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言暴力

——「語言暴力」現象批評提綱

劉再復

語言暴力的發生與發展

20世紀20年代，中國發生了一場語言革命，即「五四」白話文運動。這場革命的結果，產生了白話文，開創了使用現代漢語寫作的新文學史與新文化史，但也產生了一種副產品，這就是語言暴力。所謂語言暴力，是指以語言為武器進行人身攻擊與生命摧殘的暴烈現象，也可界定為暴力在語言中的表現。

「五四 」新文化運動有其歷史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在於：

一、作為中國主要文化資源的儒家思想已經衰落，已不能幫助中國適應世界新環境；二、作為建設現代國家的理性文化，中國明顯闕如，需要藉助西方文化予以補充。這兩方面的歷史合理性使人們永遠銘記「五四」運動卓著的歷史功勛。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於改變現狀的心理過於急切，形成一種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的語言暴力。或者說，「五四」運動的語言革命在組合進西方邏輯理性的同時，也把反理性反邏輯的造反語言帶進了新的白話語系裡。當時的文化先驅者都是一些熱血滿腔的傑出人物，他們面對黑暗的鐵屋子，不能不採取偏激的策略，因此，陳獨秀在宣言式的《文學革命論》中一連提出三個「推倒」。在文化上以「推倒」作為綱領，這在過去中國的傳統話語中是前所未有的。或者說，這種話語方式僅僅出自史書里所記載的一些農民造反者之口。20世紀的語言暴力就從這裡開始萌發了。當然，由於陳獨秀本人畢竟是一個文化領袖，而不是後來的那種文化草莽，再加上另一文化領袖胡適所堅持的西方理性態度與改良主張的調節，所以這種「推倒」之論還沒有在語言上蔚為風氣。暴力之於語言僅僅小試牛刀，並未構成人身傷害。

「五四」運動時期對白話文運動持反對態度的林琴南認為，這場「文化革命」將會把「引車賣漿者流」的語言引入文學。所謂「引車賣漿者流」，包括一些痞子流氓在內，他們的語言往往粗俗而暴虐。儘管當時林氏的立場並不為「五四」運動文化領袖所認同，但他的憂慮在今天看來卻並非沒有道理。可以說，不僅「文革」的造反派語言證明了他的預見，而且直至今天，我們依然在某些方面領教著這種「引車賣漿者流」的「文化造反」和「文化爆破」。

由語言革命而產生語言暴力，這是白話文的悲劇，但這場悲劇的真正形成是在「五四」之後。先是創造社之類激進文學社團的推波助瀾，然後是接二連三的有關文學語言口語化、大眾化的倡導和張揚，致使暴力一步步地攝去了白話文的靈魂。1928年8月，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創造月刊》上發表《文化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攻擊魯迅：「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時期的游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短短几句話，就給魯迅扣上「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三頂大帽子。可見，「文革」中紅衛兵的語言方式最早源於創造社的這種上綱語言。這種語言暴力，經由以瞿秋白等人為指導的左翼文藝運動，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及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文學藝術成為與所謂的革命武裝並列的另一種軍隊，從而使「批判的武器」完全等同於「武器的批判」，文字語言完全變成槍炮似的物質力量。這種「武器的批判」式的語言暴力到了1949年以後，與權力結成天然聯盟，從而完成了權力話語和話語權力的一體化統治，或者說，完成了暴力語言和語言暴力的互動專制形式。專制統治首先是語言統治。從50年代的批胡適、批胡風、批右派、批彭德懷，到60年代的批所謂「反黨小說」，批劉少奇等「走資派」，其語言的暴虐，都是中國人自從學會說話以及倉頡造字以來絕無僅有的。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十年「文革」中，形成了一種橫掃一切的大字報文體、紅衛兵語言和造反派語言。幾乎所有的人，哪怕是天真爛漫的小孩子，都會喊出諸如「打倒」、「油炸」、「批倒」、「批臭」、「鬥倒」、「斗臭」、「踩上一萬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類的口號，從而把語言暴力推向災難性的巔峰。

