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和接受（1899-2017）

《資本論》是馬克思傾盡畢生精力完成的巨著，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這部偉大的著作傳入中國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它的翻譯與傳播充滿了艱難險阻甚至帶著不少傳奇色彩。①

一、19世紀末-20世紀20年代：馬克思名字的傳入和《資本論》原理的早期傳播

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時候，中國正在封建的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野蠻侵略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救亡圖存，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向西方學習。19世紀末，帝國主義國家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馬克思的名字及《資本論》的書名在這個危急關頭傳入中國。

馬克思和《資本論》名字首次見諸中文報刊是在1899年初。該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及其中國秘書蔡爾康合作節譯了英國社會學家本傑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會進化論》(Social Evolution)一書，書名譯為《大同學》，前四章發表在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上。第1章《今世景象》發表在《萬國公報》1899年2月第121冊，其中寫道：「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②這是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文報刊上。第3章《相爭相進之理》發表在《萬國公報》1899年4月第123冊，其中寫道：「試稽近代學派，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家。如德國之馬克偲，主於資本也。」③這是中國刊物上第一次提及馬克思的《資本論》。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號上發表《進化論革命者劼德之學說》一文，文中讚揚劼德(即基德)的進化論的同時，也簡要提及了馬克思及其學說，指出「麥喀士，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④。

此後，不斷有人在著述或譯著中提及馬克思和《資本論》，但都比較簡略。1906年朱執信在《民報》上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詳細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事迹、馬克思的主要著作《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內容並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發表了個人見解。1912年，孫中山在上海對中國社會黨的演說中，評析了《資本論》的觀點。⑤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和初步研究《資本論》乃至馬克思主義的譯著、論著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1919年5月，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第6卷第5號刊發了馬克思專號，其中最為有名的是李大釗的3萬字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先後發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6號)。1922年2月19日，李大釗的另一篇文章《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發表在《晨報》副刊上。李大釗在這兩篇文章中較為詳細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可以說他是中國認真研究《資本論》並準備將其原理付諸實踐的第一人。1919年6月2日至11月11日，陳溥賢根據高畠素之的日譯本，在《晨報》副刊的「馬克思研究專欄」上連續譯載了柯祖基(即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義》，1920年9月以《馬克思經濟學說》為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資本論》第一個中文詮釋本。1920年9月，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了米里·伊·馬爾西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由李漢俊根據日文版重譯。該書一經問世便得到李大釗、陳獨秀的大力推薦，深受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和革命志士的歡迎。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總理年輕時在獄中宣傳馬克思和《資本論》的事迹。1920年，周恩來在天津領導工商界和學生集會遊行、聲討反動政府賣國罪行的活動中被軍閥逮捕。在監獄裡，他不顧個人安危，給被捕的青年和各界代表講解了馬克思學說：「六月七日。……周恩來續講馬克思學說——經濟論中的《資本論》，同《資產集中說》。今天馬氏學說已講完了。」⑥這是那個時期仁人志士口頭傳播《資本論》的生動事例。

二、20世紀20年代-1949年：《資本論》部分譯本和全譯本的誕生，《資本論》研究的初步開展並被運用於中國革命

(一)最初翻譯《資本論》的努力

有研究表明，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德文翻譯組所譯的《資本論》第1卷，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資本論》譯本。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倡導下，北京大學19位懷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學生髮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研究會成立後，翻譯組請李大釗和陳啟修(1920年曾在北京大學按《資本論》的體系講授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擔任導師，根據某個德文版翻譯《資本論》。據當時參與翻譯的羅章龍回憶，他們把《資本論》第1卷的譯稿交給了陳啟修。⑦儘管這部譯稿沒能保存下來，但它是我國《資本論》翻譯史上的一次有益嘗試。

1920年10月，上海《國民》月刊發表了費覺天的譯文《資本論自敘》，即《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的《序言》。就目前的文獻看，這篇《序言》是與中國讀者見面的《資本論》最早的「部分中譯本」了。

郭沫若早年留學日本，很早就抱定了全文翻譯《資本論》的決心。1926年10月，郭沫若與商務印書館商榷此事，但印書館不敢承擔出版《資本論》的責任。儘管郭沫若未能實現自己的計劃，但這並沒有改變他追求真理的決心和研究《資本論》的熱情。1927年，郭沫若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翻譯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1936年10月，他撰寫了《<資本論>中的王茂蔭》，為理解和翻譯《資本論》的有關內容做出了貢獻。

(二)《資本論》第1卷的翻譯

1930年3月，中共黨員陳啟修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問世，這是《資本論》在我國出版的第一個中譯本。陳啟修根據考茨基國民版(底本為《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2版)1928年第8版，參照日本學者河上肇的日譯本，譯出了《資本論》第1卷第1篇《商品和貨幣》，由上海崑崙書店出版。陳啟修在《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譯者例言》後面，收錄並翻譯了考茨基、河上肇和恩默特介紹《資本論》的文章，約佔全書1/3的篇幅。陳啟修的譯本原計劃分10冊出版，但在當時的艱難條件下只出版了第1分冊。

