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與元首：我們身上的平庸之惡

作者=張耐冬

來源=2015年4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據說，在某種絕對權力居於主導的機制下，善良的人也可能對他人施以暴行，這種「路西法效應」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某些曾經存在過的極權主義組織對人性的扭曲，比如納粹黨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然而，除去恐怖手段、極權管理等控制手段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因素能夠維持這個龐然大物的生存？

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讀者》為我們揭開了這段歷史的一角：為了謀生而擔任集中營看守的漢娜，雖不識字但嚮往文學作品所描述的那個世界。她喜歡聽的，是那些真正美好的故事，而不是元首和他的宣傳衛士們所刊布的書籍。為什麼呢？

很多學者試圖從自己的專業角度或親身經歷去解析第三帝國的真相，最為知名的自然是另一位漢娜——猶太裔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對納粹及另一極權政體產生、掌權與控制社會的過程與原因加以歸納，將之作為現代性的重要樣本進行剖析。同樣，齊格蒙·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從種族主義的現代性出發，將大屠殺得以實施的社會控制機制與權力關係網路展現開來。這部著作比起「路西法效應「的提出者更早發現了權力機制在個人道德與職務性行為發生衝突時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和對人的改造作用，可謂獨具慧眼。不過，作為納粹政策的執行者，那些居於某一職位的具體的人——比如漢娜——的情緒與心理，則被埋藏於對官僚團隊執行任務的體制性歸因中，不見蹤影，至於漢娜為什麼要聽人朗讀非納粹主義書籍的問題，更是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朗讀者》

（德）本哈德·施林克/著

錢定平/譯

譯林出版社

2012年8月

阿倫特和鮑曼的著作都是有關第三帝國與現代性研究的經典，他們對極權主義政權與政策的解析是整體性的，所以一時一地的個別人物與具體事例未必在他們的思考範圍之內。也許，要解決「需要朗讀者的漢娜」的問題，還是要回到親歷者的記憶中，看當事人的記錄與觀感。

維克多·克萊普勒部分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在身份上，他和阿倫特一樣，同屬被納粹政權歧視、敵視的猶太裔人群。與阿倫特遠離故國漂泊異鄉不同的是，他一直生活在德國，儘管在第三帝國時期他丟掉了本屬於自己的教職，被迫做苦工，但身為語文學家，他在日記中忠實記錄自己從1933年起看到、聽到的納粹辭彙，日後又在這份珍貴的日記基礎上，運用語文學者的專業知識，寫成了《第三帝國的語言》。

語言無處不在，而後最容易被遺忘。當談論第三帝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時，我們也許會馬上想到紀錄片中希特勒神情亢奮的演說場景，但在克萊普勒看來，這並不是關鍵之處。按照他的觀察，在希特勒聲情並茂地發表長篇大論時，人們雖然開著收音機，但並未虔誠地傾聽，而是談論著他們真正關心的柴米油鹽或是充滿傳奇色彩的隔壁老王。當然，隨後的宣傳會聲稱所有國民認真聆聽了領袖的訓教，而且人們在收音機前的漫不經心也並不妨礙他們在公開場合高舉右臂山呼萬歲。所幸那是一個沒有電幕的國度，人們可以毫不掩飾地表現自己的「雙重思想」。

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認為極權主義運動中意識形態上的傳播手段大致可分為「宣傳」與「灌輸」兩類，在極權主義運動內部，靠灌輸來洗腦，而對於外部世界和未受灌輸同化的某些內部人群，則採取宣傳的策略來證明其存在的正當性以及所推行的政策所具有的合理性。克萊普勒所描繪的，收音機前的人們對領袖講話的散漫態度，正是對灌輸的一種漠然。他和阿倫特的不同在於，阿倫特注意的是極權主義為何會成為恐怖的龐然大物，而他看到了這個龐然大物的虛弱之處——在意識形態上，無休止地灌輸也無法徹底完成洗腦的任務。

然而，灌輸儘管無法徹底奏效，但自有其效果。克萊普勒對此也深有體會。相對於傾聽領袖演說這種已經喪失了神聖感的儀式，日常性的、無所不在的灌輸才是最可怕的：「納粹最強大的影響力不是來自一個個演講，也不是通過大量的文章或者傳單、無數的標語牌或者旗幟實現的，它所依靠的，不是任何人必須有意識地思考或者有意識地感受才能夠吸收接納的東西。納粹主義是通過那一句句的話語、那些常用語、那些句型潛入眾人的肉體與血液的，它通過成千上萬次的重複，將這些用語和句型強加給了大眾，令人機械地和不知不覺地接受下來。」