語言暴力的主要形式

德國著名哲學家本雅明（W．Benjamin）在他的《論語言本身和人的語言》中把語言分為人的語言、神的語言與物的語言三大類，指出「人類的語言存在就是為事物命名」，「作為人類的思想存在，語言的這個徹頭徹尾的總體性的精粹就是名稱，人類是命名者」。這就是說，命名是語言最重要的特徵，是極為嚴肅的根本性活動。因此，「名稱不僅是語言的最後言說，而且是語言的真實稱呼」。語言暴力是人的語言的變質，之所以變質，首先正是背離「真實稱呼」，它歪曲被命名對象的真實內涵。本雅明說人的語言是命名的語言，物的語言是非命名的語言，即啞的語言。但他沒有把物分為動物與植物。猛獸的語言其實不啞，它的語言是咆哮與吼叫。遠離真實的定罪性與誹謗性命名實際上已使人的語言蛻化為獸的語言，變成咆哮與吼叫。經過數十年的積澱而在「文革」中形成的語言暴力，形態完備，自成系統。而最突出的暴力形式是定罪性與誣衊性的「命名」。在「文革」中，無數領導人與知識分子被命名為「反動學術權威」、「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黑幫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共老手」等，每一種命名，都是置人於死地的暴力。以吳宓先生為例，給他的命名就有如下十幾種：「反動學術權威」、「買辦文人」、「封建主義的污泥濁水」、「蔣介石的文化打手」、「美帝國主義忠實走狗」、「封建堡壘」、「雜種」、「最大的現行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豺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死敵」、「無產階級革命的死敵」、「蔣匪幫的鷹犬」、「蔣匪幫反動政權的吹鼓手」、「衛道士」、「封建買辦的糟粕加資產階級的洋破爛」。在吳宓之前，給胡適的命名也有二三十種之多。除了胡適、吳宓這種「個體性命名」之外，還有另外幾種同樣帶有巨大暴力的命名：

一、普遍性命名。如「階級敵人」。

二、集體性命名。如「胡風反革命集團」、「資產階級司令部」、「裴多菲俱樂部」等。

三、階級性命名。如「地主分子」、「富農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等。

上述命名所以會構成暴力，不在於命名，而在於這種命名帶有三個問題：

一、這是一種極端「本質主義」的命名。不僅命名的方式是「本質先於存在」的方式，而且是「本質嚴重歪曲存在」的方式，即概念與其描述的對象內涵差距極大。

二、這是一種定罪性、誣衊性命名。它包含著「惡」的道德判斷和「敵」的政治判斷。

三、命名構成傷害效果與懲處效果。被命名之後總是伴隨著相應的「無情打擊」和專政措施，即語言暴力之後總是伴隨著國家機器的暴力語言。生命個體被命名後不再是人，而是罪惡的概念，因此在實際上被開除「人籍」，而集體被命名後則便形成「賤民集團」，被剝奪人的基本權利。

語言暴力的其他形式

除了定罪性、誣衊性命名之外，語言暴力還有其他形式，這些形式與命名相關，但又有自己的特殊形態，且列舉幾項：

一、兩極性分類。在「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理論前提下，對人進行概念分類，如「黑五類」與「紅五類」，「革命路線」與「反動路線」，「革命派「、「中間派」與「頑固派」等等。

二、抹黑性隱喻。如「文革」中的「牛鬼蛇神」、「落水狗」、「害人蟲」、「小爬蟲」等，現今出現的「文化口紅」、「文化避孕套」等。

三、獨斷性前提。強設邏輯前提，然後加以打擊，如強設「赫魯曉夫式的定時炸彈就在身邊」這一前提，然後追查這種人物。

四、軍事化概念。用軍事命令取代政治、文化術語，也造成語言暴力。如「向右派分子猛烈開火」，「攻克反動學術堡壘」，「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乾淨、徹底、全部地消滅一切走資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此外，語言膨脹，把語言視為炸彈、精神原子彈，把領袖語言一句誇大為一萬句以及語言重複、語境偷換、主語掉包等也形成了語言暴力。

語言暴力的靜態與動態

上述提到的命名只是靜態的命名。而語言暴力還有一個不斷升級、不斷創生，從量變到質變的動態現象。用過去的習慣語言表述，便是一個不斷上綱乃至無限上綱的過程。

一、不斷升級。如對胡風的命名，第一級是「宗派主義」，第二級是「反馬克思主義」，最後一級是「反革命集團」：「過去說他們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對劉少奇的批判，開始是機會主義與路線錯誤，而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後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最後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總頭目」，「叛徒、內奸、工賊」。升級過程大體上的模式是：思想問題——路線問題——反革命問題，即從人民內部矛盾上升至敵我矛盾。

二、不斷創生。語言暴力是最簡陋、最貧乏的東西，它使漢語喪失想像力與美的魅力，然而，它卻有極強的再生能力。如「四類分子」可以再生為「五類分子」，又可以繁衍為「九類分子」；本來只是「右派」，然後又有「極右派」、「資產階級右派」、「反革命右派」；本來只有「不純分子」，後來則衍生出「蛻化變質分子」、「壞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本來只有「劉少奇的親信」，後來又有「劉少奇的走狗走卒」、「劉少奇的徒子徒孫」；本來只有「反革命」，後來又有「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雙料反革命」、「一貫反革命」等等。升級，再生，不斷量化，不斷變質，說明：政治癒激進，命名就愈激烈；命名愈激烈，又推動政治癒激進。政治權力與語言暴力的互動與互相激化，是語言暴力中很值得研究的現象。