此後，中共黨員潘冬舟繼續翻譯了《資本論》第1卷第2、3、4篇，以第2分冊(第2、3篇)和第3分冊(第4篇)的形式，先後於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東亞書局出版，各印2000冊。這個版本沒有說明它所依據的外文版本。潘冬舟原計劃每季度出版一個分冊，2年內將3卷《資本論》譯完。但這一計劃未能實現。1935年潘冬舟被國民黨殺害。

1932年9月，北平國際學社出版了王慎明(即王思華)和侯外廬合譯的《資本論》第1卷上冊(第1篇至第3篇第7章)。實際上，這一冊是王思華通過關係由北平京華印刷廠秘密排印的，國際學社只是一個虛構的出版社。1936年6月，世界名著譯社出版了中冊(第3篇其餘2章和第4篇)、下冊(第5篇至第7篇)和一卷合訂本，譯者署名為右銘(王思華)、玉樞(侯外廬)。這個版本以恩格斯編輯的德文第4版為藍本，同時參照英文、法文和日文幾種譯本。至此，在《資本論》第1卷出版69年後，第一個完整的中譯本誕生了。

侯外廬翻譯《資本論》，得益於李大釗的指導。李大釗曾多次向侯外廬提到馬克思的《資本論》，抱憾中國還沒有一部較為完整的譯本。1927年4月，李大釗被反動政府殘酷絞殺，年僅38歲。侯外廬得知消息後悲痛不已，同時更堅定了翻譯《資本論》的決心。1927年夏，侯外廬進入巴黎大學文學院，開始學習德語。1928年，正式動筆翻譯《資本論》;同年，侯外廬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侯外廬回國時，把已經譯出的20章譯稿寄存於柏林成仿吾處。1932年，侯外廬結識了王思華。王思華和侯外廬一樣，也有一段受李大釗啟蒙的經歷。他們決定從頭翻譯《資本論》。第1卷上冊出版後，侯外廬一度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罪名是「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主義」。1934年至1937年侯外廬單獨翻譯完第2、3卷，並交由續范亭將軍帶往延安，不幸書稿在戰火中化為灰燼。

在此期間，商務印書館也於1934年5月出版了由吳半農譯、千家駒校的《資本論》第1卷第1冊，內容包括《資本論》第1卷的第1、2篇。吳半農根據1928年出版的伊登和塞達爾·保羅(Eden & Cedar Paul)的英譯本翻譯。由於這個譯本出在陳啟修、潘冬舟和王思華、侯外廬的版本之後，內容上又沒有超過以上版本，因此並未產生較大影響。說來奇怪，校對者千家駒竟然一直不知道這本書出版了。直到1982年，中央編譯局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向他徵稿時，他才得知此事。目前只有中央編譯局的圖書館藏有它的孤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在當時命途多舛，也可由此窺見一斑。

(三)郭大力、王亞南完成《資本論》全譯本

1938年8-9月，郭大力、王亞南合譯的《資本論》3卷本在上海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公開發行，分精裝版和平裝版，依據的是蘇聯1932-1934年馬恩列學院編輯出版的德文版《資本論》(底本為《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4版)。郭大力、王亞南合作翻譯《資本論》的歷程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翻譯傳播史上的一段佳話。1928年春，郭大力來到杭州大佛寺，開始翻譯《資本論》，當年譯完了第1卷。同年，王亞南經歷了大革命的失敗，也來到大佛寺棲身。兩人一見如故，立志共同翻譯《資本論》。由於感到不了解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就無法準確理解和翻譯《資本論》，郭大力並沒有急於出版第1卷，而是與王亞南一起，決心先翻譯古典經濟學著作。1934年，郭大力和王亞南再次投入到《資本論》的翻譯中，可惜此前第1卷的譯稿已經全部毀於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的戰火之中，為此他們不得不從頭開始。

1936年前後，郭大力向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洽談出版意向，但這兩家出版社都不願意承擔出版《資本論》的政治風險。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讀書生活出版社得知郭大力、王亞南為《資本論》全譯本所做的努力之後，給予他們大力支持，在出版社經濟拮据、處境艱難的情況下，毅然決定出版他們的譯稿。

1937年7月7日，日寇挑起盧溝橋事變，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南京等地相繼淪陷後，上海租界內出現了相對平靜的局面。讀書生活出版社的鄭易里決定利用這個條件在上海出版《資本論》。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出齊3卷本《資本論》，1938年4月，鄭易里給在贛南老家翻譯的郭大力打電報，希望他能親自到上海完成全書的翻譯和最後的校訂。⑧為了《資本論》能夠順利出版，郭大力不顧交通不便和日軍轟炸的危險，立即啟程來到上海。郭大力和出版社的同志通力合作，經過4個多月夜以繼日的高強度勞動，將3卷《資本論》出版了。《資本論》首印3000部，然而2000部由於戰亂在運輸途中沉入海底，出版社當即加印2000部。由於當時人手少、時間緊、條件差，譯文中存在一些錯誤和誤排。郭大力將3卷《資本論》重新校訂，編製了一個包括1700餘處的詳細勘誤表，連同彭迪先翻譯的《資本論》第1卷補遺《資本生產物的商品》一文(即1863-1865年手稿中的《第六章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的第1部分《作為資本產物的商品》)，於1940年5月以《資本論補遺勘誤》為名出版。1947年，全譯本由讀書出版社重印2000部。翌年在哈爾濱解放區第二次再版3000部，此版扉頁前附了馬克思的照片，並根據勘誤表對正文進行了修訂。

