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嘉健：社會偏激心理與病態社會

　　本文會從人的身體炎症因子與亞健康狀態的關聯性談論到社會偏激心理與社會病態狀況的因果關係，二者具有相似的可比性。先說說一項醫學研究成果。

　　一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學院的研究人員開展了一項名為「口腔感染與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學研究」的調查，對420名成年人進行定期隨訪。在三年研究期間，研究者發現，當一個人口腔和牙周健康狀況有所改善時，包括經常刷牙、用牙線清潔牙齒、定期看牙醫、洗牙等，動脈內膜厚度就會減少約0.1毫米。發表在《美國心臟病協會》雜誌上的這項研究成果，首次證實了「減少口腔細菌可直接減緩和預防動脈硬化的進程」。

　　同時，過去有統計顯示，如果動脈內膜厚度三年增加0.1毫米，出現冠狀動脈疾病的風險就會增加2.3倍。

　　研究人員推測：口腔細菌可能通過多種方式造成動脈硬化。一方面，口腔中的細菌可能直接損傷血管；另一方面，口腔不衛生時，身體免疫反應加劇，體內的炎性因子增多，也會「攻擊」動脈內膜。因此，研究者建議：及時改善牙周和口腔健康，清除牙菌斑、牙石等口腔「垃圾」，能有效減少致病菌的數量，也相當於「刷掉」了血管里的有害物質。（《生命時報-人民網2013-12-13》）

　　這則報道之所以引起我的關注，是因為我恰好經驗著這項研究的類似問題。大約兩年時間裡，我口腔右下邊最裡面一個牙齒總是感覺到有事。有時直接疼痛，有時下牙床兩邊定時地發炎，發炎時候，牙齦腫脹，連面頰也整幅疼痛，寢食不安。每次發炎，都需要吃止疼葯和抗生素才能制止。平時不發作的時候，牙齒也是酸軟不堪，冷熱不受，牙齒碰著了也會疼痛，根本不能動用它們咀嚼食物。這個炎症非常敏感，只要你稍微吃一點煎炸烤炒的東西，睡眠不佳，心情焦躁，這個牙齒就會敏感得立即發作，一至三個小時內就會爆發炎症，或者是口腔鈣瘍在口腔壁、牙齦上掛白，或者是舌頭莫名其妙地損傷，或者是頭上局部神經陣陣抽搐作疼。這些折騰，尤以頭部神經疼折磨了我十多年，總是莫名其妙的發作。因此我一直清醒地知道，我因為身體內有較多潛在的炎性因子，所以總是處於一個亞健康狀態。

　　這個牙齒曾經在悉尼和中國某城市的牙醫看過數次，結論只是「牙齦發炎」，醫生每次只是給我兩支「脫敏牙膏」對付，而始終沒有解決問題。一個月前，在悉尼它終於遇到了一個年輕的女醫生，女醫生給它拍了片子，在電腦上放大給我看，說：這個牙齒必須拔掉。因為它的下部已經蝕空，它的蝕空處和牙齦之間有了一個空間，容易藏污納垢，而且這裡長期醞釀著炎症，始終不能根除。這個牙齒曾經補過，補過的地方下部正好壓在神經線上。所以凡是有稍微多一點的炎性因子，就會直接在這裡發炎，然後導致牙齦炎症。這個牙齒已經沒有保留價值，而牙齦炎對於全身健康有特別嚴重的影響效應。如果拔掉，可以改善全身的健康狀況，否則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這個壞牙拔掉以後，炎症逐漸離我而去，多年來困擾我的問題，諸如口腔鈣瘍、頭疼、舌頭損傷等等，都不再發作。即使過量地吃了BBQ，煎餅油條，也不會產生連鎖反應。—— 恰好這時看到了這篇關於口腔感染與心血管疾病研究的報告，讓我更深刻理解：世界上許多問題都是「炎症病灶」惹的禍！從此對「炎症因子」進一步格外關注。

　　二

　　由此進入本文主題：從哥倫比亞大學的這項研究使我聯想到：中國社會也有長期存在的炎症因子，因此總是導致社會偏激症的爆發。這種社會的炎性因子從國民性的角度而言，是這個社會各方面都被互相不認同的各種偏執人格主導著。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是我們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與社會心理之間產生了嚴重的不協調、不合作甚至對立因素。

　　近三十年來，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是始終未曾緩解甚至越來越嚴峻的社會心理衝突狀態。特別是互聯網出現以後，整個社會的怨氣、怒氣、恨氣、狂氣和戾氣都傾瀉在互聯網上，藉助網路媒體放大傳播，這些被放大傳播的怨怒恨狂戾無疑都屬於社會心理學所定義的「偏見」和「攻擊性」，也是挫折、焦慮、防禦和應激的表現，是藉助發泄偏見的「解氣主義」。人類任何社會自然肯定會存在著「傲慢與偏見」、焦慮和挫折感，只是當偏見和攻擊性被習慣性嚴重誇大和催化成全社會敏感的心理反應模式，則表明這個社會存在著容易致病的泛濫的「炎症因子」。

