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的三次變動與歷史 質變「臨界點」的出現(中)
四 追根溯源:造成戰後世界格局變動的內因
歷史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52,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蘇聯和美國是何等氣勢,而今蘇聯已成歷史,美國也天祚不再。何也?要認識其中的歷史必然性,就得認識蘇聯和美國霸權崛起的前提及其規定性。
(一)背叛十月革命原則,蘇聯走上社會帝國主義路線
1. 蘇聯從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
1917年,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勝利,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1936年,斯大林又帶領人民建成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斯大林在帶領蘇聯戰勝了德、日法西斯的同時,也在獲得勝利時滋長了沙文主義情緒,放棄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53,將社會主義兄弟國家視為蘇聯的衛星國,導致社會主義國家(比如南斯拉夫、中國等)與蘇聯的沙文主義產生分歧。
但是,沙文主義只是帝國意識的一種表現,其本身還不是帝國主義。斯大林去世後,蘇聯與美國的鬥爭從兩種制度的鬥爭轉化為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其沙文主義迅速向社會帝國主義轉變。1962年爆發的古巴導彈危機及其結果,「刺激了蘇聯軍方大規模發展軍事力量的決心和信念」並「促使赫魯曉夫政權垮台」。54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並在全球範圍對美國展開攻勢的同時,還武裝干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事務,陳兵於中國北方邊界向中國施壓,這時的蘇聯已背叛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全面放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國際主義原則,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為「社會帝國主義」55國家。列寧說:「『社會帝國主義者』,即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帝國主義者。」561974年2月25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談話時說:
這個世界上是有帝國主義存在,俄國也叫社會帝國主義,這種制度也就醞釀著戰爭。57
毛澤東曾批評赫魯曉夫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58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放棄十月革命的原則和列寧主義這個立國之本,蘇聯離亡國也就不遠了。
基辛格說:「可以說共產主義覆亡始於赫魯曉夫。」59
2. 卡特執政期間,「蘇聯強權無論在何處都能所向披靡」
美國中情局的研究人員梅爾文·古德曼認為:「勃列日涅夫與赫魯曉夫不同,他的政策不再是針對西方圍堵的防禦政策,而是帶有明顯帝國主義色調的對西方的挑戰。」60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蘇聯與美國的爭霸從地區轉向全球,其目標直奔海洋邊緣國家的心臟——印度洋。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訪問中國並於15日發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將於1972年訪華。與其對應,1971年8月8日至12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訪問印度,雙方簽訂了為期20年的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和平友好條約》;1977年3月,印度國會大選,人民黨德賽獲勝組閣。印度外交開始恢復不結盟特點。1980年1月,英·甘地再度執政。7月7日,印度宣布承認越南在柬埔寨扶持的韓桑林政權,這立即得到蘇聯的讚揚。
與南葉門和衣索比亞發展戰略合作關係是70年代蘇聯實現印度洋戰略的另一重要環節。如果說控制越南和印度意味著從東西兩面控制馬六甲海峽,而控制當時的南葉門和衣索比亞則意味著鉗住了西方經曼德海峽和亞丁灣北上波斯灣的咽喉要道。
1978年5月18日至22日,蘇聯國防部副部長兼海軍司令戈爾什科夫訪問南葉門,雙方簽訂了一項軍事協定,規定在亞丁港等地建立海空基地、無線電聯絡中心和氣象中心;一旦南葉門遭到外來侵略,蘇聯將給予援助。10月23日至25日,南葉門國家元首伊斯梅爾訪蘇,雙方簽訂了為期20年的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衣索比亞是第一個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的非洲國家。1974年2月,埃武裝部隊發動政變。1977年2月11日,門格斯圖任埃臨時軍事行動委員會主席,1978年,門格斯圖第四次訪蘇,雙方簽訂了為期20年的帶有軍事同盟色彩的埃蘇友好合作條約。
獲得在越南、印度、南葉門、衣索比亞等地區的戰略優勢後,蘇聯便開始向彼得大帝時開始俄國人一直追求的「進軍印度洋」戰略邁出最關鍵的一步,即出兵阿富汗。
1973年7月17日,達烏德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查希爾王朝,宣布成立阿富汗共和國,蘇聯第一個予以承認。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即共產黨)主席塔拉基政變上台,蘇聯立即予以承認,1979年9月14日,阿明先發制人,發動政變,擊斃塔拉基,自任總統兼總理。蘇阿關係迅速惡化。1979年12月27日晚,蘇聯軍隊開入阿富汗,對阿實行武裝佔領。喀布爾電台當晚宣布阿明已被擊斃,卡爾邁勒被任命為阿人民民主黨中央書記。1980年3月6日,阿內閣通過決議,要求蘇聯軍隊無限期留駐阿富汗。3月15日,阿外長多斯訪蘇,雙方就蘇聯軍隊「駐在阿富汗領土條件的實際問題」達成協議。4月4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批准所謂蘇阿政府關於蘇軍「暫時留駐」阿富汗的條約。在先頭部隊控制喀布爾之後,蘇軍4個師約5萬人隨即跨過邊界,從東、西兩路沿阿富汗境內的戰略公路長驅直入,在一周之內佔領和控制其他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幹線。
1979年對美國來說可是禍不單行。61除了蘇聯出兵阿富汗和越南大舉入侵柬埔寨外,伊朗於年初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美浪潮,親美的巴列維王朝倒台。霍梅尼於2月回國組閣,成立伊斯蘭共和國,美伊關係迅速惡化。至此,蘇聯在北印度洋地區精心編織的有利於蘇聯的從衣索比亞至南葉門到印度(繼而到越南)的戰略鏈環已鏈接完成。美國在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權鏈條的北翼徹底崩潰。這時蘇聯的軍事力量離霍爾木茲海峽僅距300英里的直線距離,再加上1978年底因伊朗停止石油出口而引發的至今仍令西方人恐怖的(第二次)石油危機,這對曾從事核潛艇技術研究並對世界政治具有牧師般情懷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說來,簡直是當頭棒喝。「卡特那句『他(勃列日涅夫)怎麼能這樣對我』所裹挾的怒火已經外溢到國安會,成為促使美國干涉阿富汗的驅動力,直到里根政府和凱西62登台亮相。」63美國史學家孔華潤寫道,「勃列日涅夫認為,美國由於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醜聞而遭到削弱,而且由一位優柔寡斷和懵懂無知的總統領導著,此時此刻正是蘇聯加緊謀取優勢的大好機會」;卡特執政期間,「蘇聯強權無論在何處都能所向披靡。蘇聯政治局成員們躊躇滿志,認為不需要再出台什麼新方針了」 64。當時蘇聯攻勢不知節制,差點將美國趕出印度洋。孔華潤說:「這件事想起來都讓人後怕。」65
1981年,里根就任美國第49屆總統。里根一改前任卡特總統的忍讓路線,決定「重振國威」,推行以「實力求和平」的政策,此後,不管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如何——甚至用自我解體方式——顯示「善意」,美國都不再手下留情。以色列情報官員戴維·阿爾貝爾(David Arbel)與蘭·埃德利(Ran Edelist)在其合著的《西方情報機構與蘇聯解體——未能撼動世界的十年(1980~1990)》一書中寫道:
