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凱旋：「我們就是人民」——觀念與東歐轉型

撰文：景凱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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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東歐各國相繼發生劇變。此年1月，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提議與反對派組織「團結工會」舉行圓桌會議，雙方在此後的談判中同意議會由選舉產生，這為團結工會在8月上台組閣奠定了基礎。同年2月，匈牙利黨內改革派藉助反對派「自由民主戰士同盟」的壓力，擊敗黨內保守派，宣布實行多黨制與議會自由選舉，並於9月開放與奧地利之間的邊界，由此引發東德政權的崩潰。大量東德人拖家帶口，通過捷奧邊界逃往西德。年初，東德國家安全部長還估計反對派只有幾千人，到了9月中旬，各地相繼爆發大規模和平示威，昂納克被迫下台。11月9日，冷戰的象徵柏林牆轟然倒塌。

接著，捷克斯洛伐克爆發「天鵝絨革命」。11月17日，布拉格的學生舉行遊行，要求大赦政治犯，七七憲章運動的知識分子也加入了隊伍，隨後他們成立了「公民論壇」來領導抗議運動。12月10日，胡薩克總統辭職。12月29日，議會選舉哈維爾擔任總統。11月10日，保加利亞黨內發生「宮廷政變」，將總書記日夫科夫趕下台，並向社會做出舉行自由選舉的承諾。12月21日，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被民眾起義推翻，由羅共中的改革派組成「救國陣線」接管政權。接下來，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全面爆發，聯盟在解體過程中陷入長期內戰。最終，與世隔絕的阿爾巴尼亞政權亦未能倖免，允許成立獨立的黨派。到了90年代初，東歐各國全都實現了制度轉型。

全世界目睹了這一連串令人目瞪口呆的多米諾坍塌，即使相信歷史是偶然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其中有著某種必然性。不可否認，東歐劇變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有著密切關係，但卻不是由「新思維」引導的， 而是源於東歐各國長期的內部危機，是東歐人民自身追求的結果。當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宣布不再干涉東歐各國人民的自由選擇時，這些國家的領導層感覺到這次只有靠自己了。他們做出了不同的反應，但結果全都一樣，這是因為他們的起點是一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各國政權都是在蘇聯的扶持下，以人民的名義建立起來的，而在1989年的示威浪潮中，匈牙利遊行隊伍打出的標語是「我們要生活」，東德萊比錫示威人群高喊的口號是「我們就是人民」， 在1990年的新年獻辭中，哈維爾對著廣場上的公眾暢談捷克未來的民主道路，同樣以這樣的語言結束：「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 這表明，東歐各國人民在這場運動中提出的要求已經不是權力的限制，而是權力的來源。

許多歷史學家都相信，東歐各國執政黨失去權力是由於計劃經濟的低效率，不能滿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因此一旦遇到經濟危機就會引發社會不滿。的確，按照蘇聯式社會主義理論，計劃經濟可以集中國家力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但計劃經濟依靠政府的主觀意志，無法避免人為設計的局限。為了儘快實現現代化，東歐國家的計劃經濟是以重工業和基礎建設為主，無視消費品生產。國民經濟發展依靠的是投資與積累，而不是消費，從而形成缺乏市場供需的短缺經濟，因而難以趕上西方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根據數據統計，在東歐各國政權初期，物質產品凈值年均增長率為6%至7%；六十年代降至2%至3%，然後又出現反彈，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又出現下滑趨勢。 英國歷史學家福凱斯即認為，東歐各國在八十年代普遍出現貿易和債務危機，對外貿易轉向西方、國際石油暴漲是一個重要原因，東南亞經濟崛起使東歐國家出口大為減少，加重了經濟危機。按照《歐洲經濟評論》在1989年的結論，這一年，東歐國家的經濟產出是1947年以來最糟的。 

然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一方面，與西方市場經濟相比，東歐的確屬於一種消費品匱乏的短缺經濟，商店裡常常缺乏日用品，人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排隊購物。但另一方面，東歐各國的生活水平多年來一直在持續改善，比世界許多貧窮國家要好得多。對於東歐國家是否在八十年代出現經濟停滯的趨勢，西方經濟學家也一直存在爭論。從統計數據看，1985至1989年，東歐各國的經濟始終保持著低增長。 西方經濟學家邁耶克就認為：「從增長百分比來看，東歐的經濟表現還是不錯的」。 更重要的是，東歐國家生活水平雖然較西方國家低，但基尼指數卻沒有西方國家高，整個社會並沒有突出的貧富差距。如西方政治學家羅文達斯基和伍德爾在1987年寫道：「由於東歐各國已經成功地在整個社會中建立起社會主義信念，如果他們能夠實現自己所承諾的社會平等的話，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合法性是可能的。」 因此，東歐的崩潰不能完全從經濟問題的單一線性思維加以解釋。

不管怎樣，貿易與外債危機只能說明民眾生活水平下降會帶來執政難題，卻不可能造成政權崩潰。東歐國家是一個經濟平等的社會，但同時又是一個沒有自由的社會。就此而言，經濟崩潰的說法在東歐國家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個政權毫不在乎個體的生命，並擁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再大的經濟危機都可以靠突破底線的生活水平來消解掉，因此對於政權來說，永遠不存在經濟崩潰的可能。何況當時東歐集團的經濟基本上仍然運行正常，人們的工資水平、出口量以及大部分經濟指標都保持著增長。 幾個重要的東歐國家，除了波蘭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東德靠著西德的經濟支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依靠增加消費品生產，公眾在表面上對自己的命運並沒有表現出非常不滿。換言之，當時東歐各國即使經濟不是太好，也不足以使人民走上街頭。

