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解體障礙：當自我從軀體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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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解體障礙（depersonalisation disorder，DPD），又稱自我感喪失症，患有該病的人為洞察自我是否是一個錯覺帶來了生動的啟示。

今敏《早上好》

在19世紀末的一天，奧地利物理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坐上一輛汽車。他凝視過道，看到另一端有一個人，那是一位「衣衫襤褸的老師」。在下一個瞬間，馬赫意識到，那位從汽車的後視鏡中凝視著他的老師就是他自己。

過了一會兒，馬赫變成了一個讓自己感到陌生的人。據心理學家估計，在我們生活中的某個時刻，大約四分之三的人會經歷自我脫離的類似癥狀。如果你經歷過創傷，或者曾經虎口脫險，你可能會回憶起一種虛幻感是如何沖刷你的，你是如何突然與自我脫節的，或者你感覺你彷彿漂浮在空中，從上面俯視大地。這些心理狀態似乎發揮了經驗氣囊的作用，使我們能夠處理威脅生命的壓倒性危險。

幸運的是，只要保持耐心和獲得關懷，安全氣囊通常會在創傷事件後被包裹起來，我們發現脫離的自我又回到了我們的軀體和我們的生活中。但是在一些不幸的情況下，這種保護機制被「卡住」。自我被困在自己身體的外部，脫離自己的體驗、感覺和想法——正如馬赫一樣，他在後視鏡看到衣衫襤褸的教師後，無法重新連接到那個自我。

這也是簡·查爾頓（Jane Charlton）的日常生活經歷。大約一年前，我遇到了簡，一個英國婦女，35歲左右，當時她正在我在倫敦舉辦的跨學科工作坊上發表感人的演講。在實驗室里研究人格解體現象，或者從枯坐在扶手椅上的哲學家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這是一回事；與PDP患者面對面交談，試圖對其進行理論描述和解釋，這是另一回事。下一段是簡的陳述。

如果我平息這種心理狀態，我幾乎可以品嘗豐富多彩的生活，正如我以前那樣。人格解體時我有一種期待感，一種期待有一個代理人改變我的生活並為我指明航線的感覺。我想，這就是「活著」的行為表現，每天，我整日都在別人身上尋找自我存在的證據。我仍然在科學上理解它，但我幾乎不記得它的感覺。這些天，我處於持續不斷的悲痛狀態；我感覺好像我為自己的死亡而悲痛，似乎我在旁觀我的死亡。

簡和我坐在一間安靜的咖啡館，在布盧姆斯伯里（20世紀初曾為英國倫敦的文化藝術中心）的街道上。說句題外話，這條街啟發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寫下第三部小說《雅各布之屋》（Jacob』s Room）。簡在英國司法部擔任歐洲人權事務主管。我們談論貓、葡萄牙酒和哲學。她大笑，告訴我她喜歡待在法國和說法語。我是一個「外部」觀察者，她的行為和其他倫敦人一樣，在寒冷和下雨的午後享受對話和喝咖啡。然而，作為「內部」體察者，簡覺得她不完全存在於此時此地。對她自己來說，她是虛幻的。

簡患有DPD——通常表現為一種深刻而痛心的感受，感到自我和自己的軀體相互隔離，對自己的經歷、記憶和思想產生疏離感。一般而言，人格解體伴隨著現實感喪失，即對周圍環境產生疏離感。[1]患者報告說感覺自己像殭屍或機器人，只有肢體動作而無靈魂。這種精神紊亂在19世紀末被識別出來，而且根據後來美國和英國的研究[2]，估計人群中該病的患者大約佔1%至2%。但是人們仍然對人格解體所知甚少。達芙妮·西緬（Daphne Simeon）和傑弗里·阿布格爾（Jeffrey Abugel）的書《感到不真實：人格解體障礙與失去自我》（Feeling Unreal: Depersonalization Disorder and the Loss of the Self）描述了關於PDP的歷史淵源和諸多癥狀，本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正如一扇透明的窗戶只有在產生裂縫時才有可能變得可見，我逐漸感興趣於DPD能夠揭示關於自我經驗甚至意識本身的哪些側面。近年來，哲學家們開始質疑「自我」是真實的，或者主張自我只是大腦創造的「錯覺」，以使我們活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然而，如果自我只是一個假象或詭計，那麼為什麼「自我幻覺」的喪失會觸發如此戲劇性的虛幻感呢？為什麼失去與自我的鏈接讓你覺得你已經死了或者你在夢遊？如果人格解體是某些心理應對機制的走火失誤，為什麼人格解體如此令人難以忍受？

