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的詞源——從千古文人俠客夢談到莊子

當代大陸學者的著作，我若非翻兩頁就看不下去，便是划上許多否定性杠杠，以備一旦需要撰文批評，查找證據方便。然而陳平原先生所著《千古文人俠客夢》，我不僅一口氣讀完，還划了不少肯定性杠杠。此書勝義頗多，如論俠客為何必佩劍、俠骨為何香如許，均予人啟發。妙句也不少，如「『山林』少煙火味，而『江湖』多血腥氣」；「『山林』主要屬於隱士，『綠林』主要屬於強盜，真正屬於俠客的，只能是『江湖』」；「中國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如下公式表示：少年遊俠—中年遊宦—老年遊仙」。只可惜此書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尷尬：言必稱「江湖」，卻未能找到「江湖」的真正詞源。 　　一 　　此書第七章《笑傲江湖》開篇曰：「談武俠小說，無論如何繞不開『江湖』……『江湖』屬於『俠客』；或者反過來說，『俠客』只能生活在『江湖』之中。這種近乎常識的判斷，其實大有深意。只是人們很少深入探究為什麼『俠客』非與『江湖』連在一起不可。」隨後對「江湖」一詞進行了詞源學探索。 　　陳平原對「江湖」一詞的釋義是：「『江湖』原指長江與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這一浮泛釋義的癥結在於，他找到的最早出處是秦以後的《史記》：「《史記·貨殖列傳》述范蠡『乃乘扁舟浮於江湖。』」他顯然知道，這不可能是「江湖」的詞源，於是又自己加以否定：「其中的『江湖』即指五湖。故《國語·越語下》又稱范蠡『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由於沒能找到「江湖」一詞的源頭，陳平原的以下解說就不得要領了：「有感於范蠡的超然避世，後人再談『江湖』，很可能就不再只是地理學意義上的三江五湖，高適詩『天地庄生馬，江湖范蠡舟』，杜甫詩『欲寄江湖客，提攜日月長』，杜牧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其中的『江湖』，就隱然有與朝廷相對之意，即隱士與平民所處之『人世間』。『江湖』的這一文化意義，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現得最為清楚：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1〕 　　從並非「江湖」一詞之源頭的西漢《史記》（儘管所述的是春秋末年的范蠡），一下子跳到八百年後唐代詩人高適、杜甫、杜牧帶有「江湖」字眼的詩句，再跳到三百年後北宋范仲淹關於「江湖」的名言，時間跨度千載以上，陳平原依然沒能找到「江湖」的真正詞源，因為他找錯了方向。他應該到《史記》以前去找，而不是到《史記》以後去找。所有元素型的文化觀念都必須到先秦典籍中找到源頭才算數，這應該成為學界的基本常識。先秦之所以被稱為軸心時代，就因為它提供了後軸心時代的一切文化元素。 　　由於找錯了方向，又實在無計可施，陳平原只好把「江湖」的詞源問題悄悄擱過一邊，回到「笑傲江湖」本題：「《史記》為遊俠作傳，沒有使用『江湖』這個詞……唐人重新把俠客置於江湖之中，這一點很了不起，基本上奠定了武俠小說的發展路向。……唐代豪俠小說中已出現『江湖』這個詞，並把『江湖』作為俠客活動的背景。」〔2〕由此一路向下，一直論到二十世紀的新派武俠小說，論到金庸小說《笑傲江湖》。由於對「江湖」的詞源語焉不詳，陳平原就給了讀者一個錯覺，似乎「江湖」一詞是遲至唐代豪俠小說才正式出現的。 　　二 　　「江」、「湖」兩字分開使用時單獨成詞，作為專名固然特指長江和洞庭湖，作為共名固然泛指三江和五湖，然而「江湖」一詞既不是「江」、「湖」兩個專名分開解釋後的簡單相加，也與「三江」、「五湖」的共名無關。在中國文化中，「江湖」是一個意義特殊的專名，「江」、「湖」兩字僅僅是詞素，不能單獨成詞，也不能分開釋義。更重要的是，「江湖」這一專名的特殊意義，決非從唐代豪俠小說到當代武俠小說對此詞的事後追加，而是唐代以前的先秦時代早就有的：民間社會的江湖文化與專制朝廷的廟堂政治相對。因此並非先有「俠客」，後有「江湖」，而是先有意義特殊的「江湖」，後有縱橫笑傲的「俠客」。這是因為，此詞的真正詞源出自始終不被儒家中國承認為正式經典的中國文化第一元典《莊子》。在《十三經》和所有先秦典籍中，都沒有出現過「江湖」一詞——不過說有易，說無難，海內外碩學博聞者若有異議，切盼教正。 　　《莊子》全書使用「江湖」一詞凡七處，是漢語中最早出現的「江湖」，按順序依次如下：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內篇·逍遙遊第一》）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枸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內篇·大宗師第六》，重言又見《外篇·天運第十四》）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內篇·大宗師第六》）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外篇·至樂第十八》，重言之異文又見《外篇·達生第十九》） 　　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旦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外篇·山木第二十》） 　　以上五條（兩條略）中哪條是「江湖」的原始出處？