偉大道路上的一絲幻想。

這個瘋狂而脆弱得令人憐憫的形象很難讓人不相信，菲勒斯崇拜帶來的狂傲其實根本就是一種創傷後的防禦機制，一種神經症，而它的治療如同大多數治療一樣，需要我們勇敢地面對現實，反思在當前社會結構之下女性受壓迫的境況，了解自己的焦慮與苦難的根源，在療愈與成長的方向上邁出重要一步。

（2） 張雙兵的人道主義

作為電影旁白和最主要的男性角色張雙兵被處理為一個近乎義人的存在，他不是出於名利或任何與父權制有關的原因，比如民族情懷、家國情懷，才去幫助那些曾經被侵華日軍性侵的老人。他那份十幾年如一日的堅持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追求。

這種人道主義絕不是作為西方國家的政治正確/普世價值的那種倫理，那是一種（自命）受害者的倫理，也就是保守主義的、拒絕革命的，跟動物保護法規相似（這並不意味著它的原則不值得遵守）。如果按照西方國家那種人道主義來理解，那麼張雙兵堅持十多年的事業完全是錯誤的，因為他不斷地揭開老人們的心裡的那塊「冰疙瘩」，為了獲取用於訴訟的事實細節，客觀上對她帶來一些「不必要」的痛苦。

但事實上，在徵得老人同意的基礎上，他幫助老人們真正面對心中被埋藏了許多年的創傷，那個「冰疙瘩」，通過訴訟來討回公道，以合乎正義的方式來實現對不義的復仇——真正的療愈，絕不是餘生安置在安穩的環境了儘力忘記過去、深埋創傷，死心塌地，不反抗地承認自己的受害者（獵物）的身份，夾著尾巴苟活下去，而是痛快而兇狠地報復當初那個兇徒，向世界宣告自己是作為自立自主的人而存活於世上，自己本來就具有無可置疑的主體性，而不管那個時候自己已經是九十多歲，這就是不願意把自己當做「必死的存在」，仍然要追求「活好」而非「死好」的生活方式，仍然要追求善，而不是非惡。

影片中的張雙兵就是這麼一個革命的人道主義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真正的男性女權主義者，而非女權導師。

在大約一小時三十八分時的旁白中，我們明確地看到，他對老人絕非是居高臨下的，絕非是固執地帶著既定的「先進觀念」來領導一場自以為是的「解放」，而是深切地進入到老人的精神世界中，深入到她簡單而又卑微的鄉土情懷中去——她只是希望延續自己一直以來的也已經深入到精神的最深處的「道」來繼續生活，繼續守護自己的生活信念。

這種選擇也許客觀上不利於整體的女性解放，但對個人選擇的尊重、對生存境況的深刻體察和共情卻是無比珍貴的，更何況老人的這種生活態度有著它生機勃勃而充滿力量的一面，女性的愛與力量並未因久置於父權制的囚籠而消失，反之，它充溢到傳統鄉土製度的每個縫隙里，把它重新塑造為一種特殊的女性生活方式，就某些方面而言並不比自由主義所設想的生活要糟糕。

而作為對比的，筆者發現影片中也有另一位潛在的女權主義者，就是那位日軍士兵淺野。他向崔大妮展示與姐姐的合影，這說明他跟姐姐有著及其深厚的親情，想必在那背後是長久的共同生活經驗的積澱，這種積澱讓他有著對女性處境更深層次的理解，而本性善良的他在目睹自己的戰友跟上司的暴行後更加對外貌與自己的姐姐相像的崔大妮感到親切和同情，於是便時常安慰她，為她畫像。

但這個可憐人的結局是悲劇的，他未能擺脫父權制的強制力，最後在上司（健二）的命令下對崔大妮實施了強姦，儘管在此過程中他特意用一塊布蓋住了她的臉。而在影片結尾，已經鬚髮皆白的他帶上了裝裱好的當年那副畫像靜默地跪倒在崔大妮老人家的門外，總算是完成了一個被軍國主義裹挾的小人物的自我救贖。

（3）家國情懷

家國情懷幾乎是所有反映抗日戰爭時期的影片所共有的主題之一，本片也不例外。而影片之所以是女權主義的，其中一個原因也在於它對家國情懷的特殊理解。伴隨著韓寶生的退場，父權制"格式"的家國情懷，即民族主義已經隱去，等到韓寶生遺骨的再次出現的時候，這種情懷已經悄然而又順理成章地褪去了父權制的痕迹。

正如筆者在本文第二節所分析的那樣，崔大妮的家國情懷不是國族的，而是鄉土的、「桃源村」的；不是父權制的，是女性主義的，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種族仇恨，是為了喚回公義和善的人道主義的復仇。

實際上，我說這種轉變是順理成章的還在於父權制已經在遺骨出現之前的情節里被全面批判。通過村民對受害女性的歧視以及對各種殘忍的墮胎技術的展示，導演明確地對家國情懷中常見的父權製成分進行了徹底的揚棄。（「揚棄」的基本含義就是革命性的改造）

這種揚棄的核心是（借崔大妮來進行的）對英烈韓寶生的重新理解。我們知道，韓寶生英勇反抗的重要動機是父權制的，既是要維護自己作為丈夫的地位，也是為了韓家血脈的存續。但是到了影片最後，我們發現，村民們以鄉族榮譽（即父權象徵的再生產工具）來理解韓寶生。

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崔大妮對他的理解，在她眼中，他不是父權制的維護者，而是家園（而非家族，也不止於家庭）的守護者，是她過去的生活里的親愛的伴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幾乎可以認為某種母系社會的精神的復現。

（4）最後多說幾句

筆者極力推薦大家親自去觀看這部電影，有條件的話盡量前往電影院購票觀看。第一個理由是鼓勵我國的電影人更多地拍攝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作品，這種反思歷史的電影在這個娛樂至上的時代毫無疑問地遭到了冷遇，實際上影片今年二月就已經上映過一次，只收穫一百多萬票房，慘淡至極。第二個理由是，筆者相信這部電影不應該只得上述兩點解讀，期望各位讀者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看法，筆者很歡迎大家留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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