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鷹：電影《武訓傳》討論--建國後第一場「大批判」
（1） 五十五年前的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報》總編室上夜班，編第一版要聞，那天是星期日，沒有什麼要事，也不開每天下午四時例行的編前會。我就處理新華社白天發來的電訊稿，挑選晚上要發的新聞稿。忽然從一堆稿件中發現一份用電訊發來的當日《人民日報》社論，題目是《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厚厚一疊，字數很多。 我編一版要聞一年多以來，常收到新華社播發有關國內國際大事的《人民日報》社論，地方報紙必須轉載，但是《人民日報》為一部電影發社論卻是破天荒頭一回，不禁有點驚訝，趕緊細讀社論全文： 在發表楊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一文時，我們說希望因此引起對於電影《武訓傳》的進一步的討論。為什麼應當重視這個討論呢？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滿清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試看下面自從電影《武訓傳》放映以來，北京、天津、上海三個城市中報紙和刊物上所登載的歌頌《武訓傳》、歌頌武訓、或者雖然批評武訓的一個方面，仍然歌頌其他方面的論文的一個不完全的目錄： （以下是一份長長的名單，列有四十三篇文章題目、四十七位作者、發表報刊和日期，另有三本已出版的關於武訓的書，此處從略。）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麼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並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讚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我連讀了兩遍，一面讀，一面止不住心驚肉跳：這篇社論同以前在《人民日報》上讀到或者新華社作為電訊稿發出來的社論完全不同。那些關於抗美援朝、國際形勢的社論，可以使你情緒激昂，充滿自豪感；那些關於國內經濟建設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論，政策性指導性很強。但是這一篇社論，說的是一部電影，卻提得那麼高，那麼嚴厲，「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這些非常嚴峻的責問，哪裡是社論的口氣？點了那麼多作者的名字，那麼多文章的題目，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是不是因為《人民日報》是中央黨報，就可以用這樣的口氣寫社論？我越讀越糊塗，也越讀越緊張，不管懂不懂，理解不理解，反正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論，也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 社論一開始提到的楊耳文章，使我忽然想起前幾天《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當時只看題目，未看正文，就從報架上取下來看了一遍，這篇文章是轉載《文藝報》的，「編者按」明確而嚴厲地指出：「歌頌清朝末年的封建統治擁護者武訓，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電影《武訓傳》的放映，曾經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報紙刊物的廣泛評論。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最早發表的評論（其中包括不少共產黨員們寫的評論）全都是讚揚這部影片或者是讚揚武訓本人的，而且直到現在，對於武訓、《武訓傳》以及關於《武訓傳》的種種錯誤評論，也還沒有一篇有系統的、科學的批判文字。」 這個「編者按」措詞很厲害，上海話就是「很結棍」。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兩天讀了都還沒有引起重視，認為大概要批評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沒有想到其他。不料才過幾天，社論就出來了，而且更加嚴厲，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正想著，管夜班的副總編輯魏克明同志來上班了。沒等他坐下，我就告訴他新華社發來一篇《人民日報》重要社論，說著，趕緊將那一疊電訊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來，茶也來不及喝，煙也來不及抽，先仔細地讀了一遍。看完，對我微笑一下說：「這篇社論非同小可。我估計有幾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寫的。」我大吃一驚，我知道毛主席修改過《人民日報》社論，在戰爭年代用新華社名義寫過評論和通訊，但是親自為《人民日報》寫一篇有關電影的社論，卻是從未想到的。聽老魏的口氣，似乎很肯定。果然，他的估計很準確，不久，就聽說是毛主席親自寫了社論中除了一大批名單以外的段落。「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種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都有這篇社論，1977年4月，正式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就收入此文，注為「這是毛澤東同志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節錄」。
（2） 問題提得如此嚴重，如此尖銳：「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同一天《人民日報》第三版「黨的生活」專欄還發表了一篇專文，號召「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已將「討論」改為「批判」了），口氣同樣很嚴厲。報社編前會上，有人問報紙應該怎麼辦，要不要組織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著，說：《人民日報》怎麼宣傳我們就跟著辦，《武訓傳》是上海拍的電影，更要看市委的態度，不必忙。現在上海正忙著「三反」、「五反」運動，增產節約運動，捐獻抗美援朝的飛機大炮，要宣傳報道的東西很多，不要又開闢一個宣傳戰場。然而《武訓傳》這部電影畢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藝界特別是電影界立刻受到重大的衝擊，一時人心惶惶，不知所措。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市文化局長夏衍，正參加一個由林伯渠、沈鈞儒率領的友好代表團訪問蘇聯和民主德國，遠在歐洲。上海文藝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長於伶負責，他又兼電影廠廠長，自然首當其衝。5月21日上海各報一律轉載社論，當天晚上，組織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開會，重新放映《武訓傳》。放映之前，有關負責人黃源（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於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長）和戴伯韜（上海市教育局局長）三人先後發言，檢討自己過去對這部影片的錯誤態度。據於伶同志四十年後對我追敘，那一天他從早到晚處於緊張狀態中，連飯都顧不上吃，準備組織大家看電影，作檢討性發言，市委更決定要他以上海電影廠廠長身份寫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訓傳》討論會消息同時見報。一天之內趕一篇文章怎麼來得及？但又非寫不可。