　　一個充滿了「社會偏激症」的病態社會，典型的表現就是：所有人互相指責，沒有人滿意自己和滿意他人，莫名其妙就是想發作甚至攻擊，過度行為完全是為了「解氣」，以至於這個社會變成了一個「狠社會」或者「互害社會」。就好象見面就怒視，言語從開始交流到發生衝突走的是最快的直線形式。不同群體的行為構成了互相對著乾的態勢，例如廣場大媽與社區居民互不讓步的對立，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一般人一致仇官、仇富，而官員和富裕人群始終帶著傲慢橫行。商家多數以損人不利己的方式進行孤注一擲的短命經營模式，而消費者廣泛質疑本國產品的可信性。—— 換言之，無論是官民、商民和各類社會階層之間，一切人普遍存在嚴重的不信任心理，甚至懷疑與敵視、防範與對抗心態成為人際關係的基本狀態。進而導致欺騙和侮辱成為了普通人不得不選擇的行為模式。

　　「公共知識分子」成為了「公雞」一類的被醜化動物，某年輕人在網站上罵陳丹青：「我就是討厭他充滿慾望的眼神!」教授被污名化為「叫獸」，專家被蔑稱為「磚家」，人們對神聖事物、正派人物和有貢獻的人物甚至道德再沒有敬畏之心，這表明人與人之間互不認同，互相以偏執人格醜化他者，懷疑別人。社會大眾多數認為公眾人物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極端的利己主義，逢場作戲，批評者總是懷著不信任的眼神藐視道：「動機不純吧?」任何事情都會往「陰謀論」上猜測，在大多數人的心理裝滿的是「誅心論」的敏感歸因念頭。—— 當然，公共知識分子們在根子上也是和社會大眾系在一根繩上的螞蚱：用心專註於學術性與反思性的作品很少，深思熟慮的思想十分罕見，反應性、指責性文字居多，表態類文章、急就章文風盛行，簡單偏頗地發表意見，中和理性、透徹周到的思想態度得不到尊重和張本。

　　在互相辯難的文字里，很少見到願意承認對方合理的、精闢的見解，而是直接完全否定對方。很少人願意耐心、詳細、深入地理解對方完整的意思，分析對方有價值的論證，而提出不夠完善之處進一步深入探究。這種思想合作的狀況極少，大家都願意採取更簡單快捷的二元對立方式，直接痛罵，全盤批判。一點刺激，便激熱發作。一度曾經有人公開宣告：反對理性、中立和客觀的態度。—— 這樣的極端偏激症，前所未見，和文革時期的戰鬥態勢不相上下。

　　薩義德說：「業餘狀態的知識分子是最好的。」 「業餘」意味著不被職業綁架的自由，而具有打通知識結構和自由思想的優勢，更具有人文領域的文化靈機。但是在時下的中國，業餘知識分子卻恰恰成了社會偏激症的主要泄憤群體，不是他們沒有文化靈機和打通知識的才氣，而是他們的心中有著這個社會賦予他們過多的「炎症因子」：偏激和攻擊性，他們成了最敏感的一代人，他們的自由心性被某種社會炎症所綁架，執著地自動繞在對立輿論的噴火口上。

　　一個社會積聚太多的炎性因子，就會形成一種「偏激性攻擊性敏感反應的社會常模」：一件小事就可以大動肝火，局部情況泛化為整體形勢，個別人事件變成一群人的災難，社會學問題異化為政治性質問題。除了「偏執」，沒有其他更恰當的形容。例如，一個流行文化明星可以惹動最高學府的美學教授風馬牛不相及地大加撻伐，甚至扯到「文化腐敗」的層面；判決一個殺人小販死刑可以上升到「官逼民反」的政治主題；對罪犯的仇恨會導致輿論社會發出全部判處罪犯死刑的呼籲，直接通過輿論綁架正常司法程序；患者家屬像強盜一樣地威脅醫生：你們不能治好我的兒子，全體醫護人員別想混下去了！你們都給我跪下！

　　社會心理學指出，我們都會存在著一種認知偏見的心理信念，從有限的或者個別的經驗中產生對一類事情的概括，或形成全體判斷，這是「刻板印象」或「定型觀念」，人們很容易犯「過度概括」和「過於廣泛地應用」的錯誤。—— 這是正常思維過程的副產品，錯覺是難免的，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問題。關鍵在於有理性的社會會逐漸修正自己的錯覺，通過「歸因過程」使自己逐漸獲得符合事實真相的結論，從而糾正自己的偏見。越是深知人性的弱點，越是需要全社會有一種理性探究和寬容合作的社會常模。只是人人都抱著一種戰鬥心態，則我們永遠不會進入一個好社會。

