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京華：日本尊攘與清朝維新

　　一

　　最近斷續閱讀了幾種日本明治前的漢籍。

　　藤澤輔《東畡先生文集》，其《思問錄》一篇批評孟子「不尊周」，不僅直接批駁孟子，而且連續批駁程子、朱子、胡炳文、陳櫟、饒魯五大儒，筆鋒尖銳。其《和漢辨》一篇又如此說道：「獨至於皇統一系，與天地偕無窮，則我邦靈氣之所結成，無論其不資於外國，亦外國不能資者。有外國不能資者存，此所以能致眾美也乎！」認為日本文化中的一些良性因素，並非由向他國學習而來，甚至也不是他國向日本所能學到的。

　　岩垣松苗《國史略》及《標記增補十八史略》，以君臣禮義作為「夷夏」或「君子國」的評判標準，認為「君臣之義為第一儒道」、「昧於君臣大義者命為胡人」，批評中國古史所載的頻繁革命如「湯伐夏」「武王伐紂」實為「逆賊」。《國史略·凡例》說道：「海西曆代數革其命，及後世，篡奪相繼，故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或謂『王公將相寧有種乎』？獨我皇朝，自天照皇太神創業垂統，而神武天皇初都中國，一統天下，歷世天皇，正統一系，亘萬世而不革。」文中「海西」指清朝，「中國」卻是指的日本。

　　留守友信《稱呼辨正》，書中引用栗山潛鋒《保建大記》，認為「華夷何常之有？華而用夷禮則夷也，夷而進於華則華之」。書中又引山崎闇齋《文會筆錄》，在批評中國「湯武革命」的同時，繼而辨析「夷夏」稱謂，說道：「且『中國』之名，各國自言則我是『中』，而四外『夷』也。是故我曰『豐葦原』，中國亦非有我之得私也。」其意似以為「中華」詞語與「豐葦原」相同，只是發祥地、居住地之名。

　　以上各書的核心觀念都是「夷夏」。大抵而言，「夷夏」之分，不以稱謂論，不以地理論，不以民族論，不以衣冠服飾論，不以國土大小地位尊卑論，惟以禮樂文明論。此點古今多有同見。如栗山潛鋒所言，雖有與中國爭高下之意，其實與韓愈《原道》所說「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甚相符合。

　　遜清以前，中國、朝鮮、越南、琉球、日本五國號稱同文同倫，各國往來雖不免以文筆爭高下，但其實無非是以儒學攻儒學，以漢文典籍攻漢文典籍，由整體背景而言，均不超出漢字圈或者說中國古典標準之外。

　　二

　　石津賢勤《近事紀略》，明治六年刊行，岡千仞《尊攘紀事》，明治十五年刊行，二書記錄了日本「尊攘」的梗概。

　　明治維新開日本亘古未有之新局，其間興作，林林總總，萬象森然，而明治新局的關鍵，乃至日本全史的轉折，實為明治前的「尊攘」。就表面現象而言，日本的「尊攘」與中國歷代變革中的諸多舉止，特別是清季的反滿革命，均有許多相似之處，而究其內容事理，卻是完全相反的。明治以後的開港是尊王下的開港，明治以後的歐化是尊王下的歐化。「開鎖」之爭顯示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策略方向，實際上「尊王」的實現才是決定「開鎖」的關鍵。但中國清季的革命，目標仍是滿族。當時趨新激進之士，反滿而不尊王，反滿夷而不反洋夷，「夷夏」關係轉入一種名實分離的病態，可以稱之為「夷夏」錯位。

