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歷史調查記》

武訓歷史調查記

武訓歷史調查團

人民日報 1951.07.23為了澈徹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訓問題上的混亂思想這一個目的，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發起，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這個調查團是由下列十三個人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報社），鍾惦棐，李進（中央文化部），馮毅之（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宇光，楊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王燕飛（平原省文聯），陳蘊山（平原日報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段俊卿，趙安邦（中共堂邑縣委），趙國璧（中共臨清鎮委宣傳部），韓波（中共臨清縣委宣傳部）。此外，尚有堂邑、臨清、館陶的許多縣、鎮、區、村的幹部同志參加了這個調查工作。假如沒有這些同志幫助，我們的調查工作是很難完成的。根據調查的材料執筆寫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鍾惦棐、李進三人。我們在堂邑、臨清、館陶等縣，先後進行了二十幾天的工作，調查了五部分材料：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二、武訓的為人三、武訓學校的性質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五、武訓的土地剝削被我們直接或間接訪問過的當地各階層的人們共有一百六十多位。那些親自見過武訓的老年人（多數），或者是確知武訓某些情況的壯年人（少數），是我們直接訪問的對象。

我們在堂邑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武克科（武庄人，七十八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玠（武庄人，七十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金池（武庄人，七十二歲，過去是貧農兼木匠和油漆匠，現在是中農），武克亮（武庄人，七十八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武金興（武庄人，武訓的曾侄孫，四十五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武金興之妻（四十三歲），武金棟（武庄人，七十八歲，青年時候當過僱工，後來學武訓，不務正業，到處以「義學」名義磕頭募捐，訛詐勞動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錢，土地改革時，農民堅持要斗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現在是個中農），陳福臨（武庄人，七十九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武明之妻（武庄人，八十四歲，武訓的族弟婦），趙維漢（柳林鎮人，七十二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郭縉武（柳林鎮人，七十八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郭繼武（柳林鎮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新中農），郭金鑒（柳林鎮人，八十七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韓祝齡（柳林鎮人，七十二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穆仲山（柳林鎮人，六十六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楊光漢（柳林鎮人，七十歲，楊樹坊之孫，過去是惡霸地主，現在是中農，被判了徒刑），郭培先（柳林鎮人，七十五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楊光炬（柳林鎮人，六十六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楊鑒遠（柳林鎮人，七十五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趙朝熙（柳林鎮人，六十七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趙棣（柳林鎮人，六十五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石東海（夫人砦人，七十四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李四德（夫人砦人，七十七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杜汝真（夫人砦人，七十七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洪魯（夫人砦人，八十六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蕭振如（蕭集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泗漢（蕭集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桂樹（蕭集人，六十四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洪飛（蕭集人，七十一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蕭懷祥（蕭集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唐勤習（連二砦人，七十五歲，武訓的外孫，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春華（連二砦人，八十二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張鑄（連二砦人，八十二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梁老夢（連二砦人，八十二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林雪亭（喬庄人，六十九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范昌期（喬庄人，八十一歲，秀才，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倪瞻雲（倪屯人，八十一歲，秀才，過去是破落地主，現在是中農），路思鐸（東路堂人，七十二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梁亭桂（萬庄人，七十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路兆平（萬庄人，八十四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路延林（後路堂人，一百零三歲，過去是由佃戶變成的地主，現在是中農），路文顯（後路堂人，七十一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潘耕申（王二砦人，七十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潘耕歷（王二砦人，七十八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王立成（小劉貫庄人，八十一歲，過去和現在都是貧農），宋克義（趙郎砦人，五十一歲，黑旗軍領袖宋景詩的堂兄弟的孫子，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王維修（王樊庄人，七十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崔金如（崔庄人，七十五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王湯傳（崔庄人，七十五歲，過去是富裕中農，現在是中農），張玉池（中布砦人，二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

我們在臨清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魏浚哲（臨清鎮吉士口街人，七十三歲，過去充當過衙役、商人，現在是城市貧民），冀熙亭（臨清鎮東夾道人，七十三歲，過去做過錢莊的領東掌柜，現在是貧農），趙名選（臨清鎮鍋市街人，八十五歲，過去是富商，現在是富裕中農兼雜貨店經理），孔昭文（臨清鎮車營街人，六十五歲，過去和現在都是搬運工人），陳茂林（臨清鎮後關街人，六十五歲，過去是店員、經紀，現在是城市貧民），郭宗周（臨清鎮吉士口街人，六十七歲，開小茶館），於明軒（臨清鎮鍋市街人，七十歲，秀才，過去是自由職業者，現在是中農），趙鏡波（臨清鎮大寺街人，七十六歲，過去和現在都是富商），郭華亭（臨清鎮後關街人，三十八歲，過去是中農，現在是自由職業者），朱鏡波（臨清鎮大寺西街人，七十八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醫），張紫綬（臨清鎮鍋市街人，七十歲，過去是銀樓資本家，現在是中農），李漢邦（臨清鎮東關街人，八十六歲，過去是衙役，現在是城市貧民），張琴軒（臨清鎮南場街人，七十三歲，過去和現在都是城市貧民），李玉嶺（臨清鎮吉士口街人，六十九歲，過去是衙役，現在是小攤販），劉季重（臨清鎮人，六十二歲，貧民）。

我們在館陶親自訪問了下列諸人：丁發訓（西二庄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侯士太（西二庄人，六十七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李文蘭（西二庄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李俊（西二庄人，七十四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侯子廷（西二庄人，七十一歲，過去和現在都是中農），王保西（西二庄人，七十九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汪憲章（楊二庄人，七十八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汪景東（楊二庄人，四十九歲，過去是富農，現在是中農），汪毓芳（楊二庄人，三十九歲，中農），劉繼先（楊二庄人，七十二歲，貧農），徐蘭田（庄科人，八十三歲，中農），馬朝臣（庄科人，七十四歲，中農），張曉峰（薛店人，七十四歲，貧農），陳雨亭（薛店人，七十九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李周氏（薛店人，七十六歲，中農），牟世英之妻（薛店人，八十二歲，貧農），李協元（薛店人，七十四歲，中農），李四（薛店人，七十二歲，中農），夏連全（塔頭人，六十八歲，中農），王永成（塔頭人，八十八歲，過去是貧農，現在是中農）。

以上堂邑縣五十人，臨清鎮十五人，館陶縣二十人，共計八十五人，都是我們在二十幾天中分別地直接訪問過的。

此外，我們還收集了臨清、館陶、聊城、冠縣等《縣誌》、《山東通志》、《山東軍興紀略》、《興學始未記》和《興學創聞》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國民黨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冊》，除《興學創聞》無甚可取外，其餘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沒有找到清末的《堂邑縣誌》，我們在堂邑、臨清、聊城、館陶、冠縣等縣及北京、濟南兩處的圖書館，都沒有找到這部書，有人說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災損失了。

現將我們所調查的材料和我們的意見，分別敘述如下：

（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

武訓的歌頌者曾經指摘人們「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錯誤」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歷史上的人物」；並且說，武訓受了「具體的歷史條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動的。經過人們指出武訓所處的具體歷史環境，正是太平天國和北方捻軍的農民大革命時代以後，某些歌頌武訓的人們還是不甚心悅誠服，理由是那些革命軍究竟不是起於武訓家鄉的，雖在武訓家鄉打過仗，總是外地人，其沒有引起武訓注意，還是情有可原的。

我們的調查發現了武訓家鄉的革命軍。他們不是太平軍，也不是捻軍，而是和捻軍有聯繫的武訓家鄉的地方性的農民革命軍。這種事實，使我們能夠提供一個「具體的歷史條件」和一些「歷史上的人物」，作為大家判斷的根據。有了這些事實，我們就不難答覆：究竟是誰「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批判武訓、蔑視武訓的人們呢，還是宣傳武訓、歌頌武訓的人們呢？

我們所得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歷史上的人物」是這樣的：

一八六○年（咸豐十年），正當武訓打出「乞行興學」招牌（據從前的記載，武訓生於一八三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武訓開始打出這塊招牌是在一八五九年，即咸豐九年，武訓二十一歲）一年以後，即當武訓二十二歲的時候，堂邑、館陶、臨清、冠縣一帶廣大地區爆發了與捻軍有聯繫的農民起義。就在武訓出生的堂邑縣柳林鎮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劉貫莊上，產生了一個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他領導的農民武裝叫黑旗軍。並且就在武庄一帶，黑旗軍曾與滿清政府大將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軍隊「大戰」過。（《臨清縣誌》第一冊第十六頁）

同時同地存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一個向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者投降，一個對地主階級、封建統治者進行革命；一個被當時和以後的反動統治階級所一貫地加以培養、粉飾和歌頌，一個被當時的反動統治階級所誣衊、鎮壓和剿殺；一個被當時以至現在的勞動人民所輕視和鄙惡，一個被當時以至現在的勞動人民所擁護和敬愛。前一個就是武訓，後一個就是宋景詩。

當時山東的堂邑、館陶、臨清、冠縣一帶的農民，成千成萬地卷進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浪潮。但武訓沒有，他不但脫離了這個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鎮壓農民的垂死的壓迫階級。宋景詩則投入了這個巨大的浪潮，並且成了當地農民群眾的最有名的領袖，站在歷史時代的最前面。

這些起義雖則以各種宗教的名義出現，如白蓮教、八卦教、幅教等，但其本質都是由於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深刻而爆發起來的農民革命。土地的集中，剝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為的因素所造成的災荒，使陷於痛苦深淵中的農民，勇敢地組織起來，向反動統治階級宣戰。在《臨清縣誌》（第一冊第十四、五頁）上，我們可以看到，在武訓所生活著的年代裡，那一帶地區曾連年不斷地發生災荒。武訓生的那一年，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螟蟲傷稼」，二十二年是雹，二十四年是水，二十六年是旱、風，二十八年是大水；咸豐七年是「飛蝗蔽天，禾稼都盡，大飢」，八年又是「大飢，人食麥苗，大疫」；光緒元年又是「大飢」，二年「大旱」，三年「大飢」，四年「大飢」。和這些並列的，是「粵匪」、「教匪」、「捻匪」、「賊」……四處「蔓延」、「竄擾」、「聲言均糧」等記載。

《冠縣縣誌》上也這樣說：「咸豐十年冬，歲飢。鄉眾聚眾抗官鬧漕，土匪乘機蠢動，……揭竿響應，旗分五色，烏合萬餘人，暗結南捻，同舉反旗。」（第十卷第十三頁）

那些旗號和農民領袖的姓名，據《館陶縣誌》（第八冊第十三、四頁）所載為：黃旗張善繼、孫全仁；紅旗郜洛文、張宗孔；白旗程順書、石天雨；藍旗左臨明；花旗楊朋嶺；大綠旗楊泰、楊福齡；小綠旗雷鳳鳴、王振南；黑旗宋景詩。照反動統治階級的供述，其起因是：「自官軍與太平軍相持於大江南北，河南、山東捻匪又起，繼以咸豐七年之凶荒，流民失所，……各縣頑民有習八卦教者，乘機作亂，分張旗幟，以應方色。」（同上書同頁）

