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什麼總會因為生活用品打架？

09-20

利用時間維度，我們可以考察商品在帝國時代和近代中國的邊疆內外流動。與許多陳詞濫調的描述相反的是，中國絕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帝國。例如，所有朝代，漢人總是發現他們沒有足夠的關鍵性戰略物資——馬匹，他們在中國的內地養馬很不容易，於是他們只好從游牧地區獲取。他們促進與游牧民族的聯盟和貿易關係，向他們出口像茶葉、絲綢之類的產品以換取馬匹、獸皮和羊毛，而這正是導致著名的絲綢之路產生的主要原因。

環境史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它引領我們思考國界之外的問題。如果我們跟隨魚群、茶葉、毛皮和其他商品穿越政治和生態的界限，我們會發現許多政治、環境和經濟之間互相作用的讓人著迷的故事。

*文章節選自《萬物並作：中西方環境史的起源與展望》（[美] 濮德培著三聯書店2018-8）。文章已獲「三聯書店三聯書情」公眾號授權。

跨越邊界的環境史：

近代中國的毛皮、茶葉以及漁業

文 | [美] 濮德培

自然當然不會知道國家或政府是什麼。

動物、植物、水和氣候不會受到由人類政治體制界定的各項限制，環境史應該提供一種擺脫民族國家的視角，然而大多數環境史學者仍然在講述國家的故事。正如理查德注意到的一樣，「環境史似乎平行於國家史，儘管很難相信只是自然自身與國家平行而已」。他們會關注單一民族國家（比如19世紀的美國）的政治經濟，或者像在中國一樣只依靠官方或帝國體系下產生的單一的語言資料。你可以認為人類寫作歷史是為不同的人群，而不是為動植物著史，並以此來為這些局限性辯護，但是為何以人類為中心的歷史必須與自然保持遙遠的距離呢？書寫環境史是重構我們與自然界的關係，重建人類之間超越語言、文化、地理和時間界限之外的關係的一種途徑。

商品史——跟蹤一種或者多種參與全球貿易的天然產品從產地到消費地的銷售路線——是一種可行的方法，這已成為通俗歷史讀物非常流行的寫作類型。現在已經寫成了大量的商品史，它們名稱的首字母可以從A排到Z。這些商品包括蘋果、蜜蜂、鱈魚、咖啡、森林、毛皮、海鳥糞、翠鳥羽毛、鴉片、橡膠、香料、鬱金香、鯨、酒和鋅等。這些歷史之所以能吸引公眾是有原因的，它們反映出我們已經注意到生產消費品的廣泛網路，尤其是食物史可以把宏大的全球史與我們的身體聯結到一起。這樣，當我們在吃香蕉時，就會思考它的產地，殺蟲劑和轉基因的效果，甚至那些種植和運輸香蕉的人以及獲利頗豐的大型農業公司（agro businesses）等，甚至還會想到政治上極度倚重香蕉的「香蕉共和國」。學術研究可以試著保有這種類型的敘述方式和個人興趣，同時，也可以尋找更加廣泛的原始資料，在更長的一個時段內考量這些貨物在貿易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不易為人所察覺的社會和經濟過程。

這不僅僅是全球貿易的經濟史，這些貿易的產生不僅僅是因為有經濟和戰略上的價值，而且還引發了新知識和新文化的接觸。帝國時代的官員和商人研究中歐亞消費者們的口味，以便滿足他們的需求。而生產地根據外國消費者的要求改變商品的特點，作為對外部需求的回應，運到中歐亞的絲綢是如此，19世紀送到歐洲的瓷器和茶葉，甚至是現在來自中國的冰箱都是如此。通過一種近代早期的「市場調研」，出口商品因此刺激了人們加強對核心區之外世界的認識。

不僅如此，貿易商品本身也會傳播兩邊的文化價值觀。例如，佛教的宗教物品在中國內地、蒙古地區和西藏地區流通，會形成一個共同的文化交流圈，並蔓延到各地的宮廷集團、香客、商人、僧侶和旅客之中。貿易地點和交易物品加強了共同的理解，即使那些人和物品來自遙遠偏僻、生態各異的地區。