於是，那天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電影處樓下放映室看電影並且作自我批評的同時，在放映室樓上一間辦公室里，華東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馮定和原《解放日報》總編輯惲逸群兩位大手筆正伏案揮毫，趕寫一篇《展開對〈武訓傳〉的批評和討論》文章，署名於伶，當晚送到《解放日報》，同新聞一起在第二天見報，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領導機關向中央表一個態。 作為華東和上海文藝方面的主要領導人的夏衍，到6月下旬才從東歐訪問結束回國，自然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卷進狂飈的中心。據他四十年後所作《武訓傳事件始末》一文（見《夏衍全集》第十五卷《懶尋舊夢錄》附錄二）回憶：一回到北京，他的老戰友、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周揚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寫一篇關於《武訓傳》問題的檢討，夏衍不滿地說：拍《武訓傳》這件事，與我無關，一、崑崙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對孫瑜說過「武訓不足為訓」的話，劇本是後來中宣部通過的；二、對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沒有資助，貸款是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的，因此，不必由我來作檢討。周揚卻提醒他：你要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毛主席親筆改過兩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寫的，為此我作了檢討。周總理也因為事先沒有考慮到這部片子的反動性而一再表示過他有責任。加上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藝界的領導……你再想想除了《武訓傳》外，也還有一些問題，中央領導是有意見的，這樣一說，問題就清楚了，檢討文章是非寫不可的。 夏衍還說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來總理辭行，周總理在電話中就《武訓傳》的問題作了指示：關於《武訓傳》的事，我已和於伶通過電話，你回上海後，要找孫瑜和趙丹談談，告訴他們《人民日報》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認真學習，提高思想水平，這件事是從《武訓傳》開始的，但中央是對事不對人，所以這是一個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上海不要開鬥爭會、批判會。文化局可以邀請一些文化、電影界人士開兩次座談會，一定要說理，不要整人，要對事不對人，孫瑜、趙丹能作一些檢討當然好，但也不要勉強他們檢討。最後還說方便時可以把他的意見告訴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和宣傳部長舒同。回上海後，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開的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會上對《武訓傳》問題作了檢討，又把這次發言整理成文，寄給周揚，這就是《人民日報》1951年8月26日發表的《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工作》。發表前夕，周揚打來電話，說這篇文章送請毛主席看了，毛還親筆修改，有一段就是毛寫的。並說毛主席看了之後對他（周揚）說「檢討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以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陳毅從南京回到上海，他向夏衍、戴伯韜等文化教育界負責人明確表示：「這是一個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你們不要緊張。本來有不同意見各自寫文章商討就可以了。現在《人民日報》發了社論，文化部發了通知，這對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種壓力，特別是對留用人員，所以你們要掌握分寸，開一些小型座談會，不要開大會，更不要搞群眾運動。」他甚至強調：「你們可以公開說，這是陳毅的意見，也就是市委的意見。」他的表態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是一致的，是正確的態度，夏衍等同志根據他們的指示行動，就起了穩定人心的作用。上海只開了兩次一百人左右的會，沒有搞什麼「運動」，《武訓傳》電影主要攝製人員孫瑜、趙丹等，只在會上作了些自我批評，沒有受到太大的壓力。 1951年上半年，全國上下正處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三反」、「五反」各項政治運動的高潮中，人民群眾生氣勃勃，熱火朝天。這場突然從天而降的狂飈，雖然沒有攪得飛沙走石，天昏地暗，但是規模還是不小。《人民日報》從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七十天里，就連續發表批判文章、有關人士檢討、集會消息和讀者來信一百二十餘篇，聲勢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顯得非常突出，也樹立了一個模式，以後一二十年中歷次政治運動，報紙如何貫徹和宣傳，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製。它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巨大而深遠。不說別的，只以上海的電影為例，1950年到1951年生產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驟減為兩部。劇作者不敢寫，廠長不敢開拍，文化界形成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風氣，「拍片找麻煩，不拍保平安」。這還只是電影生產這一個方面，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影響要大得多。 批判《武訓傳》開始兩個月以後，《人民日報》從7月23日起連續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訓歷史調查記》。這篇全文四萬五千多字的調查，興師動眾，訪問了武訓家鄉一帶三個縣許多人，搜集了許多縣誌、賬冊等文字資料，但是實際上是先有結論再找材料，目的是證明《人民日報》社論完全正確，被調查的人只能順著調查者的話說，要什麼就說什麼的主觀主義的調查。毛澤東親筆作了多處修改才定稿見報。《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袁著有《武訓傳批判紀事》一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作了系統而詳盡的揭露，敘述了事實真相，此處不贅。調查記表明，調查組主要成員和執筆者為人民日報社袁水拍、中宣部鍾惦、文化部李進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進」最容易為讀者忽略，其實卻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當時任中宣部電影處處長，不知何故要冒稱文化部的人。中宣部那時在文藝處之外，有一個電影處（並無戲劇處、音樂處、文學處……），不久以後江青不當電影處長了，這個處也就撤銷。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說：「《武訓傳》事件之所以會驚動黨中央和毛澤東，這和江青的插手有關。孫瑜、鄭君里、趙丹這些人三十年代都在上海電影、戲劇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時期的歷史，這是江青的一種難以擺脫的心病。加上趙丹、鄭君里等人都是自由主義者，講話隨便，容易泄露她過去的秘密，所以《武訓傳》就成了打擊這些老夥伴的一個機會。這一次事件孫瑜、趙丹由於周恩來的保護而沒有整垮，但是江青對他們是不會甘心的。」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儘管「猶抱琵琶半遮面」，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此後二十多年的歷史證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問題就立即嚴重而且變質。她苦心經營十多年後，羽毛漸豐，野心漸露，有恃無恐，取得最高領導人的絕對信任，居然攫得操縱「文化大革命」的大權，於是興風作浪，舞劍揮刀，排演出長達十年之久、慘絕人寰的曠世大悲劇。