從1985年開始,蘇聯開始表現出與西方國家合作反恐的意願。但是西方並不相信蘇聯。中情局和其他政府機構對蘇聯的主動示好冷面相待,繼續把蘇聯與國際恐怖活動掛鉤。然而,1989年6月底,美蘇第一次把國際反恐的合作提上了議程。只有在1990~1991年期間,也就是蘇聯崩潰的前一年,蘇聯才被視作反恐戰爭的搭檔。在蘇聯共產主義政府存在的最後幾個月里,它終於通過了「入學考試」。也只有在蘇聯滅亡的跡象愈加清晰時,美國才準備接受蘇聯為反恐夥伴。66
蘇聯解體後,美國留給俄國人的竟是北約東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1999年),竟是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的簽訂和美國部署「美國國家導彈防禦系統」(TMD)計劃,以及新世紀初美國出兵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失去中國後的蘇聯,就像一個千夫所指的大漢,終落了個「土崩瓦解的下場」。基辛格總結說:
這傲慢的帝國主義有一致命的缺陷,蘇聯的領袖一路推進下來竟然失去了均衡感,過分高估了蘇聯制度鞏固軍事與經濟成果的能力,忘記自己是站在非常薄弱的基礎上,向所有其他大國挑戰。蘇聯不自量力,率性而為,終於把僵滯的局面變成了土崩瓦解的下場。67
即將跨過21世紀門坎的蘇聯人,卻在阿富汗輸掉了20世紀,就像剛踏入20世紀的俄國人曾在阿富汗失去了19世紀一樣。
3.社會帝國主義外交使蘇聯眾叛親離
(1)中蘇破裂 1959年初,蘇共「二十一大」召開,赫魯曉夫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於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9月,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赫魯曉夫希望中國配合他設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國不從,兩黨兩國關係由此惡化。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1961年,正值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蘇聯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此後中印關係全面惡化。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蘇美對中國壓力的層層加碼終於有了明確的結果: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1964年10月11日,赫魯曉夫下台。此後,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駐軍激增近百萬,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壓力,中國針對蘇聯全面備戰。8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了《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領導小組,次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動員令,提出要「準備打仗」。1967年到1969年初中蘇雙方在邊界上不斷發生巡邏隊衝突,1969年3月中方在珍寶島組織進行自衛反擊戰。1969年9月23、29日,中國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和氫彈試爆成功。
(2)蘇聯與東歐國家關係惡化 在歐亞大陸的西端,東歐國家與蘇聯產生的離心傾向加強,比如1948年蘇聯與南斯拉夫黨和國家之間發生爭執與衝突。1956年在波蘭和匈牙利發生的群眾走上街頭抗議,抗議活動演變成為當局無法控制的動亂,最終導致蘇聯出兵逼迫波蘭政府立即中止動亂;而在匈牙利,蘇軍則以17個師的兵力向布達佩斯發動了軍事行動,迅速地控制了匈牙利全境,平息了事態的惡化。但是,帝國的動蕩並未在波蘭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經過短暫停頓後進一步從帝國的邊緣向中心推進。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脫離蘇聯的運動。在共產黨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領導下的捷克斯洛伐克60年代下半葉越來越顯示出強烈的脫離蘇聯的獨立傾向,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儘管杜布切克的「改革」並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樣激烈,但蘇聯依然將這視為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8月20日深夜,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武裝進入捷克,為時半年的動蕩才被平息。東歐國家的脫離蘇聯的傾向最終演變為1980年至1981年的波蘭工人大規模的抗議罷工運動。但總的說來,這些離心傾向對蘇聯的影響並不像中國那樣深刻有力,在1991年蘇聯解體前,東歐國家總體上沒有擺脫蘇聯衛星國的地位。
(3)中美和解與蘇聯帝國解體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這種「東邊日出西邊雨」的形勢說明處於大陸中心地帶的東方陣營和處于海洋邊緣地帶的西方陣營與其中心國家蘇聯和美國的關係均出現鬆動。隨著蘇聯外交中的社會帝國主義色彩愈演愈烈,蘇聯對中國的高壓持續增強。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兩黨、兩國交惡之後,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不時製造挑釁事件,1969年初屢次侵犯中國東北,中國對此實行堅決的反擊。
結果,蘇聯最終在亞洲壓出了一個對它具有災難性的變局,即將正在尋求合作力量的中國和美國推向一起。「尼克松因國內為越戰而分裂,大為震駭,遂認為事先表現出有極大誠意求取和平,是為阻止蘇聯進一步擴張不得不採取對抗作法時之先決條件。」68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與毛澤東在瞬間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5月,中美雙方分別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必須說明的是,1972年中美握手並不是兩國在發展道路上的合併,更不是兩國立國原則的融合,對中國而言,它只不過是一次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作的另一次「布列斯特」69式的策略性妥協,在蘇聯轉向社會帝國主義並向中國施壓時,作出這種暫時妥協是列寧主義允許的。要知道,1973年和1974年,蘇聯甚至曾兩次向尼克松建議「美國和蘇聯成立對付中共的准結盟關係」70。列寧說:「如果英法軍隊對俄國的進攻需要我和德帝國主義強盜締結這樣的『協議』,我將毫不遲疑地這樣做。」71
中國與海洋邊緣國家聯手後,蘇聯的衰落和解體的結局就難以避免了——與此同理,今天美國霸權主義政策逼著中國再次倒向俄羅斯,作為帝國的美國的衰落結局也是難以避免的。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葉利欽。12月25日晚,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地。這天正是聖誕節。次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宣告解體。蘇聯從現實和法律上不再存在。基辛格說:
美國的國際地位似乎淪落到無以復加的最低點時,共產主義卻開始解體。在1980年代初,有一度共產主義似乎要席捲擋在面前的一切;可是,不旋踵即風水輪流轉,共產主義開始自我毀滅。不到十年,東歐附庸衛星國家解體,蘇維埃帝國土崩瓦解,幾乎把彼得大帝以來俄羅斯侵吞之所有權益,全都吐出來。從來沒有一個世界強權未經交戰失利,就如此迅速、徹底四分五裂。
蘇聯帝國的覆亡,部分是因為其本身歷史誘使她堅定不移地走上過度擴張之途。72
基辛格說得還有點繞,本質上說,蘇聯的垮台,主要原因是背叛了十月革命原則,背叛列寧主義。用帝國主義擴張的方式與帝國主義「競爭」的結果必然還是帝國主義,不同的只是蘇聯搞的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帝國主義者」73,這就是列寧痛斥的「社會帝國主義」。列寧主義與帝國主義是格格不入的,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74。
(二)濤聲依舊,美國又在重複著蘇聯帝國的故事
不幸的是,後來的美國對蘇聯解體原因的認識並沒達到基辛格的深度,蘇聯解體後美國政治家們陷入「不戰而勝」的狂喜之中,並手持著蘇聯時期的「舊船票」,沿著昨天蘇聯的路線,以更為傲慢的態度登上那艘曾將蘇聯送上末途的「客船」。要理解這一點,得從石油美元說起。
1.石油美元是美國衰落的元兇
