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佛學對康有為、章太炎和太虛平等思想的影響

論佛學對康有為、章太炎和太虛平等思想的影響　　□ 許 穎　《中州學刊》 2007年第05期 　　摘要:平等思想的傳播與發展是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嬗變的一個契入點,康有為、章太炎和太虛大師是三位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佛學或者說佛教的平等觀在他們的理論構建和社會實踐當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通過對三位代表人物平等思想的剖析與總結,得出以下結論:一是西學的一些政治觀念與理想在精神領域的傳播與發展,需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找到相對應的理論基石才有可能,而佛學正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充當了這一角色。二是佛學本身蘊涵著可供挖掘的豐富的思想資源,能夠糾傳統文化之偏,並適應時代的需要,尤其是其平等思想,即使在全球化的當代背景之下,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佛學;近代中國;平等思想;康有為;章太炎;太虛 　　中圖分類號:B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7)05-0139-03 　　近代中國(1840-1949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巨變,原本佔有統治地位的倫理觀念和穩固心態發生了動搖乃至顛覆。在席捲近代思想學術界的三大思潮中,來路橫逆者為西學,興衰突兀者是佛學,而源流深遠者是經學。中國社會面臨著來自西方科技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強大衝擊,師夷長技、援西入中已成為思想界的共識。平等與自由是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兩大基石,是理解西方文化及其政治制度的關鍵。平等是一個指向性非常廣泛、內涵十分豐富的理論範疇。在平等理論的視角下,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就是一部不斷追求並逐步實現平等的歷史。不約而同的,近代中國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將關注點投向佛學,試圖從浩瀚博大的佛學思想當中汲取養分,挖掘資源,從而在傳統框架中融攝西學當中的有益成分,給停滯的中國社會帶來一場起死回生的變革。 　　一 　　康有為(1858-1927年)是試圖在傳統框架中引入西方政治制度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大同思想和救世主義是其社會政治思想的歸宿與核心。據康有為自述,在21歲那年,他的注意力開始轉向佛學,「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間,極樂極苦,皆現身試之」。經過長期的冥想默照,康有為彷彿突然大徹大悟了,傳統思想的憂患意識和佛陀救拔眾生的悲願促使他自覺地承擔起救世的重任,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其結果也,大有得於佛為一大事出世之旨……是故以智為體,以悲為用,不染一切,以不舍一切。又以願力無盡,故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大小平等,故與其惻隱於他界,不如惻隱於最近,於是浩然出出世而人人世,橫縱四顧,有澄清天下之志。」可見,佛學對康有為的影響深入骨髓,成為他思想體系的重要來源和救世改良活動的精神動力。 　　康氏認為,人世間一切立法創教的活動,其共同的目的皆為「求樂免苦」。他將批判武器的鋒芒指向人民思想的桎梏封建統治和傳統觀念,提出以「至平」、「至公」、「至仁義」的大同太平之道以救此亂世,驅除造成一切差別和苦難的九界,代之以一個平等、博愛、極樂、圓滿的大同世界。去苦求樂的自然人性論,人生皆苦的泛苦論以及小康救世的漸進改良主義社會觀是其佛教救世主義的三個支點。 　　平等思想是康有為「大同」理想的核心。他認為,構建理想社會制度,有四個原則,一是看是否符合幾何公理;二要看是否符合「格致家所考明」之實理;三是看是否符合人道;四是要看是否符合眾人之見。他明確提出「人類平等是幾何公理」,最有益於人道,均合眾人之見。在此基礎上,他主張新的君臣、君民關係。在各種人際關係中也應完全體現平等原則,如男女平等,父子平等、長幼平等,種族平等。 　　康氏的平等觀在以下三個方面特別引人注目:首先關於大同世界的經濟制度,他一方面反對貧富懸殊,主張人人豐衣足食,同時主張依據人能力和貢獻的大小拉開分配的距離,這是對歷史上絕對平均主義的重要超越。其次,大同世界的政治平等體現在「無帝王、君長,亦無統領」,「無貴族、賤族之別,人人平等」,其政治理想並僅僅限於中國一地,而是要在全世界實現「去國界合大地,去級界平民族,去種界同人類,去亂界治太平」,直至「去苦界至極樂」。他還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所有權要重貴之人之事皆得科罪。」