先讓我們來看統治階級所寫的宋景詩的略傳：「宋景詩堂邑縣西北小李官莊（即現在小劉貫庄——筆者）人，常習拳棒，與館陶縣王占基友善。王因案系獄，……宋與死黨十八人劫獄，……揭竿而起，號黑旗隊。其眾日多，遂不可制。」（《臨清縣誌》第一冊第十六頁）

再讓我們來看當地農民所說的起義真相究竟是怎樣。在堂邑縣西北的蕭集，我們訪問了一個過去是貧農，現為新中農的七十一歲的蕭洪飛。他告訴我們他從自己叔父那兒聽來的關於宋景詩造反的緣由：宋是一個賣豆腐的，很窮，但學得一手好武藝。當時那一帶的田地，有大糧地和小糧地的區別。繳大糧的是好地，繳小糧的是沙鹼地。大糧地每畝四百錢，小糧地每畝一百錢。滿清政府依據地主的請求，要增加小糧，減低大糧，但大遭農民反對。因為大糧地多數是在地主手裡，小糧地的絕大部分卻在貧農和中農手裡。增加小糧，對農民說來，無異要刮削他們身上最後一點肉。農民眼看不能活命，就商量反抗。宋景詩積极參加反抗，成了頭兒。但不久宋被關進冠縣牢里。農民們說，宋景詩既然為大家坐牢，不能不救。於是集合了十八個人去劫獄。劫獄出來就正式造反。他們利用趕集，集合同黨。不多幾集，就約齊了八九百人，幹起來了。

這時的武訓卻在干「豎鼎」和磕頭的玩藝兒，提倡所謂「行乞興學」。

這個蕭集的老農民還講了宋景詩的農民隊伍和柳林鎮對立的原因。他說，柳林儘是「好戶」（地主），他們就是主張「減低大糧，增加小糧」的。柳林周圍五十二個村莊的地主遭到了農民的反抗以後，紛紛搬到擁有當時最頑強的地主武裝「民團」的柳林去，高築起圍子，防禦起義農民。

那個「民團」的名稱叫「永清團」，由柳林大地主「楊十爺」即楊鳴謙當團長。這個團，比起堂邑境內其他十四、五個團來，要頑強得多。《山東軍興紀略》（卷十四）中有下面幾句話可以顯示當時統治階級對那一帶的「民團」的不信任：「莘、堂、冠、館，鄉團畏禍，與匪首鼠。……朝城民團，與匪分合，亦不可測。」而柳林團呢？卻被稱為「良團」（《山東通志》）。在當時地主階級間，也流傳這樣的話：「柳林團能殺能戰，樊寨團英雄好漢，惠豐團半私半官，堠堌團熊種王八蛋，小囤團見面就散。」這說明了柳林和另外一個村莊樊寨兩處的地主武裝是反動的核心；也說明了宋景詩他們的力量是強大的，各地「民團」均非其敵，甚至還和他互通聲氣，供給糧草，「半私半官」。這是柳林七十九歲的郭繼武（新中農）、七十二歲的韓祝齡（中農）告訴我們的。

堂邑縣城西北四、五十里的武庄、小劉貫庄、柳林，在地圖上恰好鼎足而三，大體上成一個三角形，相距很近。武庄距柳林五里，武庄距小劉貫庄七里，柳林距小劉貫庄十里。東南角的柳林是地主楊鳴謙他們的堡壘，西南角的小劉貫庄是宋景詩他們的起義地點，北邊的武庄是武訓的家。宋景詩的起義從一八六○年（咸豐十年）起，連續四年，直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才失敗。這一年武訓是二十五歲，鬧了五年的「行乞興學」了。在這期間，這一帶，包括聊城、堂邑、冠縣、館陶、莘縣、壽張、臨清等好幾個縣的農村，都捲入了激烈的階級鬥爭漩渦。一邊是農民武裝抗糧，攻城占縣，「發獄火庫，毀武營、官廨」，「窮民連廒粟出城」，「從亂者如歸」（《山東軍興紀略》卷十二）；一邊是滿清專制王朝的軍隊和地主的「民團」，據守圍子，和起義農民對抗。刀對刀，槍對槍，壁壘分明，水火不容。武訓在宋景詩起義那一年是二十二歲，他東望柳林，西望小劉貫庄，決定選擇了柳林的道路。為了迎合當時地主、紳士和滿清統治者舉辦「義學」的愚民政策起見，他以「行乞興學」為招牌，投靠了地主階級和滿清官僚，成了他們的馴順的奴才。

對於宋景詩和武訓這兩個「歷史上的人物」，勞動人民的態度是十分清楚的。他們對前者是欽佩的，懷念的；對後者是蔑視的，不屑一談的。他們稱黑旗為「咱黑旗」，他們稱武訓為「武豆沫」！

和蕭洪飛一樣，蕭集的另外四個老人，七十歲的蕭振如，七十歲的蕭懷祥，七十歲的蕭泗漢，六十四歲的蕭桂樹（他們過去都是貧農，現在都是新中農），也都稱頌宋景詩的起義，他們眉飛色舞地談著這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他們說他「王法好，光要草料吃頭，不搶不砸」。

在柳林東面的後路堂村，有一個一百零三歲的老人路延林（最初是佃戶，後為地主，現為中農。他是武訓同時代的人物，他比武訓只小十歲，在武訓死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九歲），在鬧黑旗時，他已十二歲，記事兒了。不湊巧，當我們訪問他時，他剛有病，精神不行。特別是關於武訓的事，他簡直沒有勁講。可是當我們一提到宋景詩的時候，他的興緻馬上來了。說了幾句之後，竟掙扎著從炕上坐了起來。他興奮地說：宋景詩是「窮兒，好拳腳。他堠堌不打，小囤不打，單打柳林」。「黑旗不搶不砸，只要吃的。」

和宋景詩同村的貧農王立成（八十一歲）也向我們誇獎黑旗軍的紀律：「宋兵可有規矩。宋景詩有命令：不殺百姓，不搶百姓。不採花盜柳，不胡作非為。有亂來的，就地正法。」王立成說，那時候老百姓對柳林有仇，柳林是地主集中的地方，宋景詩打柳林最得人心。上面已經提到過的郭繼武和韓祝齡還記得黑旗有這樣幾句話：「攻克柳林團，吃飯不作難，先殺十團長，後殺步老先（也是一個地主，喬廟人——筆者）。」

楊鳴謙行十，故號「十團長」。宋景詩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果然打敗了他，把他殺死。

關於楊鳴謙的死，現在躺倒在堂邑縣文廟裡，做了那兒一所學校校舍台階的「永清團團長楊參軍廟碑」上有些記載：「三月二十四日在圩牆遙見宋逆帶領數十騎，似來諜狀。公即率丁一隊往追，不意伏賊突出，眾寡不敵，……奮力血戰，遂俱死。」

今年七十歲的貧農潘耕申和七十八歲的中農潘耕歷，告訴我們，他們所住的王二砦，離小劉貫庄只二里地。當時，他們村上參加黑旗的有六十多人，他說，差不多村上所有的壯年人都是「在旗」的。因此，他們的村和小劉貫庄，同被統治者稱為「賊窩」。他們從同村的一個才死了二年的老年人王德來的嘴裡，時常聽到關於「黑旗反」的故事。那時，王德來已有十幾歲，因為離小劉貫庄近，所以時常去玩。據他談，宋景詩「巧計殺楊十爺」的經過是這樣：宋景詩在柳林南門外遍插旗幟，叫喊殺敵，楊得知就去南門。但宋布置了伏兵，利用壘起的土坯作掩護。楊一出來，就中了埋伏。

在柳林南面的王樊庄的七十歲的中農王維修，除了告訴我們，他曾經聽見老人們稱讚宋景詩怎樣「殺富濟貧」外，他還記得宋手下有幾個出名勇將。例如：起義前就和宋相好的憨二扁擔；一字不識，卻當了宋的軍師的三疤拉眼；小個子，騎大馬的楊二馬韉，「他耍一把青龍偃月刀，蹬里藏身，只見馬，不見人」；還有王百靈、王二秀、狼頭罐、肉翅膀等，都是名將（楊二馬韉、狼頭罐、肉翅膀等名字也見之於《山東通志》）。他說：「宋部下共兩千多人，有八百好漢，都騎馬。」

民間傳說的這些農民勇將的力量，即使是統治階級也不得不加以部分的承認。《冠縣縣誌》說他們「精技擊，嫻刀法，有勇慣戰，皆百人敵」（第十卷第十三頁）。《山東通志》也說：「宋景詩所領黑旗，多相從習學槍棒之徒，人數既多，略知陣法。」（第三卷，第三三四六頁）

滿清統治者稱宋景詩為「降匪」、「叛匪」，是由於宋曾一度有所謂受招撫的事。《冠縣縣誌》載，咸豐十一年五月宋《乞降勝營》（第十卷第十三頁）《臨清縣誌》中也提到，「咸豐十一年冬十一月，勝保擊宋景詩於衛河南，降之」（第一冊第十五頁）。咸豐十一年是一八六一年，到次年同治元年，即一八六二年的十一月，《降匪宋景詩》卻「復叛」了，並且擴大了活動，「回擾冠、館、堂邑等縣，進踞州城（指臨清——筆者）車營街一帶」（同上書同頁）。這一仗，宋景詩從冠縣的焦庄一直打到臨清，並且打進了州城，大敗清兵，「自此宋聲勢愈熾」（同上書第十六頁）。「招撫」以後的情況，《冠縣縣誌》也有記載，說宋景詩「不聽調遣」，「叛跡顯著」，「名為官軍，實是跳梁」（第十卷第十五頁）。《館陶縣誌》則說他的起義規模更加擴大，「各旗聯絡，有數萬人」（第八冊第三十五頁）。為什麼清兵不又去剿呢？「惟時勝（指勝保——筆者）營已南行剿捻，不克回顧，東撫譚（指山東巡撫譚廷襄——筆者）仍有慰撫勸令助剿之意。」很明顯，這時的統治者只能作一些無效的勸說。下面幾句更活畫出他們的窘相：「力不能制，優容姑息，只得以不攻城劫獄為幸」（均見《冠縣縣誌》第十卷第十五頁）。可是他們沒有如願，宋景詩還是「攻城劫獄」，並且越來越會打仗。這不但是農民至今還這樣傳說，並且也是統治階級所承認的。上面所提到的蕭集的五個老年人就說：「宋景詩回來以後、更會打仗了。」滿清統治階級的歷史家則無意中大大讚美了宋景詩的善戰，和大大諷刺了清兵的怯弱：「遇官軍慣用橫截法。官軍猝不及防，即首尾不能相顧。副都統遮克敦布、營官謙禧，尤畏賊如虎。躡賊常在十里外，賊行亦行，賊止亦止。時人有『謙不打，遮不動』之謠。」（《館陶縣誌》第八冊第三十五頁）

