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撿了個歷史 「大漏」》

《曾國藩：撿了個歷史 「大漏」》

2011-07-22 14: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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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曾國藩的聲名遠播，不斷受到一些學者的研究與重視，特別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研學「曾氏之風」一時興盛，甚至達到有人認為曾氏具有「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古人言：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今這種炒作之風雖已偃旗息鼓，但依舊餘味未了，比如說我吧，嘿嘿。

曾國藩一生宦海總體上說是成功的，這也是多少封建學子夢寐以求的人生之路。

然而，筆者以為，一個人如果沒有機遇，縱然才華橫溢，也只能是如滄海一粟消失在滾滾紅塵之中。因此，作為筆者的一家之言，曾國藩的一生能有此成就，更多的是在於他的機遇。

故，吾以為，曾國藩平生有三大「漏」（機遇），自己創造一個，上天恩賜一個，太平天國這個死對手慷慨「饋贈」一個。三個「漏」成就了他美麗而傳奇的人生。

他撿的第一個「大漏」，是他「毫無創意」地巴結到咸豐的重臣穆阿章，所謂「朝中有人好當官」。

——這與其說是穆阿章恩賜於他的「漏」，不如說是他自己給自己創造的「漏」。

自古以來，官場就有搞幫派、走路線的不良習氣，而要大傢伙走到一起來，方式無非是攀個親、認個同鄉、拜個師，或弄個什麼情誼（如同窗之類）。比如，呂布先生，見誰得勢就認個「爹地」叫叫，這樣自然仕途通暢；比如，同科進士，那就是「同榜之誼」；或比如，要攀上某個大領導，拜貼上自稱「學生某某」，覲見時，口口聲聲「學生長學生短」的，若領導默認，那這師生之誼算搞定了。這就叫官場公關之道。曾國藩攀上穆阿章這棵大樹，那也是老套得掉牙，一點點的創意都沒有。穆阿章，何許人？

穆氏，屬滿洲鑲藍人，翰林出身，甚得道光皇帝寵信，他與道光甚至達到「水乳之合」。此人有一大愛好，特別喜歡結黨，培植親信，據載其「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為穆黨」。

曾公在參加戊戌年會考中，正總裁正好是穆阿章，曾公對官場還是洞若觀火的，他曾總結了一句在官場混的經典名言：「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所以他看中穆氏此好後，忙不迭地投靠在其「石榴裙下」，遂拜為師，穆公也樂得多添個黨羽，「一個願挨一個願打」，從此時常往來。交流中，兩人發現在政見上又「臭味相投」，穆阿章在鴉片戰爭中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而曾國藩對他的投降主義是十分認同，真是「惺惺相惜」，不混在一塊也不行了。

由此，這一大樹攀上後，曾公在仕途上或平時工作中，總是順手順腳，處處得到穆氏的關照與提攜。十年連升十級，一帆風順得離譜。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過七年即提拔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兩年後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四之中遍兼兵、工、刑、史各部侍郎。十年七遷，連躍十級，對於出身農民的曾氏，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所以說，如果沒有穆阿章的提攜，那麼曾國藩終其一生也只能是弄個侍郎（相當於副部級）混混，加上自身在京勤讀史書，再搞個文化學者或教授倒也可以，如果要再象易中天那樣賺個盆缽滿盈，按他老人家「少說話」的官場性格，我看是大大的不可能地。

他撿的第二個「大漏」，是他生逢亂世，所謂「亂世出英雄」，上天恩賜他一個施展才華的平台。

——這是上蒼恩賜於他的「漏」。

曾國藩生於嘉慶十六年，此時清政府國運已經走向衰敗，處於「內憂外患」。內憂，概括為「官場腐敗、社會動蕩、天災不斷」，外患，則帝國主義開始對大清朝這塊肥肉虎視眈眈，發生了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入侵的歷史事件。

政治上一派昏暗腐敗，風氣萎靡不振，執政者喜好逢迎諂媚，忠言之路基本堵塞。有士子對時局披露得入木三分，「士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廉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而，廣大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除了要應付當政者盤剝外，又要面臨天災橫生不斷，以致社會出現了極其嚴重兩極分化，一方面是權貴富賈過著奢侈糜爛醉生夢死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廣大老百姓民不聊生，賣兒賣女，甚至棄屍野外的凄慘景象。