1940年春，郭大力按照考茨基編輯的版本，著手翻譯《剩餘價值學說史》。馬克思把《剩餘價值學說史》當作《資本論》的第4冊來寫。因此，郭大力認為只有把它譯成中文，才算把《資本論》完整地介紹給中國人民。在翻譯過程中，郭大力歷經劫難，輾轉逃亡，譯稿直到1949年6月才得以出版。

(四)1949年以前《資本論》在中國的學習、研究概況

十月革命以前，只有極少數有識之士介紹過馬克思及《資本論》;十月革命之後，尤其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馬克思主義得以廣泛傳播。這使中國的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感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國民黨不斷打壓、迫害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主義書籍列為禁書。

《資本論》在國統區是禁書，但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區卻被視為革命指南。黨中央通過黨校、馬列學院、《資本論》研究小組等形式組織中共黨員學習和研究《資本論》，湧現出了張聞天、王學文等在《資本論》研究方面有很高造詣的革命者。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也曾認真研讀了《資本論》，並且作了批註。毛澤東在他1937年8月寫的《矛盾論》中，讚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的矛盾分析方法。⑨1941年在《關於農村調查》一文中他就社會研究中的分析—綜合方法說道：「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用這種方法來寫成的，先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各部分，然後加以綜合，得出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律來。」⑩

郭大力、王亞南不僅在翻譯、傳播《資本論》中不遺餘力，還根據《資本論》的基本方法和觀點，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王亞南深入研讀《資本論》，並運用《資本論》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於1946年出版專著《中國經濟原論》(1957年修訂本改名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這本書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多次再版，並先後在日本、蘇聯翻譯出版。1947年，郭大力的《生產建設論》一書出版，該書主張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應該在國家的領導下進行，發揮國家在組織生產方面的領導作用。

除王亞南和郭大力外，還有一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運用《資本論》的原理和方法，活躍在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經濟學研究專著。代表性人物有：沈志遠、王學文、許滌新、薛暮橋、王思華等。

三、1949年-20世紀70年代末：《資本論》翻譯和傳播在中國進入全新階段，《資本論》原理被運用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人民的指導思想。《資本論》在中國的翻譯和傳播進入一個全新階段。

1953年1月29日，經毛澤東同志親自批示，中央決定將中央俄文編譯局和中央宣傳部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合併，成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出版馬列著作(如無說明，此後中國的馬列著作均由中央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9年以後《資本論》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可以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劃分為兩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中國出現兩個《資本論》全譯本同時流傳的局面。一方面，郭大力、王亞南譯本得以不斷重印和修訂;另一方面，中央編譯局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框架內，翻譯出版了第二種《資本論》全譯本。《資本論》的學習、研究出現初步繁榮，《資本論》的原理被應用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但是也出現了對《資本論》的教條主義理解，「文化大革命」中《資本論》又一度被宣布過時，《資本論》的傳播陷入停滯。

(一)郭大力、王亞南譯本的兩次全面修訂

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資本論》3卷是當時中國最完善的譯本，對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這個譯本有不少印刷差錯，譯文上有的地方不夠準確，甚至有錯誤。鑒於當時的條件限制，只好用「勘誤表」的形式加以補救。為此，譯者對《資本論》進行了兩次全面修訂。第一次修訂本於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短短的幾年裡，這個修訂版第1、2卷重印了9次，第3卷重印了7次，每卷的發行量均達16萬冊之多。

面對全國學習馬列主義經濟理論和《資本論》的熱潮，譯者深受鼓舞，同時也感到很大壓力。譯者認為，把馬克思的這部偉大著作盡量準確、完善地介紹給中國讀者是自己的義務。而修改後的《資本論》仍然存在缺點，行文拘泥於原文，譯文不夠通俗，甚至仍有誤譯之處。譯者不顧重病纏身、工作繁忙，再次進行全面校改。第二次修訂的《資本論》3卷於1963-196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1)

(二)中央編譯局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框架內翻譯《資本論》

1955年，編譯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著手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即中文第1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歷時30年，到1985年出齊全部50卷53冊。其中第23、24、25卷為《資本論》第1、2、3卷，第26卷I、II、III冊為《剩餘價值理論》(即《資本論》第4卷)。此外，在補卷(第40-50卷)中還收入1857-1858、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全部，以及1863-1865、1867-1882年經濟學手稿中的一部分。

中央編譯局很早就為翻譯《資本論》作準備，如翻譯蘇聯的經濟學著作、請蘇聯專家講授《資本論》等。1956年底開始翻譯《資本論》第1卷，由於當時缺乏掌握德語的幹部，這個譯本只能從俄文轉譯，底本是蘇聯1949年出版的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的譯本。後雖譯出第1卷，但沒有正式出版。1960年底-1961年初，編譯局領導考慮到《資本論》這一重要理論著作新譯本不宜從俄文轉譯，決定從原文翻譯，底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3卷。工作因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而時斷時續。1972年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和第24卷，即《資本論》第1卷和第2卷。1974年底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即《資本論》第3卷。1975年，出版了《資本論》3卷單行本。