阿倫特：極權主義層級制度中的最高階層的特點正是不受它們自己的意識形態內容的束縛。這些人根據組織 來思考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其中包括領袖，在他們看來，領袖既不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護身符，也不是一個永遠的人，而是這類組織的簡單結果；他的確不是作為一個 人，而是作為一種功能，是運動中不可或缺的。

不斷重複的、帶有煽動意味與規訓色彩的辭彙一旦被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就會成為一種近乎本能的存在。靠著在耳邊千萬次的重複，人們已經對其產生認同，進而對這些辭彙背後的邏輯產生認同。因此，第三帝國不需要發明喬治·奧威爾所設想的一整套「新話」，那裡的宣傳官員不那麼費力地將一些已有的辭彙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再混入一些他們創造的新詞，使之成為其控制社會的一種工具，禁錮思想與靈魂的蛛絲，看似細小但粘密，一旦深陷其中便很難掙脫。

正因如此，第三帝國其實不需要豐富的表達方式，克萊普勒用「貧瘠」與「單調」為這一時期的語言特色定性，這種語言不分口語和書面語，不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為其制定語法，通過這種語法，取消個人在帝國語彙表達中的獨立屬性，使其成為帝國之路上不起眼的一顆鋪路石子，再煅燒成第三帝國莊嚴大廈中全無個性的一塊磚。也許，正是在這種貧瘠的文化之中，作為集中營女看守的漢娜才會如此鍾愛文學，就像沙漠中的行旅者期盼綠洲一樣，不識字的漢娜期盼有人為她朗讀那些真正美的語句，將她引至花果飄香的語言綠洲。

基於對第三帝國語言貧瘠性與單調性的認識，克萊普勒對這種語言及其賴以誕生的社會存在寫下了一段判詞：「第三帝國的語言帶有一種十分可怕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出自它所有的生存表述和遺物：出自它豪華建築無度的誇耀及其廢墟，出自它的戰士類型，那些被他們作為理想的形象定格在總是不同的、又總是相同的廣告牌上的衝鋒隊和黨衛軍士兵，出自它的高速公路和群葬合墓。」他所說的「一致性」，正是消滅個體以達成帝國對全社會控制目的的極權主義。

1934年，納粹德國的集會

運用語文學的方法，克萊普勒以自己的日記為素材，對第三帝國的語言特色及其內涵加以分析，發現了這個政權的極權主義本質，這使他與阿倫特殊途同歸，這也使《第三帝國的語言》在展現那個年代諸多社會與文化現象的同時極具學術意義。當然，這不是一部讓人能輕鬆閱讀的書，作者對辭彙的細緻分析，從詞義分析中對納粹政權的一些基本特徵進行的提取，不生動但嚴謹，有些細節讀來令人觸目驚心。

克萊普勒記錄了一個故交離他遠去的故事，導致他們分道揚鑣的，正是納粹主義的一個辭彙。一個年輕的工科學生與他相處融洽，他們親密到以父子相稱。然而，納粹主義的傳播，讓這位與他有父子之情的年輕人接受了希特勒及其黨派的訓導，加入了受納粹學說影響的組織。他與克萊普勒在交流對納粹的認識時發生了不快，在另一次交流時，克萊普勒下定決心與他斷絕聯繫，因為他參與到了對反納粹主義的共產主義者的暴力迫害之中，但並未對這種暴力行為感到羞恥。這次暴力迫害所採用的方式，是讓被侵害者在施暴者圍出的狹窄通道中行走，施暴者採用從義大利法西斯那裡學來的方式，用橡皮棍與蓖麻油對其進行襲擊。這種暴力色彩極強的行為本應為人所不齒，但正相反，這位年輕人不但對自己的作為欣喜不已，而且還用納粹發明的辭彙「懲罰性襲擊」來表達這一行動的正當性。「懲罰性襲擊」在第三帝國的詞語系統中是一個速朽的詞，不過這一辭彙已經充分表現出了第三帝國語言的基本特徵：用「懲罰」表明施暴者的正義身份與使用暴力的必要性，宣告受到暴力侵害的一方是咎由自取，將由納粹主義的具體踐行者——包括克萊普勒曾經視為家人的那個年輕人——施以懲戒。