另一個敗在宋手裡的清將是提督恆齡，地點在冠縣清水鎮，時間是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六月，正是宋景詩殺死楊鳴謙之後三個月。王立成興奮地講述至今還流傳在他村子小劉貫莊農民中間的這一場勝利的戰鬥：「僧王（指僧格林沁——筆者）的前鋒恆大人（指恆齡——筆者）在小劉貫庄外二里地窯上紮營，用銅炮轟。那時候，宋景詩不在小劉貫庄，他在三十里外的襆頭村。小劉貫庄的人去報信。宋景詩說：『你們只顧在小劉貫庄喊殺放箭。』接著，宋景詩就去抄後路，從村後去包圍了清兵，殺得恆大人落花流水。宋景詩一個人能敵二十個，周圍的人哪敢回手，個個嚇迷了。」

最後，僧格林沁和直隸總督劉長佑合軍攻宋景詩（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第二十九頁），宋景詩才敗於專制王朝的、以帝國主義武裝來裝備的、所謂「拐子洋槍隊」。但在交手的初期，這個「親王」也還是吃了敗仗，而最後他所得到的「勝利」，也僅僅是「正史」上的所謂「宋景詩敗走」（《臨清縣誌》第一冊第十五頁），和勞動人民口中的黑旗的巧妙的撤退。聽了當地老人們的談話之後，覺得《臨清縣誌》上的幾句文章還算是記實的：「宋……為患四年，以僧邸軍威之盛，僅乃勝之，卒未聞被殲。」（第一冊第十六頁）

那一百零三歲的老人路延林的記憶力真好。他記得黑旗反是在他十二歲的時候，那是不錯的；他也記得「僧王發兵」是在「八月里」，那也是不錯的。《臨清縣誌》（同上頁）說：「同治二年秋八月，僧格林沁督兵至州，叛匪宋景詩敗走。」

路延林形容清將的輕敵，很是生動：「到八月里，僧王發兵，說『黑小子們不夠墊馬蹄子』，立馬出征，可是頭一仗就打敗了。」

讓我們用前面曾經介紹過的王立成的原話，來給那聰明善戰的農民革命領袖寫下他的最後一頁的戰績吧：「恆大人帶兵逃回柳林，稟告僧王。僧王只得自己親帶五百紅孩兒，騎紅馬，穿紅袍，打洋槍，來打宋景詩。宋吃不住洋槍，退到了小劉貫庄。他一面在圍子上插旗，下戰表，三更造飯，四更對敵，準備打仗；一面叫全村人帶起東西走。僧王看見圍子上明燈亮燭，並且聽見一片敲鑼打鼓的聲音，卻不見宋景詩的兵出來。僧王說：『黑小子為什麼不出戰？』等到天明，他跑近寨子一看，但見寨門大開，裡面一個人也沒有了！」

我們所訪問的農民們談到了當時清兵和柳林地主「民團」所進行的恐怖暴行，說是「大搶三日」，許多人被殺死，嚇死，割去耳朵。小劉貫庄婦女不少被柳林的地主們搶走。和宋景詩同族的人，不是被殺，便是全家逃亡外省，從此改名換姓，子孫幾代都不敢回原籍。我們訪問過現住趙郎砦的宋克義（五十一歲，新中農），他是宋景詩堂兄弟的孫子。他說他的祖父到處躲藏，最後還是被柳林團搜出來了。柳林團說不能叫他好死，罰他馱極重的沙袋，活活折磨死了。他的父親因是遺腹子，出世以後即改姓陳，才保留下來。他家另一支逃到河北的武城縣，改名換姓，就在那兒落了戶。

王立成也很難受地談到宋景詩撤退後，小劉貫庄受地主的殘酷鎮壓和報復的情形。「宋景詩走了以後，俺村遭了殃。三里以內，給洗了。全村八頃地入了官，給了柳林楊家。柳林楊家又租給別村的十一戶來小劉貫庄種地。柳林楊家把宋景詩家的祖墳平了，撒了骨，把宋景詩爹的棺材也抬到柳林去。把宋景詩的娘活釘在東昌府城門上，五隻釘子，兩三天才死。……」

這時候，武訓卻在鬧「行乞興學」，向人民的敵人磕頭！

關於宋景詩的結局，統治者的說法不一。有的說他「投捻南奔」（《冠縣縣誌》第十卷第十五頁）。有的說他「投叛練苗沛霖，又投亳州捻匪……同治十年總兵劉永清誘至州，醉而縛之，乃伏誅」（《臨清縣誌》第一冊第十六頁）。有的說他在「同治九年……假名徐連升，往來歸徐陳亳之間。……十年二月獲景詩」（《山東通志》第三卷第三三四九頁）。

至於農民群眾的說法，那是另一種。他們對宋景詩，充分流露了他們的懷念之情。宋景詩的同村人王立成告訴我們，這個為農民愛戴的「宋丫頭」（農民們說，宋景詩平日說話不多，閑靜如女子，打起仗來卻勇冠全軍。這個名稱疑是這樣說開的）最後是「往西跑啦！一直跑到口外，改名換姓，在桂花縣落戶，教了一百個徒弟，活到八十歲。」

武訓的歌頌者孫瑜曾在電影中捏造一個似是而非的革命農民周大，來和武訓相比，並硬說周大和武訓有友誼關係，甚至是志同道合的關係，而稱之為「一文一武」。但是從「具體的歷史」事實看，很明顯的，革命農民與反對革命的統治階級的奴才，是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如果武訓的歌頌者一定要把武訓捧為「一文」，那麼，那堪與匹配的「一武」，不是別人，正是與宋景詩為敵，幫助滿清統治者屠殺農民的柳林團團長楊鳴謙及其繼任者——他的親侄亦即武訓的恩主——楊樹坊。因叔父「剿匪」、血洗宋景詩的小劉貫庄有功而被賞賜小劉貫庄八頃地的楊樹坊，正是提拔武訓，替武訓在柳林修第一所「義學」，被孫瑜、李士釗們捧為「開明紳士」之一的那個人。武訓和宋景詩是勢不兩立的敵對者，武訓和楊鳴謙或楊樹坊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氣的血緣親屬。非常合理，武訓和楊鳴謙一同受到了滿清王朝的褒獎，武訓被賜與「樂善好施」獎語，死後宣付國史館立傳。楊鳴謙死後受封為「鑾儀衛」，「建立專祠，春秋公祭」，他的後代也獲得「世襲雲騎尉」的封號。他們不愧為替反動統治者服務，幫助滿清王朝，對革命人民執行所謂剿撫兼施政策的兩匹忠實的走狗！

柳林老談宋景詩

柳林鎮（即「武訓鎮」）城關

柳林在武訓時期是地主堡壘，周圍五十二個村子的地主集中在這個圍子里抵抗宋景詩的農民革命軍。武訓「恩主」楊樹坊之叔楊鳴謙就是柳林「民團」的團長，為宋所殺。

（二）武訓的為人

武訓出身於一個貧農家庭。他有兩個哥哥（武謙、武讓），四個姐姐，他排行第七，喚做武七。我們在堂邑武庄武訓的曾侄孫武金興家裡查看了武家的神主，知道武訓的父親武宗禹是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死的，母親崔氏直到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才死，那時武訓已三十五歲，並非象許多傳記以及電影所描寫的那樣，武訓的母親也是在他年幼時死的。可見勞動人民所說的，武訓發跡後不顧家，不顧母親，倒切合事實。

當家裡生活困難的時候，武訓曾跟著他母親要過飯。雖然那時候他還不是一個職業叫化子，但他從此染上了不關心莊稼活、不愛勞動的遊民習氣。到他十六、七歲的時候，他母親設法弄他到館陶薛店張變徵家抗活，就連一些莊稼活的基本常識也沒有。崔庄（他母親的娘家）的王湯傳（七十五歲，中農）說：「豆沫不懂莊稼活，連豆子跟棉花都分不清。有一次人家叫他到地里去打棉尖，他把豆尖給招掉了。」

張變徵即張老變，或張老辮，是武訓的遠房姨夫，是個貢生，有四、五頃地，家裡雇了幾個人種地。薛店的張曉峰（七十四歲，貧農）說：「武七不算抗活，姨家拿親戚待承他。他啥活也不會做，出糞鍘草都不會。推車子架不準，搖搖晃晃，擔水不使手，遛遛躂躂。」因此，張老變只叫他看管「樹行子」（果樹園），或者做一些餵豬、喂牲口的輕便活。至於他的工錢，薛店的老人說，頂多不過「三鞭」的標準——四吊錢。當時「頭鞭」（勞動力最強的僱工）一年的工錢是八、九吊，「二鞭」的工錢是五、六吊。如果照薛店群眾的說法，武訓僅在張老變家抗活一年，那麼工錢頂多四吊；如果照堂邑群眾的說法，抗活兩年，那麼工錢頂多是八吊。張老變是否騙了這筆工錢？群眾的說法不一樣。有說給了他哥哥，有說給了他自己，有說沒有給，其中說給了的較多。薛店的張士珍（五十歲，貧農）說：「武七隻抗了一年活，工錢很少，給他哥哥支走了。武七大鬧了一場就走了，沒有再抗活。」

經過我們多方調查，除了張老變家之外，再也找不出還有第二家武訓曾去抗過活。既沒有另一家「張舉人」，更沒有另一個「李老辮」。武訓一生五十九年中，就只有一年（或兩年）比較上還算能說是「勞動」過，此外再也沒有了。

武訓從張老變那兒回家以後，在決定今後抗活還是要飯的問題上，和他母親、哥哥起了衝突。武金興說：「俺老老奶奶和俺老爺爺都叫他抗活去，不願他當要飯的。」可是武訓認為要飯比抗活舒服，所謂「不如討飯隨自己」。他賭咒說：「我出家了，你們別管我！」從此，他就脫離了貧農家庭，背離了勞動人民，「當了大要飯的」（武金興）。無怪封建統治階級要表揚他的所謂「親戚朋友斷個凈」的態度，因為實際上就是他和勞動人民的關係「斷個凈」。從那時起，他結交的儘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惡霸、闊和尚和大小官僚。當地群眾說他年輕時最歡喜上崔庄找他的舅舅崔老華，那人是個有名的光棍，「他專吃別人」。王湯傳說崔老華干過衙門裡的「賦房老總」，武訓和他最合得來。可以設想，武訓從崔老華那兒學到了不少「專吃別人」的本事。後來，武訓就在許多縣行乞，結識了各縣的流氓，竟成了一個有勢力的流氓頭子。