既然邊疆和邊界在全球貿易中起著關鍵的作用，我們應該描述生產地點、邊陲小鎮以及那些把它們聯繫到一起的路線。

贊米亞的地理觀以及對物流的關注，為把中國近代史與世界各地聯繫到一起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下面我會簡要討論一下不同世紀內的全球性商品：毛皮、茶葉、魚，來說明位於國家邊緣地帶或更遠一些的贊米亞地區與全球物流之間的聯繫，這些物流把清帝國或民國的中心地帶與外部的全球市場聯繫到一起。

Zomia（贊米亞），Zo是遙遠山地，Mi的意思是人民，人類學教授詹姆士·斯科特使用Zomia一詞指代從印度北部納迦和米贊山區及孟加拉吉大港山以東的山地，居住其間的百姓在文化、語言上千差萬別。斯科特將Zomia看作一個區域，強調其在河谷地區國家形成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俄國與中國的毛皮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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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故事起源於俄國。毛皮在俄國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一直是個關鍵的因素。1582年當哥薩克人打敗了西伯利亞汗國（Khan of Sibir）之後，俄國人為了追求貴重的毛皮快速向東推進。

他們強迫原住民上貢狐狸、海狸、黑貂等「貢物」，並把它們送回莫斯科。他們在大河邊上建立起一個個堡壘，當作收繳貢物的據點。當他們快速搜刮完一個地方的毛皮之後，接著向遠東擴張，北方的弱小民族無法抵擋這種軍事擴張。但是當俄國人向南擴張時，遇到了蒙古人和滿人的抵抗。因此，整個17和18世紀俄國的征服範圍遍及歐亞大陸的北部，於1648年到達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Okhotsk）。1741年，他們繼續穿過白令海峽到達阿拉斯加，並追尋海獺南下到北美沿岸，因為其他提供毛皮的動物都被趕盡殺絕了。

哥薩克首領葉爾瑪克征服西伯利亞，瓦西里·蘇里科夫繪

俄國擴張的原動力並不是俄國政府本身，而是聽命於俄國政府的一群自治的哥薩克人、像斯特洛加洛維斯（Stroganovs）家族一樣資助征服和貿易的大商家，以及獨立的小企業家。政府只能通過徵稅、建立壟斷權來涉足貿易，但絕不能完全控制貿易業務。毛皮貿易有益於政府財政的優點與它對生態破壞的缺點一樣多，毛皮稅占政府收入的7%～10%。毛皮供應在17世紀中葉開始下滑，特別是當俄國為當地的獵獸人提供槍支和金屬的圈套之後。由於黑貂不是一種擅長遷徙的動物——它會終生生活在一個很小的固定的區域，而且也沒有天敵——因此它極易受到人類的捕獵。僅僅是一個為完成年度配額的獵人就可以消滅好幾百平方公里範圍內的黑貂群。隨著當地民族對貢物索取的反抗、把毛皮運回莫斯科運費的增加以及越來越少的動物數量，中國市場便讓人神往。

自從17世紀初俄國開始聽聞清帝國的繁榮時，就一直努力尋找通往中國市場的途徑，17世紀中葉幾次前往中國的使節就已認為與中國進行毛皮貿易會非常有利可圖，毛皮已經變成中俄之間的大宗商品，它們從北京主要換回絲綢和其他紡織品。

然而黑龍江地區游牧部落的效忠問題讓正常的貿易停滯了20年，處在兩個帝國「中間地帶」的民族形成了各種各樣的部落群，他們有的生活在森林中，有的從事農業生產，還有的是金礦工人或牧民。他們為著自身利益變換著效忠的對象，他們同時向俄國和大清的代理人「宣誓」效忠和交納貢物，但是到交納貢物的時候，他們隨意違背諾言、推卸交納貢物的責任，而俄國和清帝國則為爭取這群人的效忠而戰，拒絕軍事衝突時的合作。

到17世紀中葉，兩個帝國都面臨要與對方和談的強大壓力。黑貂毛皮已搜刮殆盡，來自西方市場上北美的毛皮已經威脅到了俄國的對外市場，清朝這一方則遭遇了準噶爾蒙古這個主要的軍事對手，它害怕俄國和準噶爾蒙古的聯合會嚴重威脅清政府對中歐亞的統治。