編譯局在翻譯《資本論》時，充分借鑒了前人的成果。《資本論》第1卷曾逐句對照郭王譯本，還多次拜訪過郭大力本人，徵求他對譯文的意見。在譯校《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時，直接在郭王譯文的基礎上進行校訂。此外，還利用了很多外文譯本，例如1960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以及英、法、日譯本。編譯局在翻譯《剩餘價值理論》時，底本是俄文版全集第26卷，並參考德文版。這是蘇聯新編輯的《剩餘價值理論》第一個中文譯本。在翻譯《資本論》手稿時，所依據的底本視當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MEGA[2])相應卷次出版與否，或為MEGA版，或為俄文版。

中央編譯局在翻譯《資本論》及其手稿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方法，培養了一批政治過硬、業務精湛的專業幹部，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力量，認真吸收前人的成果，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特別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大大保證了《資本論》譯文的質量。每一篇譯文都是經過許多人之手，反覆核對原文，反覆推敲中文而最後完成。《資本論》第1卷，先後經過翻譯、互校、初定稿、定稿、最後校審等多道工序。此外還有專門的人負責統一譯名、統一規格等多種技術性工作。《資本論》第1卷重要章節採取集體定稿的辦法，逐字逐句討論確定譯文。還在全國向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及專業技術工人求教。因此，《資本論》中譯本不僅是馬列著作編譯者的集體成果，也是中國廣大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作者及普通勞動群眾的智慧結晶。

例如《資本論》第1卷第1篇第3章腳註83提到一位中國清代財政官員「Wan-mao-in」。在用拼音文字翻譯《資本論》時，譯者只要寫下相應的字母就夠了。但是在中譯本乃至日譯本中，就不得不把這個人的真實姓名寫出來。日本譯者和中國早期譯者未能查考史實，而是按照「Wan-mao-in」的發音，杜撰了各種姓名。郭沫若、吳晗等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經過考證，確認馬克思筆下的「Wan-mao-in」為清朝官員王茂蔭(1798-1865)。這是中國《資本論》研究者為《資本論》的傳播作出的獨特貢獻。(12)又如，中央編譯局在20世紀70年代與中國科學院自然史研究所合作翻譯《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時，為了搞清楚毛紡織業的機械名稱和工序，譯者曾三次去北京清河制呢廠向老工人請教。為了了解造紙的各道工序和技術設備，譯者又訪問了北京造紙總廠，相關譯文都經過這兩個廠的工程師審閱。(13)

(三)1949年-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資本論》學習、研究情況

新中國成立時，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制定了「一邊倒」即站在東方社會主義陣營一邊的外交方針，在哲學社會科學上也體現出這一特徵。政治經濟學上，主要是使用蘇聯的教材和體系，聘請蘇聯專家講授《資本論》。1958年，中蘇關係破裂，中國學者自編了許多政治經濟學教材，其中反映了毛澤東有關經濟思想的內容。但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方針政策，如「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化等，大都生命力很短暫。1958年11月，面對大躍進之後嚴峻的經濟形勢，毛澤東提倡黨政幹部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3版下冊)，對後者，既肯定其正確的方面，又指出其缺點和錯誤。(14)

這一時期，各類高校先後成立以《資本論》為主的政治經濟學教研組(室)，培養了一支教學和研究力量;《資本論》成為社會科學的獨立研究對象，出現了一批以講解或注釋為主的介紹、學習、研究著作;《資本論》的基本原理被運用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運用於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批判，運用於探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1963年前後圍繞《資本論》方法問題開展了熱烈討論。(15)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資本論》的傳播同樣受到衝擊，林彪甚至攻擊《資本論》過時了。他說：「有人說《資本論》是理論的基本陣地，其實《資本論》只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問題。我們國家，資產階級已經打倒了，現在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問題。」(16)中國《資本論》學習和研究陷入停滯。(17)

四、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新形勢下《資本論》的翻譯、研究取得重大成果，《資本論》傳播向縱深發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新中國《資本論》的學習和研究進入第二個繁榮時期。

(一)中央編譯局完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並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框架內校訂《資本論》中譯文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央編譯局翻譯的馬克思經濟學手稿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補卷中陸續發表。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外，中央編譯局還翻譯了《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和德文第1版，在1983年和1987年分別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樣，中國就成為擁有《資本論》版本及其手稿譯本最全的國家之一，這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眼界。此外，《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翻譯推進了當時中國思想解放的進程。為適應定於1978年舉行的全國科學大會的需要，中央編譯局集中力量翻譯了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有關科學技術是重要生產力的論述;同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所合作，翻譯了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的《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並單獨出版了小冊子(1978年1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大多卷次是以俄文版為藍本編輯和轉譯的，只有少數基本著作從原文譯校，因而不可避免存在缺陷。中央編譯局在1986年向中央呈送《關於重新編譯出版<馬恩全集>中文版的請示報告》並獲批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正式啟動。該版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2])為藍本，同時參考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版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計劃70卷，分為4個部分。第2部分為第30-46卷，收入《資本論》及其手稿，共計17卷19冊。第30-40卷共11卷13冊，收入馬克思1857-1882年全部經濟學手稿;第41卷為恩格斯1883-1895年《資本論》編輯稿、增補;第42、43、44卷分別為《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1版、法文版、德文第4版，第45卷為《資本論》第2卷德文第2版，第46卷為《資本論》第3卷德文版。除第45、46卷底本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第24、25卷外(當時MEGA II/13、15尚未出版)，所有底本均為MEGA第2部分相應卷次(第42、43卷的底本還有原始的德文第1版和法文版的影印版)。MEGA第2部分所收《資本論》全部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編輯稿，都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該版《資本論》及其手稿部分因為吸收了MEGA的研究成果，其卷次編排就可能比MEGA更為合理。其中第30-36、42-46卷已經出版，第37卷也將於2017年出版。