語言暴力的破壞功能

一、製造了千百萬的語言暴眾。20世紀下半葉的政治運動，製造了一代又一代的語言暴力主體，這就是語言暴眾，即「語狂」。這種暴眾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使用的全是紅衛兵語言和造反派邏輯，他們以摧毀名人權威為人生策略，其心態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農民起義心態。誰最有名，就對誰「舉義旗」、施暴力。權威高明，批權威自然更高明，權威們都不行，自然就應當從零開始，即從我開始。這套策略背後是實現「老子天下第一」的機心與野心。

二、造成病態的認知方式與心理結構。刀槍等物質暴力對人的摧殘與破壞是外部摧殘與外部破壞，即肉體摧殘，而語言暴力則是對人進行內部摧殘與內部破壞，即心理摧殘與心理破壞。在語言暴力橫行的年代，一個知識分子如果被命名為右派分子，就會相應地「夾起尾巴」，正常人的心態也隨即變為「賤民心態」。一代革命者與知識分子千百次地被稱為「牛鬼蛇神」、「落水狗」，人們就在認知上發生變化：忘記他們是人與傑出人才，而誤認為他們是什麼「牛鬼蛇神」、「落水狗」，就劃清界限，跟著「痛打」，併產生「暴民心態」。在「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中國人最後只剩下兩種人：虐待狂與被虐待狂。兩種狂人都以語言暴力摧殘他人與自我摧殘。暴力愈烈，愈有安全感，也就愈有快感，這樣，就形成一種以「暴虐為快」的病態心理，乃至形成嗜好語言暴力與藉助語言暴力投機的病狂。

三、對社會人文生態環境的污染與破壞。當代人類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污染已經十分警惕，但對人文生態環境的污染卻缺乏警惕。至今，人類仍然缺乏對人文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對自然環境的污染與破壞是風沙、洪水、毒物等，而對人文環境的污染與破壞則是語言暴力。

語言暴力首先是暴力，它會造成社會心理的緊張、人際關係的仇恨與敵意。其次，語言暴力又是毒菌，它會腐蝕社會的基本禮儀、基本精神準則、心靈準則和道德規範。在語言暴力的籠罩下，社會將失去和諧，人將失去尊嚴。語言暴力在本質上是語言恐怖，深刻意義上的反恐怖活動，應當包括反對語言恐怖。鉛字是有毒的，應當對語言的污染有所警惕：語言暴力是人文生態環境的主要污染源。

語言暴力產生的原因

一、不是傳統原因。語言暴力是不是來自中國文化傳統？不是。中國是個禮儀之邦，講究「溫、良、恭、儉、讓」。中國的尚文傳統和文章「溫柔敦厚」的傳統，都不是產生語言暴力的土壤。中國的古代先賢，如先秦諸子，他們雖有激烈爭論，但文章都很有風度，很有文采。個別先賢如孟子，在爭論時使用「禽獸」、「豺狼」等字眼，而且有種不容他人置辯的霸氣，可算是帶有語言暴力傾向，但就孟子思想論著的整體而言，還是具有儒雅風度，絕沒有當代論者的粗鄙粗暴和人身污辱。在先秦以降的歷史傳統里，皇統與道統是有區別的，權力話語（皇權）與話語權力（道權）通常是相對獨立的，因而也是彼此制約的。帝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他並不同時佔有「聖人聖言」，以致他的臣子尤其是手中握有話語權力的士大夫可以依據聖人聖言來批評他、限制他。換句話說，帝王擁有暴力，但他並不能把暴力語言變成語言暴力。然而，到了20世紀下半葉的前半期，權力話語與話語權力卻經由政治運動組合在一起。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語言暴力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被推向極致。

二、是否外來原因？語言暴力是不是國際現象？筆者的回答既「是」又「否」。說它是國際現象，是指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中，語言都不可能是絕對純正的，都有語言暴力的許多案例，包括歐美這些民主國家。此外，國際上的另一方，即社會主義國家，也有明顯的語言暴力現象，如列寧在與考茨基爭論時，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有「叛徒考茨基」的命名，斯大林對布哈林等人的批判更是充滿火藥味與血腥味。奧威爾（GeorgeOrwell）的名著《動物農莊》所諷刺的牲畜革命者們的造反語言與造反原則，都帶有極端簡單化的暴力傾向。其精神領袖「老少校」所宣布的「動物主義」最主要的一條是：「所有人都是敵人；所有動物都是同志。……只要是靠兩腿走路的，就是敵人；四條腿走路的或有翅膀的，都是朋友。」而他的繼承人則進一步反覆說明：「四足者為善，兩足者為惡。」政治判斷後面跟著道德判斷，敵人即惡人，奧威爾小說的原型，並非中國，可見，對人的簡單分類和簡單粗暴的道德審判外國也有。