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是一個涉外談判的典範，它確保俄國進入中國市場，以高昂的價格售賣貂和狼獾的毛皮，並要求中國為俄國提供瓷器、絲綢、金銀、茶葉，並為其北方的衛戍部隊提供供給。兩個帝國的代表在尼布楚相會，為了兩個不同的目的：一個想發展貿易關係，另一個則要控制蒙古、通古斯以及其他部落的流動性。該條約讓這兩個野心勃勃正在向外擴張的帝國之間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意外和平，因為兩個帝國都堅信要武力征服對方，無視國際關係中的平等原則。不像此後19世紀外國列強和中國簽訂的幾乎所有條約——先在戰場上打敗中國，然後再強迫中國在貿易上讓步。與俄國的條約是在雙方軍力相當的時候議定的，而且當時還有影響兩邊戰略思考的第三方在場，包括準噶爾蒙古和其他部落。《尼布楚條約》和1727年簽訂的《恰克圖條約》都保證了有益的邊界貿易，並為最終擊敗準噶爾提供了保證，此外還使得兩個帝國通過邊界劃定、地圖繪製、人種調查以及移民控制等把兩者爭奪的邊疆地帶及人群變得「清晰可見」。

18世紀，俄國和中國之間的毛皮貿易迅速增長，到1800年，儘管毛皮稅收相對政府稅收的重要性下降了，但是這項貿易對於政府和私有商隊仍然有利可圖，大部分利潤來自中國市場。

毛皮對於俄國的經濟很重要，但是它也在清政府的外交中發揮了重要的功能。把黑貂毛皮作為貢物意味著東北的民族成為清政府的臣民，這種貢賦關係也認可了清廷對這塊生態區域的控制。對於捕獵人而言，提供貢物也讓貿易得以進行，對清廷而言，上貢意味著當地百姓的臣服以及清廷對東北地區的合法擁有。不管在俄國還是東北地區，對這些特定生態區採取強制政策和商業手段攫取毛皮都有利於帝國對疆域的劃分、土著居民的控制以及在邊疆地區的擴張。

茶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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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國山區的產品在中國發揮重要的外交、經濟和文化的作用，已經長達許多世紀。19世紀中華帝國的衰落實際上與它保護的這些產業在與外國競爭之中的失敗緊密相連。站在更廣的角度看，外國對於這些產品的需求尤其是對茶葉的需求引發了針對中國的幾十年的戰爭，這些戰爭意在打破貿易的不平衡，因為外國對茶葉的需求量十分巨大。

對茶葉的考察是一種可以把幾種不同方法聯繫起來，對不同空間尺度進行研究的環境史。我們從贊米亞山區這個全球商品原產地入手，然後順流而下，抵達港口，穿越大洋。在每個地方，這件商品會遇到不同的經濟和環境條件，其質量也隨之改變。最後，消費者對不同種類茶葉的需求又會沿著貿易的鏈條影響這些山區的生產環境。同時，因為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競爭，生產和消費的環境也時時在變。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關乎生態變遷、不同的人群以及全球經濟之間的動態歷史，把遙遠的山區與亞洲和西方世界的城市中心連接在一起。

因此茶葉的歷史包括邊疆移民、全球競爭、流動人口，以及政府對脆弱生態的影響。茶葉在中國當然歷史悠久，但是這裡我只討論它在18世紀和19世紀發展過程中的幾個重要環節，以兩個產區為例：雲南的普洱市和福建的武夷山區。

今天到訪中國的西方人或許會得到品嘗普洱茶的款待，普洱茶產自中國西南的雲南山區，品茶專家認為普洱茶是當今中國生產茶葉當中的上乘之品，最好的茶餅每塊售價高達幾千美元。普洱茶帶著刺鼻的煙味，是一種需要適應的味道，並不太合西方人的口味，不過西方確實有些人喜歡它。

但這並不新鮮，來自中國山區的產品在中國發揮重要的外交、經濟和文化的作用，已經長達許多世紀。中國政府把這些產品當作外交活動中的禮物、稅收的來源，在和他國的交往中用於顯示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像絲綢和瓷器一樣，茶葉過去也是中國的壟斷產品，所以它帶有神秘的氣息，既代表中國文化的精華，也為世界所喜愛。外國人爭著要發現這些中國產品的秘密，最終他們成功地生產出來，然後中國喪失其壟斷地位，進入全球市場競爭的新時代。19世紀中華帝國的衰落實際上與它保護的這些產業在與外國競爭之中的失敗緊密相連。站在更廣的角度看，外國對於這些產品的需求尤其是對茶葉的需求引發了針對中國的幾十年的戰爭，這些戰爭意在打破貿易的不平衡，因為外國對茶葉的需求量十分巨大。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是英國認為他們花費太多白銀從中國購買茶葉，所以他們在印度種植鴉片，並強迫中國開放通商口岸，以扭轉貿易逆差。因此，通過將茶葉視作一件全球產品，我們可以把茶葉貿易當作中國至少從公元1000年至今幾個世紀發展程度的指標。