容我偷懶抄一段拙著中的舊文： 　　莊子與韓非是針鋒相對、不共戴天的兩個先秦思想家，儘管莊子死後數年韓非才出生。但他們兩個人的巨大天才，造成了中國兩千年歷史中最大的兩種力量：莊子左右了江湖文化，韓非主宰了廟堂政治。——順便一提，與廟堂相對的「江湖」一詞，也源於《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的這個大葫蘆寓言。被人視為″江湖″一詞出處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倒是出自《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兩個「江湖」雖然語意相近，畢竟還是第一個更符合後世通用的「江湖」。〔3〕 　　拙著《寓言的密碼》之所以僅引兩條，因為《莊子》內篇為莊子本人親撰，外篇為親炙弟子據莊子遺稿與聞見整理編纂，雜篇為再傳弟子與庄門後學所發揮。而且只有第一條直接論人（惠施），後四條（加重言二條）皆以物（魚、鳥、狐、豹）喻人。所以我認為首條出現最早，是「江湖」一詞的真正詞源。江湖中國的通天教主莊子，無可爭議地擁有「江湖」一詞的知識產權。 　　三 　　陳平原說：「『江湖』的這一文化意義，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現得最為清楚：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實際上是把偽經當成了真經。 　　出自《岳陽樓記》的范仲淹語，固然是關於「廟堂」、「江湖」的最大名言，但它不僅不可能是「江湖」的詞源，而且范仲淹的儒家立場使他更不可能把「江湖」的文化意義解釋清楚，而是一定會對「江湖」的真正文化意義進行歪曲和篡改。 　　儒家廟堂所推銷的政治人格是忠君牧民的「君子」，道家江湖所弘揚的文化人格是傲視王侯的「真人」。「江湖」的文化意義，與范仲淹的儒家思想根本無法兼容，所以范仲淹對「江湖」的解釋完全不足為據。范仲淹筆下的「江湖」並非文化中國的真江湖，而是政治中國的偽江湖——這個政治中國的偽江湖立意要消滅的才是文化中國的真江湖。「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揭示的只是因失意而暫處江湖的真儒家的卑瑣政治人格，卻遠未揭示那些安居江湖、樂處江湖、傲立江湖的真道家的偉岸文化人格。 　　那些「每飯不忘君恩」的儒家，即使因不被帝王接納或失寵於帝王而暫處江湖，也不是真道家，充其量是偽道家，所以時刻想著鑽營夤緣進入廟堂。真正的道家不可能「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而是「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范仲淹的「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只是《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中早就批判過的「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的翻版。這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分裂人格，正是儒家型的卑瑣政治人格，而非道家型的偉岸文化人格。儒家或冒充道家的偽道家根本不可能明白「江湖」的真正文化意義。「江湖」的確切文化意義，只有從未打算進入廟堂而且永遠拒絕廟堂招安的真道家才有資格解釋。因此最有資格解釋「江湖」一詞的不可能是別人，只能是「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的道家祖師莊子本人——老聃即使實有其人，也頂多是道家先驅，而非道家開山祖。託名老聃的《道德經》成書於戰國中後期，不可能是春秋時代的老聃本人親撰。何況《道德經》里根本沒有莊子式的偉岸文化人格，有的只是老奸巨滑的愚民權術和爭權固位的陰謀詭計，與主宰中國的廟堂政治達兩千年之久的《韓非子》一鼻孔出氣。 　　因此莊子不僅無可爭議地擁有「江湖」一詞的知識產權，而且無可爭議地擁有「江湖」一詞的最終解釋權。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等等，乃至整部《莊子》的要旨，正是「江湖」一詞的真正文化意義。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江湖」成了對抗「廟堂」、「以武犯禁」（韓非語）的俠客的惟一舞台。 　　四 　　我非常奇怪陳平原為什麼在找不到「江湖」的詞源時不查一查工具書。