「尼克松是西奧多·羅斯福以來,第一位以國家利益為號召執行外交政策的美國總統。」75尼克松為美利堅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貢獻,是成功說服華爾街同意美國擺脫越戰並與中國修好;但他為此付出的「交易成本」即代價也是巨大的,對美利堅民族而言也許是致命的:他宣布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而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以此使依附於美元之上的華爾街的資產增值。於是,原來可以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哪怕是軍工產品,徑直變成了脫離國民勞動且遠離本土的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這樣,美元的堅挺就要靠國際大宗消費品石油的採購以美元結算及由此造成的世界對美元的短缺性需求來保證。從勞動形態上說,今後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國民勞動而是旨在保證石油採購的美元結算的國家對外戰爭。由於美國的發展重心從國民勞動移至美元的世界需求上,其結果美國政府就從美利堅民族的政府異化為給華爾街「打工」並任由「財政懸崖」擺布的買辦集團。
美國對世界石油控制的關鍵是確保石油標價和結算只能使用美元。由此美元從黃金本位被推到石油本位,支撐美元的基礎從本國產品轉移到中東石油。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尼克松之後的美國外交日益向中東集結以及石油價格在幾十年間迅速嚴重偏離其價值的原因。
尼克松之後,美國外交的重點是要保證國際石油採購以美元結算,而對於那些不願以美元而以其他幣種進行石油結算的國家,美國不惜用軍事手段予以懲罰。就這樣,石油美元使美國從一個依靠實體生產的國家異化為一個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國家。由此產生的必然邏輯就是:石油美元的動搖,如沒有其他浮財及時補償的話,就是美國的動搖。如下圖76所示
美元指數是綜合反映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的匯率情況的指標,用來衡量美元對一攬子貨幣的匯率變化程度。它通過計算美元和對選定的一攬子貨幣的綜合的變化率,來衡量美元的強弱程度,從而間接反映美國的出口競爭能力和進口成本的變動情況。由上圖我們看到,從1971年石油美元問世至2014年,美元指數經歷了1978年、1992年和2008年三個低谷和1985年和2000年兩個高峰。第一個美元高峰的出現有賴於英國撒切爾、美國里根推行的以長期大量赤字刺激經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特別是亞洲出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及由此出現的幾乎以天文數字增長的美元需求增長的推動,這一高峰至1987年後下落,經幾次小幅反彈,至1992年跌到低谷。而挽救這次美元低谷的是蘇聯解體。蘇聯積累了半個多世紀的國民財富以及1997年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財富在亞洲金融風暴中的巨大流失瞬間成為挽救美元的「浮財」。
浮財挽救了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但沒有挽救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這時「美國生產」依靠的不再是國民勞動而是對外戰爭,「美國製造」的不再是民生產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價證券;昔日以工業托拉斯為主導的華盛頓的美國蛻化為以金融資本為主導的華爾街的美國;美國由以往以實體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不自覺地滑入一個以消費為主業的寄生性的社會結構,美國人民日益喪失了生產能力,而深陷於古羅馬式的墮落之中。從1990年到2011年20年里,美國實體經濟空心化程度大幅提升。如下表所示:
我們看到,從1990年至2011年20年里,美國第一產業即農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從0.16%下降到-8.4%,第二產業即工業從0.05%上升至19.4%,第三產業從1.05%飆升竟至89%。我們再來看這二十年里美國三產的產值構成變化。如下表所示:
我們看到從1990年至2011年間,美國第一產業在GDP總產值中的比重從2.1%下降至1.2%,第二產業比重從28%下降至20%;而第三產業從69.9%飆升至78.8%。這說明,支撐美國經濟的因素已不在國內生產,而在美國用槍杆子支撐的石油美元。只要美元堅挺,美國人民不用勞動而只印美元就可以得到來自全世界的產品。美元就是美國製造並銷售到全世界的「商品」。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種浮財至2000年普京上台而終止,更為危險的是,1999年誕生的歐元動搖了石油美元的絕對地位。「2000年3月以來納斯達克指數大幅地下挫,以及美國經濟由持續高漲轉入低迷狀態」77。為了挽救美元危機,美國以「911」反恐為借口,揮師中東,企圖從中東助推石油美元。結果陷入中東沼澤不能自拔。2008年,美元指數跌至從1971年以來的最低谷,這一年,美國政府宣布從伊拉克撤軍。失去中東,石油美元就失去了基礎。
一般來說,主權國家的不動產是國家貨幣價值的承擔者,在此之上的勞動產品的價值是其貨幣增值的前提。美國曾主要以軍事工業生產提升美元的價值,但與世界石油比,美國軍工這時畢竟還是國民勞動的產品。尼克松將美元直接與世界石油掛鉤,美元在軍工之外又多了世界石油這個新支柱。這樣,美國金融集團便有了雙輪滾動出的利潤:軍事勝利既拉動了軍工又保證了國際石油以美元結算,美元結算造成美元堅挺;美元堅挺又有助於軍事持續勝利並反作用於美元的堅挺地位。尼克松之後,石油在世界經濟中就成了保障美元堅挺的槓桿。如下圖78所示:
從上圖呈現的原油和美國的指數變動的曲線中,我們看到幾乎所有美元指數下落都是從原油價格的上升中得到補償的。而近三十年間石油價格的峰值恰恰就出現在美元指數變動曲線的最低谷,這說明,原油價格上揚並不是國際需求的結果,而是美元的政治需要:通過石油提價造成美元的國際短缺,並由此推動美元的國際需求。似乎是美元的迴光返照,2008年,當石油價格被推到接近不合常理的160美元一桶的價位時,迅速回落跌至40元/桶的價位。此後石油價位與美元指數在2008年前後形成鮮明對比:2008年前,石油價格低位運行,美元強勢有力;此後,石油價格高位運行,美元疲軟乏力。這說明,石油已不能成為拯救美元的工具。這是因為,要保證石油為美元托底的作用,其前提就是美國為控制世界富油區而進行的戰爭必須持續不斷的勝利,2008年美國宣布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同時也意味著石油——本質上是軍事力量——為美元托底的作用失效。
石油美元的衰落直接影響到華爾街的資本財團的收益及競爭力。據報道79:亞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視為可以為其手續費收入帶來巨大提振的寶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經被中資投行所主導。研究機構Dealogic的數據顯示,2016年中資投行已經將亞洲併購和融資交易諮詢費用的60%收入囊中,這一比例也創下紀錄水平。沒有一家美國或歐洲投行在亞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的交易活動)排名榜上擠入前六。
「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為可以說明西方投行在亞洲市場的發展前景如何黯淡下來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國及亞洲新興經濟體開展業務的投行中,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這家投行連前10名也進不了;與前幾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亞洲收益和份額均大幅縮水。如下圖80所示:
摩根大通投行主管Daniel Pinto在紐約舉行的年度投資者會議上表示,2016年一季度債券和權益資本市場承銷業務帶來的收益下滑,可能拖累收入下滑25%。高盛分析師Richard Ramsden表示,預期華爾街第一季度資本市場整體收入同比下滑15%,為近年來最差開年。摩根大通和高盛去年分列全球收入排名第一、第二位。標普500指數今年以來累計下跌13%,道指今年以來累計下跌6%。令人擔憂的是,摩根大通對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風險敞口已經高達440億美元,近期該行屢次提高貸款損失準備金。據美國財經網,該行貸款損失準備金已經從一月的8900萬美元增加至13億美元。81
與此相應,目前中資投行從西方投行手中奪取業務的勢頭愈發強勁,主要是因為中資投行能夠為交易提供巨額貸款。
亞洲市場競爭激烈,亞洲地區每年的投行排名變化要比美國市場大得多。在美國,高盛等一些大投行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奧緯諮詢(Oliver Wyman)駐新加坡的合伙人Claudio Lago de Lanzos稱,全球銀行業最關心的是今年來自中國客戶的交易活動量,而中國客戶往往會選擇中資投行來進行合作。據Dealogic提供的數據,今年迄今為止,中資發行方在亞洲股票資本市場中佔比高達83%,高於一年前的72%。82