有意思的是，經濟因素誘發社會危機也是當時東歐各國許多高級官員的看法，直到面對不斷發生的群眾示威和大批民眾逃往西德的浪潮時，東德安全部的哈內爾將軍還認為：「這是因為人民對政府工作感到不滿，對他們的住房條件和國家經濟狀況感到不滿造成的。」 但是，這樣的解釋缺乏說服力，東德1959年的工業增長率曾高達12%，當時仍有大量人員出逃，僅在1961年上半年就有15﹒5萬人出逃西德，最終迫使東德當局在1961年8月13日建立「柏林牆」。 到1988年，東德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11873美元，人民的純收入從1970年的794億馬克增加到了1988年的1620億馬克，人民生活水平居世界第24位。捷克1966-1970年的經濟增長率是6.9%，國民收入1966年增加5.7%，1967年增加7.5， 可在1968年卻爆發了布拉格之春。波蘭、匈牙利等國在八十年代初期就開始實行市場經濟改革，八十年代東歐許多國家都出現了「第二經濟」，如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私營經濟的產值已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3強，包括約60%的服務業、80%的建築業以及15%的工業。 但到了1989年，所有東歐國家的人民都突然走上街頭示威，要求改變現行制度。

很少有東、西方的政要和學者預見到東歐會發生劇變，反倒是身處其中的東歐知識分子預見到事物的發展，他們不是從國際政治或經濟的角度，而是從思想觀念的角度觀察到東歐社會正在醞釀著變化。在他們看來，東歐社會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物質匱乏，而是在於缺乏自由，導致社會道德功能失范，成為一個失敗的社會。七、八十年代，東歐各國都奉行「現實的社會主義」，這意味著執政者自己也不再信仰他們最初的信念了，匈牙利政治學家亞諾什·基斯在1979年即指出：「意識形態的要求這時完全是消極的：不要向官方最高的意識挑戰，或者說在某些不常見的時刻在形式上慶祝慶祝，說願意服從這種意識形態。」 捷克作家哈維爾也在1978年指出，在東歐國家，由於制度目標和生活目標之間存在著根本衝突，它每天都發生在社會的每一個層面，當一個人想要生活在真實中時，他就自然成了制度的對立面。 這種情況下，物質越是不太匱乏的時期，人們對自由的渴望反而越是迫切。換言之，當局已經無法用謊言持續地壟斷權力，社會轉變的那一天一定會到來。

如果我們閱讀托克維爾考察法國大革命的著作就可以發現，這種無法採用實證研究的社會觀念的變化往往更具歷史運動的驅動力，儘管東、西方的政要和學者都看到了東歐的經濟問題，並且這也的確反映了部分事實，但卻缺乏觀念層面的考察。事實上，東歐各國的興衰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觀念的變化所造成的，它是全球現代性進程的一個部分，需要從歷史的長時段去尋找原因。東歐現代性不僅意味著社會物質豐富和個人精神自由，同時還意味著某種非人化現象的出現。換句話說，東歐各國的思想基礎是對自由個人主義的否定，而個人自由的觀念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曾廣為傳播，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時期。然而，正是在非人化方面，東歐國家表現出現代性最壞的一面，將人類個體完全視作制度目標的工具，對此沒有一個民族是願意長期忍耐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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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指出，羅文達斯基和伍德爾沒有理解錯東歐政權的制度目標與承諾，也沒有忽略東歐人民在二戰後的訴求，以及此後近半個世紀的社會實踐，那就是社會平等的理想。從更遠的歷史角度看，東歐各國當初建立的政權既是蘇聯式的，也是法國式的，具有這兩次革命追求社會平等的主要特徵，並且採取了經由人民贊同的暴力方式去剝奪有產者。而早在一百多年前，托克維爾針對法國大革命前知識階層的思想與整個社會的情緒，就已指出：「他們對平等的熱愛是那樣明確，對自由的愛好是那樣不明朗。簡直就像是我們同時代人。」 應當補充一句，這簡直就像是四十年代末的東歐各國人。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對於大革命的起因與結果有一個重要結論：法國大革命的基調是追求平等，但卻忘記了自由。自由的主張是法國革命前最後才提出的，也是第一個消失的。 對法國革命產生很大影響的經濟學派強調公益，卻無視契約與個人權利，「他們熱愛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 事實上，革命前王朝政府已經較前更加尊重自由，社會矛盾主要是階級區隔產生的不平等現象，導致革命爆發時所有階層都反對王朝專制，並且都希望建立起新的中央集權，以實現啟蒙思想家們的社會平等理想，建立一個「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會。

托克維爾在其研究中觀察到一個普遍的社會心態，即人們對平等的渴望永遠比自由更強烈，也更長久。 某種程度上講，自由更多的關涉個人，而平等更多的關涉群體，平等可以給下層社會帶來現實的物質利益，也更符合知識階層心中的社會正義和道德觀念。就此而言，任何社會中自由都遠不如平等有吸引力。普通人往往熱愛平等，但卻未必熱愛自由。對一個政權來說，平等顯然也更容易與專制結合起來，因為人人平等的實現必須依靠政府權力，而任何自由都只會削弱政府權力。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建立起來的專制最終取消了思想言論自由，也使得人們的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