茶葉是一種山區產品，我們可把它看成引發全球需求的許多種亞洲熱帶山區作物中的一種。贊米亞地區從東南亞一直延伸到中國西南部的雲南、貴州、廣西西部以及廣東西部地區，我們還可以加上四川西部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和台灣的丘陵山地。在這些地區，山區與深河谷地分隔開來，也把人們分為低地人民和高地人民。中國和其他低地政府對這些地區的滲透十分緩慢，但是這個地區存在獨立於這些政府之外的廣泛的經濟聯繫。山地人民種植的穀物從四面八方運輸出去，跨越了現代國家的邊界。雲南、貴州、四川、廣西、西藏以及緬甸和越南之間有著它們與內地之間一樣顯著的貿易聯繫。

斯科特認為，和低地人民不一樣，大多數贊米亞地區的居民是為了逃避低地政府的人群，因此，具有與低地人民根本不同的農業生產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不同尋常的地理環境也形成了他們不同尋常的政治和文化形態，這也是一種有用的理想類型。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把這兩種生活形態兩極化，在日常社會實踐中，很少有人群是某一純粹的類型，中間地帶無處不在，這些地帶正是商品流通、文化象徵以及外交活動進行的場所。

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

[美]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曉毅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1

西南的山地王國和西伯利亞的森林地區具有一些相似性，在這兩處地方，都有移動的部落人群。在西伯利亞地區是那些逃避農奴身份的俄國農民，他們在政府勢力不能到達的偏遠地區尋求避難所。哥薩克人來自烏克蘭與伏爾加河的邊界地帶，他們由逃兵、游牧人員、出自農奴階層的難民等組成，這與贊米亞人群是一致的。不同點是，他們自發組成獨立的軍隊，為沙皇俄國服務。但是哥薩克人或者中國士兵的軍事據點在林海雪原和崇山峻岭中只佔很少一部分，他們可以從當地人民那裡抽取「貢物」，但是二者之間的關係很脆弱，來自鄰近地方的影響與那些帝國的影響一樣強烈。

正是在這種特殊空間和關係下的中國和印度的山區生產了作為全球產品的茶葉，贊米亞地區的人群的確參加了這種貿易。他們是在福建和雲南採摘茶葉的流動的勞動者，有些人自己就種茶。然而，中國農民會深入山區種植茶葉，福建和廣東的中國商人則會逆流而上去選購最好的茶葉，進行加工之後再把它們帶到下游地區。

英國和美國商人也會到福建買茶，而法國人則通過越南來到雲南尋求山貨，俄國人也會從把四川茶葉運到恰克圖和尼布楚邊陲小鎮的商人那裡買茶，最終這些山區產品會被裝進美國、愛爾蘭、俄國、英國及全世界人民的瓷茶壺、銀質茶具和俄式茶壺裡。

茶葉貿易（來源：皮博迪博物館）

咱們回到18世紀的雲南去看一看，這裡的茶葉生產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營利的重要方式。普洱茶出口的真正興盛始於18世紀，當時清朝的雍正皇帝重新起用主張擴張的邊吏。鄂爾泰是一位滿族官員，於1727年進入雲南南部，1732年在鎮壓當地土著與新移民之間的一次械鬥之後，於當地設立了普洱廳。為了支持軍隊擴張，他要求鹽井上稅，控制茶葉生產，命令所有商人在思茅鎮一個由政府管理的市場上買賣茶葉。

但是政府的強行管制激起了當地的抵抗。1732年，傣族的貴族們反對清朝官員對茶葉作物徵收的高額賦稅，組織起來幫助一位聲稱不死的和尚攻擊清朝軍隊。他們把思茅鎮包圍了90天，直到包圍被解除。他們的反抗迫使清朝部隊從山區局部後退。鄂爾泰的繼任者總結道，讓當地精英去管理，減少稅收、撤回駐軍會更有效率。