武訓正式行乞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將近二十歲的青年。按照社會鄙視不勞而食的習慣，象他那樣年輕力壯的人，要飯是不會得到同情的，也不會有多少人給他。因此，為了達到不勞而食的目的，他的第一個方法就是裝瘋賣傻。八十六歲的張洪魯（堂邑夫人寨人，中農）說：「豆沫壯著哪！」他還用手比劃著說：「臉有這麼寬，腰象案板那麼粗！」我們問：這樣壯實的人要飯，人家為什麼肯給呢？張洪魯說：「他瘋迷了呀！」但是另外的人卻說：「瘋迷了，他對錢財可不糊塗。」這就是說，人們懂得他是裝瘋，上當的人不多。

裝瘋既不能長期騙人，到後來他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方法，打起「興義學」的招牌來了。但「義學」決不是他的發明，更不是裝神弄怪什麼「大夢三天」以後想出來的。「義學」在武訓之前便有了。據「臨清縣誌」說：「義學之設，始於清初，由城及鄉，逐漸擴充」（第三冊第十一頁）。這種「義學」，絕大多數是滿清王朝辦的。從康熙到乾隆年間臨清有九個「義學」，其中只有三個是私立（紳士捐建），其餘都是「官立」，由知州創辦。到了光緒年間，臨清「義學」增至二十五處。可見越到後來，滿清專制統治者越愛「興義學」，「義學」在那一帶越是發展。在堂邑、館陶也是如此，在武訓常跑的村莊蕭集、楊林和千戶集，就都在武訓之前有了「義學」。武訓行乞，到處跑，又接觸封建上層分子，便悟出了打起「興義學」招牌必然對他有利的道理。果然，這塊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階級的賞識，館陶縣婁塔頭的武進士婁峻岭馬上看重了他。當地群眾說，婁進士誰都不誇獎，卻說：「武七能成大事。」

武訓裝瘋賣傻騙錢的方法是很多的，但是他有一條基本原則，那就是他對地主的態度和對勞動人民的態度不同。他對地主階級是到處磕頭，滿口「老爺爺」、「老奶奶」，或「爺爺」、「奶奶」。對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館陶的地主們說武訓的「嘴甜著哪！」「脾氣好，怎麼耍他也不惱。」對勞動人民呢？武訓的外孫唐勤習（連二寨人，七十五歲，新中農）說，有一回武訓拿了幾個杏子到他家，給了唐勤習兄弟們，唐勤習他們以為是舅爺爺送的，就吃了。剛吃完，武訓就伸手要錢。張洪魯說：「就別讓豆沫撂下東西，他撂下什麼漲什麼。他撂在俺家二升紅高粱，第二天來拿就要漲。」七十四歲的貧農石東海說：「誰沾著他，誰被害。」「放錢七百算一弔。」

自從武訓正式要飯以後，是否如武訓宣傳者們所說他干過出糞、鍘草、拉砘子、軋棉花、紡線、推磨等項工作呢？據我們調查，除了鍘草、推磨之外，其餘都沒有。而鍘草、推磨也不過是在要飯時候所表演的節目，目的是好伸手要錢或要乾糧。我們問過幾十位老人，只有兩人說見過他推磨。其中之一說他推磨帶上「驢遮眼」，當許多孩子圍著他看的時候，他又學起驢叫來了。連二寨一百零三歲的老人路延林說：「光聽他喊推磨，沒見他真推過。」當我們向該村的張春華（八十三歲，中農）訪問武訓當年的勞動情況時，剛一提到鍘草，他便說：「鍘草鍘草，沒人來找。」這是勞動人民對武訓的評語，應該說是很恰當的。連武訓本家的武克科（七十八歲，中農），武玠（七十歲，中農）等人也說：「要飯是正事，幹活稀鬆。」

武訓一邊嚷著「興學」，一邊裝做瘋傻，用盡各種哄騙訛詐的辦法，從勞動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筆錢（據館陶的群眾說有四、五十吊），交給館陶武進士婁峻岭替他放債，利息三分。武訓明白了放債「漲」得快，就回家鬧著要賣地。堂邑縣官郭春煦的「義學正碑文」說：「同治初年，將前分業地三畝，變賣得價京錢一百二十千。」事實上，武庄的人們和武金興都說賣地是真，但並未分家，賣的也不是三畝。武金興說：「俺家寧死不出地，他一賣就是五畝七。」武訓三兄弟共有十二畝地，他的份地是四畝，怎麼能賣五畝七呢？據說他所持理由是沒有娶妻，但是武金興說更重要的是怕他凶，只得依他。武訓把賣地的錢加上放債所得利息，又經過大惡霸楊樹坊等人幫他放債，他的財產就越積越多了。他把整注的找婁峻岭和楊樹坊等人替他經營，零碎的自己放。張洪魯說：「豆沫五百錢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漲。」不使他的就下跪，還不起的他就說是「坑」（即賴債的意思）了他的「義學」錢。武訓就這樣經過高利貸的道路，很快又變成一個地主。有的農民還不起他的高利貸，把土地給了他；有的農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給他。這樣他的土地和高利貸數目便逐漸增加，到最後共達一萬七千吊（「臨清縣誌」第十二冊第九十頁至九十一頁）。武訓終於如願以償，打著「興學」的招牌，披著乞丐的衣裳，爬進了剝削階級的行列。

武訓柳林「義塾」的基地是一個小地主郭芬捐的。郭芬為什麼肯捐這塊地呢？郭芬的本家郭培先（七十三歲，新中農）告訴我們這樣一段故事：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辦學，有一天碰上豆沫就問：「豆沫，你老喊興學，為啥幾十年不興？」武訓說：「沒地蓋房子。」郭芬說：「沒地好辦，東門外有我的地。」武訓沒得話說，磕了個頭就走了。後來楊樹坊和武訓談了話，武訓不得不答應，這才「劉備招親，弄假成真」，在楊樹坊等人的命令之下，在武訓五十一歲的那一年，也就是從他二十一歲打「興學」招牌起正滿三十個年頭的那一年，他才和楊樹坊合辦了柳林鎮的「崇賢義塾」。

自從這個學校辦成之後，武訓就不僅是流氓的首領，地主家的熟客，又成了官府的上賓。堂邑縣官郭春煦請他吃飯，山東巡撫張曜召見了他。武訓在郭春煦的宴席上得意地唱道：「摘摘帽，出出火，修義學的就是我。」郭春煦為什麼要結識武訓呢？柳林「義塾」的學生，現年八十一歲的老秀才倪瞻雲對我們說：郭春煦外號郭糊塗，本來因事就要丟官了，忽然發現了武訓，趕忙上稟，因此有功，保住了紗帽。

繼柳林「義塾」之後，武訓又辦了館陶縣楊二庄「義塾」，但武訓出錢較少，主要是用的了證和尚的廟產。說到了證和尚，也是一個和武訓頗為相象的人物。他同樣是窮苦出身，但當了和尚以後，就到北京活動過。回到館陶，陸續掌管了三個廟的廟產。僅其中西劉庄一個廟，便有土地一百七十畝。除土地外，了證也放了四千餘吊錢的高利貸。雖則是一個大地主和大債主，他也和武訓一樣，實行苦肉計，故意「一條棉褲穿九年」。對自己的窮本家，則是「一升半碗都不借」。據群眾說，武訓在三十歲左右就拜了證為師，是為了想在錢上打了證的主意，而了證則是利用武訓勾結官廳的名望和勢力，借興學以保廟產，他們就這樣互相結合起來辦了楊二庄「義塾」。

至於武訓在臨清的第三所學校，則是在臨清的大惡霸兼會門首領施善政的控制之下直到武訓臨死的那一年才開辦的，剛一開辦，武訓就死了。

武訓宣傳者們高興歌頌武訓的「孝行」和「友愛」，這事我們也作了調查。和這種歌頌相反，武訓是一個不孝不友的人。為了不務正業，當流氓，武訓早和他的家庭鬧翻了。為了變賣地產，又曾和他哥哥大鬧。七十九歲的郭繼武說：「他娘他哥都沒沾他的光，他娘死的時候還不是象一條狗一樣。」有人說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發喪，他說沒有「哭錢」不去，在武訓正患財迷病的時候，這可能是事實。群眾說，武訓把要來的乾糧拿去賣給人家喂牲口，卻不願給他的母親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這樣一個無情無義的人。

李士釗在他的《武訓畫傳》中說：「武訓為了發揚高度的階級友愛」，放過四十石紅高粱賑濟災民。我們多方調查，群眾都說沒有這回事。

關於武訓不娶妻的故事，武訓的宣傳者也認為是一項重要的「苦行」。據我們調查，武訓確沒有娶妻，卻是拜了許多女人做他的所謂「乾娘」。清末的武訓宣傳者陳代卿，在他的「慎節齋文存」卷上的《武七》一文內說：「武七未沒數年前，每見少婦，必叩頭乞為義子。或訝而詰之，則曰：吾天罰寒乞，目不識丁，今生已矣，願來生投善地有福讀書耳。」為什麼修來生一定要拜乾娘，而且一定要拜年輕的乾娘呢？這使人們很難理解。但武訓用迷信的話頭掩蓋他拜乾娘的行為，去對付那些「訝而詰之」的人們，這是可能的。清末山東提學使羅正鈞所編「乞人武訓興學始末記」收錄陳代卿此文，改稱《武七小傳》，卻把這一段敘述刪去。一九三四年臨清武訓小學校長國民黨人郭金堂所編《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冊》，也是這樣。這應當是這些武訓宣傳者們所謂「為賢者諱」的道理，認為這一點如不刪去，會顯得武訓不象個完全的「聖人」。但「未沒數年前每見少婦」也不甚確切，據群眾說，武豆沫是在他一生中拜了經過他選擇的許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婦做乾娘。武訓自己也公開地唱：「說一百個媒，認一百個乾娘，吃一口媽媽，死在路旁」（「吃媽媽」即吃奶）。武訓晚年在臨清有一位乾娘，現年七十多歲，青年守寡，生了個孩子，人們趕著叫「小豆沫」。我們在武庄訪問時，見過一位老太太，八十多歲了，他自己也不隱諱她和武訓的關係，說豆沫吃過她的「媽媽」。在場的武金興的妻子聽了生氣地說：「你幹麼說這個！」這位老太太說：「幹麼不能說，人家（指武訓）不是凡人！」在她的心目中，武訓不但成了名，而且成了神，她感覺她和武訓有這類關係是光榮的。但此人卻非武訓的「乾娘」，而是他的族弟婦，年輕時就守寡。