歷史竟然是如此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歐各國人民同樣面臨要自由還是要平等的選擇。儘管東歐各國採用蘇聯模式有著外部強加的因素，但也有著自身選擇的因素。二戰前，捷克就已實現了民主制度，東德、波蘭和匈牙利則經歷過政治自由主義、立憲政府和選舉，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則是非民主國家，但有一點各國則是相同的，自十九世紀末以降，社會平等的觀念已成為東歐各國人民的主要訴求。匈牙利作家馬洛依·山多爾描寫世紀初社會的作品就反映了這一時代精神的潮流，下層階級並不關心自由，卻對不平等心懷怨恨，就連貴族階層也以崇尚平等為榮。 東歐知識分子普遍受社會民主主義影響，同情下層階級的處境，如捷克作家哈維爾出生大資本家家庭，可終其一生都痛恨社會不平等現象。

儘管東歐社會主義是外部政權強加的，但其理論的核心是追求社會平等，因此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並不與東歐知識分子及多數民眾的基本訴求相悖。戰後，整個歐洲普遍認為，自由資本主義是二戰的禍根。即使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英國的保守黨都支持政府在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工業國有化，發展福利國家。東歐國家在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中受到的損害最為嚴重，經歷了世界大戰之後，一代人仍然保有貧窮、失業和飢餓的記憶。戰爭結束後幾個月，匈牙利影院播放了一部雅爾塔會議的新聞片，當看到羅斯福對斯大林講話時，影院里的觀眾高喊：「管好你自己的事！」在波蘭，孩子們在大街上對著蘇聯士兵喊叫：「請關懷我！」 經歷過長期的外來強權欺凌，東歐人普遍具有一種解放情結。他們對民族、階級的平等充滿正義的渴望，同時卻缺乏對自由的真正理解，這使得他們更傾向於受法國的浪漫主義影響，而不是受英國的經驗主義影響，因而將新社會的來臨看作是人類的曙光，充滿激情地拋棄了西方的民主制度。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戰後東歐各個黨派組成的民族陣線都主張工業國有化，如保加利亞的「火炬」集團就主張「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指導使保加利亞現代化」， 這一綱領與保共是一致的。有的國家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甚至比共產黨還要激進，如捷克左翼社會黨甚至主張由工人直接控制企業。 既然所有階層、所有黨派都支持社會主義的平等主張，支持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不同黨派之間的分歧只是多黨制與一黨制之爭。一般來說，東歐各國建立一黨制的過程大同小異，先是成立一個聯合政府，接著清洗聯合政府中的非黨人士，然後從政治生活中摒除所有其他黨派，最後建立起一黨統治。

在建立一黨制的過程中，東歐各國全都是採用了民主投票的程序。1945年的選舉中，保共控制的「祖國陣線」獲得88%的選票。1947年的議會選舉，波共領導的「民主派集團」獲得80%的選票。匈共領導的「人民陣線」在1947年獲得22%的選票，在1949年則贏得了95﹒6%的選票。在南斯拉夫，則是一開始就由南共主導國家重建，當時絕大多數民眾都擁護南共。在1945年的大選中，捷共獲得38%的選票，1948年的「二月革命」，捷共在250萬工人總罷工的支持下，逼迫其他黨派退出政府。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作家昆德拉寫道，當時「既沒有流血也沒有暴力，而是得到半個民族的歡呼致意。」

這次政變也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支持，劇作家帕維爾·科胡特回憶道，當時二十歲的他在廣場上看到哥特瓦爾德站在主席台上，激動地寫下一首頌歌：「鮮花盛開的五月，/遠處古堡的上方/勝利的旗幟高高飄揚：/『真理戰勝一切！』/工人階級的話光芒四射！/工人的真理戰勝一切！/我們走向輝煌的未來。」 對此，作家克里瑪解釋道：

他們通過將烏托邦景象和煽動性的許諾相結合，也通過訴諸普通市民關於社會的秩序和正義組織的觀念，而獲得了聲望。對於陷入暗淡的日常生活中的人們來說，他們提供了一個偉大的理想，而且還提供了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他把人們從不得不自己做出決定或不得不承擔責任和風險的重負中解救出來，並且領導人們朝著一個賦予他們生活以意義的目標前進。

可以說，正是新政權的社會平等主張吸引了整個社會和所有民族，使得民眾相信，通過當政者無私的服務，在國家的統一計划下，從此可以實現社會的普遍平等。正如托克維爾早已揭示的，在法國革命中，對平等的追求使民眾站在自由的對立面，無視政權摧毀與自由相悖的許多制度、思想和習慣。「在他們的理想社會中，只承認人民，沒有其他貴族，除了公務員貴族；只有一個唯一的、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由它領導國家，保護個人。」 顯然，二戰後東歐各國的群眾心理同樣也是如此，大多數人願意放棄個人自由去實現社會平等，並把自己奉獻於這個偉大的事業。