那是2002年3月29日。我當時年方18，正待在我的男友馬塞爾（Marcel）的家裡。(我改用化名來保護他的隱私。)他住在法國，只有我們兩人在屋子裡。天氣是反常的溫暖，四周異常安靜。我們通常起床晚，下午開車去超市買啤酒和薯片，以招待他的在當晚晚些時候可能會來玩音樂的朋友。那天晚上，他們像往常一樣喝酒，抽大麻，彈吉他。馬塞爾也抽了一些大麻。在某個時候，他開始用打火機給一茶匙的大麻加熱，然後把它和桶中的酸奶混合在一起。我吃了一些。當時我似乎沒有別的事情可做，所以我在一個小時後又吃了一些。在那之前，我也抽過大麻，也就是在我完成A級考試後那個炎熱夏天的某一天。我不喜歡將大麻與酸奶混合的效果：它讓我周圍的世界變得模糊不清，我產生了一種解離感，但是這種感覺很快就過去了。在我第二次吃大麻與酸奶混合物後，可怕的事情發生了。那種感覺又涌回我的腦海，幾乎就好像我現在是從我自己的眼窩後面看世界。我察覺到我跟不上外部世界的節奏，突然間，世界和我之間出現了裂痕。雖然我的身體仍然在原地，我的心卻飛走了，變成一個超然的觀察者。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DPD往往伴隨著焦慮、恐慌和抑鬱等癥狀的發作。除了吸毒之外，其他誘因還包括嚴重的壓力、虐待和創傷。基於訪談研究資料，一些研究人員認為DPD可能不是自發的精神錯亂。然而，有充分的理由認為DPD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綜合症。實證研究[3]表明，只有在DPD比較輕微時，焦慮與DPD才存在強烈的相關性。相比之下，有嚴重DPD的人並沒有表現出這種相關性——這是一種違背直覺的結論，因為人們通常認為DPD越嚴重，患者的焦慮程度越高。然而，如果你將DPD視為一種影響你與你的具身自我之間的特殊聯繫的力量，這種聯繫可能對你體驗各種形式的焦慮是必要的，那麼你可能會理解DPD與焦慮的關係。這一解釋符合2014年的臨床發現[4]，DPD患者有能力檢測他們自己內在的身體狀態，如心跳，而且能顯示移情。

DPD患者知道他們的感受是主觀的現象，而不是客觀的現實。

同樣，2016年的一項研究[5]表明，高水平的DPD患者不太傾向於在「鏡子」中呈現自我圖像，而是自動模仿周圍的人。低水平的DPD患者更快速地在「鏡子」中看到與自己相關的行動（如看到自己的臉被觸動），而不是與其他人有關的行動（如目睹別人的臉被觸動）。但是高水平的DPD患者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傾向：他們看到的是別人的臉，而不是自己的臉。再次，自我認同似乎被打亂了。

顯然，不像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等其他自我障礙，簡和 DPD 患者都知道，他們的解離感是主觀現象，而不是客觀現實。在心理學的術語中，他們的「現實檢驗」功能仍然完好無損——他們仍然能區分主觀感受與客觀事實，理解自己對某種情況的感知與其真實本性可能截然不同。

在男友家出現那種癥狀後，過了幾個小時，我向周圍的人尋求安慰，想跟他們多加接觸和交談。我想檢查一下我是否還存在。最後，我筋疲力盡，很快入睡。我希望那種癥狀會在一夜之後消失。事與願違。第二天早上，感知覺轉變的癥狀依然存在，而且在未來的三年里，每天的每一秒都在繼續。我們在新聞中看到伊麗莎白女王之母去世了（2002年3月30日去世）。我對所有關於此事件的報告和禮儀準備感到噁心。在一個晚上，我的人格發生解體，但是我周圍的一切都在繼續。這就彷彿是我的所有組成部分仍然在運轉，但是我的一個基本的、重要的元素，即我的自我，卻失蹤了。即使是在我說我的自我失蹤了的時候，我的意識也是清醒的，我意識到我必須有一個功能良好的內在的自我；它能夠闡明這種經歷。但是，把這種意識編織成我可以擁有和使用的故事的能力是缺失的。