　　就表面現象而言，日本的「尊攘」與中國歷代變革中的諸多舉止，特別是清季民初的反滿革命，均有許多相似之處。

　　如孝明天皇安政六年（1859）春正月，幕府大開互市場，興黨獄，史稱「己未之難」，嗣有「安政大獄」。八月，幕府斷德川齊昭等獄，命安島帶刀自刃，梟鵜飼幸吉，斬鵜飼吉左衛門、茅根伊與助、飯泉喜內、橋本左內及賴醇，放竄澤伊太夫、小林良典、飯田左馬等十餘人。《國史略》載：「賴醇，安藝人，賴襄第三子也。初幕吏按醇獄不抵死，而醇慷慨激烈，對吏不屈，大詈時弊，遂被斬，年三十五。左內，越前人，嘗受藩主密旨，周旋闕下，儘力國事。及捕，吏案問密旨系何事。左內抗言曰：『既言密，所以不可明言。』其在獄中，慨然有感，手注《資治通鑒》，至漢紀而就刑。」《近事紀略》載橋本左內「又作詩云：『二十六年夢裡過，顧思平昔感滋多。天祥大節嘗心折，土室猶唫《正氣歌》。』蓋死年二十有六也。」《國史略》又載藤田東湖作《和文天祥〈正氣歌〉》，全詩共三十七韻。這些記敘如果更換人名主語，與中國歷代變革時期的許多人物事迹都十分相像，其中情節、情緒均為中國讀者所熟悉，而類似的事例在《近事紀略》、《尊攘紀事》中比比皆是。

　　孝明天皇紀萬延元年（1860）春正月，幕府始遣信使於北亞墨利加合眾國（即美國）。

　　水戶藩士佐野光明等人刺殺大老職井伊直弼，自首請罪，遂上封事，數其五罪，其五曰「懼洋夷之虛喝，不得敕允而擅結條約」。

　　《近事紀略》詳載其上封事原文：「墨夷之闌入浦賀也，天下拭目，望大府之舉，不意一旦和戎之說行，而征夷之議沮焉。雖古今之變，時勢之宜，有不可概論者，然而有司專以此藉口，其實偷安畏戰，唯彼之虛喝是信。彼乞入府則許之，請登營則亦聽，百方要求，舉曲從之。甚則敕允未下，而擅結條約，大開貿易，終損神州亘古之威，而萌醜虜滔天之禍。不獨背列祖之貽謀，豈非重負天朝之責任耶！而井伊大老實其罪魁也。」這段文字，攘洋夷，尊天皇，宗旨明確，文中包含的民族意識突顯，同時文氣連貫，氣度恢弘，詞句古雅。僅從文法上看，這一節不到二百字的陳述，足以列入最佳文選而無愧。而類似的陳述在《近事紀略》中尚有許多。

　　慶應三年（1867）春，英吉利、佛蘭西、荷蘭、亞墨利加等，各國公使論泊兵庫（神戶），促開港之期，迫請弗已。夏五月，朝廷遂許兵庫開市。此年冬十月，德川慶喜辭大將軍職，大布新政，兵食之權盡歸朝廷。次年即明治元年。其辭職書有云：「政令不可不出一途，朝權不可不復上古」，隨後明治天皇頒布《大政復古詔》，亦以「復古」為名，表明維新政局乃是藉助於觀念之「復古」而展開。

　　三

　　明治維新以開港、效法西洋為國策，而在明治以前，主張開港的卻是幕府。

　　天皇主張鎖港，稱西洋為「洋夷」、「外夷」、「醜夷」。明治以後，幕府之權收歸朝廷，但天皇卻承接了幕府的開港策略。由此可以認為，在日本的「尊攘」之中，重點不是「攘夷」、「鎖攘」，而是「尊王」。表面上看，「開鎖」之爭顯示著兩個截然不同的策略方向，實際上「尊王」的實現才是決定「開鎖」的關鍵。

　　據史載，安政六年十月，幕府斷吉田矩方獄，處斬。吉田矩方「志不少撓，憂國益切。日以尊攘期望幕府。而幕吏懾懦，益主和議」。

　　文久二年（1862）四月，筑前人平野國臣「以尊攘說鼓舞志士」，其徒大約二百人。「時慷慨勤王士，脫籍自稱『浪士』，蓋放浪江湖人之謂也。」十月，天皇頒敕：「攘夷宸旨，終始不渝。宜速決策奏其期，且徵募兵食於諸藩，號為親兵，以守御京畿。」德川家茂謹領宸旨。

　　文久三年正月，諸浪士逼以攘夷之期，史稱「浪士橫行促攘夷」。三月十一日，天皇幸加茂神社，祈攘夷。夏四月十一日，天皇行幸男山，將就祠前賜攘夷節刀於德川家茂。廿一日，將軍家茂與慶喜等詣闕奉敕，以五月十日為攘夷期限。