第44、45、46卷於2001-2003年出版以後，2004年出版了3卷《資本論》單行本，2009年作為《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6、7卷再次出版。2012年，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基礎上編輯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4卷本，其中第2卷為經濟學專卷，包括《資本論》3卷的節選和部分經濟學手稿。2016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2卷中的《資本論》節選被抽出來出版了單行本。

(二)《資本論》少數民族語文譯本和港台地區《資本論》傳播情況

中國民族語文翻譯中心以中央編譯局中文版為底本，把《資本論》翻譯為各少數民族語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1986年出版蒙古文、朝鮮文《資本論(節選本)》。1989-2002年，出版蒙古文《資本論》3卷和朝鮮文《資本論》第1、2卷。2007-2015年，出版蒙古文、哈薩克文、朝鮮文、彝文、壯文《資本論》3卷和藏文、維吾爾文《資本論》第1、2卷。(18)

《資本論》在台灣的情況(19)，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後出現了變化。在蔣氏政權時代，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將殘留的左翼人士不是殘殺，就是當作政治犯關入綠島監獄。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成為「禁書」，幾乎沒人敢碰，更沒有人敢譯。但蔣氏政權為了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立了「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其圖書館也是當時台灣唯一「合法地」收藏馬恩著作的地方。後來，該研究中心支持成立了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招收一般研究生。只要與這些研究生有些私人關係，就可以偷偷借出其館藏的各種馬恩著作。因此，儘管像被關入綠島的政治犯大牢一樣，《資本論》也被關入了「國關中心」的圖書館，但是馬克思的思想卻暗地裡滲透出去，尤其是在青年學子間形成了一道潛流。學界仍是馬克思研究最重要的場所。葉啟政長年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開設「社會學理論」課程，其內容必然包括馬克思的理論。雖然因馬克思之著作被列為「禁書」，缺乏實際閱讀研究之可能，但是學生學習興緻始終很高昂，教室也總是座無虛席。而前述從國關中心「流出」的影印著作，也往往就是上課者回家後的參考書。

20世紀80年代中期，台灣政治鬆動。1986年，當時還在新加坡教學的洪鎌德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傳統與反叛：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青年學子趨之若鶩。隨後大量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青年馬克思或西方馬克思主義)相關著作出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如異化、壓迫、剝削等等，一時在知識界中，尤其是青年學子間，蔚為風潮。1987年，台灣宣布解嚴。所有在戒嚴時期禁止的書籍，得以重見天日。1990年，時報出版社出版了《資本論》3卷、《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標記：此後馬克思不再是禁忌，反而可以自由討論、授課了。不過，這些馬克思著作其實都是大陸簡體字版的「繁體化」，因此，儘管印刷精美，卻引起不少「盜版書比原版書貴」的譏諷。後來或許是因版權問題，它們都沒有再版。需要的空缺，漸漸由外文書與簡體書的進口與影印技術的進步補足了。不過大陸的翻譯對於台灣讀者而言往往難讀，而大部頭的著作又頗令人望而生畏，於是，誠品書店在20世紀末將《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2(或第4)版的第1章節譯出版。白色恐怖時期滯留海外的左翼人士，如史明(施朝暉)、何青(許登源)等，在1992年前後陸續返台，為台灣的馬克思研究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何青2004年積極組織了「《資本論》研究會」，不僅經營網站，也組織讀書會，吸引了不少青年學生。目前台灣有一批從歐美留學返台的馬克思研究者，如黃瑞祺、陳宜中、孫善豪等。孫善豪不僅翻譯了《資本論》的部分章節，還按照原始手稿形式翻譯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章。(20)

總之，在台灣，馬克思本人的理論，包括《資本論》，並未如當初預期的那樣受到學界很高的重視，反而往往被視為老舊、過時，而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才被認為是開創、發展。這種風氣一旦形成，就立刻浸滲入學界。對現實社會、對下層的關心，往往被轉化為意識形態、哲學觀點的爭論。

香港親中共的左翼書店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一直都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銷售，包括《資本論》，但未聞有活躍的理論研究活動或相關刊物出版。而托派內部曾經出版過一些馬克思理論著作和政治經濟學的導讀刊物。在20世紀70年代末，受各種激進思潮影響，大學校園內曾有過一陣比較活躍的馬克思主義研讀風氣。(21)

