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中國土地政策如何影響了經濟競爭力

　　首先把我的核心觀點拋出來，第一，不能把最近經濟增長的下降簡單地理解成「新常態」，如果所有東西都是常態的話，我們就沒有改進的餘地，這會產生嚴重誤導。第二，我們今天應該檢討經濟政策，調整經濟結構。經濟增長又快又好，並非不可能。

　　今天講的核心有三個詞：土地、住房、工資，其中非常核心的中間變數是勞動力的流動。首先通過比較2000年和2010年中國國內移民的空間分布，基本上可以看到，移民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如果在中西部地區，則相對集中在省會和大城市。這個趨勢到2010年被加強了，並沒有減弱。

　　如果把中國分成東、中、西來看，會發現有一點點小的變化。通過計算東部、中部和西部的移民比重，可以發現2005年是一個拐點。(因為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我們只能每五年看一個值，其實真正的拐點是2003年。)2005年，東部雖然在移民比重上佔到絕對多數(60%多)，但在這之後有所下降。雖然絕對數上仍然是往東部遷移的人口多，但是往東部走的份額往下走了。怎麼會導致這樣的現象?

　　在2003年，工資上漲速度開始加快，沿海地區還出現了農民工短缺問題，有些學者稱之為「劉易斯拐點」。以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來看，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發生在2010年，但2003年絕對還沒有達到這種程度，當時中國還處在人口紅利期。僅從這個角度講，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很難解釋2003年的拐點。在2003年出現工資上漲拐點的時候，中國城鄉間收入差距大於3，而此後，中國城鄉間收入差距還在繼續擴大，直到2009年才開始下降，這也是劉易斯拐點不能解釋的。如果劉易斯拐點到來的話，應該是農民工資加速上漲，城鄉間收入差距應該縮小才對。

　　另外中國還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城市化進程遠遠落後於工業化進程。中國工業加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已經超過90%，但是把農民工包括進來，現在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3%。而在2003年的時候，城市化水平要比現在低大約10個百分點，所以在那樣一個時期，我們說中國出現劉易斯拐點，需要特別小心。

　　房價推升工資

　　工資上漲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由勞動生產率上升帶來的，從這個角度來講，勞動生產率上升帶來工資上漲是好事情。但是另外一種工資上漲是由成本推進型的因素導致的。我不否認中國有一部分工資上漲可能來自於生產率的提升，但是我更加想強調的是來自成本上升對工資的影響，也就是土地政策影響到房價，從而影響到勞動力流動的方向和工資的增長。

　　2003年，土地政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在總量上，更加嚴格控制建設用地指標，這一點跟保持18億畝耕地紅線有關。在這樣的目標下，對中國建設用地指標的增長是嚴格管理。2.在土地供應的方式上，實行招拍掛制度。3.在供給的結構上，用地更加傾向於中西部省份。從大的角度來講，中西部是勞動力流出地，也就是說，政府希望通過土地供應方向的轉變，給勞動力流出地更多的土地供應，同時限制勞動力流入地的土地供應來對當時的人口流動的方向做一個對沖。

　　在2003年以後，中西部省份在全國的土地供應里所佔的份額是上漲的。現在土地供應的份額更加傾向於中西部，就是人口流出地。而在人口流入地，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帶，土地供應量卻相對減少。最基本的經濟學知識會告訴我們，這樣的政策必然會導致人口流入地的土地價格上漲，同時房價也會漲上去。我們生活在上海，有這樣的感受，2003年正好是上海的房價出現明顯上漲的拐點。

　　我們看中國各個城市的職工平均工資與房價之間的相關性，通過擬合線我們可以發現， 2001年，東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兩條擬合線的斜率很相近，2004年，也是非常接近，到2007年的時候，東部城市的擬合線斜率明顯往右方旋轉，到2010年更嚴重。這意味著東部房價出現比工資更加快的增長。但是中西部城市的房價相對於職工平均工資基本沒有什麼特別變化，而這個跟剛才講的土地供給較充分有關係。

　　工資和房價之間的相關性是由什麼因素導致的?這裡面有一個雙向因果關係，一方面，如果工資上漲的話，從需求方的角度來講會帶來住房需求上升，會帶來房價上漲。反過來講，房價如果上漲，會引起生活成本上升，而生活成本的上升就會使得勞動力進一步去勞動力流入地的成本更高了，到東部打工的人就少了，這解釋了東部國內移民份額的下降。對於那些仍舊選擇到發達地區的人，你就只有支付他更高的工資。

　　工資上漲的原因是什麼?這裡區分了需求和成本效應，如果工資上漲僅僅是因為勞動生產力帶動，這對宏觀經濟沒什麼負面影響，因為勞動生產率本身是經濟競爭力。如果是來自成本的方面，則會影響中國的勞動力供給的區域分布，相對減少沿海地帶的勞動力供給。導致這個地方工資上漲特別快。這樣的話，工資和資金的價格關係會發生變化，勞動力相對變得更加貴一些，於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面臨成本上升更大的衝擊，或者用資本替代勞動，或者關門大吉，或者遠離中國，轉戰其他發展中國家。

　　這個被我稱之為過度的資本深化和過早的產業升級。中國早晚可能進行產業升級和資本深化，當你通過政策抬高勞動力相對價格的時候，這個過程就會來得過早，就會影響到經濟的增長率。

　　我們最近的研究通過數據和計量經濟學方法主要回答兩個問題。第一，能不能看到房價影響工資的機制，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二，這樣的機制在中國的地區之間有沒有差異?的確是有，房價上漲和生活成本的上升進而影響到勞動力供給，最終傳導到工資上，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中國東部，並且這個機制也僅僅在2003年以後存在。

　　中國東部工資更快上漲，除了土地和房價因素以外，有沒有別的因素來影響?

　　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中國東部的人均GDP(或者勞動生產率)是不是上漲得更快?我們看東部相對於西部第二三產業人均產出的相對數，把東部的人均產出算出來去除以中西部人均產出。你可以看到，在2003年以後，中國東部的人均產出相對變得更低了，雖然它在絕對值上還是更高的，所以不能從人均GDP的角度解釋我剛才講的工資上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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