對於捷克人來說，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托馬斯·馬薩里克的兒子、時任外交部長的揚·馬薩里克的死亡仍然引起了他們的哀悼，他和他的父親曾代表著一個很有希望的時期。揚·馬薩里剋死於1948年3月10日，他是跳窗自殺還是被人從窗口拋下去，這在後來一直都存在爭議，但他的死卻無疑標誌著一戰後的捷克及東歐其他一些自由主義政府的終結，代之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從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所有東歐國家都按照蘇聯模式，沒收資本家和舊官僚的財產，對工業、銀行和私人保險公司全部實行國有化，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把富農的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並鼓勵他們建立農業合作社。自1948年底至1950年，東歐各國工業國有化比重分別是：東德76%，匈牙利81%，波蘭92%，羅馬尼亞95%，保加利亞95%，捷克斯洛伐克96%，阿爾巴尼亞97%，南斯拉夫甚至高達100%。中央集權的政府完全控制了國家的經濟生活，指令性經濟和五年計劃很快就恢復了戰後經濟，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新政府的確踐行了社會平等的承諾，大批工人被提拔為官員，從前的官員則變成工人。如在1951年，捷克有近八萬舊政府僱員被趕出政府部門，安排到工廠當工人。在工資收入上，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和工人的差別並不大。到六十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的收入分配是最平等的一個國家。 在匈牙利，一半以上的各級官員是從前的工人、農民，普通官員的工資僅比技術工人高12%。在波蘭，許多工人的工資甚至比知識分子要高。

在東歐各國，社會平等的訴求早已深入人心，充分就業、廉價商品、免費教育、公費醫療都被視作理所當然。工農子女有了更多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在波蘭，工農出身的學生佔比由1946年的11%上升到1950年的63%，而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則由1936年的35﹒5%下降至1960年的1﹒2%。 在匈牙利，工農子弟佔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65%和55%。 捷克工人子女的比例從1938年的10%上升到1956年的31%，到1963年更是接近40%。此外，男女平等也得到了實現，婦女進入了所有的職業領域，以捷克斯洛伐克為例，從1950年到1970年，婦女參加工作的比例從54%上升到85%，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有46%是女性。 

正如克里瑪所指出：「早期階段的極權主義制度在很多方面是令人欽佩的：它的果斷、它的明確綱領以及處理問題的能力。這些問題是一個民主制度因其特性而無法以那種方式解決的。」 也就是說，這一切都是在完全平等的名義下，通過強迫的方式來實行的。如波蘭在1952年逮捕了成千上萬的農民，因為他們不願向國家上交糧食。捷克斯洛伐克將反對農業集體化的農民戴上富農帽子，僅斯洛伐克就有2400農民被判處反國家罪，瓦楚里克的小說《斧子》即描寫了集體化對鄉村傳統價值與親情關係的摧毀。羅馬尼亞在1949年有3000地主被驅離故土， 有八萬農民因反對集體化被捕。 在匈牙利，一大批舊官員、工廠主、銀行家以及富裕的律師、職員、醫生等被沒收財產。1951年，布達佩斯有5893個家庭被勒令限期搬遷出首都。富農則成為農村的打擊對象，備受歧視，對那些不願意加入合作社的農民，當局隨意毆打和罰款。 1948年至1953年，匈牙利全國就有四十萬農民因不願交公糧而被逮捕，八十萬農民被罰款。

五十年代初，東歐各國政權都贊同這樣的理論，即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後，階級鬥爭仍在日益尖銳化。捷共領導人斯蘭斯基就曾強調：「發現我們中間的敵人，因為他們是最危險的敵人。」 這個理論先是用來清洗非黨人士，反集體化的農民與投機倒把的小商小販，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識分子，後來又用來清洗黨內反對派。如捷克的斯蘭斯基和胡薩克、波蘭的哥穆爾卡、匈牙利的拉伊克和卡達爾、保加利亞的科斯托夫、羅馬尼亞的巴特拉斯卡努、盧卡和特奧哈里、阿爾巴尼亞的多德捷、南斯拉夫的吉拉斯等，儘管缺乏任何證據，這些人或者被處死，或者遭到長期監禁。當然，受害者中絕大多數還是一般民眾，對他們的清洗並沒有舉行公審，有的甚至沒有經過司法程序。

執政黨控制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所有領域，議會雖然給其他黨派保留部分席位，但卻是橡皮圖章，國家權力掌握在黨和政府手上。為了全面摧毀民間社會，成立了由國家控制的工會、青年組織、婦女組織和作家協會等群眾團體，將全體國民納入一個劃一的社會。同時，實行強制性的勞動組織和義務勞動，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是建立「勞動營」，波蘭是建立「為波蘭服務」組織，每年六個月義務勞動。政府還不斷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定額，降低實際工資，強化勞動紀律，同時經常宣傳勞動模範，供全社會仿效。 東德的電台則宣稱：「有必要在每一件事情、每一個計劃、每一個部門討論黨的路線並在日常工作中執行它。」凡是對生活感到不滿的人，都會被視作是反對政府而遭到威脅和鎮壓。

事實表明，由於實現平等的途徑往往需要通過政府的力量，因此在平等的名義下，這個制度建立的只能是一個限制自由而不是限制權力的政權。

那些領導了這場革命的人告訴人們，他們與大多數人民的理想是一致的，目的是實現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事實上，對於多數東歐民眾來說，他們對自由的理解就像法國大革命中的民眾一樣，「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 換言之，他們並不拒絕自己當國家的主人。可他們沒有意識到，自由實際上與社會地位和物質利益無關，它本身就是幸福，正如托維克爾所說：「誰在自由中尋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 如今東歐民眾終於明白，原來勞動就是自由，就是光榮。