(三)中國《資本論》的學習和研究在挑戰中向縱深發展

改革開放後的時期是《資本論》研究的黃金時期，中國《資本論》研究取得空前碩果。與此同時，對《資本論》的質疑聲逐漸出現，高校的《資本論》教學一度出現邊緣化。在這種挑戰中，中國《資本論》研究向縱深發展。

20世紀90年代之前，《資本論》研究的重點在於原著本身(對象、結構、方法、創作史)，在於基本理論的學習和闡釋，特別是對《資本論》第1卷的研究。80年代初，社會上形成了學習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高潮，《資本論》第2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資本論》研究越來越關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新問題。

中國學者對幾十年來的《資本論》研究進行總結，國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譯介，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集中湧現。各重要院校大都出版有《資本論》的講義和理論研究著作。各地區、各系統紛紛建立《資本論》研究會，最主要的是1981年中國《資本論》研究會的成立。這個研究會把全國《資本論》研究力量組織起來，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資本論》研究。

我國出現一大批《資本論》學習輔導書籍，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福建師大陳征《<資本論>解說》、復旦大學張熏華《<資本論>提要》、中央黨校王珏《<資本論>介紹》、北京大學經濟系《<資本論>釋義》、南開大學魏塤《<資本論>的理解與啟示》等。對《資本論》創作史、結構、方法的研究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如田光、陸立軍《<資本論>創作史簡編》、劉永佶《<資本論>的邏輯》、劉炯忠《<資本論>方法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資本論》研究叢書」是這一時期《資本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其中包括：田光的《<資本論>的邏輯》;馬健行、郭繼嚴的《<資本論>創作史》;劉焱的《<資本論>索引》;趙洪主編的《<資本論>第一稿研究》;李善明主編的《<資本論>第二稿研究》。有兩部著作是這一時期《資本論》研究的集大成。一部是宋濤主編《<資本論>辭典》(1988)，該辭典共收詞條1632條，由來自全國的261名頂尖的《資本論》研究者寫成。另一部是湯在新主編，張鍾朴、成保良副主編的《<資本論>續篇探索：關於馬克思計劃寫的六冊經濟學著作》(1995)，當時在世界上也處於領先水平。此外，《資本論》通俗化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洪遠朋《通俗<資本論>》(1985)和顧海良主編的《畫說<資本論>》(1995)。後者是一套共4卷的連環畫，緊扣原著，直觀、形象地講解了《資本論》3卷的基本原理。它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68位藝術家近5年辛勤努力的結晶。

由於中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中國的《資本論》研究得以和世界其他國家保持同步，甚至在個別領域居於領先水平。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譯者和MEGA的編者把1861-1863年手稿第XVI筆記本和第XVII筆記本的前7頁的寫作時間判定為「1862年12月-1863年1月」(馬克思自己寫的是「12月」和「1862年1月」)，馬健行通過對馬克思的理論發展程度的考證，認為該部分手稿的寫作時間恰恰應當是馬克思自己寫的「[18]61年12月-1862年1月」，從而與日本學者大村泉、德國學者繆勒等人差不多同時解決了這個問題。(22)

1983年熊映梧提出《資本論》的「歷史局限性」問題(23)，引發廣泛爭議和深入探討。這可以看作新時期中國《資本論》傳播史一個具有特徵性的事情。

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市場化導向的改革的推進，西方經濟學特別是英美經濟學被引入中國，高校中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課程被一再壓縮，甚至取消。一些學者認為，到90年代中期，西方經濟學已經在中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教育和教學中佔據了事實上的主流地位，大學很多經濟學教師都沒有認真研究過《資本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處於比較嚴重的被邊緣化境地。(24)劉國光指出：「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經濟研究工作和經濟決策工作中都有滲透。對這個現象我感到憂慮。」(25)

這一時期，《資本論》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受到質疑和「創新」，中國經濟學理論界迅速分化。有人提出非勞動生產要素(資本、土地)也創造價值，另一些學者要求堅持「勞動價值論一元論」。(26)有學者認為，目前《資本論》研究的特點和趨勢之一，是把資本、剩餘價值等範疇中性化，不作為資本主義特有範疇，這就使《資本論》揭示的範疇和規律等更加適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學者指出，一些打著理論創新、重建政治經濟學、重新認識和深化勞動價值論旗號的研究，實際上是否定和攻擊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剩餘價值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這種背景下，《資本論》研究出現新的特點。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資本論》研究的熱點有：《資本論》研究對象與生產方式概念，勞動價值論，資本總公式，重建個人所有制，產權改革，股份資本，收入分配，金融危機，資本論與西方經濟學比較等。與此前相比，除《資本論》第1、2卷外，第3卷也受到較多關注。《資本論》研究的特點有：充分結合現實，以問題為導向展開研究，主要是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國際金融危機來研究;關注《資本論》的整體性、開放性和與其他學科的結合;充分重視《資本論》手稿的挖掘，特別是注意學習利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發表的基礎文獻和研究成果。一些學者研究了國際學術界的前沿問題，並掌握了一定的發言權。高峰深入考察了壟斷資本、資本積累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問題。謝富勝從事的當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研究取得較大成果。一些《資本論》研究專家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取得成就，如顧海良、程恩富、張宇等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最重要的是得益於以《資本論》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條基本原理，即調整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就會大大解放生產力。此外，學者一般認為《資本論》在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以及經濟發展的規律，在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以及其他基本原理方面，對中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四)黨中央對《資本論》學習和研究的重視