可見，此時的清政府，已如一位病入膏骨的老人，唯有殘喘，正所謂「官逼民反」，全國各地民變迭起，而成氣候的就是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由燎原之勢而起，幾年間起義軍佔領半壁江山。清朝政府急需有人出面平定亂局，最後咸豐皇帝採用「以漢人制漢人」的政策。在這場角力、鬥智、決勇中，曾公終於脫穎而出。

終究是歷史為曾國藩搭了一個表現的舞台，是上天賜予他一個可以淋漓盡致施展個人才華的廣闊天地。

他撿的第三個「大漏」，是天國政府綱領、方針的失誤與內部的分化導致革命失敗，從而更直接地成就了曾國藩的豐功偉績。

——這是關鍵，是太平天國恩賜於他的「漏」。

太平天國運動前後十幾年，成也迅速，敗也迅速，來去匆匆，在歷史的浩瀚里猶如綻放的流星，隨即而逝，至今思量無不令人惋惜。其失敗最大的原因在於內部的自我瓦解。

首先，天國政府的綱領方針存在發展的局限性。

如前所講此時中國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面臨著來自上層的種種剝削，過著無衣無食的生活，抗爭是他們的唯一出路。洪秀全在這樣的背境下創立了拜上帝教，形成了一些帶有濃厚宗教迷信色彩的農民革命思想和信條，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制定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誘人的制度，提出「人人有田種、人人有飯吃」的現實口號，大大地激發廣大農民群眾的革命熱情，再加上軍紀嚴明，有仁義之師的美稱，所以，運動初期一路勢如破竹，戰果極其輝煌，1853年即攻克南京，建立了政權。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作為天國的領導決策層卻不能清醒認清形勢，對根本無法實行或無法實現的絕對平均主義政策，不加以研究和調整，提不出一個切實可行而又能動員廣大農民群眾的綱領。同時，在革命發展中不斷出現的大量新問題、新矛盾，更多的是以帶有迷信色彩的拜上帝教理念，去迷惑群眾，失去了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即使晚期提出了《資政新篇》，但也得不到重視。同時，天國的領導層已經暈暈然地開始享受即得勝利果實，不思進取，農民群眾的那腔飽滿的革命熱情迅速下降，由此，註定這場運動必敗的結局。

其次，在戰略方針上，也出現了嚴重的失誤。

定都南京後，沒有及時乘勝前進，從定都到北伐，一廂情願地「和平停火」兩個月，給清政府予喘息的機會。即使在隨後的北伐中，也沒有好好利用寶貴的兩個月時間，重新整合充實力量。而此時的清政府正千方百計利用現有的一切，調整布局，磨刀霍霍而來，先後重建江南江北大營。再加上帝國主義在經濟軍事上的幫助，北伐軍經過兩年的努力奮戰，仍然悲壯地失敗了。

最後，最讓人憤慨的是天國政府內部的墮落和分化，從而註定革命終究要走向滅亡。

建都天京後，從領導人開始，滋生享樂、保守思想，逐漸破壞了團結統一的局面，導致發生內亂、分裂和一系列不正常事件。天京事變是腐敗和爭權奪利的大暴露，由此一步一步把太平天國引向失敗，這一事件是太平天國的一大轉折點和分水嶺。到後期，朝綱敗壞，許多將領擁兵自重，斂財自肥，腐化墮落，甚至發生一連串叛變投敵的行為，從而瓦解了革命鬥志，加速了革命的失敗。這一點也是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

1944年，是中國農曆的甲申年，郭沫若揮筆寫就了一篇史論結合的《甲申三百祭》，不僅在歷史學界，同時，也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應，文中分析了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在取得勝利後又迅速失敗的原因，對於即將取得革命勝利的工農政權而言，具有了極好的警醒和教育作用。當時的中.共非常認真對待這篇名著。毛主席還專門寫信給郭沫若，告訴他延安已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為整風文件，並說：「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假使太平天國在取得了半壁江山以後，能夠象毛澤東所說的——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如果真能這樣，縱使曾國藩再有能耐，也無法撿到歷史這麼個一個大便宜、「大漏」！

（原創作品，轉載需要聯繫作者QQ635731841）

註：撿漏，是一句古玩界的行話，形象的體現在『撿』上，因為古玩界普遍認為撿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行為，故而，北方的方言，用一個『撿』來寓意它的難得，是極詼諧的表達，也是漢文化中調侃文化的形象化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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