（3）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當時已有九十高齡的夏衍老人，針對《武訓傳》問題對此後中國文化教育界以至整個知識界產生深遠的負面作用，發了長長的、深深的感慨： 從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調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華東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傳、文教。所以我接觸最多的是知識分子，最使我感動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後來我被攻擊得最厲害的也就是我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我青年時代到過日本，解放後訪問過印度、緬甸、東南亞、東歐各國和古巴，就我親身經歷，直到現在我還以為世界上最愛國、最擁護共產黨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國，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國知識分子那樣真心實意地擁護中國共產黨，這就很不尋常了。十月革命之後，大批俄羅斯作家、藝術家跑到歐洲和美國。我記得很清楚，1951年我訪問民主德國，當時的總統皮克單獨接見我的時候，他就說：德國有最優秀的思想家、藝術家，但現在由於他們不了解共產黨，所以許多作家、演員還在西歐和美國，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到他們的祖國。我五十年代兩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況大概和德國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熱愛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會或單獨會見的時候，很少談到政治，幾乎沒有人敢談到當時的執政黨。在東歐，各國都有黨領導的文化部門，但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都不關心政治。在羅馬尼亞，有一位曾在中國讀過大學的文藝評論家公開對我說，作家的任務就是寫作，不寫作而去當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聲譽和地位。這一切都和中國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大作家如蒲寧、小托爾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員都跑到西歐和美國，連高爾基也在國外呆了十年。而中國呢，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當然，還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被美國人扣住了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不是經過艱難的鬥爭，而回到了祖國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有聲譽的專家、學者，如吳有訓、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錢鍾書、茅以升、馮德培，以及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台灣，堅守崗位，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他在文章結束處說：「寫到這裡，不免有一點兒感慨，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這場民族悲劇從五十年代初一直延續二三十年！那句「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結論性語句，從此幾乎成為某些領導人的基本思維定勢，也成為文化界人士頭上的一道緊箍咒，使他們時時處於提心弔膽的狀態，誰也不敢預測什麼時候又會突然來一場風暴。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條消息，標題是《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全文如下： 本報訊 記者畢全忠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9月5日在談到武訓這個有爭議歷史人物時說，武訓這個人物應該如何評價，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需要不抱任何成見加以重新研究。胡喬木是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談這個問題的。 胡喬木說：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經發生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4 同一天，新華社以同樣內容向全國發了通稿。電影《武訓傳》在「被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後，終於得到平反昭雪。話雖然說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搞錯了，是一場大冤案！這個事實再一次證明：凡是歪曲事實、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決定，遲早總是要平反昭雪、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的。魯迅早就說過：「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訓傳》批判起，從九天落下的狂飈，從此在中國知識界、文化人頭上，時松時緊，時高時低，時密時疏，連綿不斷，落了多少年，傷了多少人，誰能忘記？誰又能知道？ 走筆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作長篇講話的最後場面，他又一次強調要愛護文藝隊伍，忽然激動地站起來，舉起攥緊的拳頭，高聲說：「我們的黨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見《劇本創作座談會文集》第3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 會場上頓時響起長時間的春雷，人們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從內心湧出來的熱淚淌滿雙頰。二十多年過去，斯人斯語，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愴然於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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