　　五月十日夜，米艦過赤馬關，長藩士炮擊之，米艦驚避向田浦。後與米、蘭、佛艦戰，凡五回，互有勝敗。史載：「初，外舶之來也，天皇深憂之，謂必外攘而後可以安內國。屢敕諸幕府，而幕府依違，不輒奉詔。毛利慶親父子首倡大義，必欲有應上旨，於其國長門要害多築炮台，專計討攘。幕府始令天下，戒攘夷之期，於是斷而炮之。」六月，天皇令諸藩：「如聞長藩已開兵，而或有袖手旁觀者，甚戾宸旨。宜各同心戮力，速奏掃攘之功。」

　　據此可知，在「攘夷」的事態表面，始終有「尊王」的舉動作為主線。正如重野安繹為《尊攘紀事》所作《敘》中所指出的，「尊攘」二字即有名實之異。重野說道：「自『尊攘』之論興，四方奮起，爭效力王事，遂開今日之聖運。『尊攘』二字之有功於世也大矣。然人特知二字之有功於世，而不知二字中又有名實之異。余嘗謂近日之事，假『尊攘』之名以成『尊王』之實耳。夫夷果可攘乎？今之夷非昔之夷。」

　　明治前的開港是幕府執政下的開港，而明治後的開港則為尊王下的開港，天皇的態度有從「攘夷」到歐化的轉變，而這個轉變也可以理解為尊王下的歐化。此即明治維新之實質。

　　四

　　清代的特殊情況是，皇帝制度與夷狄入主中原二者是疊加在一起的。皇族是滿人，但皇帝同時又是中原禮樂政教典章文物的代表者。

　　康熙十三年，日本人林恕在《華夷變態·序》中憂嘆道：「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康熙五十一年，寺島良安編纂《倭漢三才圖會》，稱「大清皇帝韃靼人」，「為韃靼風俗」。而《和漢年代歌》竟然說：「何意明亡還左衽，韃國流風鼠辮姿。」在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看來，明亡以後的中國帶有濃烈的夷狄色彩。同時，距滿清入關僅40餘年，「洋夷」便已相繼而來。《清史稿·邦交志》載：「自海道大通而後，局勢乃一變。其始葡萄牙、和蘭諸國，假一席之地，遷居貿易，來往粵東；英、法、美、德諸大國連袂偕來，鱗萃羽集。」並稱：「俄羅斯訂約在康熙二十八年，較諸國最先。」

　　就此而言，日本的情況也與中國相似。日本舊稱蝦夷為「夷」，自古設有徵夷大將軍之職。但明治前日本的「攘夷」已然是指「洋夷」，「夷夏」名實再次換位。

　　「夷夏」之辨的關鍵不是區分「夷夏」，而是「夷夏」名實的變化。在清代，禮樂政教之區的中國往往遇到周邊國家的質疑。「夷夏」名分在東亞五國中變化消長，如波浪般地此起彼伏。換言之，「夷夏」的標準保持不變，而「夷夏」的名實則可以改變。

　　但中國清季的革命，目標仍是滿族。當時趨新激進之士，反滿而不尊王，反滿夷而不反洋夷。乾隆間，朝鮮人洪良浩《皇都即事》有詩云：「昇平五紀超前代，只是衣裳異典謨。」華夏的標誌是「典謨」而不是「衣裳」，但清季的革命者已認識不到這一點。

　　光緒二十八年，梁啟超具體地說到他「革命」而拿「滿清」開刀的一番推理：「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康梁所發動的戊戌維新，無疑從效法明治維新而來，然而，中日兩國當日狀況不同，中國並無幕府執政，而滿清服膺中華禮樂已250餘年。康梁以滿清為夷，醜詆君主，其結果勢必推翻皇帝制度，遑論尊王；而數千年之禮樂文明失去憑藉，一旦喪盡，其結果又勢必轉變成為助洋夷，討漢室。「外侮之來，釁自內作」，「夷夏」關係轉入一種名實分離的病態，可以稱之為「夷夏」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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