顯然,目前及今後相當長時期內,美國華爾街感受到了其利益在亞洲受到強有力的競爭——競爭力主要來自社會主義中國,如果聯想1991年撒切爾在休斯敦的那篇講話——那時歐洲經濟面臨的主要是社會主義蘇聯的強有力的競爭,那今後美國的對華政策走向就可知一二,改用撒切爾的話說就是:必須採取行動,削弱中國經濟,用非常手段為中國「製造其內部問題」 。83
2.戰爭成了美國國家財政增長的「推土機」
2015年4月17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年會在華盛頓召開。二十國集團的財長和央行行長也將舉行會晤。《紐約時報》發文感嘆「美國的盟友都被亞投行誘惑」,稱「在全球經濟盛會上,美國領導地位日顯衰落」,文章認為,由於美國兩黨長時間的內耗、奧巴馬的有心無力、分裂政府的機能失效、國家缺乏充足的資源在全球部署經濟力量,「美國正在從國際舞台的中心撤退」。84
現在回頭來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國的同時卻又更深地傷害了美國:他使人民離勞動更遠,離戰場更近;為華爾街國際資本而不是為美利堅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國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美國國民的「生存方式」。將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不放在國內產品而是放在海外石油,這等於將美國的安全基點從本土移至中東,這樣,華爾街國際財團就將超負荷的國防任務強加於美利堅民族並使之自越南戰爭後再次透支了它的國力。2007~2009年間,美國國防支出佔美國聯邦財政總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軍費支出卻占國防支出的96%左右85,國防支出基本沒有「浪費」,都用于軍費了。其間的關係是,國家財政依賴華爾街金融,華爾街金融依賴軍工和能源的擴張;軍工能源擴張又必須以對外戰爭拉動,戰爭勝利再反哺財政。戰爭成了國家財政增長的「推土機」,而成本越來越高的戰爭又進一步透支了國家財政並對華爾街金融產生日益嚴重的依賴。如此惡性循環,致使美國發生了迄今尚不見盡頭的危機,而危機又恰恰以戰爭的失敗或難以為繼為先導。
帝國主義就是戰爭。19世紀中葉,歐洲出現經濟政治危機,歐洲人來到遠東,用大炮打開中國和印度市場,中國和印度的殖民化為西歐釋放的巨量浮財使歐洲渡過難關並進入了所謂的「維多利亞時代」。20世紀末,蘇聯解體又為處於低迷的美元注入浮財,這使美國經濟轉入「持續高增長」86的階段。同樣的道理,如果今天的美國不能找到像蘇聯解體那樣的巨額浮財,美國從而美元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還是很快的。恩格斯在分析古羅馬衰落的原因時說:
奴隸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滅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隸制卻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視自由民的生產勞動。在這裡羅馬世界就陷入了絕境:奴隸制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勞動卻在道德上受鄙視。前者已經不能再作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後者是還不能成為這種形式。只有一次徹底革命才能擺脫這種絕境。87
列寧說:
帝國主義就是貨幣資本大量積聚於少數國家,其數額,如我們看到的,分別達到1000-1500億法郎(有價證券)。於是,以「剪息票」為生,根本不參與任何企業經營,終日遊手好閒的食利者階級,確切些說,食利者階層,就大大地增長起來。帝國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基礎之一——資本輸出,更加使食利者階層完完全全脫離了生產,給那種靠剝削幾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的勞動為生的整個國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88
今天的美國同樣陷入羅馬帝國自己編織的悖論之中,即不管勞動還是不勞動,這在美國都「不再作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那麼,如果沒有其他像蘇聯垮台那樣的國際「浮財」挽救,美國除了革命,還會有其他出路嗎?沒有。稍有區別的只是,目前白宮政府急需「浮財」,而美國人民則急需革命。現在美國白宮正在與人民「賽跑」。
3. 中美競爭的本質是制度之爭
(1)「亞太再平衡」是痴人說夢
「縱觀世界歷史,依靠武力對外侵略擴張最終都是要失敗的。這就是歷史規律。」89腎虛火大,是今日診斷美國病的「臨床表現」。自「911」之後,戰爭再次成為美國白宮的選項。從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至21世紀初的阿富汗、伊拉克的所謂「反恐行動」,美國已與俄羅斯結下血仇。2011年始,美國又開始「戰略東移」,要實現「亞太再平衡」,目標直指中國。2016年9月29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發表講話,稱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已進入了第三階段,將繼續提升和穩固美軍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優勢。卡特在講話中稱,美國將會把更多最先進的武器裝備派往亞太地區,包括F-35第五代戰鬥機、P-8型反潛偵察機和升級版的弗吉尼亞級核潛艇,並大力發展新一代戰略轟炸機、無人駕駛潛水裝置以及太空和網路新技術。他還說,美軍掌握了一些人們料想不到的新武器,並會投放亞太地區使用。90
「再平衡」?那要看在哪平衡。實施戰略平衡政策要有歐洲那樣的有對等實力平行存在的地緣政治環境。亞太地區與歐洲不同,在俄羅斯沒有來到遠東之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不對稱存在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今天若沒有俄羅斯參與,千里迢迢來到遠東聲稱要搞「再平衡」,這無異於唐·吉訶德先生挑戰大風車,若不是痴人說夢,那也是天方夜譚。況且,在俄國舊恨未消的情況下,美國又與中國產生新怨,1-2=-1,這樣的結果,婦孺皆知。
(2)中美競爭的本質是制度之爭
生產關係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已是目前美國全部問題的癥結,中美競爭的本質是制度之爭。
中國在亞洲的市場份額的不斷提升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遠高於美國的實體經濟和為這種經濟提供支持的社會主義制度。如《美國和中國三次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2000~2013)》《美國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產業構成(2000~2013)》兩表所示:
我們看到,在從1990年至2013年年間,美國第一、第二產業的貢獻率遠低於中國,唯獨第三產業在這十多年間均高出中國1倍有餘。在總產值的產業構成方面,從1980年至2013年間,美國第一產業高於中國;第二產業,自1980年略高於2個百分點,但自2000年後,中國則超過美國;第三產業1980年中國高於美國近4個百分點,可自2000年後,美國則大幅超過中國近1倍。如果給美國經濟開出診斷處方,那就是腎虛脾弱,身體機能處理不了過多「營養」,導致體形肥胖,身感無力。與美國比較,中國具有更強的和可持續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超強競爭力產生的基礎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在中國,有祖國的產業資金和資本隸屬並服務於勞動者國家,銀行在國家手中;而在美國,有祖國的工業資本隸屬並服務於沒有祖國的國際金融財團。20世紀初的德國經濟學家魯·希法亭91在《金融資本——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研究》中說:
產業對銀行的依賴,是財產關係的結果。產業資本的一個不斷增長的部分不屬於使用它的產業資本家了。他們只有通過代表同他們相對立的所有者銀行,才能獲得對資本的支配。92
而21世紀初的情況則是,已不是產業資本,而是代表產業資本的國家,「只有通過代表同他們相對立的所有者銀行」才能獲得對國家權力的支配。在當今美國,國家權力已從產業資本家手中移至金融資本家手中了。有祖國的白宮成了沒有祖國的華爾街家族手中的變幻金融戲法的工具。其隨時可能被拋棄的結果可想而知。