奧斯維辛集中營

克萊普勒的看法是正確的，他與這位年輕人斷絕關係並不是一時意氣，而是他體會到納粹主義的恐怖。這種用某一語彙來宣揚暴力的做法，此後很快就在德國全面實施，而且受到暴力襲擊的不只是共產主義者，在種族主義登上暴力戰車之後，克萊普勒本人在內的猶太裔德國人就成了受迫害的主要對象。

在實施針對猶太人的戕害之前，僅僅用「懲罰性襲擊」這類的辭彙是很難進行全國動員的，因為猶太裔德國人早已成為這個國家不可分的一部分，人人身邊都有猶太裔公民。這時就需要用特定的修辭手段，宣判猶太人的「罪行」。在第三帝國的話語體系中，關於猶太人的辭彙無一不是指向種族歧視，各種醜化的修飾語似乎已成了這一辭彙不可分的組件，為的就是強化對猶太人的仇恨。接受這種暗示的人，也將漸漸接受把猶太人打入另冊、驅逐或滅絕的隱秘指令。為了使這一隱秘指令能夠被更有效地執行，這一話語體系還使用了簡單化的處理方式，猶太人不再是甲乙丙丁之類單獨個體的集合，在納粹的辭典里，他們被化約成一個單數名詞，只有共性，沒有個性，而所謂共性，就是用各類修飾語和隱喻加以貶損後的「小人」形象。這樣一來，對猶太人的詆毀可以不加甄別地運用到對每個猶太人的歧視上。在此基礎上，本不應存在衝突的「猶太人」（種族概念）與「德國公民」（國籍觀念）被對立起來，第三帝國的語法將猶太人排除在德意志之外，通過這道被強行設置的藩籬，將猶太裔德國人與他們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一刀兩斷，而後對他們為所欲為。

集中營里的猶太兒童

如果不是克萊普勒的分析，我們可能無從得知納粹主義實施反猶政策中如此關鍵的環節。暴力政策要實施並不難，而若要讓執行者毫無愧意地實施卻並不容易。還是來說喜歡聽人朗讀的漢娜，作為集中營的看守，她並不以為集中營針對猶太人的虐待與屠殺政策有太大的不對，這並不是她對納粹主義有多麼虔誠的信服，很可能只是因為她已經受了第三帝國反猶主義辭彙的灌輸。作為個人，漢娜可以說是「愚昧」的，但作為當時的社會基本狀況，帝國語言的麻醉性不可謂不強。

在我們的文化中，其實也潛伏著類似的基因。所謂「蠻夷戎狄」的稱謂，史書中對「非我族類」者的生活習俗與性格的貶低，對異族的妖魔化隱喻，正是另一種充滿暴力的語言。萬分僥倖，這種古典時代的暴力語言沒有與現代社會控制技術結合，讓這一暴力基因繼續潛伏著。

在這種將暴力合法化的詞語之外，第三帝國的語言還有其他的極權主義特徵，比如對表示最高量級的辭彙的頻繁使用。這類辭彙，不但包括形容詞，還包括數詞，以及能夠體現出最高量級特徵的任何詞與表達方式。使用這些表示最高量級的辭彙，絕不僅僅是為了誇張或是渲染氣氛，在這些辭彙的背後，往往有一個至上的國家政權作為對象，無論是被褒揚的對象，還是對表示最高量級的敵人的戰鬥對象。

在納粹統治時期，國家政權即是納粹黨，至上的政權就是至上的納粹黨，而納粹黨至上也就是領袖至上，領袖至上就是權力至上，所以鋪天蓋地的最高量級辭彙，無一不是體現希特勒這個人格化的至上權力的無上權威。在納粹主義為代表的極權主義的邏輯中，權力至上是出發點，維護極權就要維護至上全力、最高領袖、權威黨派和光榮國家。在這一邏輯之下，寄託了人們民族情感的國家，作為極權主義的宿主，也成為濫用最高量級辭彙的最大受害者。

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克萊普勒發現的值得細究的辭彙還有很多，它們從四面八方包圍著人們，能夠不受其感染者少之又少。當作為國家實體與政治學說的極權主義灰飛煙滅之後，極權主義的幽靈藉由語言形式，依舊不時侵擾著人們。克萊普勒嚴肅地指出，只有從語言中清除極權主義的影響，它作為意識形態才會真正消失。

讀罷全書，突然想起《芙蓉鎮》里的一個場景：發瘋的王秋赦，喊著那些讓他博得名利的辭彙，在人們不屑的眼光中亢奮著。他是暴力語言的宿主，作為暴力時代結束時的省略號里的一個點存在著，可能是最後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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