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工作坊》：十年以後

來自專欄法師塔觀察72 人贊了文章

本文翻譯自拉斐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與加雷斯·斯特德曼·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為《歷史工作坊》雜誌撰寫的十周年特別文章（"Ten Years After", History Workshop 20 [Autumn 1985], 1-4)。

《歷史工作坊》雜誌創刊於1976年，正如它的副標題所指出的，它是在E.P.湯普森研究勞工史的路線上所成立的一份「社會主義歷史學家的雜誌」，但又超越了它：1982年，他們改名為《社會主義與女性主義歷史學家雜誌》，1995年，他們撤銷了副標題，從這一歷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路線發生的變化。

渣翻譯，求輕拍。找不到當時那一期的封面了，配圖就放了最新一期的。

另外特別感謝群內大爹們的支持。

《歷史工作坊》雜誌已經有10年的歷史了。周年紀念日是一個用來評估、解釋或試圖解釋關注重點轉移的時刻，在這一時刻，我們要檢驗那些我們曾經回應過或抵制過的需求。追溯建刊宣言，昭示了我們的路線一直保持連貫一致。但那些意料以外的發展已經改變了我們工作的意義：它們有時顛覆了我們原來的意圖，有時則將抽象轉化為具體，賦予原本僅僅是象徵性姿態的東西以實質。關注這些懲罰性的經驗教訓可能對我們更為有益。

我們一開始擔心的是雜誌局限於19世紀，也就是大多數編輯研究的時期。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無法接受這種時間限制——就像學院規定研究邊界一樣令人不快。然而，不言而喻的是，我們的興趣核心是產業工人階級，我們雄心的頂峰是將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來研究，就像我們在創刊宣言裡面寫的那樣。這導致我們在大膽考察近代早期的歷史時出現了某些問題：更多是為了達到「平衡」，而不是出於一種感覺上的「需要」。因此，我們的創刊號就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關於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經典辯論發表了一篇文章；我們的研究範圍還在時間上向前延伸，後面的一篇關於原始工業化（即資本主義的「史前」)的文章也反映了同樣的關注，但這些都包含在資本主義「模式」的發展這一目的論中。女性主義對這種目的論提出了質疑，它在馬克思主義的範疇內，甚至是在對學術史的反思上，都扮演了一個強有力的角色。它提出了一系列廣泛分布在不同的時間點上的問題，例如16世紀達勒姆公司的家庭生活，或宗教改革時期奧格斯堡的賣淫事件。

我們早期的編輯對理論工作沒有什麼野心。可以說這是在認真履行歷史學家的職責，也可以說是來自敵方的壓力，但無論如何，這都與我們雜誌的主旨無關。由於工作的性質，我們很容易被指控犯有「經驗主義」，同時又強烈地依賴於經驗主義的工作——我們以防禦的態度回應那些企圖切斷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歷史研究之間聯繫的行為；關於愛德華·湯普森對阿爾都塞的批判是否恰當的問題【1】，雜誌內部產生了強烈的分歧。然而，當對歷史的明顯敵意與對經驗主義研究價值的批判出現在文化政治領域時，結果卻大不相同。在關於知識的認識論基礎的討論中，這一點清晰地表現了出來：例如，在關於電影符號學的著作，或在藝術和社會史工作坊雜誌的文章中，批判以一種現實主義的形式得以重新定位，這正是社會主義美學的經典問題之一。它與歷史學研究也存在明顯關聯，矛盾的是，它同樣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來解決歷史專業內長期存在的職業焦慮（這也是六年級作文中最受歡迎的話題），即歷史中的「偏見」問題。

英國政治的右轉，以及保守黨對激進神話人物（如「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濫用所產生的令人迷惑的影響，提醒我們注意這些問題的政治意義。但是，女性主義通過挑戰歷史解釋的範疇，使理論工作和反思成為我們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這一點也許更為重要。「主體性」不再僅僅是或主要是為無聲的人發出聲音，或將被遺忘的人從後世的「巨大屈尊」中拯救出來【2】。這也是一個「體驗」所傳遞的想像力範疇的問題：通過意指實踐，語言與表象，幻想與神話的範疇，我們在理論上將其定位，在歷史語境中設定，才能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也可能表明，對某種觀念的虔誠是如何在外界事件的壓力下轉變為主要任務的。例如，「讓歷史變得相關」，或者更準確地說，「將歷史與當代問題聯繫起來」的概念，在一開始不過是一種善意的陳述，對早期問題的細讀幾乎沒有揭示什麼出於政治考慮的東西；文章可能會從當代事件的迴響中獲得額外的意義，但通常對過去的挖掘或解釋才是充滿活力的激情。正如在勞工史和口述史中，人們可以尋找到歷史家園的痕迹，可以站在理想的有利位置，來批評或是逃避當下。展示了歷史對當代政治的影響力的人，不是歷史工作坊雜誌，也不是左翼力量，而是撒切爾夫人。她引用了「維多利亞價值觀」作為1983年競選活動的基石，這也是自從她從擔任保守黨領袖時起的主要修辭手法（見1983年5月28日《新政治家》關於「維多利亞價值觀」的增刊）。同樣，儘管歷史工作坊雜誌在「愛國主義」主題上多有文章發表，但馬島戰爭所產生的毀滅性影響，包括英國政府在動員民眾支持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英國反戰人士數量的明顯減少，推動我們更加積極地參與到這一問題之中。在歷史教學領域，保守黨教育大臣基思·約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的提議，迫使我們提供一份對政治史的抗辯書，並就教育學的中心議題發表意見。