因此,在中美這場較量中,中美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制度之爭,美國當前競爭力的衰落本質上還是制度競爭力的衰落。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說就是:
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93
(3)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之於世界進步的時代意義
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對21世紀世界正義與和平最大貢獻,這是因為,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21世紀已不是一般的產業資本家階級,而是金融資本家階級。這個階級的前身就是已存於人類早期並對人類社會具有瓦解作用的高利貸階層(由於它不依賴實體經濟,故稱之為「階層」)。如果當代中國也像蘇聯那樣倒在金融資本的腳下,其結果必然導致帝國主義更加腐朽和反動,世界更加黑暗。早在一百多年前,約·阿·霍布森在《帝國主義》(倫敦,1902年版)一書中就中國的成敗對於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有深刻的分析,他認為中國失敗的前景將是:
一旦中國受這種金融家、「投資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業方面的職員的經濟控制,使他們能從這個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潛在富源汲取利潤,以便在歐洲消費,這套方式將會擴展到怎樣巨大的程度。
到那時,西歐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和性質,都將同現在有些國家的部分地區,如英格蘭南部、里夫耶拉以及義大利和瑞士那些遊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樣,也會有極少數從遠東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貴族,連同一批人數稍多的家臣和商人,為數更多的家僕以及從事運輸和易腐壞產品最後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幹工業部門就會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會作為貢品由亞非兩洲源源而來。
西方國家更廣泛的同盟,即歐洲大國聯邦向我們展示的前途就是,這個聯邦不僅不會推進全世界的文明事業,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險。94
在這裡,我們只要將引文中的「歐洲」改成「美國」,今天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之於世界進步的時代意義便一目了然。
(4)升級後的美國對華戰略的可能走勢
同樣,在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矛盾時也必須說明,當資本主義國家無法戰勝社會主義國家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就會激化。列寧說:「資本家瓜分世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心腸特別狠毒,而是因為集中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使他們不得不走上這條獲取利潤的道路;而且他們是『按資本』、『按實力』來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95斯大林曾隨列寧在俄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最終贏得戰爭勝利的大戰略家,只有這樣經歷的人才能對資本主義戰爭性質有深刻的認識。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說:
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願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96
斯大林解釋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從理論上講來,這當然是對的。這不僅在現時、在目前是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也是對的。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們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究不是從對蘇聯作戰開始,而是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開始的。」對此,斯大林解釋說:「因為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所提出的問題,只是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優勢的問題,而對蘇聯作戰所一定要提出的問題,卻是資本主義本身存亡的問題。」97
斯大林的判斷在尼克松時期的美國外交中得到再次驗證。對於今天的美國對華戰略而言,在其不能通過「製造內部問題」擊倒中國時,在西方內部「取得優勢」應是今後美國外交的優先選擇。歐洲統一進程在英國脫歐後出現的逆轉,則為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羅斯福式」以及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式」的外交選擇提供了條件。
但出現這一前景是有前提的,這就是中國不倒——「中國不倒」的含義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世紀40年代,歐洲出現危機,馬克思預測歐洲革命將推翻資本主義,為此寫了《共產黨宣言》,宣稱:「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98但結果是因歐洲在東方打敗了中國和印度,隨之而來的是這兩個東方富國的財富流向並挽救了歐洲。歐洲隨後便出現了所謂的「維多利亞時代」。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出現嚴重經濟危機,英、法、美想將西方內部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機引向東方蘇聯。為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遲遲不開闢第二戰場,想坐收漁利,結果是在斯大林格勒、庫爾斯科戰役勝利、希特勒敗局已定之後,羅斯福迅速選擇蘇聯為盟友,調頭瓜分了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家產」——這是雅爾塔體系的實質。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擴大了侵越戰爭,國際收支進一步惡化,1968年3月爆發美元危機。在半個多月中,美國的黃金儲備就流失了14億多美元,3月14日一天當中,倫敦黃金市場的成交量達350~400噸的破紀錄數字。由此迫使黃金美元轉為石油美元。蘇聯利用這次危機與美國展開全球性的爭霸,美國國力不支,這迫使尼克松放棄敵對中國的政策。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不滿西方國家支持以色列對西方採取石油禁運,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深刻地動搖了剛建立不久的石油美元的基礎。此時蘇聯在全球範圍已對美國形成相對優勢,這又促使美國與中國建交,恢復全面外交關係。此後美元因中國及亞洲「四小龍」加入世界市場導致美元前所未有地大幅升值。80年代後期,美國高峰過去,至88年迅速下落,美國便推動中國內亂,在中國不成功後便轉向蘇聯並促成蘇聯解體,與19世紀西方炮艦打開中國和印度的國門挽救了歐洲危機一樣,20世紀末西方搞倒東歐和蘇聯造成大量浮財西流,美元迎來了戰後第二個巔峰。2000年,普京當選俄羅斯總統,來自俄國的浮財中斷,美元指數持續下跌,美國再次揮師中東,結果美國聯同美元被戰爭拖垮,現在美國又掉頭「戰略東移」,要從中國打些浮財,其結果將會如何呢?結果只能與斯大林格勒戰役勝利的形勢相似,如果中國頂住,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就會拋棄美國向中國靠攏,那時,包括英國在內的整個歐洲就會以羅斯福之道還美國之身,對美國「請君入甕」99,在遠東聯手中國,在歐洲聯手俄羅斯,以圖重新恢復歐洲人「百年復興」100的夢想;反之,中國將再次面臨新「八國聯軍」 來中國「分羹」101世界又重新回到金融資本統治下的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五 世界地緣政治結構中的中國角色及其經驗
(一)準確地把握中國在世界均勢中的作用
那麼,能不能說中國在當代世界政治中具有穩定戰略平衡的作用呢?