茶產業在18世紀清政府寬鬆的管理和當地精英自治的情況下蓬勃發展。戰爭和貿易是城市發展的主要催化劑，1767年與緬甸的戰爭吸引了更多的軍隊以及提供軍需的商人，密集種植的茶園取代了野生的灌木叢，思茅到19世紀30年代已經發展成一個大城鎮，吸引了來自中國大部和東南亞的商人。它一開始是軍隊聚集的小鎮，但是到1850年，5萬人口中平民百姓佔了絕大部分。18世紀早期商隊每年把6000至7000騾匹（或一百多萬磅）的茶葉從山區運到緬甸、暹羅和中國內地及西藏地區，這個數字到19世紀末成倍地增長。

許多商隊的商人和趕騾人是回民，他們自13世紀起就生活在雲南，並與中國西南和東南亞的非漢民族建立了獨立的網路。在生產環節，當地土著在田野採茶，傣族貴族則作為中間人把產品賣給漢族商人，漢族商人主導長距離的貿易。茶葉只是西南山區之間「密集網路」（thickening web）的一部分，從緬甸進口的棉花大大增加，用來與雲南出口的茶葉、絲綢和鹽交易。

清代思茅廳（來源：《大清帝國全圖》，光緒三十一年刊本）

儘管茶葉或許看起來是一種比毛皮或者魚類更持久的資源，但是它也會隨著全球競爭及貿易路線的變化呈現興衰的周期。19世紀中葉， 1856年到1873年的杜文秀起義打斷了這個地區的貿易聯繫。然而，此時所有中國茶葉的生產也面臨來自英國在阿薩姆邦和錫蘭的茶園的全球性競爭，因此，他們喪失了主導全球大市場的機會，到20世紀，雲南生產的出口茶葉已經很少了。

茶葉的故事在19世紀換到了別的地方，尤其是福建北部的山區和廣東的出口城市。這個把偏僻山區的茶葉種植與滿足英美消費者的口腹之需聯繫起來的全球供應鏈是另一個令人興奮、廣為人知的故事，但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印度茶園生產的紅茶價格低廉，嚴重損害了福建的茶業。

20世紀60年代，雲南的茶業開始復甦，中國其他地區茶葉的生產也一樣。2004年至2005年中國的茶葉出口總量首次超過了印度。不僅產量增加了，一些品種也獲得世界一流的稱譽。中國仍然努力出口大量低價紅茶，品質雖然有待提高，但是隨著國內消費者現在不斷成熟，對綠茶的質量和專門市場提出嚴格管控的要求。

再次興盛於全球市場的中國茶葉中，普洱茶只佔了很小的份額。但即便這樣，它的文化意義也比經濟意義重要。普洱的名聲再次顯示茶葉是衡量中國歷史進步的一個有用的指標。它的加工方法始自11世紀，是中國山區的地方產品，只有一小部分西方人習慣其口味。然而，作為國際性產品，它說明中國有能力為國內市場和全球的亞洲超市生產高品質的外來消費品。所以，當我們思考中國在世界商品鏈中的古今地位時，普洱茶是一種值得考量的很好的飲品。

魚的故事：中國與日本的民族主義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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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機械化拖網漁船的入侵迫使國民政府介入爭議海域的管理，但是國民政府也想讓日本支持關稅自治，解除19世紀中國戰敗之後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於是，它沒有聲稱三英里界限之外的主權。那些想要限制日本進入中國市場的政府官員為了保護當地漁民與那些想要依靠日本關稅的官員之間展開了鬥爭，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入侵東北之後，反抗日本入侵的民族主義更加強大，但是二者仍未達成堅定的團結。

就20世紀與國際政治發生密切關係的商品的例子，我們可以大致看一下發生在近代上海附近海域中的漁權衝突。海洋環境與森林和山區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海盜和航行的船員與生活在不同國家邊界附近的邊疆人民十分相似，他們都會改變效忠對象、具有多重文化的屬性，過著不安穩的生活。至少從15世紀開始，海盜與不法交易者就開始活躍在中國沿海一帶。這三種環境中的資源不固定或不可持續，產權無法保證，這就導致了「公地悲劇」的悖論。由於缺乏約束而過度開發，最終導致資源的枯竭。對像魚類這種流動的資源制定規章制度尤其困難，因為它們很難統計，而且海域的界定也經常充滿爭議。此外，就像茶葉和毛皮的例子中所顯示的，19世紀國界變得重要起來，尤其在中日之間，日本此時向東亞海域擴張，中國則努力維護主權。