2004年，中共中央啟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工程框架下編寫了一系列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相關的教材，如林崗主編的《<資本論>導讀》。2012年6月19日，習近平考察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教學和研究中心時指出，《資本論》作為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一，經受了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芒。加強《資本論》的教學與研究具有重要意義。(27)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說法是武斷的。遠的不說，就從國際金融危機看，許多西方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加深，說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現形式、存在特點有所不同。」(28)習總書記有關《資本論》的論述極大鼓舞了全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的信心，在全國掀起學習和研究《資本論》的新高潮。

五、中國《資本論》百年傳播史的階段、特點和經驗

《資本論》在中國的傳播史，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科學理論在中國傳播的縮影。《資本論》的翻譯與出版、研究與教學、宣傳與運用，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是隨著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而不斷深化的。這種鮮明的實踐特徵，既體現了《資本論》自身的理論品格，又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和進步知識分子對《資本論》的科學態度。

新中國成立之前，《資本論》傳播的主要任務是向廣大群眾介紹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讓廣大群眾了解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制度根源，認識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規律，認識資本主義被共產主義取代的歷史必然性，從而積極支持和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為推翻反動統治，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而努力奮鬥。

在這一時期，一批傑出的革命知識分子承擔了《資本論》翻譯、介紹和宣傳的重要使命。在白色恐怖時期和革命戰爭年代，這些信念堅定、勇於擔當、學養深厚、嚴謹求實的革命志士克服了無數困難，付出了大量心血，將《資本論》的中文譯本送到了中國人民手中，使這部理論巨著在革命鬥爭的崢嶸歲月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從新中國成立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資本論》傳播的突出重點是：向廣大黨員和幹部群眾介紹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並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初步的探索和研究。

人民民主專政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為《資本論》的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條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出版工作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資本論》3卷的中文譯本經過認真譯校和全面修訂，以嶄新的面貌和更高的水準相繼問世;《資本論》的研究和教學蓬勃開展，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武裝和理論建設。

在這一時期，由於「左」的思想的干擾，特別是由於「文革」浩劫的破壞，《資本論》的傳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首先是教條主義的影響，其主要表現是：簡單片面地理解《資本論》中關於資本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的論斷，斷言資本主義行將滅亡，共產主義即將實現;形而上學地解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以及所有制關係的論述，認為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關的所有經濟運行方式都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經濟必須與這一切徹底劃清界限，實行從上到下的計劃經濟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忽視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一決定性因素，盲目地、過快地、片面地推進生產關係的變革，從而在經濟社會的發展進程中造成了消極的後果。其次是「過時論」的影響，其主要論點是：《資本論》分析的是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對於20世紀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指導意義。

總的來說，在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中，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又遭遇過嚴重的挫折。與此相應，《資本論》的傳播也包含著成功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資本論》傳播在這一歷史階段的顯著特點是：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資本論》文本編譯和理論研究緊緊圍繞經濟體制改革這一中心任務不斷向縱深開拓，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和學理支撐;文獻編譯的成果不斷湧現，學術探討的視野日益擴大，學界對《資本論》這座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的認識水平大幅提升;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思想禁錮和教條主義的桎梏被打破，出現了理論研討和學術爭鳴的活躍氛圍，為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注入了新的動力。當然，在這一進程中，也出現了對《資本論》基本概念、範疇和觀點的質疑和否定的聲音，出現了以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偏向。但從總體上看，這畢竟只是支流;從長遠來看，這終究只是暫時的現象;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和發展的內在規律來看，不同觀點的爭論和交鋒，只會使客觀真理的要義更加深入人心，使科學理論的內涵更加豐富充實。

可以說，改革開放時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新階段，也是100年來《資本論》在中國的傳播史上碩果累累的最好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誕生，就是這一時期產生的最重要的成果。這一嶄新的理論成果，將鼓舞和引導我們不斷續寫《資本論》傳播史的新篇章。(29)

注釋：

①本文參考了眾多有關《資本論》在中國翻譯和傳播的論著，如楊國昌主編：《<資本論>研究資料彙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央編譯局馬恩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胡培兆、林圃：《<資本論>在中國的傳播》，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Zhou Liangxun,Zur Verbreitung des Kapitals in China,in: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r.28,Berlin,1989。此外還就此問題請教了多位專家。

②這句話下面的文字是：「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於君相之範圍一國。」(廣學會：《萬國公報》，1899年2月，第121冊。亦可參見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614頁)學者認為，這其實是《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的表述。

③廣學會：《萬國公報》，1899年4月，第123冊。亦可參見李天綱編校：《萬國公報文選》，第620頁。

④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5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111頁。