3

在東歐劇變之後，英國歷史學家福凱斯曾總結東歐國家的八個特徵：蘇聯模式，意識形態控制，一黨統治，沒有法治，國家控制經濟活動，實行計劃經濟，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忽視消費，產生了一個新的特權階級。

在歷史的意義上，這些國家正在實現法國革命開始的理想，即「財產公有制、勞動權利、絕對平等、一切事物的劃一、一切個人活動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級規定的專制制度和公民個性完全併入社會整體。」 新制度建立的中央集權似乎縮小了階級差別，擴大了社會平等，但卻比任何舊制度都更不自由。它所建立的是一個如托克維爾所稱的「人人彼此想像、地位平等」的一致性社會。在這個人人相似並依附國家的社會裡，社會主要矛盾不再是表現在社會各階層之間，而是表現在權力者與無權者之間。

事實上，沒有自由也就意味著沒有真正的平等，平均主義並沒有產生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反而產生了德吉拉斯所說的一個「新階級」，他們「把國家資產當作它自己的財產,把『社會主義社會』和『國家』變成了一句空話。新階級害怕動搖極權權威會動搖其[財產]佔有。所以新階級以維護『社會主義』所有製為名,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 那些高級官員享受著特供商店、特殊醫療服務、休假勝地、高級住宅和別墅，子女有優先受最好教育的保證等。正如英國學者福凱斯所說：「他們不但要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且要把他們的特權傳給子孫後代。」 一位匈牙利高級官員也在回憶錄中自嘲地說，他覺得自己似乎已生活在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 而一位波蘭官方作家則於1987年在黨刊《新道路》上公開承認：「四十年的社會主義既沒有消滅人對人的剝削，也沒有實現社會公正。」

國家不僅壟斷了經濟，而且還壟斷了權力和思想。這種總體性的社會壟斷再次證明了托克維爾的結論，中央集權的國家是最難產生自由法治的國家。當一個政府全面控制社會，甚至消滅社會之後，法律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無視法律的事屢見不鮮。另一方面，隨著全社會各階層地位的平等化，自由的欲求必然會漸漸顯露出來，因為從十九世紀至今，東歐各國人民畢竟是享受過自由或知道過自由而後又喪失自由的。克里瑪曾寫道，極權的根本原則就是思想統一，壓制精神活動，「它不但一定會跟許多個人的需求發生衝突，而且也跟整個社會的需求發生衝突。」 就此而言，計劃經濟的弊病還不在於其低效率，而是在於其缺乏勞動的自由。最初看上去曾充滿生氣的體制，如今卻變成壓制自由的體制，社會的物質和精神活動的空間變得越來越狹窄，令人窒息。可以說，在此後的幾十年間，東歐國家的社會矛盾不是由於平等的問題，而是由於自由的問題。因此，在各國發生的歷次社會抗議中，自由不僅是知識分子的目標，而且也是民眾的主要訴求。

當然，在當局對社會的嚴厲控制下，知識分子往往會首當其衝，因為知識分子對自由更加敏感，這使得知識分子的被迫害成為東歐國家令人注目的現象。例如，1952年捷克有15位作家總共被判220年的刑期，到1960年獲得釋放時，他們已經服了大約130年刑期。 1956年匈牙利事件失敗後，許多知識分子遭到逮捕，作家協會和記者協會被停止工作。波蘭在1957天也曾大規模整肅知識分子，如《新文化》編輯部的大部分編輯被開除。六十年代，由於反對當局迫害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就有22名著名作家被開除出黨。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後，更是有高達900名大學教師（包括65%的馬列教員）、40%的記者被開除公職，231名作家被禁止發表作品。根據米蘭·希麥爾的回憶，清洗的標準是「具有獨立思考的頭腦、慷慨、能容忍、受教育多，有高度的道德原則，有勇氣，等等。」 顯然，當局的目的就是要讓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完全脫離公共生活。

今天看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經預示了蘇聯集團的最終瓦解，自那以後，政權在理論與道義上就已經破產，從此民眾對政權的服從就不再是出於熱情，而僅僅是出於恐懼。這兩次運動的黨內改革派都提出「人道的社會主義」口號，而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則要求得更多，其最主要的訴求就是自由民主。不待說，社會平等無疑是一個美好的人類理想，但絕對的經濟平等同時也意味著消滅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東歐知識分子和民眾漸漸意識到，就人類生活的多樣性而言，凡是追求一致性的社會，都會摧毀一切個人自由，正如科拉科夫斯基所指出：「平等主義烏托邦的夢想是要消滅一切能夠將一個人與其他人區別開來的東西，一個人們居住在相同的房子、相同的城鎮、相同的地理條件中，穿著相同的衣服，分享相同的觀念的世界是人們熟知的烏托邦畫面。鼓吹這樣的理想等於在暗示，主張一個人自己的個性的行為中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惡，即使沒有傷害其他人——換句話說，成為人就存在著某種本質性的錯誤。」 

布拉格之春

匈牙利革命的宗旨就是爭取自由，爭取人之為人的權利，發起者是知識分子為主的裴多菲俱樂部，他們和工人群眾要求清算大清洗的惡果，給工人更多的自治，作家協會要求民主選舉領導班子，自治學生會更是提出多黨選舉、思想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的要求。1956年10月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報》的一篇社論就宣稱：「我們進行的是一場為獲得自由的鬥爭，這同我們的祖先在1848年進行的鬥爭是完全一樣的。」 在10月23日的集會上，人們朗讀了斐多菲歌頌自由的詩歌，一些著名作家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