簡的「我」和「我自己」失去了聯繫，那麼兩者之間的橋樑是什麼？這就不得不提德國哲學家、現象學學派創始人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提出的一個重要區別。胡塞爾認為，身體有雙重性：它既是世界上物理的、有機的客體，可以作為外部事物（德語為K?rper）被感知——但是身體又是可以從內在（德語為Leib）去體察的，從一個不可化約的、第一人稱的角度去體察。例如，一個厭食症患者可能會主觀地感受到她的身體過於肥胖，而外部觀察者則認為她瘦骨嶙峋。關鍵在於，對於大多數人來說，Leib比K?rper更真實，因為Leib是從內部體驗到的，K?rper是從外部觀察到的。然而，對於那些DPD患者，不知何故，K?rper佔據了上風。

我有一個朋友叫莎拉（Sarah），她也有人格解體癥狀。她這樣描述她的感受。想像你拿著一個雪花玻璃球。世界就在這個玻璃球里，但是你覺得你在玻璃球的外面。不知為何，你無法將「我」與玻璃球里的世界聯繫起來。這種聯繫和它的缺失對於確信我是否還活著至關重要。

我現在已經經歷了四期明顯的人格解體障礙。最近五年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我的癥狀在減弱。人格解體的經歷逐漸變成慢性癥狀。在早期，這種體驗是奇怪的身體感知。當年吃完混有大麻的酸奶後，我清楚地記得我早些時候的感受，並能辨別出那些讓我感覺不舒服的明顯的身體變化。我的視線變得散亂，無法正確地跟蹤房間里的物體；我感到頭暈；我的反應變得遲鈍。現在這些天，我經歷的人格解體癥狀主要是缺乏敘事能力。逝去的時間似乎瞬間融化，生活像是一系列無關的框架。

簡失去了敘事能力，這可以與另一套觸及過程而非身體的現象學概念聯繫起來。對於胡塞爾來說，主觀體驗具有內在的世俗維度——從過去到現在發生的事件都流向未來。他說，要成為一個主體，就是要「活著經歷」某些東西（德語為Erleben）。這個維度在PDP患者身上似乎是缺乏的，即使患者仍然具備對比的能力：生存還是作為一個單純的有機生物（德語為Leben）活著。

如果我們被困於「作為客體的我」，我們不再覺得我們會影響周圍的事物，也不再覺得我們會受到周圍事物的影響。

現象學的這些概念可以幫助我們重新定義心靈哲學中的一些現有的辯論。例如，像胡塞爾、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丹·扎哈維（Dan Zahavi）和多羅泰·羅格朗（Dorothée Legrand）這樣的哲學家，曾論述過先於反思性的自我意識的概念：一種原始的、基本的自我感覺。先於反思性的自我意識對應於被給予的覺知，即我們所知道的「我」這個東西是它自己經歷的主體，而不是我們自己或他人的客體。例如，當我反省自己的想法，在鏡子中審視自己，或者讀出智能手錶上反映的生命體征時，我是把自己當作經驗的客體。但是當我感覺到風吹拂我的頭髮，沉浸在閱讀小說的樂趣中，或者牙痛時，我覺得我似乎是一個主體。

也許，充分和適當地活著的感覺取決於一種先於反思性的自我，這種自我使我們能夠在客觀和主觀的觀點之間無縫切換。在現象學方面，我們可能會說，我們在橫跨橋樑之間的外部領域K?rper/Leben和內部領域Leib/Erleben來回移動。當這個過程順利進行時，這種體驗的開放性仍然是心照不宣的、不知不覺的，即使它遍及並維持著我們所做的幾乎所有事情。但是，當我們失去主體我與客體我的聯繫，正如簡的經歷一樣，我們對現實本身的感覺也會溜走。我們被困在客體我領域，不再覺得我們會影響周圍的事物，也不再覺得我們會受到世界和其他人的影響[6]。

當人格解體癥狀很嚴重時，我仍然尋求「真實」和與別人在一起，因為我覺得只有不斷與別人交流我才能與世界保持聯繫。這包括與我在一起的任何人發生身體接觸。這就像我需要成為那個人，因為我自己的自我意識不夠堅強，無法支撐我。隨著歲月的流逝，我一直反反覆復地出現人格解體癥狀，我已經有龐雜的證據來證明我永遠不會完全失去與自我的聯繫，然而我仍然對失去這種脆弱的聯繫感到不舒服。即使在我掙扎著將我的身體與脫離身體的自我編織在一起的時候，哪怕只有一秒鐘在一起也好，這時我對我是誰的理論解釋仍然存在。精神病患者通常不能審查自己的癥狀，而PDP患者能描述和解釋自己的感受，這是PDP的定義特徵之一。