更表明態度的一點是，我們最初聲稱自己是「社會主義的」（socialist）歷史學家的期刊。這個詞在這裡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名詞，它更多表現的是我們個人對政治的忠誠，而不是將社會主義作為歷史運動或當代政治實踐的中心思想。《歷史工作坊》雜誌的第一期缺乏以上兩點，早期的批評認為，我們更關心的是讓歷史變得「民主化」，而不是任何具體的社會主義目標。一方面，早期的歷史工作坊雜誌可以看作是勞工史向更廣闊領域的延伸，同時，在另一方面，它也是對上世紀60年代左翼提出的一些自由意志主義和反威權主義主題的歷史探索。我們和其他的社會主義者一樣，曾經想當然地把社會主義從一個沉默的參照點變成一種必然的當務之急。而當代政治中陌生感的匯聚，讓我們認為，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社會主義的必然性都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與其說這是一種遺產，不如說是一種傳統，一種需要解釋的現象。因此，我們與最初標題中承諾的「承擔使命的（committed）」歷史的距離，比以往更近了一步；與此同時，我們面對這一承諾愈加反省自身。

現在看來，《歷史工作坊》雜誌創辦的時間，正是英國的左翼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左翼正在走向退卻的時間，一種新的、強有力的，任何人都沒有預料到的右翼政治形式正在形成。時間對於創辦我們這樣的雜誌而言相當不利。這是一個教育經費削減、工人階級日益鈍化、英國政治明顯右轉的時代。然而，戰後的繁榮仍揮之不去，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革命更是如此；60年代人們對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的不耐煩情緒也揮之不去。我們從未預料到新保守主義的活力和受歡迎的程度，在攻擊教育中的精英主義的時候，我們幾乎沒有想到，將來會發現自己在保護大學免受保守黨的攻擊。

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接下來的幾年，是一個令人迷茫的環境。世界共產主義已經從危機中陷入了僵化——在我們生命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都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早在波蘭的十月【3】到來之前，這一點就已經被列入了編輯們的議程，但我們當時還沒有找到一種將其出版的方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發生了向右翼的長期轉變；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滿懷希望地在其開放宣言中所設想的那樣，而是一種保守的「新現實主義（New Realism）」，在一個又一個國家，這種「新現實主義」已經確立了自己作為政治「常識」的地位。經濟變革從本質上削弱了勞工運動，整個以工廠管理人員為基礎的工廠體系已經從機械工業——20世紀60年代英國工會運動的中心地帶——消失了。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英國的製造業也在衰退：如果工黨不能比過去一年更有效地援助礦工，英國的煤炭業就將被摧毀。許多地區經濟的支柱已經崩潰；儘管大倫敦市議會已經做出了努力，但倫敦的去工業化進程仍在迅速推進。出於與「來自下層的歷史」的密切關聯，更令我們不安的是，戰鬥人員從車間轉移到了工會辦公室；社區行動對有薪全職工人的依賴；「講壇社會主義（socialism of the chair）」【4】在作為一種普遍信仰消失的同時又重新興起。除了礦工這個突出的例外，英國工人運動已經像是一個虛構的力量——正如街邊小調所說，「有太多的首領，卻沒有足夠的印第安人」。保守黨政府已經能夠動員起對工會負責的理念，並將強制選舉作為法定的權力工具，這是衡量這種結構性弱點的一個指標。