四十二歲以後大發起來的武訓，確實還是披著一件叫化子衣服，往來於堂邑、臨清、館陶、冠縣一帶地方，但已經不是乞丐，而是一個大債主和大地主了。楊樹坊的孫子七十歲的楊光漢（地主）說：「武訓晚年的工作主要是催租、討息、檢查學校，拿著各縣紳士們替他立的緣簿到處募捐，並推銷《太上感應篇》、《陰騭文》、《灶王經》、《勸世文》等《善書》。

孫瑜和李士釗，都說武訓反對立牌坊。據我們調查，確實沒有牌坊，只有一塊「樂善好施」的匾額，我們拍了照片。孫瑜和李士釗的根據，大概是因為郭春煦在其「初次請獎詳文」（興學始末記，即羅正鈞所編書，下同）里說過：「此案例獎，本可建坊。惟該鄉民並不好名，即蒙奏准，斷不為此，則是曠典仍同虛設。將來擬由卑職遵照獎案，改給匾額，懸掛義學，合併聲明。」我們認為這一「聲明」是有原因的，郭春煦不過用自己的嘴代替楊樹坊說了話，不願意武訓建坊的是楊樹坊。因為在當時社會上，建坊影響極大，且必建於武庄而與柳林「義學」分開，這對楊樹坊很不利。匾則影響較小，且可「懸掛義學」，對楊樹坊較有利。後來張曜不聽郭春煦的話，還是奏請清帝「俯准堂邑縣民武七自行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並已獲准。但這和楊樹坊的利益衝突，到底不能實行，還是掛匾而不建坊。為什麼建坊就算「好名」，掛匾則不算「好名」呢？這是說不通的，因此孫瑜和李士釗率性把這段掛匾的故事也隱諱起來，說成武訓反對建坊，反對接受清帝的榮典。但當地群眾卻說，武訓曾著人抬著這塊匾在柳林鎮上遊街數日。武訓死後，武家和楊家不斷鬥爭，武家竟至被楊家迫死兩條人命。這兩條人命，一條是武訓的助手武茂林（此人上了孫瑜的電影），一條是武訓的過繼來的孫子武魯林。到後來，武家才從柳林學校將這塊「樂善好施」匾額打黑夜裡搶回去，掛在武庄的武家。我們是從武金興家裡看見這塊匾，並從武金興和柳林、武庄的群眾口裡聽到武楊兩家長期殘酷鬥爭中楊勝武敗的經過以及黑夜搶匾的「最後優勝」故事。

就在武訓生前，武訓這個流氓大地主和他的合作者那些有功名的大地主朋友們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我們看出，他們之間曾經有過很大的矛盾。他們之間，互相利用。一到利害衝突，武訓斗他們不過，總是遷就妥協，但是心裡不甘。據群眾說，武訓很想在死後替他自己修個祠堂，但楊樹坊不肯。武訓的忠實助手武茂林，看了過意不去，他又有心在武訓死後承繼武訓的行乞興學事業，他就向武訓說：你死之後我一定要替你修個祠堂。武訓立即從炕上跳下來給武茂林磕了一個頭，表示感激和拜託。這是武訓臨死以前不久的事情。因為武茂林經管過武訓的財產，柳林學校立起以後他也還能代表武訓和楊家所派人員共同經管學校的財產，此外，武訓很可能還有一部分未交給學校的私產，例如某些房產和某些放債是由他管理著，所以武訓一死，武茂林就不顧楊樹坊的反對，修起祠堂來了。群眾說，當時楊樹坊反對很堅決，說「錢是義學的，不能修祠堂」，並且不許武茂林過問武訓的財產和學校。但是武茂林還是要修。沒有錢就向商人賒購材料，動起工來，祠堂居然修成了。那邊楊樹坊堅決不認賬，聲言武茂林和「義學」無關。這樣一來，賒賣材料的和包工的人們發慌了，大伙兒向武茂林要錢。楊樹坊又威脅武茂林，說商人們要向縣裡告他了。武茂林這才知道自己走進了絕路，一索子弔死在武訓祠堂的門口。群眾認為武茂林也是個流氓，但對他死得可憐這一點，卻表示很大的同情。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武茂林是「活活被楊家逼死的」。只有在一九一三年任過武訓學校董事的穆仲山（柳林鎮人，六十六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說：流氓武茂林，和武訓沒有任何關係，連跑腿工作也沒有做過，死是他自己要死的，並沒人逼迫他。我們認為這種說法顯然歪曲了事實。穆仲山又說，武茂林死前做了兩塊神主，放在祠堂里，一塊寫的是武訓，一塊寫的是武茂林自己，然後才上吊。我們認為這點可能是事實，因為武茂林是以武訓的繼承人自居的，武訓生前也可能以此託付他。武訓雖然和楊樹坊合作，但有很大的矛盾，武訓認為只有武茂林這一類人才是最可靠的人。

武茂林是武訓的遠房侄孫，一生幫助武訓干所謂行乞興學，結果被楊樹坊逼死。武魯林是武謙的孫子，武克信的兒子，在武訓晚年過繼武訓為孫，被楊家控以「抗不交學租」，縣官捉去拷打重傷，放出來，第二天就死了。我們在前面說過武訓不顧家，這是他少年和中年的事。到他老年，大約是對楊樹坊控制過嚴不滿，同時社會輿論也對他不滿，還是請求楊家允許撥出了四十餘畝地以作武家祭田的名義交給武魯林的父親武克信耕種，同時以每年交租錢十串給學校的條件滿足了楊家。此事曾在官廳立了案（見興學始末記，說是四十畝，武金興告訴我們是四十餘畝）。但楊家後來硬奪回去，否認祭田，肯定是學田，派武魯林送重租，武魯林出不起，發生爭訟，因此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奪去。這就是武家「兩條人命」的公案。群眾對於此事一概同情武家。當武金興向我們說到這些事的時候，我們和他都感覺難過。武金興沉痛地說：「我們和楊家有仇！」

關於武訓的流氓幫口問題，武訓是否有私產問題和武訓死後三所學校的情況問題，我們也作了一些調查。這三個問題有連帶性，我們就將這些說在一起。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了當過「賦房老總」的武訓舅父崔老華是個流氓。我們又提到武茂林是個流氓，武茂林並且是武訓用做在堂邑方面替他經管大部分財產的一個貼身親信人物。

在堂邑方面，武訓還有一個親信人物，名叫許謹傳。他是趙郎寨人，死了多年了。我們在他後代的家裡找到一本武訓的「地畝賬」抄本，證明他曾替武訓管理過一部分土地。根據這篇「地畝賬」所載，光緒十七年十二月至光緒十九年十一月武訓買地五十六畝多，約值一千吊左右，這裡邊就有趙郎寨的地。但這五十六畝多的地是武訓在光緒十四年開辦柳林學校以後買的，不但在光緒十四年六月堂邑知事郭春煦的「初次請獎詳文」（興學始末記）所列武訓興學捐款七千餘串之內不可能有這一筆，就是光緒二十二年九月武訓死後（武訓是這年四月死的）堂邑知事金林的「二次請獎詳文」（興學始末記）所列武訓興學捐款，還是光緒十四年郭春煦的同一個數目，並未增加一文。因此我們斷定，光緒十四年以後武訓在堂邑方面所增加的財產是他的私產，並未捐入學校。許謹傳就是替武訓管理這部分私產的一個人。在武訓死後，許謹傳的長子許功珏，曾被楊家以「抗不交學租」的罪名關進牢里過。根據這一點，就可知道武訓生前沒有交出的私產，凡是被地主們知道了的，在武訓死後都被地主們以學田名義奪去了。武茂林手中也很可能有這種性質的財產。武訓在光緒十四年以前所積的財產是否全部捐給柳林學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分未交出而由武茂林管著，武茂林之死可能也和這點有關，不過我們未找到確實證據。

許謹傳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興學始末記」所載靳鶚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說：「趙郎寨、王二大寨等村，舊有善書會一道（原文如此，疑有誤——筆者），武訓捐助京錢二百餘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內。許謹傳等欲為武訓立碑，武訓不許。每年齊社一次，武訓不論有何事故，必親身到社，並遍閱每年所印善書簿記。又自取各善書若干卷隨身攜帶，到處施放」。這個「善書會一道」看來象是個會門組織，許謹傳是個頭兒。武訓則因出了許多錢，成了這組織的大頭兒。由此可知，許謹傳也是一個擁護武訓那一套，並幫助武訓工作的人，是武訓的親信人物之一。他很有些象武茂林，不過他乾的是「善書」，不是「興學」罷了。

根據我們在館陶的調查，那裡也有一個武訓的親信人物，名叫汪信遠。此人是個有九十來畝地的小財主，楊二庄人。據群眾說，此人好賭，愛管閑事。因為賭的原故，他借了武訓十幾年的債，還不起，將四十畝地和九間房子折給了武訓，充為楊二庄學產，但地還是歸他種，並且因此汪信遠就成了武訓在楊二庄學校的代理人，做了這個學校的首事和管事員之一。因此武訓於汪信遠有恩，他們的關係很密切。另一個首事和管事員是了證和尚的外甥，舉人老爺，楊二庄人，名叫汪毓藻。他是了證的親信，後來在這學校教過五年書。汪信遠和汪毓藻代表武訓和了證兩派，武訓和了證死後，他們二人為爭學產打官司，成了對頭。兩人子孫的意見也是衝突的。一方面汪信遠的兒子汪景東（四十九歲，現在是中農）和汪景東的侄兒汪毓芳（三十九歲，中農）都說，楊二庄義學是武訓依靠汪信遠辦的，了證只出了一些錢。另方面汪毓藻的兒子汪憲章（七十八歲，過去是地主，現在是中農）則說，義學是了證辦的，武訓只出了「十吊錢」。我們又在楊二庄義學裡看見兩塊碑，同是光緒十五年所立，同是館陶縣知事彭元熙寫的。一塊完全吹噓了證，根本不提武訓。另一塊則以吹噓了證為主，附帶替武訓吹了幾句。這種怪事，當然只能以地主和流氓的矛盾來解釋。