不,還不能這樣說,這是因為中國缺乏像陸權大國和海權大國那樣可以從容迴旋的地緣政治條件。如果將世界分為大陸中心與海洋邊緣合二為一的結構,那麼,在其中能對世界戰略平衡起到托底作用的目前還只能是俄羅斯和美國。
1.辯證地認識俄羅斯地緣政治的優勢
蘇聯時期,其國土由多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總面積是中國的的兩倍還要多,即使蘇聯解體後,俄國陸地面積仍是中國的近兩倍,有巨大的戰略迂迴空間,北部又基本沒有來自地緣政治壓力。美國東西兩面有大西洋和太平洋兩洋環繞,強大的海軍使美國在其西面的有效邊界推至位於太平洋的東經180°,這使美國與俄國一樣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巨大戰略施展和迴旋的絕對空間,同樣也使俄國和美國(此前是英國)北南相向,一陸一海,在近現代史中竟成了穩定世界天平的托底的砝碼:拿破崙戰爭後的維也納體系是英國和俄國共建的結果,維繫時間近一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了以英國為主導的凡爾賽和平體系,這時沙俄帝國瓦解,這個體系維繫的時間最短,只有2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雅爾塔和平體系,是蘇聯與美國共建的結果,其間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迅速肩負起大國的責任,這個體系從1945年延續至今,已有七十多年。
俄羅斯巨大的版圖和高緯度寒冷氣候使世界上沒有一個甚至數個國家能夠對其實行有效的軍事佔領。而巨大的資源儲量使俄羅斯幾乎等於獲得了上帝的支持,有了「上帝」的支持,也就有了希臘神話中「安泰」(Antaeus)102式的防禦力量。法國和德國的地緣政治條件類似中國但——由於他們之間的相互牽制——不如中國。19世紀初拿破崙對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地位沒有清醒的認識,1812年「拿破崙覺得來到俄國無異於置身位於亞洲和北極圈內的西班牙,只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更難對付而已」103。沙俄皇帝亞歷山大一世讓法國使者轉告拿破崙:「我國幅員遼闊,我們將保持一支組織良好的軍隊……我不會首先舉劍挑釁,但我將最後一個插劍入鞘……如果戰事的發展對我不利……則我寧可退至堪察加,也不在首都簽署割讓我國省份的條約,況且這種條約也只能換取暫時的休戰。法國人是英勇的,但是長期的軍旅生活之苦和惡劣的氣候也會使他們厭倦和氣餒。我國的氣候,我國的嚴冬將代替我們作戰。」他舉手指向地圖說:「如果拿破崙發動戰爭,而且命運也對他微笑,而不顧俄國人的事業是正義的,那他也必須來到白令海峽才能簽署和約。」104麥金德評論拿破崙說:「在亞眠條約之後他本可能享受持久的和平,但是他偏要繼續備戰。到最後他不得不遭到莫斯科大敗,就像一個賺大錢的人要做過頭,結果破產。」105
俾斯麥對俄國的地緣政治優勢認識得更清楚,他告誡德國:「這個摧毀不了的帝國……即使在吃了敗仗之後,也仍然會是我們天然的和充滿著仇恨的敵人,正如今天西方的法國一樣。」106
有了拿破崙的經驗,希特勒就對蘇聯有了些敬畏感。1941年就在希特勒下令進攻蘇聯前數小時,他對屬下說:「我覺得自己好像正推開一扇門,裡面一片漆黑,以前從未見過,一點都不知道門後會出現什麼。」107但他畢竟不是俾斯麥,最終經不住誘惑還是重蹈了拿破崙失敗的舊路:入侵蘇聯。
正是由於俄羅斯無與倫比的廣大陸地版圖的地緣政治特點,俄羅斯人在每次重大的地區性乃至世界戰爭中——如果能像安泰那樣身不離(俄羅斯)大地——最終都會反敗為勝並在世界大戰中成為決定世界政治的天平。莫洛托夫為此慶幸,他說「上帝給俄羅斯安排得真周到,我們還有個西伯利亞」「這片土地在許多情況下都幫助了我們」,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沒有西伯利亞,德國沒有西伯利亞,所以他們的事就和我們不一樣了」。108拿破崙失敗並被流放到聖赫勒拿島後也承認1812年入侵俄國是一個最致命的錯誤。他說:
這場與俄國進行的致命的戰爭,我是由於誤會才投入這場戰爭的,這可怕的、嚴酷的自然環境,吞食了整個軍隊……隨後,全世界都起來反對我!109
大概也是汲取德法歷史上這些教訓,2015年2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拋開英國和美國徑直到莫斯科與普京商談烏克蘭問題,而不是像拿破崙和希特勒那樣用軍事手段與俄羅斯爭奪歐洲利益。
但是,大版圖給俄羅斯帶來超強的生存能力的同時,也大大削弱了俄羅斯的擴張從而帝國控制的能力。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1856年)、俄國與日本爭奪遠東霸權戰爭的失敗(1905年)、斯大林在朝鮮戰爭中的失算、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退讓、勃列日涅夫在阿富汗的失敗以及這些失敗給俄羅斯人帶來的蘇聯解體等後果,均證明這樣一個與西方「馬太效應」110不符,而與東方老子「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哲理相合的規律,即俄羅斯的擴張能力基本為其巨大的版圖所銷蝕,其國家擴張能力的極限大體與其國家版圖相吻合。在這個規律下,俄羅斯國家版圖與其擴張能力正好成負相關的關係,即俄羅斯的擴張因其巨大的國家版圖而不堪一擊,而大版圖又使俄羅斯人的自衛即守土能力堅如磐石。
通過閱讀歷史,我們不能不注意俄羅斯人的所有擴張攻勢幾乎都是嘗試性的,一旦決心實戰,其結果要麼是俄羅斯人的退縮,要麼是俄羅斯國家的災難:沙皇帝國崩潰的引線點燃於1905年的對馬海峽,引爆於1914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斯大林帝國崩潰的引線點燃於1953年的朝鮮半島,引爆於1979年的阿富汗戰場。勃列日涅夫時期對阿富汗的入侵是俄羅斯國家擴張歷史中力度最大的一次,其結果也是最慘的一次。如果說,1856年俄國在克里米亞的慘敗可以在對空曠的遠東的征服中得以補償,並使俄國得以延續半個世紀;那麼在中國開始崛起,蘇聯因此在遠東沒有任何擴張餘地的時候,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入侵阿富汗,則使其在此後只延續了十多年便轟然解體。
2.辯證地認識美國地緣政治的優勢
我們再來看美國。美國地緣政治的最大優勢是大板塊國土面積和兩洋即太平洋和大西洋對其本土的護衛。兩洋的存在增大了美國稱霸世界的成本——遠距離的世界控制需要更大的軍事資源,同理也增大了外敵入侵本土的成本。戰爭是需要資源的,而資源的使用是需要運輸的。因此,距離就是國家運輸的天敵。國家戰爭資源的輸送能力與其需要克服的地理距離成反比。從這個原理出發,我們會發現,美國是世界帝國中遠程控制能力最弱的國家,同理也是世界帝國中抵禦外來侵略能力最接近俄羅斯的國家。俄羅斯用地面距離增大了敵人的入侵成本,美國則以海面距離增大了敵人的入侵成本。幾乎是無限大的地理距離使入侵者在發起軍事進攻之前就耗去了大部分戰爭資源。在這些方面,中國均不具備條件。在近現代史中,俄羅斯和美國均沒有中國「十四年抗戰」這樣的經歷:入侵者進入中國如此之深——在同期的美國,這種入侵只達到夏威夷、時間如此之久——在同期美國,這種戰爭只延續90分鐘(在2001年的「9·11」事件中,時間更短),這在俄美這樣的國家中都是不可想像的。
從這些角度看,美國和俄羅斯作為民族國家,如果不自亂,它們超強的自衛能力,都是不可征服的國家,是「真老虎」;但作為帝國,它們又是脆弱和不堪一擊的。
3.辯證地把握中國地緣政治的定位——與歐洲比較
那麼,在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戰略平衡中,中國扮演著什麼角色呢?
我們說大陸板塊的中心國家俄國與海洋邊緣中心國家美國之間的相互制衡,可以通過戰略平衡保證世界政治的穩定格局,並不意味著這兩類國家就能決定世界的命運,決定世界命運的還有主角之外其他戰略力量加入的因素。
中國的地緣政治條件與法國相似,卻與美國和俄國不同,它受到三面臨陸一面臨海的牽制,戰略施展和迴旋絕對空間均不如美國和俄國,它因而也比俄羅斯和美國更容易受到外來侵略,更不具備俄美甚至也不具備法國(法國面臨的是適合陸軍集團作戰的歐洲大平原,而中國面臨的則是不利於陸軍集團作戰的山地)那樣的大規模擴張稱霸的客觀條件。正因此,與蒙古人遠征歐洲的成就不同,漢唐周邊遠征,罕有大功。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這樣的地緣政治條件有敏銳的洞察,他給我們未來的領導人定下的國策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111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蘇聯和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中國力量在於守成之中。
那麼,歐洲能不能替代中國在世界地緣政治中扮演「決定主角間輸贏的關鍵角色」呢?
不,不能。因為歐洲迄今仍保持著破碎狀態,其中的大國法國和德國之間的互相牽制內耗了歐洲的整體力量。因此,當大陸中心國家與海洋邊緣國家的力量在世界政治的天平處於均勢狀態時,其間的中國「砝碼」的傾斜方向則決定了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間抗衡的最終輸贏。太平洋戰爭中,中國加入反法西斯的陣營,這決定了日本法西斯失敗的命運。美蘇冷戰期間,中國加入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這導致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後的急速衰落及由此產生的尋求中國和解意願。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8年中美建交。此後,蘇聯在阿富汗受到美中的聯合抵制,其結果,1-2=-1,1991年蘇聯解體。蘇聯解體後,美國又開始忘乎所以,橫行天下,怠慢甚至拋棄了與中國的戰略合作關係,又直奔阿富汗,逼迫中國和俄羅斯日益接近並形成針對美國霸權的戰略夥伴關係,基於同樣的原理,2008年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其國力迅速衰落。