DPD患者的經歷表明，「理論性地」、客觀地把握我們是誰不足以構建真正的自我意識。但是，對自我的感知究竟是世界上一個真實而重要的特徵，還是哲學家發明的一種使生活變得更加困難的特殊現象？我開始詢問簡她的想法，但是她輕輕地打斷了我，她放下她的茶杯，站起身來，說：「我只需要檢查一下世界是否還在——是否真的還在。」簡四處走動，碰觸物體，看向窗戶，聞抹在手上的肥皂。我感覺自己在玻璃窗外，玻璃窗內有她的經驗。但是有沒有辦法讓她的自我回歸肉身？

從一次人格解體癥狀中恢復過來可能是不知不覺的，正如發病也是突然的，不知不覺的。 在我離開男友家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後，我面對的是醫生的傳送帶和不同的診斷結果，從花粉過敏到神經疾病，再到創傷後應激障礙。醫生沒有正確辨識出我的主要癥狀，這真是非常令人痛心。大約兩年後，我的治療師建議我去看醫院內部的心理醫生。他是第一個把我的癥狀描述為「人格解體」和「現實感喪失」的醫生。我以前從未聽過這些詞語——但是他這麼一說，我就知道他的診斷是正確的。這樣的診斷沒有使我變得更好，但是它給了我一個辭彙，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我的困惑。第一個恢復期還有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第一個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如果我經常做一些有趣的或有挑戰性的事情，那麼我就可以找到一點空間遠離人格解體。另一個是審視我自己的心理過程，試著放棄那些最具破壞性的想法。說來容易做來難，因為這些想法時時刻刻主宰著你。你需要毅力和紀律來戰勝破壞性的想法。

簡回到餐桌前，暫時確信世界還在。她對DPD患者的生活的描述表明，即使自我原本是一個幻覺，它的存在也是我們與世界溝通的方式。如果自我是一個人重要的組成部分，甚至意味著體驗現實的途徑，那麼哲學家應該謹慎，不要輕視它的意義。

我仍然記得人格解體癥狀消失時是什麼樣子，當時我感到難以形容的喜悅。它們是我在處境變得艱難時試圖記住的東西——我記得我坐在公寓里的小廚桌上，沒有需要達成目標、發揮作用或參與某事的緊迫感。只是感到真實。只是活著。

參考資料：

[1] Simeon, D., & Abugel, J. (2006). Feeling unreal: depersonalization disorder and the loss of the self. 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ease, 197(6), 234-236.

[2] Hunter, E. C., Sierra, M., & David, A. S. (2004). The epidemiology of depersonalisation and derealis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39(1), 9-18.

[3] Michal, M., Koechel, A., Canterino, M., Adler, J., Reiner, I., & Vossel, G., et al. (2013). Depersonalization disorder: disconnection of cognitive evaluation from autonomic responses to emotional stimuli. Plos One, 8(9), e74331.

[4] Sede?o, L., Couto, B., Melloni, M., Canalesjohnson, A., Yoris, A., & Baez, S., et al. (2014). How do you feel when you cant feel your body? interoceptio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emotional processing in depersonalization-derealization disorder. Plos One, 9(6), e98769.

[5] Adler, J., Schabinger, N., Michal, M., Beutel, M. E., & Gillmeister, H. (2016). Is that me in the mirror? depersonalisation modulates tactile mirroring mechanisms. Neuropsychologia, 85, 148-158.

[6] Fuchs, T., & Koch, S. C. (2014). Embodied affectivity: on moving and being moved. Front Psychol, 5(7), 508.

編譯自Aeon雜誌的文章，原文標題為When the self slips。

原文作者：

安娜·西奧尼卡（Anna Ciaunica）是葡萄牙波爾圖大學哲學研究所的博士後，也是倫敦大學學院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簡·查爾頓（Jane Charlton）是位於倫敦的英國司法部歐洲人權事務負責人。她也是英國慈善機構Unreal（為人格解離和現實感喪失患者提供幫助）的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