最後,康有為力主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他說:「以公理言之,女子當與男子一切同之,以實效微之,女子當與男子一切同之,此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至平。」他強調男女平等各有獨立之權,而且是「天予人之權」,是去「家界之累」、「私產之累」及「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的倫理出發點。 　　《大同書》把佛教出世的人生觀轉化為不需出世的社會理想,以傳統歷史理性為框架,糅合改造了佛學思想,大膽引進西學為社會倫理及體制的藍本。正是在佛教救世主義的激勵之下,他走出書屋,委身國事,投身於使生民平等與幸福的社會實踐。 　　二 　　章太炎(1869-1936年)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是與康有為雙峰並峙的人物。如果說康有為政治上援西入中,從舊意識形態上為西潮湧入打開了缺口,章氏則是學術上存古求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包括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哲學體系。平等觀是章太炎思想體系中的重要一環,相比之下,佛教義理對其影響更為深厚,他的齊物觀正是以佛解庄的理論結晶。 　　章太炎將其《齊物論釋》自詡為「一字千金」,開篇即雲:「齊物者,一往平等之談,詳其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蓋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表達了其獨特的齊物觀:齊物思想遍及一切「情界」和「器界」,不僅視眾生平等,而且萬物亦皆平等,而對主體來說,要離言說相,破除對善惡是非的執著,才真正達到平等的境界。章的平等思想是在他吸收佛教唯識學的主要觀點建立「真如」本體論之後的進一步發揮,因此其論證方式和語言均帶有明顯的唯識色彩。他強調:「阿賴耶識為情界器界之本。」說明「識」是存在與一切有生命、無生命的事物背後普遍的本質。章氏本人亦不避諱自己的齊物思想來源於佛教,他說:「自由平等見於佛經,自由,在佛經稱為自在。」同時他還以為莊子「與物平等」的思想彌補了佛法的不圓滿處,並以此表達其齊物思想的普遍性,而他用真如遍在的思想平等了世間萬物,是一大獨創。殊不知在佛教思想發展史上,早在唐代,天台宗高僧湛然就提出了「無情有性」說,認為:「十方佛土皆有眾生理性心種,一塵一心即一切生佛之心性,牆壁瓦石等無形物,何能獨出其外?」章太炎無意中重複了湛然的話頭。 　　章太炎也對平均式的平等觀念做出了批判與超越:「齊其不齊,下士之鄙執,不齊而齊,上哲之玄談,自非滌除名相,其孰能輿於此?」對「齊不齊」與「不齊而齊」兩種思想,他的取捨是顯而易見的。前者即莊子所說「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後者則被認為是齊物觀中對立統一的最佳表述。所謂「不齊」,就是要承認差別,即現象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歸根到底是由人的妄識周遍計度而產生的,而阿賴耶識的妄執既不能脫離真如本體,而獨立存在也無實體可言,破除它的關鍵在於掃滌內心的名言分別,萬物自然不齊而齊了。 　　章太炎的齊物觀不能完全視為莊子和佛學的簡單組合,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對二者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揚棄。繁複的哲學論證最後仍然落實到他的社會政治理想上。他主張,平等的普遍性原則應該體現在打破文野、智愚、尊卑的界限,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每一層面實現平等和自由。「應務之論,以齊文野為究極」,反對強國有意侵吞弱國的行為,以爭取國際的平等。「人無智愚,盡一曲之用」,表現了他對民生民計的深切關注。對現存社會秩序的強烈批判通過一種准宗教的形式表達出來:「非說無生,則不能去畏死之心;非破我所,則不能去拜金心,非談平等,則不能去奴隸之心;非示眾生皆佛,則不能去退屈心;非舉三輪清凈則不能去德色心。」由齊物論發展出來的自由平等思想是章太炎向滿清腐敗統治制度發起衝擊的有力武器,成為章氏政治改良和道德重建思想的重要組成篇章。 　　三 　　太虛(1890-1947年)是近代中國佛教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先覺者之一。他主張佛教應當積極人世與救世,「將這大乘佛法的真義,宣布到人海思潮的最大性上去,為現代人作正思維的軌持」,平等自由人生觀的提倡是太虛大師「導現代人心正思」,從而實現人生佛教理想的前提。 　　與章太炎熱衷於繁瑣的哲學論證與理論建構不同,作為一個佛教信仰者,太虛大師基與自身的宗教體驗即內證現量表達了建立在「無我」基礎上的平等觀。他首先破斥了常人執著肉體為我,「平常人執定自我的身,依化學及佛學的四大眼光來觀察,無非是各種元素集成,沒有固定自體的東西」。繼而指出哲學知識論所認為的精神之我或者靈魂之我,只是五蘊和合的產物,或者說物理生理心理現象的組合,其背後並無獨立的自我存在。