相對於歐洲而言,中國政治具有很強的整體性,在大陸中心國家和海洋邊緣國家之間,中國砝碼的倒向——相對於法國、德國而言——對於兩邊平衡具有更為關鍵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國在世界變局中扮演著「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112即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角色。
4.準確地把握中國在世界均勢中的作用——比較結論
通過上述對俄羅斯、美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結論一:美國和俄羅斯作為民族國家,因其擁有巨大的戰略迴旋空間而擁有超強的生存能力和超強的反侵略能力,他們是保證世界戰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為帝國,它們也為其巨大的本國版圖所拖累,它們又是「紙老虎」,其擴張和帝國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擊的。
結論二:與俄羅斯和美國不同,中國不是保證世界戰略平衡的主角,卻是決定主角間輸贏的關鍵角色。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戰敗和蘇俄十月革命勝利,決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只是加強了雅爾塔格局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
結論三:在歐洲完成統一之前,歐洲在世界地緣政治中只能在大陸中心與海洋邊緣兩大戰略力量之間扮演從屬者的角色,英國脫歐後,歐洲在世界政治中的獨立性及其權重將大幅下降。
52 「大先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氣勢,我是親眼看見的。而今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勝似一年。」[清]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三山門賢人餞別,五河縣勢利薰心》,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82頁。
5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與資本主義同盟國建立統一戰線以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並於5月25日公開宣布《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1943年12月1日,在美英蘇三國首腦第四次會議上,斯大林提出芬蘭應當用實物補償它因與德國結盟在戰爭中給蘇聯造成的損失的要求,在回答丘吉爾如何理解蘇維埃早期政權提出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的口號的問題時,斯大林半開玩笑地回敬丘吉爾:「我對您說過,現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美英蘇三國首腦德黑蘭第四次會議記錄」(1943年12月1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頁。)1944年10月14日,丘吉爾來到莫斯科,在談判中向斯大林提出自己的擔憂說,他還記得在1919~1920年間全世界都在世界革命面前嚇得發抖,斯大林知道丘吉爾在試探他對接近奪取全國勝利的希臘共產黨的態度,便明確告訴他:「現在世界不會嚇得發抖了。蘇聯不準備在歐洲發動布爾什維克革命。」([俄]奧·阿·勒熱舍夫斯基編,王仲宣、齊仲、高春興譯:《斯大林和丘吉爾(1941~1945)》,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523頁。)
54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七十年·第三分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403頁。
55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領袖考茨基等人及其派別,背叛無產階級立場,支持帝國主義戰爭,以民族沙文主義來欺騙和毒害工人階級,成為社會帝國主義者和社會帝國主義派。列寧在1915年寫的《第二國際的破產》中將「社會帝國主義」與「社會沙文主義」並列使用,認為「社會沙文主義是機會主義在1914~1915年的戰爭環境中的產物」,「在這個時代,享有特權的工人階層的比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這些工人『資產階級化了』,使他們從本國資本的利潤中分得一點油水,使他們感受不到破產的貧困的大眾的災難、痛苦和革命情緒。帝國主義戰爭就是這種情況的直接繼續和頂點,因為這是為維護大國民族的特權、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強爭奪對其他民族的統治而進行的戰爭。保住和鞏固自己的小市民『上層』或工人階級貴族(和官僚)的特權地位,這就是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希望和與此相適應的策略在戰爭時期的自然的繼續,這是當代社會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俄]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頁。
56[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0頁。
5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1頁。
5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
59[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頁。
60 轉引自[以色列]戴維·阿爾貝爾(David Arbel)、[以色列]蘭·埃德利(Ran Edelist)著,孫成昊、張蓓譯:《西方情報機構與蘇聯解體——未能撼動世界的十年(1980~1990)》,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頁。
61 「70年代末期我們在地緣政治上處於冬眠狀態」。尼克松著,王觀聲等譯:《1999:不戰而勝》,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頁。
62 凱西(William Joseph Casey,1913~1987年),里根內閣里任時任中央情報局長。
63[以色列]戴維·阿爾貝爾(David Arbel)、[以色列]蘭·埃德利(Ran Edelist)著,孫成昊、張蓓譯:《西方情報機構與蘇聯解體——未能撼動世界的十年(1980~1990)》,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頁。
64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頁。
65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頁。
66[以色列]戴維·阿爾貝爾(David Arbel)、[以色列]蘭·埃德利(Ran Edelist)著,孫成昊、張蓓譯:《西方情報機構與蘇聯解體——未能撼動世界的十年(1980~1990)》,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頁。
67[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頁。
68[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9頁。
69 1917年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保存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而被迫採取的暫時妥協性行動,使蘇俄儘早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鞏固蘇維埃政權,恢復和發展經濟、建立紅軍贏得了喘息時間,為後來消滅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國內武裝和擊退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70[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5頁。
71[俄]列寧:《給美國工人的信》,載《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2頁。
72[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6頁。
73[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0頁。
74[蘇]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見《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頁。
75[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5頁。
76 來源:《Wind資訊》,轉引自周晶:《透析美元45年沉浮周期》,http://www.fsfund.com/news/2015/02/05/100935/1.shtml。