漁權也引發了對技術變遷的控制、民族主義的覺醒等其他問題。新的捕魚手段由於威脅到魚類的供應，也導致中國國民政府與省級政府之間以及中日之間的衝突。新政府為了統一中國與各地軍閥作戰，直到1927年才部分統一中國。與此同時，日本正在亞洲擴張，1895年強行佔領中國台灣地區和朝鮮之後，它通過資助軍閥政府的方式推進其在中國北方的商業和政治利益，而在中國沿海，則持續擴大對當地經濟和政府的影響。國民政府在保衛疆土和維護經濟方面只能作無效的抵抗，甚至在1931年日本佔領東北地區之後也是一樣。

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

李伯重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1

但是中國沿海的漁民在面對政治層面干擾的同時，也得面對自身特有的可持續性的難題。傳統的行會針對公共資源制定規章制度的行為在中國確實存在。中國漁民把相關規章制度——包括禁止過度捕魚、對私藏不合規的漁網以及導致衝突的行為處以罰金——刻在廟裡，據此解決公共物產的各種問題，但是這些行會的力量很弱，經常受到挑戰，到20世紀它們基本喪失效力。

20世紀30年代，一種使用新型竹籠捕撈墨魚的技術向北傳播到了江蘇、浙江沿海的漁場，因為這種技術投資少，捕魚多，取代了舊式的漁網捕魚法。越來越多因洪水而失去土地的農民遷移到墨魚場。這種用籠捕魚的方法極大地減少了墨魚的貯量，用網捕魚的漁民要求政府禁止竹籠捕魚。

1932年發生的墨魚械鬥使得新移民與當地的漁民之間反目成仇。當地政府禁止竹籠捕魚，導致海盜和走私的出現。於是禁令被推翻，在兩省都發生了竹籠捕魚的漁民與用網捕魚的漁民之間的武裝械鬥。國民政府拒絕或者無法介入。這個例子揭示出國民政府的虛弱、當地持續的動蕩，以及缺乏明確的地方邊界和安全的基層控制。邊疆並未從這個地區消失。

捕魚的例子充分顯示了它與全球貿易中毛皮和茶葉的許多相似性，我們在這裡也看到國際政治與經濟的競爭，邊界地區的人民在有爭議的地區努力謀生，以及決定資源供應的地方生態在加深政治與社會衝突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等。

結論：山區、森林及海洋貿易中共享的元素

毛皮、茶葉和魚群來自三個明顯不同的生態區域：森林、山區和沿海地帶，但是這些地區具有幾個共同點：它們是脆弱的生態區、疏於管理的邊疆地帶，並與全球保持聯繫。西伯利亞與中國南方的山區以及海疆一樣，是另一種類型的贊米亞地區，並為逃逸的農民、逃兵以及身份不斷變化的移動的游牧部落人民提供庇護場所。政府和市場代理商向這些地區滲透，以尋求資源，把這些地區與官僚系統和經濟網路聯繫起來，同時也取消了當地人民的自治權，把他們變成了更大交流系統中被奴役或者是被僱用的勞動力。儘管斯科特認為，直到20世紀後半葉贊米亞地區的人民才喪失了他們的自治權，但是，多數情況下，很多地區的人群在更早的18世紀和19世紀就已經如此了。

在每個地方，脆弱的生態更易推動擴張，隨著動物的消耗、魚群的消失，政府和商人向更加遙遠的邊疆地區推進，即便茶樹是一種比動物和魚類更加可持續的資源，但是茶產業也會隨著全球和地方經濟力量變化而呈現繁榮或衰退的周期，山區土地因此被破壞或者得到修復。

這三個地區都是帝國之間發生衝突的場所，或因戰爭，或因談判，或因全球的競爭。北美和俄國的毛皮競爭改變了兩個大陸，就像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中國茶葉的競爭，以及日本對東海的干涉一樣。以美國、北歐、中國和日本為中心的消費需求，也會影響偏僻山區、森林和海洋的生產決策。

萬物並作：中西方環境史的起源與展望

[美] 濮德培著韓昭慶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