伴隨著這些變化的是歷史上的政治分裂的瓦解和政黨忠誠的世俗化。無論是在左翼還是右翼的政治派別當中，階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形成都不再重合。一個確鑿的事實是，勞工運動的存在，已經不能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了。在兩個陣營的社會分裂的地方，出現了一種競爭性的政黨制度，以及一種「巴爾幹式的」分裂，在這種制度下，每個政黨內部的意見分歧，有時似乎比兩黨之間的意見分歧更為嚴重——甚至曾經是鐵板一塊的共產黨也是如此。儘管在高層政治中，其主角們都將青史留名，但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個懸疑故事而非史詩。社會主義思想與大眾意志概念的分離，或與任何具有代表性的品質的形而上學意義的分離，都使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者深感不安：我們認為，左翼政治與站在左翼立場上的人之間，應該有一種臍帶一樣的關係。與此同時，右翼勢力在英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動員民眾情緒方面取得的成功，給「民眾的歷史」這一未明確表述的前提打上了一個問號。就像馬島戰爭時一樣，大眾的記憶與意識，在被賦予生命力的時候，絕非自發地激進，而是暴露出極度保守的傾向。女性史、口述史、勞工史等學科「掀開面紗」的雄心壯志，呈現出來的可能不是普羅米修斯或彭忒西勒亞【5】；這反而更像是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

和其他社會主義者一樣，我們從小就被灌輸這樣一種觀念，即大眾政治既激進又民主。我們對基本政治結構的巨變持抵制態度，此外，作為歷史學家，無論我們的信仰是什麼，所持的觀點都是保守的——對新鮮事物持懷疑態度，對熟悉事物的依戀（當它似乎受到威脅時更是如此），由於研究的性質，我們更傾向於遵循「傳統」的路線。但人們熟悉的地標的消失增進了歷史學家對左翼可能做出的貢獻，同時也為歷史反思和研究設定了一個全新的議程。歷史學家可能不擅長預測變化，更喜歡尋找過去和現在的連續性，但他們可能比那些理想主義者，或是那些把歷史上的失敗歸因於「背叛」的人（在左派裡面太常見了）更有能力解釋它。我們知道，變革不是來自一個源頭，也不是指向一個方向，就像傳統一樣，它能在各種方面被人加以利用。如果左翼採取基本的預防措施，對其敵人的存在作出解釋，並誠實地看待其自身的弱點，那麼他們就能更好地應對敵對的環境。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害怕面對真相。有意識地抑制自我認識是政治道德敗壞的一個因素；將自己定位在歷史當中，拒絕宣稱自己享有免受過去認同的影響的特權，這樣才不會產生政治意志的麻痹，就像對人格的精神分析解釋會終結慾望一樣。自知之明不會讓人失去勇氣，正如早期衛理公會派傳教士所相信的那樣，它會成為傳教士的力量之源。

注釋：

【1】對阿爾都塞的批判參見E.P.湯普森《理論的貧困》（The Poverty of Theory，1978）；1979年11月，在《歷史工作坊》雜誌的年會上，湯普森與英國新左派的兩位旗手，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和理查德·約翰遜（Richard Johnson）發生了一場關於阿爾都塞的「結構馬克思主義」的激烈辯論。

【2】「我想把那些窮苦的織襪工、盧德派的剪絨工、『落伍的』手織工、『烏托邦式』的手藝人，乃至受騙上當而跟著喬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從後世的不屑一顧中解救出來。」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P5，錢乘旦譯，譯林出版社，2001.1.

【3】指1956年的波蘭「10月事件」。

【4】講壇社會主義是德國新歷史學派的社會政策論者所鼓吹的社會改良思想，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組織，能調和敵對階級關係，主張在不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內，利用國家權力，通過社會政策、社會立法等等解決勞動問題、社會問題，逐步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的鼓吹者於1872年組成「社會政策學會」，他們中的許多人利用其教授地位在大學講壇上宣傳自己的主張。——百度百科

【5】希臘神話中的亞馬遜女王。

譯後記：為什麼翻譯這篇文章？

20世紀80年代，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直面撒切爾主義的痛苦轉型值得我們注意。工人階級不再是一個堅實的整體；種族，環境，性別，各種碎片化的議題正在摧毀他們的鬥爭根基，曾經讓他們自命為「社會主義者」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了。「將歷史與當代問題聯繫起來」的觀念促使他們必須做出改變：他們逐漸擴展自己的研究邊界，「女性要求一部歷史」這樣一類的觀念推動他們不再堅持集中關注階級、經濟與國家的結構，而是探索生活的各個方面，將廣大民眾的生活經驗置於歷史學實踐的中心地位。

兩位作者強調「審視自身」「關注當代」「正視真相」，而他們的「當代」，又何嘗不是我們眼中的「歷史」，從而與我們的「當代」問題聯繫起來呢？在這種歷史的視野之下，我們該如何審視自己從過往繼承下來的某種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