77 高德步、王珏著:《世界經濟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頁。
78 美源星:《初識原油:美元與原油之間的關係》,http://mt.sohu.com/20150604/n414446694.shtml。
79 《美媒:華爾街失算,美國投資銀行折戟亞洲》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6_09_28_375698.shtml。
80 轉引自《美媒:華爾街失算,美國投資銀行折戟亞洲》,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6_09_28_375698.shtml。
81《華爾街糟糕開年 摩根大通投行業績已重挫20%》中國信合網,http://www.zgxh.net/yinhangxinwen/36666.html。
82《美媒:華爾街失算,美國投資銀行折戟亞洲》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6_09_28_375698.shtml。
83 轉引自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頁。
84 紐約時報:《華盛頓金融盛會中 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日顯衰落》,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5_04_18_316452.shtml
85 2007年、2008年、2009年,美國聯邦財政支出總計分別為27287億美元、29826億美元、35177億美元,其中國防支出分別為5513億美元、6160億美元、6610億美元,國防部軍費支出分別為5285億美元、5946億美元、6367億美元。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世界經濟年鑒2010/2011》總第26卷,第191、194頁。
86 「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持續高增長。1992-200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達到3.8%,其中1998年為4.3%,1999年為4.2%,2000年達到5.2%。而1975~1990年美國GDP的增長率平均為 2.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共出現過9次擴張期,前8次中最長的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達106個月,90年代初以來的擴張(到2001年3月)已達120個月,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擴張期。」高德步、王珏著:《世界經濟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頁。
87[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頁。
88[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頁。
89《習近平: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中國青年網
http://news.youth.cn/gn/201301/t20130129_2846710.htm。
90 《美防長:亞太再平衡進入第三階段 將派更多先進武器》,中國日報網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2016-09/30/content_26952445.htm。
91 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877年8月10日生於維也納,1941年2月在巴黎逝世。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進入維也納大學學習醫學,並於1901年獲得了博士學位。後轉入社會科學研究,對金融資本有深入研究。
92[德]魯道夫·希法亭著,福民等譯:《金融資本——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52頁。
93 毛澤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頁。
94 轉引自[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4頁。
95[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8頁。
96[蘇]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見《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頁。
97[蘇]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見《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4頁。
98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頁。
99 瓮:一種陶制的盛器。比喻用某人整治別人的辦法來整治他自己。《資治通鑒·唐紀·則天皇后天授二年》: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爾!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史,請兄入此瓮。」興惶恐,叩頭服罪。
100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傳統組織一再受到打擊,歐洲是否能恢復原狀,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要由今後50年到100年的歷史來解答。」[英]湯因比主編,鄭玉質、關儀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5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頁。
101 1990年4月,鄧小平同志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鄧小平:《振興中華民族》,《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358頁。
102 安泰(Antaeus),希臘神話中偉大的英雄。海神波塞冬和地神該亞的兒子。凡經過利比亞的過路人,都必須和他格鬥。在格鬥時,他只要身不離地,就能不斷從大地母親身上吸取力量,因此所向無敵。參閱梁德潤編著:《希臘羅馬神話和聖經小辭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頁。
103 轉引自[法]亨利·特羅亞(Henri Troyat)著:《神秘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迎暉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頁。
104 轉引自[法]亨利·特羅亞(Henri Troyat)著:《神秘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迎暉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頁。
105[英]哈·麥金德著:《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武原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25頁。
106[美]巴巴拉·傑拉維奇著:《俄國外交政策的一世紀》,福建師範大學外語系編譯室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86頁。
107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頁。
108[蘇]費·丘耶夫著:《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王南枝等譯,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頁。
109[蘇聯]葉·維·塔爾列著:《拿破崙傳》,任田升等譯,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382頁。
110 出自聖經「馬太福音(Matthew Effect)」第25章中的一則寓言,意即天國上帝對待人類的規則是: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這與東方老子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意思正好相反。
111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112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阿拉伯的寓言,說的是有一匹老駱駝一天到晚任勞任怨地幹活,有一次主人想看看這個老駱駝到底還能承載多少貨物,於是不斷地堪它背上載入貨重,當主人最後將一根稻草放在駱駝背上的時候,出乎意料的是,這一根稻草卻使老駱駝轟然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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