蘇聯軍隊用坦克鎮壓了這場民主運動，匈牙利人民進行了殊死的武裝抵抗。布達佩斯與其他城市的工人成為這場抵抗運動的主力。此次事件導致2700多人死亡，20萬人逃往西方。 匈牙利人民在這場運動中表現出了人的全部尊嚴，納吉在臨終前的遺言中寫道：「我相信，歷史將宣判殺害我的劊子手。只有一點是違背我的意願的：將來殺害我的人來替我平反昭雪。」 當蘇軍進入國會大廈時，政治學家、國務部長伊斯特萬·畢波獨自留在那裡，他鎮靜地撰寫了一份宣言，號召匈牙利人民堅持抵抗外國入侵。在其去世後出版的《政治必讀》中，這位思想家指出自由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自由意味著一個團體以損害其他團體的自由為代價所獲得的自由，那麼這種自由只是徒有虛名。 人類自由與尊嚴是不可分割的，為此，畢波提出應當重建道德現實主義，進行「人類尊嚴的革命」。 後來的年輕政治學家亞諾什·基斯受到啟發，同樣從人類尊嚴的角度去探討人權理論，他在1986年的一篇討論人權的文章中寫道：「應當抗議，因為人的尊嚴受到侵犯。應當抗議，因為不作反抗將損害我們自身的尊嚴。應當抗議，這是為了將這種損害尊嚴的行為公諸於世，為了我們能夠說出公民的基本權利並不歸功於國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擁有人權。這是我們最基本的權利。」他們的論述是對匈牙利革命最精闢的闡釋。

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同樣是由知識分子發起的，前此一年的第四屆作協大會上，作家們公開要求創作自由，瓦楚里克的發言甚至提到民主制度，他認為民主制度固然比較偏袒被統治者，但當政府垮台時，卻能保護統治者免遭處死，「政府倒下去，公民就會重新站起來。反之，在政府長期站住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但是，在捷克已經沒有真正意義的公民了，瓦楚里克說道：「我站在這裡說話時，並沒有得到那種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的自由感，而這種自由感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 瓦楚里克的此番發言表明，經歷了多年的專制之後，東歐作家對於民主自由的理解並非一無所知，而是有著深刻的認識。

在知識分子與公眾的支持下，捷共改革派在1968年4月提出「行動綱領」，包括減少權力集中，讓各階層參政，建立責任內閣，保證公民權利，為大清洗中受迫害的人恢複名譽，引進市場機制，企業自主經營，保證集會、言論、結社自由以及擴大企業自治等。6月，瓦楚里克應一批科學家的要求，撰寫了《兩千言》宣言，進一步明確提出民主化的主張，得到社會各階層的一致支持。當蘇聯軍隊入侵時，捷克人民展開了抵抗。一夜間，所有路標都改了方向，村鎮換了名稱，佔領軍找不到地方，蘇聯士兵只能啃地里的馬鈴薯。大街上，人們圍著蘇聯軍人抗議，穿著迷你裙的姑娘們故意在坦克前露出大腿，挑逗手足無措的年輕士兵。地下電台的女播音員告訴人們：「布拉格終將成為一座沉默之城，但我們的語言還在空中，他們的子彈無法擊落我們的聲音。」此後的一年多時間，捷克民眾一直在零星地抗議所謂的「正常化」。1969年1月16日，查理大學學生揚·帕勒克為抗議蘇聯入侵，在瓦茨拉夫廣場自焚。在他的去世公告上，帕勒克的父母引用了中世紀宗教改革家揚·胡斯的名言：「堅守真理，至死方休，因真理將令你自由」。許多布拉格市民自發參加了他的葬禮，從此將對自由的追求埋藏在內心深處。

其他東歐國家也不斷發生反抗事件。早在1956年的波蘭文學藝術理事會上，作家安東尼·斯沃尼姆斯基就發言批評蘇聯提倡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並且要求「公共生活的真正民主化……和恢複合理的不受約束的思想」。同年六月爆發了波茲南事件，工人們因反對增加生產定額而罷工，他們在示威中喊出的口號是「我們要自由」、「結束蘇聯佔領」等。 由於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頂住了蘇聯的干預企圖，波茲南事件最終沒有導致蘇軍入侵，當局釋放了關押三年的大主教維辛斯基，允許學校恢復宗教課程，並暫時放棄了農業全面集體化的政策。事件的平息沒有解決波蘭社會的根本問題，當局甚至在第二年即發動清洗和審查，清算黨內修正主義者，其中包括波蘭最著名的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但這次事件卻激發了匈牙利革命，並為波蘭1980年的工人運動埋下了伏筆。