在臨清方面，也有一個幫助武訓管財產的親信人物，叫於殿元，也是個流氓。於殿元在光緒二十二年武訓剛死幾個月後向臨清州官控訴靳鶚秋的稟狀上說：武訓「有心在臨清另創義學一所，伊一人因獨力難辦，伊知身（於殿元自稱——筆者）自幼專心善事，命我與伊幫辦。有趙一琴主盟，與身結拜生死之交。……詎武訓於光緒二十二年四月間染病，身日夜侍奉，至將死之時，命身當面立誓，以後如不誠心接辦，天誅地滅。詎有惡衿靳鶚秋……將義學霸持，誆去緣簿不給，復不準接辦」（興學始末記）。臨清州紳士張等則代替靳鶚秋反訴於殿元：「武訓創修義學，於殿元巧與結盟，不過與武訓作伴，義學中並無伊之姓名。且於殿元之素行邪正，職等概不得知，但伊在夏津因盜案被押，武訓當堂保釋。嗣後在義學看門謀食，此外毫無操勞。伊於緣簿內竟托使京錢三十餘吊，職等知伊從中取利，因此將伊逐出不用」（同上書）。於殿元，魯西夏津人，打上述那個官司的時候他是五十三歲（同上書）。於殿元訴狀中所說的趙一琴，是當時臨清的有聲望的大紳士，是個舉人。武訓和於殿元「結拜生死之交」，要趙一琴主盟，趙一琴也肯出面為他們主盟，我們判斷是和爭奪臨清學校管理權一事有關的。武訓願意趙一琴一派輔導於殿元在他死後接管這個學校，而不願意靳鶚秋一派管這個學校。故靳鶚秋方面的人也不能否認武於結盟趙為主盟一事，而只能說「巧與結盟」。

上述諸武訓親信流氓人物，除崔老華做「賦房老總」，許謹傳為武訓經管《善書》，未乾「興學」這把戲之外，武訓、武茂林、汪信遠、於殿元，都是干「興學」的一型人物。武訓一死，武茂林、汪信遠、於殿元都受到地主階級的打擊，武茂林被迫自殺，汪信遠被排斥，於殿元被逐出學校。他們和阿Ｑ不同，不是「不許革命」，而是不許「興學」，因為地主階級不要這類人物了。

因此我們斷定，武訓生前，在魯西一帶，有一個相當大的流氓幫口，而武訓、武茂林、許謹傳、汪信遠、於殿元及其他我們尚未查出的人們，則是這個幫口的核心人物。武訓的社會基礎是流氓幫口，以此去與地主和官僚合作，加上特殊的「興學」關係，地主就臨時地利用他，官僚則想利用得更廣更久些。這一點，我們從武訓死後各處「義學」皆先後因爭學產停辦，後經官府扶持才又繼續辦下去這一事實，獲得了證明。

武訓和他的合作者大地主們之間的矛盾，在武訓生前就有了，只是沒有爆發。其原因之一，是武訓有省城官僚的支持。州縣官是聽大地主的話的，但也不得不顧及省城官僚的意旨，因此武訓還吃得開，還能和大地主楊樹坊等共同管理校產。武訓一死，三所學校都發生對財產的爭訟。地主們把武訓的親信一腳踢開，不要他們。接著是幾派地主互相爭鬥，鬧得烏煙瘴氣。在堂邑方面，是巡撫出來調停，掛上「武訓初級小學堂」的牌子，名義上不算楊家學堂了（興學始末記載武訓疏族「陸軍司務長」「五品頂戴」武昌達，在宣統元年控告楊家說：「前數年與今年之學生、俱系姓楊者，與楊名遠在四服之內，郭、穆、常、柳、韓、趙等姓一個無有」），管理權也從楊家分出一份給另一派地主，稱為「幫理」，敷衍一時。在臨清方面，學校本來是武訓和臨清關包稅商人施善政合作辦起的。武訓死後，施善政也因貪贓被抄沒，學校就被另一派大地主奪去，並且說錢都是他們出的，武訓並沒有什麼大功勞。以上堂邑臨清兩方面的鬥爭，大部分可從「興學始末記」所載流氓和地主、地主和地主間的控訴、反訴及官廳往來文件中找到根據，一部分是我們從群眾中查得的。館陶方面，則是汪信遠和汪毓藻為爭校產打官司，結果是學校由官辦，校產歸公。這方面的材料，是我們從館陶群眾中查得的。我們從武訓生前和死後這三所學校的情況看出，不管地主也好，武訓這批流氓也好，主要地都不是什麼真正為了興學，而是為了爭這筆財產的管理權。

根據上述各種材料，使我們了解武訓是一個在魯西許多縣裡的流氓群中有勢力的流氓頭子，他與魯西數縣的地主特別是大紳士大惡霸相勾結，與縣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員相勾結，使自己成為大債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訓就是這樣一個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種集團中極為活躍，因而脫離一切勞動人民，並和人民處於對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訓及其流氓兄弟們和地主階級有矛盾，但在他生前這種矛盾還沒有表面化，主要靠了官僚尤其省城官僚方面的維持。武訓一死，他的學校先後瓦解，財產被地主霸佔侵蝕，他的親信都被打擊。當地群眾對於武訓是嫌惡的，但對於受打擊最慘的他的代理人，例如武茂林，則是寄與同情的。武訓的始終不變的形象是行乞，武訓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點是興學。而這兩點（行乞和興學）互相結合在一起，就為一切時期的反動統治者所喜愛，而為之儘力宣揚。某些思想錯誤的人們也喜愛這樣一個人物，而為之儘力宣揚。這樣，就迷惑了許多天真的頭腦簡單的人們。因此，揭露武訓和武訓宣傳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

在武訓死後，在魯西及別地出現了一批吃武訓飯的人。其中的一人是臨清的號稱「武訓第二」的王丕顯，是一個借興學發財的學棍，這裡不來詳說。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棟。武金棟，堂邑武庄人，是武訓的疏族，現年七十八歲，他就是現存的一個活武訓。他在武訓死後一意學武訓，見有錢人就磕頭，低眉順眼，出口成詞，到處募捐，很積了一筆錢。他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到過南京，為國民黨所賞識，捧為活寶。他和我們見面，還是口中念念有詞。他對群眾的態度很壞，當地群眾很不滿意他，在土地改革時把他當作了鬥爭的對象。我們找他談話，柳林鎮的群眾很感詫異。他從街上走過的時候，群眾指著說：「為啥這傢伙又來了！」

「樂善好施」匾額

匾上的文字是：「五品銜署東昌府堂邑縣正堂郭稟奉欽差幫辦海軍大臣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山東撫提部院張奏奉旨 樂善好施

光緒拾五年三月 日立」

（三）武訓學校的性質

武訓辦了三所學校。堂邑縣柳林鎮的「崇賢義塾」，是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辦成的。武訓和了證和尚合作，而主要是用了證的財產辦成的館陶縣楊二庄「義塾」、成立於一八八九年，即光緒十五年，這個年代，和以前一些關於武訓的著作的說法不同，我們是根據現存於楊二庄的兩塊石碑上的記載。臨清鎮御史巷「義塾」成立的那年，也就是武訓死的那年，即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經過調查，我們認為，三所學校的性質是一樣的，那是為地主和商人辦的學校，但「崇賢義塾」是最典型的一所，我們就把重點放在這所學校的調查上。因為「崇賢義塾」是武訓的第一所學校，而武訓在這所學校成立的第九個年頭才死去，無疑的，他在這所學校上用的心計是特別多些。柳林鎮位於堂邑縣的西北部，距堂邑城和臨清城均為四十餘里，是一個較堂邑縣城還要大些的集鎮。

根據我們調查的材料看來，柳林鎮這所學校，無論是在學生成份方面，或者是在教師和首事人（校董）的成份方面，對於勞動人民說來，都稱得起是一所不義之學。

武訓學校的不義的性質，幾十年來被滿清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汪精衛等反動統治者的宣傳所粉飾和掩蓋著，他們宣傳武訓興的是「義學」，為的是「貧寒」。而目前的武訓宣傳者們，例如研究武訓七、八年之久，並親自到堂邑調查過的孫瑜；聊城（距堂邑四十五里）人氏，自稱研究和調查武訓將近二十年的李士釗，卻說：「武訓站穩了階級的立場」，「為窮孩子們興辦義學」，「為人民大眾服務」（孫瑜）；「這位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先覺者」，早已「實踐」了「教育為人民」，是「勞動人民的偉大典型」和「人民大眾的牛」（李士釗）。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是站在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散布反動思想，欺騙人民群眾的。

對於武訓學校，在堂邑、館陶、臨清等縣，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階級說是「義學」；勞動人民則說是不義之學。例如穆仲山（堂邑柳林鎮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過「崇賢義塾」的校董，六十六歲）的意見，即代表地主階級對武訓學校的看法。他認為武訓學校是「義學」，他說武訓曾經說過：「我窮，念不起書，我要窮人念書。」當我們問是否他自己聽見過，他說他聽見過，並且補充說：「我那時已經十三、四歲了！」其實武訓死的那年他才十一歲。最妙的是他為了和我們談話，陡然長了四歲年紀，對我們說他是七十歲。我們經過其他方面的調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歲。可是，勞動人民蕭振祿（堂邑縣蕭集村人，七十歲，過去是貧農，現為新中農）卻抗議地對我們說：「武豆沫的學校窮人上不起，怎麼能叫義學？現在的學校才是義學，窮人都能上學了。」他的這個意見，代表了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一般勞動人民對武訓學校的看法。

為了徹底查清武訓學校的內幕，我們訪問了不少的老年人。其中記憶得最清楚、講說得最詳細的，是堂邑縣倪屯村的倪瞻雲。他崇拜武訓，稱讚「義學」，可是他肯說老實話，知道的就說，不知道的就不說。他出身於地主家庭，現年八十一歲，在「崇賢義塾」讀書達七年之久（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即光緒十六年至光緒二十二年），並且是個秀才。這位記憶力很好、精神頗佳的老人，還笑迷迷地對我們說：「武訓還做過我的媒人哪！」他告訴我們，「崇賢義塾」在頭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沒有蒙班，只有經班。而經班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好戶」（地主），其餘也是富農或商人，沒有一個中農，更不要說貧僱農了。學生中，有一些是跟著老師來念書的秀才。讀的是詩、書、易、禮、春秋、左傳等書。能夠做「滿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學的資格。他那一班學生共有五十餘人，因為年代太久，他只記得起三十四人。這三十四人當中，就有二十三人進了學（秀才），一人中了舉。下面這份經班學生調查表，主要是根據倪瞻雲的述說，加上其他一些人的意見列出來的。

武訓「崇賢義塾」經班學生調查表（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

上表所稱外課生，是指不住在學校的學生，他們把文章作好送請學校老師去修改。

根據要能做「滿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學這一點看來，「崇賢義塾」的學生入學資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師的資格也很高，須要進士、舉人或拔貢才行。倪瞻雲說：崔准、顧仲安、滕綉封等，都是當時極有名望的先生，他們不管到那兒去教書，身邊總是跟著一批學生。所謂「數縣學生數十百里負笈來學」（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正是跟著老師來的或者慕老師之名而來的程度很高的學生，其中許多已經是秀才。教師的情況，看下錶便知：