獨立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但人們心理作用的活動里,能夠把生滅的東西連續起來,互相影響,而產生宇宙的包羅萬象。「根據無我原理,應用到人生,就見到人生是最平等了。因為一方面知道無我,同時又各各假定的自身與自心,都彼此相應,互相變化聚合離散生滅相續的,由此故能成立為平等的人生觀。」社會上之所以有不平等現象的發生,在於人們都限定一個自我範圍,於是將自我抬高,將非我壓下去,就形成了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種族的不平等,產生種種爭鬥。太虛大師認為,近代世界文明的進步和爭取自由平等的努力,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但截至目前還沒有多大的效果,其原因就在於沒有建立一個根本的無我唯心的人生觀,沒有將人的心理轉化作為出發點和動力。在這一點上,佛法清凈人心,正是正本清源救世之偏的良方,「倘人們果能從佛學上不妄認幻軀為我,了達人生宇宙真理,萬有諸法皆互緣相通而空性無二,相資相成,和樂的世界即不難實現」。 　　太虛大師一生致力於佛教改革,試圖開拓一條使中國佛教走出衰朽的現代化道路。他的平等思想並不僅僅是教理上的空談,而付諸於一系列的行動與實踐。對內,他提出教制、教產、教理三大革命,滌除封建宗法制度對佛教叢林的遺害,將寺廟財產化私為公,興辦佛教教育和社會慈善事業,剃除傳統教義中的迷信成分,專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而所有這一切則有賴於一個由獨立、平等的個人所組成的僧團來實現,而僧團是平等普遍理性的體現。對外,他積極爭取佛教界的正當權益與保障。民國成立之初,他向第一屆國會呈《上參眾兩院請願書》,呼籲「凡佛教範圍內之財產、居宅,得完全由佛教統一機關之佛教總會公有而保護之,以興辦教育、慈善、布教等事業……宜根據一律平等之條,切實保護,並規定佛教徒(僧眾)同有參政之權」。1946年,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為了給其獨裁政權賦予合法性,召開所謂「國民大會」。太虛大師認為這是一個佛教界爭取平等政治權利的機會,也許通過選舉,可以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擁有正式的代表,並為此成立了中國佛教界第一個政治組織——覺群社,提出「議政而不幹治」的新論點。但爭取政治權利的平等與自由談何容易,太虛大師雖被提名作為宗教界的代表,最後卻被主張弘揚儒學的國民黨要人陳立夫從候選人名單上划去,非但如此,他還受到了來自佛教保守勢力的攻擊。太虛大師所倡導的平等自由覺悟的人間佛教思想,雖然在當時步履維艱,幾近失敗,但歷史證明,其具有高度前瞻性、系統性的佛教改革思想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指出了正確的道路,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四 　　康有為、章太炎與太虛大師在近代中國平等思想發展史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人物,佛學或者說佛教的平等觀念在他們的理論構建和社會實踐當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通過對以上三位代表人物平等思想的解析,有助於從一個側面加深對中國近代思潮的理解,從而得出以下兩個結論:首先,從外部來看,西學雖以昭著的實用主義和功利價值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了強大的衝擊,但在政治精神領域的傳播與發展,仍需在傳統文化當中找到相對應的理論基石才有可能,而佛學正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充當了這一角色。對於解釋某些深層文化心理而言,佛學可能比西學更為重要,更能夠把中國的悲慘命運內化為主體的自覺責任和情感體驗,更有利於革命信念的培養。因此,佛教的平等觀在近代中國成為先進人物啟發民智、激發民氣、改變等級社會傳統造成的國民奴性人格的思想武器。其次,佛學本身蘊涵著可供挖掘的豐富的思想資源,能夠糾傳統文化之偏,適應時代的需要。以平等觀為例,在佛教發展過程中,平等思想一直是佛教的根本教義之一。在原始佛教階段,佛陀從「緣起」和「業感」理論出發,針對當時印度的種姓制度,提出了四姓平等的觀念,「釋迦為解放印度四姓階級而創建平等自由之社會者」。大乘佛教的中觀學,將平等觀集中發揮為「空義」,中國佛教各宗在「佛性」思想當中體現出平等,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運用到人生智慧上,就是等視一切差別、泯滅人我、生死的大解脫。佛教的平等觀有助於人們破除對物慾和事相的執迷,追求圓滿的人生境界;有助於人們覺悟到地球上所有的眾生乃至環境都是相互依存的共同體,從而維護良好的人際與生態環境;從世界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全局來看,也有助於建立一種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平等相待的和諧秩序,因此在全球化的當代背景之下依然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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