三、語言暴力產生的內部原因。可以確認，語言暴力的產生雖然也受到列寧、斯大林的影響，但主要是內部原因，這些原因包括：其一是革命動員的需要。暴力革命確實不是請客吃飯、繪畫繡花，不是溫良恭儉讓，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對這種暴烈行動的動員需要語言的簡單化與煽動性，需要對敵手進行摧毀性的聲討、控訴、揭露、抹黑，把敵手置於死地，這就需要相應的暴烈性語言，需要畸形地強化語言的「威力」。其二是群眾專制的需要。紅衛兵造反後進入群眾專政，其專政的特點，一是沒有法律根據與法律程序；二是沒有證據。這兩個特點衍生出第三種特點，便是一切全靠語言暴力對審判對象進行「突破」。其三是宣洩的需要。中國長期屬於非法治國家，許多本來應由法律解決的問題卻無法解決，在此困境下，民眾的冤屈無處申訴，情緒無法宣洩，便以謾罵代替法律，導致語言負荷過重，也導致不僅把語言變成革命工具、政治工具，而且也變成宣洩的工具。其四是實現慾望的需要。市場經濟發展之後，權力與名聲都可以轉換為金錢，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最高的社會效益特別是經濟效益，一些投機的文化人便拋開一切道德約束，以打倒權威名人為生存策略和沽名釣譽的終南捷徑，而這又得藉助語言暴力去「暴得大名」（胡適語），即刺激社會的注意力和獲取最大的市場效應。

手段是目的的一部分

一、有人說：只要有崇高目的尤其是革命的崇高目的，就可以使用語言暴力手段。這種論點有兩方面是值得質疑的。首先，政治立場與語言作風並不是同一層面的東西，如同人格精神之具有獨立價值。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可能有良好的人格精神與語言作風，不能以政治立場的正確性來掩蓋使用語言暴力的反人性及其對社會的破壞性。以某種黨派的政治遊戲規則來看語言暴力，可以承認語言暴力存在是合理的，但如果以人類尊嚴的原則和社會人文生態環境的保護原則來看語言暴力，那就可斷定：語言暴力的存在並不合理。

二、目的與手段兩者的關係一直有爭論。筆者認為，沒有純粹的絕對抽象的目的，目的是個過程，手段是此過程的一部分，因此也是目的本身的一部分。說卑鄙的手段可以達到崇高的目的，這是一種帶有極大欺騙性的哲學，熱衷骯髒語言手段的人不可能具有乾淨的人格與乾淨的目的。

餘論：保護香港的人文環境發生在大陸的語言暴力現象已從巔峰狀態下滑，但其影響仍然存在。革命動員、群眾專政所需要的暴虐語言已經減少，但流氓痞子式的粗鄙語言和造反派的誹謗性語言仍然在毒化社會。充滿攻擊、誣衊、誹謗、中傷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層面已經結束，但在語言層面和心理層面上，並沒有完全結束。令人不安的是，在大陸語言暴力衰退之際，香港、台灣的語言暴力現象卻正在往前發展。報刊上隨時都可以讀到暴虐性語言：謾罵錢鍾書先生是「巧妙的無恥」的語言，攻擊巴金是「貳臣」的誹謗文字，誣衊競選對手是「走狗」、「漢奸」、「賣國賊」的污辱性口號等等，這些在當今大陸報刊上不可能發表出來的文字，在香港則可以暢通無阻。香港是自由的多元社會，發表文章不必受到審查，貼大字報也得到允許。自由新聞制度帶給正義言論以方便，也給語言暴力帶來「用武之地」，文化特別容易變成武化，大學生特別容易變成紅衛兵，文人特別容易變成文棍。自由社會往往伴隨著濫用自由的嚴重問題，如果香港對語言暴力缺少警惕，任由語言暴力污染公眾空間與整個社會，人們最後就會渴求有一個能夠控制語言暴力的一元化統治結構，多元化社會就不能維持下去。文明社會的瓦解，首先是文明語言的瓦。

20世紀下半葉，香港最讓大陸人羨慕的是它既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又是一個有序的具有日常生活狀態的社會，它有自由的、尖銳的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又尊重人的尊嚴尤其是尊重知識分子的尊嚴，尖銳中有分寸，不構成污辱效果與傷害效果。保護這一傳統與人文生態環境，是香港不同黨派和持不同政治傾向的所有人的責任，而這種責任最要緊的一點，就是在對立競爭中都要共同遵從道德約束與語言約束，共同守衛不受人身攻擊的人類尊嚴，拒絕語言暴力的毒菌對公眾社會的污染與侵蝕。

原載香港《明報月刊》2001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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