在東德、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雖然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反抗，但各種形式的抗議卻是不絕如縷。1970年，由於東德在世界經濟中躍升第九位，昂納克於1972年宣布藝術和文學領域沒有禁區，作家、藝術家們於是藉機用作品來表達不滿，文藝開放政策只好中綴。那些控制更嚴的東歐國家同樣不時發生反抗行動，在羅馬尼亞，有1977的丘河礦山罷工，1987年的布拉索夫紅星拖拉機廠罷工。在保加利亞，農民們充分表現了他們的聰慧和幽默。如在一次合作社的會議上，官員作了報告後，主持人請聽眾提問題。所有人都像通常一樣沉默。主持人堅持說：「請提問，同志們！請自由提問，同志們！」仍是沉默。終於，一位叫烏特的農民站了起來，問道：「我們的糧食到哪兒去了？」下一次會議上，主持人再次請聽眾表達看法，人們又一次保持沉默。主持人重複了一遍要求。終於，一個農民舉起手，問道：「烏特到哪兒去了？」 而南斯拉夫學者米哈耶羅夫在1971年寫道：「當我們沮喪地看到大量西方年輕人傾向於極權主義時，在已經建立的極權主義體制里，那兒的年輕人卻開始明確地提出相反的要求，他們追求西方年輕人認為『過時的』、『布爾喬亞的偏見』的所有東西：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法治。」

東歐各國的掌權者終於發現，他們宣揚的所謂社會平等，已經不再吸引工農大眾，更不用說知識分子了。

4

面對越來越頻繁的社會反抗，當局意識到自己陷入空前的孤立，同時又絕不願輕易放棄權力，於是只能一方面繼續採用強制手段，另一方面則利用物質誘惑，製造表面上的社會穩定，但這一切都不過是在往後拖延時間罷了，正如捷克哲學家克哈克所說：「今天強制性的穩定必然會導致明天的不穩定。」 就制度的性質而言，當局面臨著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國家與社會從來都是兩個不同的人類機制，但現代極權的基礎即是用國家取代社會，它所追求的一致性社會在本質上是與人性相悖的，並最終導致社會價值功能失范，因而它不得不同一代又一代人的人性搏鬥，把一切個人權利都看作是對政權的威脅。有時候，它可以利用人性的弱點，暫時取得某些效果，但更多時候，它必須壓制人性對自由的本能訴求，而這往往是徒勞的，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

克里瑪在談到父輩與自己這代人的區別時，曾指出上一代人經歷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佔領，所以普遍嚮往社會平等的理想，但幾十年後，時代的核心問題已經轉移：「我們父輩關注的是社會問題，我這代人關注的則是正義問題。」 克里瑪本人就因參與布拉格之春，有二十年時間不能公開發表作品。漸漸地，越來越多的人想要擺脫僵化窒息的環境。七十年代，東歐各國政權普遍實行「現實的社會主義」，試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維護絕對權力，但專制的裂罅已經越來越大。這個時期捷克、波蘭和匈牙利等國都出現了獨立於官方之外的薩米亞特、讀書會、講座和音樂會，尤其是青年人的嬉皮士運動、爵士運動、鄉村音樂等，形成一種獨立於官方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現象，參與者主要是青年人。

在捷克斯洛伐克，搖滾樂成為叛逆的象徵。如「宇宙塑料人」搖滾樂隊曾風靡一時，其中一首《百分百》唱道：「他們害怕老人的記憶/他們害怕年輕人的思想和理想/ 他們害怕葬禮，和墓上的鮮花/他們害怕工人，害怕教堂，害怕所有的快樂時光/ 他們害怕藝術，他們害怕藝術/ 他們害怕語言這溝通的橋樑……那麼我們到底為什麼要怕他們？」八十年代初，朋克運動在西方興起時，東歐也出現了許多樂隊，如波蘭的「朋克小姐」、匈牙利的「科特斯朋克」、捷克斯洛伐克的「塔騰特」、東德的「潘科」等。他們的歌往往具有政治反抗意味，表現出更年輕一代人對自由的渴望。

青年人的文化反叛得到知識分子的大力支持。1976年，民謠作者沃爾夫·比爾曼在西德旅行時發表言論，抨擊體制對藝術的控制，被東德政府剝奪公民權，12位知名作家為此寫了抗議信，100多名知識分子加入簽名，其中有東德當代最具國際影響的官方女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同年，捷克「宇宙塑料人」搖滾樂隊遭到審判和監禁，知識分子意識到這是對所有人的自由的威脅，用哈維爾的話說，這些年輕人的粗俗言行背後，有著「一種嚴肅和真誠的東西，是對現實生活經歷發自內心的自由抒發」， 同時也是年輕人突破生活的一致性，追求「生活在真實中」的具體表現，當局對他們的審判即意味著對生活本身的侵犯。在他看來，「如果不挺身捍衛他人的自由，便是放棄自身的自由。」 於是他組織了一些薩米亞特作家和學者發表公開信表示聲援，參與者包括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弗爾特和一些改革派共產黨人。這次抗爭的結果產生了著名的七七憲章，這一歷史文件最初以宣言的形式刊登在西德的報紙上，公開要求當局兌現在1975年赫爾辛基協議中對人權的承諾。

布拉格之春後，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也曾發表一篇文章《希望與無望》，指出這個制度是剛性的，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上層的改革願望上，但這個制度又不是絕對剛性的，希望在於社會的壓力。「第二文化」體現了捷克學者瓦茨拉夫·本達所說的「平行政體」，即在文化、教育與經濟等領域，建立起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平行社會結構，以實現公眾的自我管理。這實際上就是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曾經描述過的市民社會。這個時期，知識分子對於當局的改革已經不抱希望，認為真正的改變只能寄望於市民社會的重建和成長。重要的是不再是建議當局做什麼，而是建議國民做什麼。從「生活在真實中」到「平行政體」，東歐知識分子的認識在逐漸深化。