「崇賢義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該塾經班開辦之後第八年，亦即武訓死的前一年，才設立蒙班，四年以後，即一八九八年以後，這種蒙班就廢止了。武訓及和他合作的地主們對於設立這種程度較低的蒙班是不感興趣的。武訓及其合作者楊樹坊之所以在這四年內開辦了蒙班，是因為柳林鎮上的商人們表示不滿，他們的子弟不能上學，武訓和楊樹坊才勉強辦了個蒙班，敷衍他們一下。

在學生的成份方面，經過我們調查，不但經班學生中一個貧苦農民的子弟也沒有，就是蒙班學生中貧苦農民的子弟也很少。七十九歲的郭繼武（柳林鎮人，過去是貧農，土地改革分到六畝地）對我們說：「那時候，我們飯都吃不上，還能念書？」七十二歲的韓祝齡（柳林鎮人，中農）說：「義學不收學費，可是要給老師送禮，每年端午、中秋兩大節，每節四百錢。那時候，三百錢一斗高粱，四百錢一斗小米。」韓祝齡是個中農，於一八九五年在蒙班讀過書，後因送不起節禮挨打而退學。他說他那一班有二十來個學生，他只能記起十五個。下面這個表，主要是根據他的述說。

武訓「崇賢義塾」蒙班學生調查表（一八九五年）

以上的學生，除了武魯林和武芳林是武庄人而外，余皆柳林鎮人。

上表證明，蒙班學生中只有一個貧農，三個中農和一個賣火燒的外來戶，算是勞動人民，其餘都是柳林鎮上的商人和比較有錢的人家。

關於蒙班的教師，據韓祝齡說，他的老師叫張丹初，是個秀才。一年以後他退了學，就不知這個學校里的情形了。另一個叫李金鐸，也是個秀才，是楊光漢（柳林鎮人，楊樹坊之孫，被鬥地主，七十歲）說的。張丹初教了一年（一八九五年），李金鐸教了三年（一八九六年——一八九八年）。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武訓學校的首事人，就可以看出一個堂邑、館陶、臨清等縣的豪紳地主們的兇惡陣營。我們在柳林鎮武訓師範學校里的一塊石碑上，找到了「崇賢義塾」的第一批首事人的名單，共有四十一人。群眾告訴我們，其中只有武訓的族侄孫武茂林，是個貧農。他因為常年替武訓催租、討債做跑腿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絕大多數是有功名的豪紳地主。就是這樣一批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傢伙，在孫瑜的《武訓傳》和李士釗的《武訓畫傳》中，卻變成了富有正義感的「開明士紳」或「進步人士」了！

現在尚被堂邑縣勞動人民所痛恨的楊樹坊（柳林鎮人，歲貢生，惡霸地主，民團團長，於一九○○年死去），就是「崇賢義塾」的主要首事人。他死後，他的兒孫一直把持這所學校。楊樹坊就是打宋景詩的堅決反革命分子楊鳴謙（柳林「永清團」團長）的親侄。楊鳴謙被宋景詩打死以後，沒有多久，楊樹坊就做了「永清團」的團長。在宋景詩失敗的那年（一八六三年），他已經三十七歲，武訓則是二十五歲。武訓之被他賞識，並不是偶然的，是有著政治和經濟的原因的。從政治方面來說，楊家當時是堂邑縣勞動人民的死敵。被他們直接、間接屠殺的人民不知有多少，他們把小劉貫庄（柳林鎮以西約十里，宋景詩的家）全平了，勞動人民永遠記著這個血海深仇。從宋景詩起義的那年（一八六○年）算起，到現在已有九十一年，可是，堂邑的勞動人民尚能詳細而生動地述說這段歷史。這並不僅是表示著他們對於英雄們的懷念與歌頌，而且也表示了要他們的兒孫別忘記這個仇恨！八十一歲的王立成（小劉貫庄人，貧農），講到宋景詩的老娘被釘死在東昌府（聊城）的城門上的時候，難過得講不下去了。楊樹坊是一個極狡猾的傢伙，他明白單靠武力不行，還得做一些收買人心的事情。因此，嚷著「修個義學為貧寒」的武訓，就成了他欺騙人民的良好工具。在經濟方面，楊樹坊想打武訓財產的主意。武訓這時單在堂邑方面，已集了很大一筆財產，計七千多吊，「義學」一辦成就不得不受楊樹坊的控制。所以此時楊樹坊叫武訓辦「義學」，武訓雖欲不辦也不可能了。武訓一死，楊家將學校霸為私產，專在財產的掠奪上做文章，學校學生有時少到只有幾個人，後來有幾年率性停辦，毫無意於什麼義學不義學，就證明了這點。以上是學校所以辦成的主要原因。當然，這時地主階級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們利用武訓的債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為他們的子孫建立一所學校，何樂而不為。「興學始末記」中說：「堂邑、館陶與臨郡接境，自咸豐甲寅兵燹後，貧家不能讀書者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頁）。這裡所指的「兵燹」，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國的北伐軍曾經攻克過這一帶好些縣城。這裡所指的「貧家」，就是地主階級自己。這樣，一方面楊樹坊等地主階級需要辦學校，一方面武訓已騎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積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辦，因此武訓就替地主階級、並在地主階級主持下，辦起學校來了。

「崇賢義塾」建立校舍的經費，主要是武訓的債利和地租，這些都是從勞動人民身上刮來的。此外，還有武訓依仗楊樹坊的勢力「到處磕頭，不給不行」（郭繼武）強迫募捐的部分。但在勞動力和建築材料方面，卻是楊樹坊親自出馬，以自己的威勢，假「為貧寒」之名，強迫各村派車、派人。郭繼武說：「當時是要俺們大村多派，小村少派，有車的出車，有牲口的出牲口，沒有車和牲口的就得出人，不來不行！俺家窮的上頓接不上下頓，還叫俺去搬了幾天磚瓦。」楊樹坊就是這樣一個兩手塗滿了勞動人民的鮮血、並且強迫勞動人民出力修「義學」的「開明士紳」！

上面這個名單是從碑上一字不易地照抄的。婁峻岭列在第一名，實際上主持學校的楊樹坊列在第二名，是因為婁峻岭是武進士，「功名」比楊樹坊為高的緣故。第三名趙壁光，就是在武訓的疏族武昌達控告楊家霸佔學校後，由官廳任為該校兩名「幫理」之一，是另一派地主的首領。

勞動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債主兼大地主的武訓，依靠封建統治的勢力，剝削、敲詐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成三所學校，這種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規律的。封建制度的生產關係，是地主階級掌握主要的生產資料。地主階級有政權，有軍隊，保護這種生產關係。因而只有地主階級能夠壟斷文化，辦學校。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學文化的機會的。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學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並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係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在中國的解放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了。武訓生在滿清時代，他甘心為地主階級服務，以「為貧寒」的口號欺騙農民，而實際上為地主和商人辦成了三所學校，這是合乎封建社會的規律的。只有那些毫無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並且是站在反動立場上的武訓宣傳者們，例如孫瑜和李士釗，才硬說地主子弟、商人子弟是勞動人民的子弟；硬把一批惡霸地主和堅決反革命分子裝扮成「開明士紳」和「進步人士」，說這些人也願意為勞動人民開辦學校；硬給武訓披上「革命」的外衣，把一個反動派說成一個革命派；這種種，如果不是有意的造謠欺騙，就是思想上的極端錯誤。（本節完，全文未完）（附圖表）

（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

我們將武訓學校的調查集中在柳林鎮，將武訓高利貸的調查集中在臨清鎮。這是因為武訓的學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訓的高利貸，則臨清是典型。

根據我們調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證明：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他的剝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債，剝削地租、房租和強迫「布施」。在臨清的時期，從光緒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武訓所進行的剝削，其主要形式為高利貸。那時候，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當時的勞動人民之前。他是一個勾結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手段苛刻的高利貸者。

武訓究竟有多少財產？由於我們現在得到的材料還很不充分，這個問題不能確定地回答。而且幾種材料，互有出入。多數材料說武訓前後在堂邑、館陶、臨清所積財產總數為一萬七千餘吊，其中堂邑九千餘吊，館陶五千餘吊，臨清三千餘吊。

臨清州官莊洪烈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所作《武訓遺像記》（《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冊》第六十八頁）中，就是這樣說的。另一說是武訓在臨清的財產不止三千吊，而是二千兩銀子。武訓死後一年（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臨清州紳士張、鍾維岳等十七人，曾兩次稟請州官給獎。在他們的稟狀（同前書第八十一至八十三頁）里，就是這樣記載的。

根據他們的記載，武訓在臨清遺產的項目和數量是這樣：

一、御史巷義塾宅房一所

四百兩

二、修理和添建費

一百兩

三、當田地六畝

八十七吊

四、買鋪房一所

二十六吊

五、當鋪房一所

一百吊

六、貸放給鈔關經書

六百兩

七、零戶貸放

一千餘吊

合計總數為二千餘兩。從上表看，除第一、二項共五百兩外，其餘五項共一千五百兩都是他進行剝削的資本，而其中投資在房地產上的，比起放債的部分來，要小得多。而且一部分房產，其來歷也還是高利貸。買價二十六吊的那所鋪房（租戶為一剃頭鋪，本文後面還要提到）就是原屋主無力償債，折給武訓的。因此我們說武訓在臨清的主要剝削方式是高利貸。

第七項零戶貸放一千餘吊，究竟是多少吊呢？根據武訓死後臨清「義塾」首事人之一增生靳鶚秋的稟狀（《興學始末記》第八十一頁），從光緒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武訓死為止，零戶放債部分為一千三百五十六吊。

武訓貪婪地吮吸著用這筆資本剝削得來的利息，除流氓幫內和「乾娘」方面，他必然要花費一些以外，他捨不得多花一文。他把所得的利息，再全部轉為資本，繼續「驢打滾」，追求更大的財產。他吃得苦，穿得破，「堅苦卓絕」（蔣介石：武訓先生傳贊），一方面是為了可以擴大他的剝削資本；一方面也是為了必須保持這「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終」，才能繼續欺騙，進行剝削。他的這種守財奴式的作風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貸者的特性之一。

不錯，在他的收入中，除已投在學校校舍和開辦費上以外，其餘資本所生利息無論如何總還要抽出一點來用為學校的經常費，如付教師束修等，但是很顯然，這是他不得不花的一點開銷，沒有這點開銷，他就當不成大債主、大地主、大名人，也爬不到封建統治者的寶座腳邊去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個大債主在臨清鎮的剝削情形。