　　問題在於有強烈偏見-攻擊性狀態的人群，或者整個社會都互相較勁地執著於偏激症反應狀態時，表明這個「社會常模」存在著如下的病態因子：「極權主義人格」盛行；習慣性的意識形態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定勢；誅心論的歸因錯誤；沒有學習過邏輯和不習慣遵從邏輯規則的思維方式而不自知；互相吵鬧但容易遵從集體主義的從眾心態；整個社會都被一種主題所驅動甚至被強迫在這方面競爭；社會地位對立分化過度強烈；集體崇拜權力和依賴政府力量，等等。

　　在中國現階段，傲慢和偏見，應激和攻擊性是會以最大量並且會以較強烈的方式來呈現的，因為中國正處在一個「最高程度的社會發動機高速運轉狀態」，所有人都運動、競賽著而擁擠在同一跑道（致富、享樂、成功）上。現代群體衝突理論認為：一旦群體為稀缺資源而競爭，就會出現偏見。高斯定律就是一個與此有關的生態學原則，它認為有同樣需求的物種之間的競爭是最激烈的。（【美】戴維·邁爾斯：《他人即地獄？—— 人際衝突的源起與化解》，P53,人民郵電出版社，2012-8）

　　不難推理，在一個非理性高度競爭狀態下的社會，必然會有很多、很大的社會分化，貧富懸殊，階級對立。有20%很優秀的成功人士，就會有80%的不那麼成功人士，甚至有超過60%鼠族、蟻族和屌絲，「飽受挫折的人公然表現出相對較高的偏見」，「當利益發生衝突時，偏見—— 對某些人來說—— 就成為報復的手段。」（同上，P53）攻擊性充滿大腦。

　　因此，中國人應該保持自我清醒，很多情形下，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狀況的問題，更是我們自身心理的問題，「憤怒激起了偏見。」當事業資源、崗位資源、人事資源、財政資源、文化資源等等產生稀缺狀態，便會夾雜著利益和權力輸送的矛盾，在一個制度性缺陷或者空缺的薄弱基礎上，在所有人素養或者專業性程度偏低的條件下，在歷史性問題堆積如山和事件突如其來地爆發衝突的態勢下，超密集的人口意志和超規模、超數量的問題就會積聚甚至堵塞，特別會在「不公正」方面有嚴重的侮辱和壓迫、蔑視和欺騙情況，越是這樣，社會越是難以解決它的難題，積聚的「憤怒」心理和壓抑心態會過度膨脹，人們便會在此基礎上「放大問題」，甚至改變問題的性質，將社會問題演繹成為政治問題。這就是中國式困境，很容易產生和呼喚政治強人和集權制度的需求。

　　不能不承認，中國人中間存在著較為普遍的「極權主義人格」（或譯「權威人格」）。伯克利加州大學曾經有這樣一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研究項目，研究結果表明：極權主義人格的人，在孩提時代往往經歷過苛刻的管束，這樣導致了他們壓抑了自己的敵意和衝動，並將這些敵意和衝動「投射」到外群體身上。權威人格者之「不安全感」似乎使他們傾向於特別關注權力和地位，他們傾向於把世界劃分為弱的和強的，容易形成非對即錯的僵硬思維方式，難以忍受模糊性。因此，這類人就傾向於恭順地服從那些權力比自己大的人，而攻擊或者懲罰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同上，P41-42）—— 早前重慶某11歲女孩在電梯里殘虐摔打嬰兒，就是這種極權主義人格之心理表現，一些心理學家解釋為「反社會性格」，則殊為扞格不入。如果我們理智而誠實地觀察中國社會，你應當承認，這種權威人格的人遍地皆是，而且他們在輿論上最典型地表現出喜歡極端化的、蔑視而專制的偏激症態度。

　　經過幾十年現代化過程的中國人，姑且不論通過劇烈的政治革命置換制度更新，倒是應當在個人素養上培育更多的現代性，自我醫治我們性格和心理上的病態因子，卻是非常必要和迫切需要的。例如，中國人的社會偏激症會有過度放大問題的傾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過度概括」，而是中國人習慣性的「舉一反三法」、「一葉障目法」和前後邏輯矛盾而完全不自知的毛病，例證法是中國人習以為常的方法論，這是以偏概全的思維方式，是偏見的認知性根源，如果一個人這樣以偏概全尚且可諒，但是大家都習慣以偏概全地通過例證產生結論，而竟然沒有人意識到其中的偏見，則會導致集體謬誤而造成全社會的罪錯。又例如社會心理學講歸因過程，在現代社會形成公共認知的時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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