帶著這樣的疑惑，我翻開了《辭海》，結果大失所望。 　　《辭海》「江湖」條釋曰：「①舊時指隱士的居處。《南史·隱逸傳上》：『或遁跡江湖之上。』②泛指四方各地。如：走江湖。杜牧《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4〕竟然提也沒提《莊子》。 　　我相信陳平原一定向《辭海》求助過，然而儒家之「海」空享大名，卻容不得道家之「江湖」。我很不甘心，又想起了新近剛買的「歷十八年之久編纂的大型訓詁纂集專書」《故訓彙纂》（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第1版），此書號稱列入「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不料更令人失望，居然連「江湖」詞條都未收列。可見從事型訓詁的歷代儒學大師眼睛只盯著政治「廟堂」欽定的儒學偽經，根本沒把文化「江湖」的第一元典《莊子》放在眼裡。難怪陳平原即使翻遍了儒學偽經和各種辭書，也找不到「江湖」的確切出處。 　　其實中國人日常慣用但出處不詳的元素型文化觀念，大部分出自《莊子》，數量可列第一。比如被後世「江湖」人士奉為最高原則的「盜亦有道」，即出自《莊子·外篇·胠篋第十》。《十三經》不過是以儒家標準取捨的政治性經典，以現代眼光來看基本上是糟粕，是妨礙中國政體完成現代轉型的最大阻力；而《莊子》則是中國文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第一元典，是江湖中國無可爭議的文化聖經，中國古典文化的全部優秀成果無不與《莊子》息息相關。中國文化的全部輝煌都是由道家型的偉岸文化人格（真人畸人、能工巧匠）創造的，正如中國政治的全部弊端都是由儒家型的卑瑣政治人格（腐儒清官、奸臣酷吏）導致的。 　　《莊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程度，遠遠超過《新舊約全書》對歐洲文化的影響程度，因為歐洲文化還有另一個源頭——希臘，然而中國文化在《莊子》以外卻沒有第二個源頭。如果說東漢時代由印度傳入的佛教可以被視為後世中國文化的第二源頭的話，那麼必須充分注意的一個要點是：若無《莊子》，漢譯佛經就會徹底失語，佛學的本土化更不可能完成——這是印度阿育王派出佛教高僧向天下四方傳教，但惟有在中國結出豐碩成果的惟一原因。正是因為有了在全球文化視野內獨一無二的《莊子》，中國固有文化才獨一無二地完成了對佛教的創造性吸納和創造性轉化，以致當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後，作為佛教第二故鄉的中國反而成了佛教的大本營。當然，正如基督教對歐洲文化也不無消極影響（其消極影響雖被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大力肅清，但至今遠未全部肅清），《莊子》對中國文化無所不在的廣泛影響也並非全無害處（參見拙著《寓言的密碼》專論《莊子》的上卷），然而這種消極影響無損於《莊子》的中國文化聖經地位。對中國文化的任何研究、解說或批判，若不以熟讀會通《莊子》為前提，就註定不得要領。 　　《十三經》正是公開版本的政治偽經，而《莊子》才是隱秘版本的文化真經。由於奉儒學為官學的帝制兩千年不倒，《莊子》就被長期壓制達兩千年之久。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本來是《莊子》被正名為中國文化第一元典的歷史性機會，然而不幸的是，「救亡壓倒啟蒙」（李澤厚語）的時代需要和「全盤西化」（胡適語）的文化浮躁，使中國人在「砸爛孔家店」的同時，也砸爛了被儒家官學壓制的一切中國優秀文化。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同時否定和全盤拋棄了以《十三經》為代表的廟堂政治偽經和以《莊子》為代表的江湖文化真經。就這樣，廢除帝制前，《莊子》被儒家官學壓制並徹底邊緣化，廢除帝制後，《莊子》又被西洋新學壓制並徹底邊緣化。無視《莊子》為中國文化性命所系，否認《莊子》是中國文化至高無上的第一元典，就不僅是奉儒學為官學的古代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也成了奉西學為圭皋的現代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更不幸的是，廟堂政治的儒家幽靈並沒有真正完全退出歷史舞台，而江湖文化的道家精魂不僅喪失了正本清源的機會，而且從民間社會中被徹底剿滅，導致了百年來中國文化的失魂落魄和手足無措。 注釋： 　　〔1〕〔2〕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137、139頁。 　　〔3〕張遠山：《寓言的密碼》，嶽麓書社1999年版，第49頁。 　　〔4〕《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縮印本，第803頁。 上一篇：俠義靈魂與人文精神下一篇：武俠小說 從何而來？ 如若本文侵犯了您的權利，請聯繫我們，我們24小時做出處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