在八十年代，捷克、匈牙利和波蘭都出現了「第二文化」和「第二經濟」。所謂「第二經濟」，亦即私人經濟。布拉格之春後，東歐各國當局都意識到，不能再依靠制度的遠景來吸引人們，必須在商店的櫥窗里擺滿商品，而實現這一目標只能藉助個體經濟。例如，匈牙利在1982年通過了一系列私人產權合法化的規定，擴大了私人企業家的經營範圍。據估計，八十年代初，在匈牙利就有8﹒4萬個個體從業人員，滿足了國內近60%的服務需求。 這表明，計劃經濟導致的物質短缺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與社會的自由相關。因此，這些私人企業家並不滿足於此，他們成立了代表自身利益的獨立組織，並聯合其他社會團體向政府施壓，要求被賦予法律地位，從而向國家的權力壟斷提出了挑戰。 在波蘭，米奇尼克等知識分子甚至直接介入了工人運動，成為團結工會的指導者。

在東歐各國民眾的抗爭中，知識分子發揮了巨大影響。當局的制度目標在四十年代曾經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支持，對於追求時代精神的知識分子來說，社會平等比個人自由更重要，也更具歷史的進步意義。他們謳歌美好未來，為平等提供理論，但卻無視了自由的重要性。正如克里瑪所指出，當年政權許諾給民眾社會福利和物質保障時，知識分子「沒有捍衛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自由，而是幫助消滅了自由。」 經歷了烏托邦幻想的破滅之後，正是這些知識分子中最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開始了反思，並在嚴酷的壓制下表現出罕見的道德勇氣。哈維爾、米奇尼克等人提出「如同」（as if ）的思維，即如同一個自由的人那樣去談論自由，進行非暴力抗爭。儘管這些知識分子手無寸鐵，卻在道德上佔據了優勢，成為使生活變得更好的希望。他們的努力無形中影響了許多青年人，在那些渴望真實生活的年輕一代眼裡，甚至認為被迫害是件值得榮耀的事。

東歐知識分子的論述不同於西方的現代性批判，很少涉及到市場和法治，主要聚焦於普遍的人性危機和嚴重的社會道德失范，強調個人道德責任對社會重建的作用，如科拉科夫斯基提出的「生活在尊嚴中」，哈維爾提出的「生活在真實中」，都是在闡釋人性、存在和倫理的自由。由於當局曾許諾社會平等的美好前景，結果卻摧毀了組織社會的所有方式，使多數人喪失了高尚的道德情感，這比物質匱乏還要糟糕。社會的物質匱乏還可以改變，但人心壞了就很難恢復了。東歐知識分子對於人人相似而又彼此冷漠的社會道德的思考，再次印證了托克維爾一百多年前的名言：「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 對於多數民眾來說，這些看似抽象和超越的思考實際上反映了自己的真實感受，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從而使他們漸漸意識到，這種剝奪個人自由和摧毀社會道德基礎的制度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正是知識分子的思考啟迪了整個社會的觀念，為1989年東歐各國的制度轉型奠定了基礎。令人驚奇的是，在東歐各國相繼發生示威的那些日子裡，平日里沉默謹慎的民眾和嬉笑玩鬧的青年人突然都充滿了激情，將自由的訴求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充分體現了阿倫特所說的那種「真理的時刻」。克里瑪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1989年的劇變與1948年的劇變是很相似的，這兩次事件都沒有流血，1948年的民眾示威是要求結束民主，四十年後，民眾示威是要求結束極權。當年的印刷廠工人拒絕為其他黨派排字，捷共成為唯一影響公眾輿論的政黨；如今印刷廠工人卻威脅著要罷工，因為他們的報紙不能真實地報道正在發生的事件的真相。 這一切都表明，經歷了四十年的極權統治，民眾的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年輕一代已經對當年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所提出的目標不感興趣，而是要求徹底的制度改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東歐各國的制度轉型基本上是和平有序的，當局早已喪失了維持制度運行的一切手段和號召力。劇變發生時，很少有人站在當局一邊，也很少有人呼籲暴力。

可以說，1989年東歐各國的制度轉型實際上是一場觀念的革命，其中蘊含著東歐人民對歷史的回顧，劇變不過是踐行了他們幾十年來的沉痛反思。當然，在東歐各國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確立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後，社會平等的問題又將成為主要的矛盾。正如捷克哲學家卡萊爾·科西克所指出：「我們只是從一個被利刺包裹的岩洞來到了一個舒適安逸、被天花亂墜的宣傳所照亮的巢穴。」 事實上，東歐國家轉型後曾一度面臨經濟衰退和貧富差距，導致政治紛爭不斷。同時，追逐財富成為新的集體目標，而民主則因為視作理所當然而不被重視，甚至在某些地方，民主還被認為是一種障礙。 這表明，自由與市場絕不是一種萬應靈丹，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給人們帶來永久的福祉。

但是，正如不能完全用經濟因素來解釋東歐的劇變一樣，也不能用經濟因素來證明東歐人的選擇又一次錯了，東歐各國寧願滿足歐盟的苛刻經濟標準也要堅持加入歐洲一體化進程，堅決維護民主自由體制，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這一事實表明，東歐各國人民或許已經懂得，人類問題永遠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他們應當不會再為了平等而犧牲自由，為了消除貧富差距和不安全感而重新乞靈於國家主義。如果他們能牢牢記住歷史的教訓，那麼他們就不應當忘記托克維爾一百多年前的告誡：

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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