⑤孫中山：《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的演說》，載《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有學者認為，孫中山閱讀《資本論》，可能始於1896年流亡倫敦期間(參看姜旭朝：《<資本論>對孫中山「節制資本」思想的影響》，載《文史哲》1987年第4期)。順便指出，誰是中國最早接觸《資本論》的人，學術界也有研究。陸曉光認為，王國維讀《資本論》是在20世紀初，這在時間上比陳寅恪20世紀20年代初讀《資本論》早了十多年，即便與李大釗讀《資本論》的時間相比照，王國維也是早了約十年;由此當可認為，王國維可能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早接觸《資本論》的學者(參看陸曉光：《王國維讀<資本論>年份辨》，載《文匯報》2011年6月13日)。李友唐指出，馬一浮1903年赴美後購得英文版《資本論》，1904年赴歐後又在柏林購得德文版《資本論》，並在1905年回國時將這兩部外文《資本論》帶回;因此馬一浮是中國引進《資本論》的第一人(參看李友唐：《馬一浮是中國引進<資本論>的第一人》，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6月1日)。

⑥周恩來：《周恩來早期文集》上卷，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頁。

⑦羅章龍：《回憶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載《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期。

⑧郭寶璘、王希和：《<資本論>三卷中文全譯本的翻譯和出版》(上)，載《學習時報》2005年5月2日。

⑨《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307頁。

⑩《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80頁。

(11)本小節主要參考郭寶璘、王希和：《<資本論>三卷中譯本的兩次全面修訂》，載《學習時報》2005年6月20日。

(12)參看韋建樺：《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百年回顧》，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6期。Zhou Sicheng,Wan mao in-der Mandrin im Kapital,in 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eue Folge 2013,Argument Verlag,Hamburg,2015。

(13)本節主要參考周亮勛：《馬克思的<資本論>和經濟學手稿的譯校經過和體會》，載《中共中央編譯局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冊(1953-1993)》;張鍾朴：《事實的考證和專業知識的質疑——譯校<資本論>和馬克思經濟學手稿的片斷回憶》，載同上書。

(14)宋濤、胡均：《<資本論>(中文版)的翻譯、理論傳播及其運用和發展》，載《東南學術》2002年第1期;衛興華：《60年來政治經濟學幾個理論問題的研究與發展評析》，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1月號(第1卷第1期)。

(15)胡培兆、林圃：《<資本論>在中國的傳播》，第178-179頁。楊國昌：《<資本論>研究資料彙編》，第151頁。

(16)林彪：《在軍事院校負責同志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9月18日)，轉引自洪遠朋：《論<資本論>——洪遠朋<資本論>研究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17)在中國知網(www.cnki.net)「中國學術期刊(網路版)」上檢索，顯示1954-2016年的63年間，標題含「資本論」的文章共3766篇，年均接近60篇。1966年以前，多數年份有十幾篇，多的年份有二三十篇。1966-1978年各年的數字是：1966(1)，1967(0)，1968(0)，1969(0)，1970(0)，1971(0)，1972(0)，1973(1)，1974(1)，1975(4)，1976(1)，1977(7)，1978(14)。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多的年份達到一兩百篇，1983年達到這一輪的峰值276篇。此後略有下降，每年四五十篇到八九十篇不等。2008年再次破百，此後至今都維持在每年百篇以上的水平，最高值是2015年的225篇。

(18)少數民族語文版本《資本論》資料，由中國民族語文翻譯中心研究室、業務處提供。

(19)有關台灣《資本論》傳播情況，是在孫善豪教授所提供文字的基礎上刪改而成的，此外還得到台灣其他學者的指教。另參看曹玉文：《馬克思主義在台灣》，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7年第6期;林哲元：《馬克思主義研究在中國台灣——1949年後歷史與現狀概述》，載《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張艷濤：《走向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之路——訪台灣政治大學教授孫善豪》，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8期;張艷濤：《馬克思主義在台灣的歷史、現狀與未來趨向》，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2期。

(20)[德]恩格斯、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型態I.費爾巴哈 原始手稿》，孫善豪譯註，台灣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版。

(21)有關《資本論》在香港傳播情況，由幾位香港學者提供。

(22)參看馬健行：《關於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第XVI本和第XVII本前七頁的寫作時間問題——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第XVI本第XVII本前七頁寫作時間考(摘要)》，載《馬列主義研究資料》1985年第6輯(總第42輯);另可參看李善明主編：《<資本論>第二稿研究》附錄，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3)熊映梧：《用發展觀點研究<資本論>》，載《社會科學》1983年第7期。

(24)參看邱海平：《我國經濟學教育的嚴重西化傾向及其危害》，載《經濟導刊》2014年第10期;科恩：《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如何主導了中國經濟學教育》，謝富勝、汪家騰、朱安東譯，載《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6年第1期;常荊莎、吳東華：《論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兼論高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基礎教育問題》，載《當代經濟研究》2016年第5期。

(25)劉國光：《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載《經濟研究》2005年第10期。

(26)蘇星：《勞動價值論一元論》，載《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

(27)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2-09-27/1455357128.shtml.

(28)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載《光明日報》2016年5月19日。

(29)本節寫作得到中央編譯局韋建樺同志的悉心指導。

【察網www.cwzg.cn摘自《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7年第2期。】

（2018-03-11 來源： 察網 作者： 徐洋 林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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