武訓進行重利盤剝的對象是勞動人民，但他直接放債給勞動人民的時候卻很少（特別是在臨清的最後幾年當中），除非有抵押品。他不相信窮人，他「認錢不認人」，這是臨清鎮上一個見過武訓的今年六十九歲的搬運工人孔昭文說的。武訓經常通過地主、紳士、銀錢號，或者地痞、流氓，去剝削勞動人民。他自己的歌《窮的使，富的保》，就說明了這件事。這是他放高利貸的原則。

還有一條附帶的原則：必須是「夠三輩」的人家。債務人死了，武訓還可以找他的後輩算賬。這是臨清鎮上一個八十五歲的雜貨店經理趙名選告訴我們的。和武訓同村的武庄的兩個老年人（成份都是富裕中農）武克科（七十八歲）、武玠（七十歲）和喬庄的林雪亭（六十九歲，中農）也都說，武豆沫要「三輩人煙」才放。他們還記得，武訓一面放債，一面常唱這樣一個帶著詛咒和威脅意味的歌：「誰要把我武七坑，老的少的不安生。先長瘡，後生病，人亡家破死個凈。」

武訓無論在堂邑，在館陶、在臨清放債，其利率都是當時的最高標準，月利三分。這是上述各地被調查的人所一致肯定的。但也有例外，他向地主豪紳或銀號存錢，由他們轉放高利貸，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標準低一些，以便地主他們為他經手放債，也得到一部分好處，也就是說合作放債，利益均沾。例如放給鈔關經書的六百兩，其利率為二分二厘，這是張稟狀上載的。這種情形比較少、武訓的多數放款還是三分利，比普通要高。梁啟超在給武訓作的傳記中也不諱言：「息則視常加重。」今年七十歲的秀才於明軒，證明武訓放三分利是公開的，合法的，普通人不行。據他說，在滿清時代，當地有這麼一條規矩，衙門裡判斷債務官司，如果發現放的是三分利，官可以沒收債款。可是武訓卻可以不顧這些。

七十六歲的富商趙鏡波也證實了這點。他記得武訓常放錢給殷實鋪戶，三分行息，按月結賬。他也說，如果窮人要使他的錢，就必須有抵押品。

現在在臨清武訓小學（臨清「義塾」的後身）當教員的郭華庭（三十八歲，中農）談，他過去曾聽見他的祖母說過這樣的事。武訓在他們村上乞錢，當人家不給他，說沒有錢的時候，武訓馬上掏出錢來說：「我有錢，我放給你。」他就這樣硬放給人。當然，那人是武訓估計能夠回本付息的「好戶」。

武訓只要積滿一吊錢，就拿去存放給地主和殷實買賣家。他經常採用的辦法是跪下磕頭。「一吊錢每月要三十個制錢的利」，這是貧農冀熙亭（七十三歲）講的。他在滿清時代和人家合夥開過錢鋪。

除了臨清鎮上，附近鄉村中，武訓亦常去活動。校場村大地主李惠蘭是武訓的高利貸合作者之一。河西地主李廷揚也是一個。魏浚哲（貧農，過去曾做衙役，商人，七十三歲）、張紫綬（中農，過去曾開過錢鋪，七十歲）都還記得有這樣的事。

武訓對他的這些高利貸合作者是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的。上面所提到的趙名選告訴我們：有一回，武豆沫上河西老官寨地主進士張東瀛家去放錢。張東瀛不但拒絕，並且和他衝突起來，打了武豆沫一巴掌。過了十來天，武豆沫又去張家，向張東瀛賠罪，小心問好：「進士老爺！你還生氣不生氣？」這事曾為人們所傳，是實在的。

但武訓在臨清的主要的靠山還不是那些普通的地主富戶，而是那個替他辦御史巷「義塾」的施善政。他投靠了他，住在他家（「寓鈔關街施善政家時，聲譽大著」，見陳恩普：武訓先生興學碑文），也死在他家（一說是病到嚴重時，從施家搬到義學去死的）。這個施善政是怎樣一個人呢？他是臨清鈔關世襲四大包稅者《經書》——俗稱《經程》——之一，並且是四個當中的頭一把交椅，臨清的一霸。他生活得很是闊綽，臨清的老年人說他「吃盡穿絕」。

臨清直隸州是當時南北運輸要道——運河上的重要碼頭之一，臨清關的稅收為數頗巨，由州官直接經管。《臨清縣誌》云：「臨清鈔關創自明初。……乾隆中葉專委臨清州牧兼理稅務。其時所解稅款多或六、七萬兩，少或二、三萬兩。其餘浮收，則均歸中飽」（第四冊第十一頁）。歷任州官雖則抓住這個買賣決不放鬆，但他究竟不能親自動手去撈錢。他把這件事委託給包稅者「經程」去干。上下合夥，通同作弊。那時候，施善政等「經程」向滿清專制朝廷每年包繳稅銀六萬六千兩，多餘的錢由他們分贓。臨清至今仍流傳一句話，叫做「夠不夠，六萬六」，可見這個買賣在當時是如何聳人聽聞。現在臨清的一些老人們說，全部收入可達包銀的十倍。有的說是二三倍。據《臨清縣誌》所載，估計至少是二十五、六萬兩（同前書前頁）。

這數目是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另一州官杜賓寅到任，「清除積弊」後，所繳的稅收總額。杜查辦了施善政等四大「經程」。這是根據劉季重說的。他今年六十二歲，是貧民，過去開過印刷字型大小。

但這件事的發生，已在武訓死後四年。當武訓在時，臨清施善政是當地數一數二的有錢有勢的人物，而「乞丐」武豆沫就巴結上了這樣一個好人。臨清的「義學」是他包辦的，大宗的高利貸是他經手的。這個施善政，就像殺人劊子手楊樹坊一樣，到了孫瑜、李士釗們的筆下，又成了一位了不起的「開明紳士」。

施善政所以要利用武訓，理由是很明顯的。施善政是個收入極多的包稅者，他必須採用種種方法來保持他的受人覬覦的肥缺。他曾辦「募善會」，每到冬季施粥；他曾控制一個名為「大仙會」（一貫道前身之一）的組織，扶乩講道，散發善書。武訓所出售的善書，除了他自己在堂邑趙郎寨辦的善書會以外，即取自該處。他支持武訓辦「義學」，對他的包稅是有利的，「義」學掩蓋了括削。這個世襲的，但是沒有官銜的包稅商人，自須與「五日京兆」（臨清州官時常撤換，有幾個月就調動的）的官府多多聯絡，而武訓在當時已是一個煊赫一時出入官府的人物，柳林鎮上掛著「欽差幫辦海軍大臣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山東巡撫張曜「奏奉」光緒皇帝所賜的「樂善好施」匾額，褡子里藏著張曜所賞的黃綾「官捐簿」，他曾「遍謁歷任學院及鄰邑府廳州縣」（劉子舟：義學正武公傳），「所有州牧縣令，以至撫藩臬道，亦各表欽慕之誠」（沙明遠：紀武訓興學始末）。施善政能控制這樣一個為封建統治者所寵視的「善士」在家裡，當然對他有百利而無一弊。

那時候，武訓和官府關係之密切，在統治階級上流社會中聲望之隆，除了上面這些文字記載可資證明外，曾在當時當過盾甲兵的李漢邦（八十六歲，貧民）的話，也可參證：「武七，沒人敢惹他，州官陶錫祺也不當他是外人。」

我們在勞動人民中聽到的故事，更顯得出武訓勾結官僚的面目。上面提到過的搬運工人孔昭文講了一個故事。武訓放了二十吊錢給一個姓張的衙役，那衙役是個流氓，想吞沒這筆錢。武訓對付的辦法是睡在衙門口過夜。到第二天早晨，武訓抓起自己拉的一堆屎要吃，過路的人圍著看奇事。武訓嚷著要張衙役還債，這件事就鬧開了。這事不能不鬧得州官陶錫祺也知道了，大名鼎鼎的武訓躺在自己的衙門口吃屎，死也不肯走，實在不像樣子，只得命令那個張衙役趕快把本利一併還給武訓。孔昭文說：「你看武豆沫本領多麼大，衙役都不敢坑他的錢，他連絡上了大官兒。」這位年近七十的搬運工人談到張衙役的時候，還脫下衣服絞成一股，當作髮辮，盤在頭上，兩手握拳，生動地形容了一下這個流氓的蠻橫神氣。可就是這樣一個老百姓畏之如虎的流氓，也不是武訓這個更厲害的流氓的對手。

武訓依附權貴，放債收息，在臨清這地方，除有施善政為他經營外，他還把成十吊的錢，放給臨清的銀錢號、商店和地主。

那時候臨清為南北貨物交流之地，糧船絡繹，市面繁榮。單是兌換元寶、碎銀、放款出帖（銀票）的銀錢號（包括小的錢鋪）就有七、八十家。最大的三家是：馬市街的「際元」、鍋市街的「聚興」、青碗市口的「永亨增」。臨清老人們說，當時有一句俗話叫做：「南際元，北聚興，中間夾著個永亨增。」

這三家大銀號各有聯號。「際元」、「際昌」、「際泰」……叫做「際字型大小」，都是碾子巷大地主徐家「徐大頭」所開設。「聚興」、「寶興」、「玉興」……叫做「興字型大小」，都是在鄉下擁有三十頃土地，在鎮上擁有一百來家鋪子的冀耀祖「冀老耀」所開設。「永亨增」、「永餘厚」……叫做「永字型大小」，都是東大辛庄大地主孫家「孫百頃」所開設。

據調查，武訓與這三個大地主都有關係，不是放錢給他們本人，便是放錢給他們所開設的字型大小。存放錢數每次約二、三十吊，或五、六十吊。

供給上項材料的是郭宗周（茶館掌柜，六十七歲）、張琴軒（城市貧民，七十三歲）、李玉嶺（小販，過去曾做衙役，六十九歲）。

武訓怎樣通過地痞流氓去放高利貸，是過去曾做衙役的魏浚哲說的。魏曾經認識一個賣雞腸子的小販。小販的老婆是個賭鬼，經常使武豆沫的錢，每次數目不超過兩吊，利息三分。武豆沫怕她坑賬，每次只放一個月，到期本利清還。還有一個流氓賭棍叫呂臘月兒，武豆沫也經常通過他把高利貸放給下街賣包子的、做小買賣的、賣紙元寶的。魏浚哲那時住藥王廟街，常見武豆沫三天兩頭上那兒去放賬收賬，但都是小注兒的。

武訓也偶而直接放錢給勞動人民，但更充分暴露了他的殘酷無情的高利貸者的面目。

上面已經說過的張琴軒，知道武豆沫放過一筆錢（十吊左右）給兩個管理運河閘門的閘夫，名叫沈廣泰、尹成方，是兩個苦力。兩人為了日夜在頭閘口運河上守河的需要，在那河岸上蓋了一間小屋。武訓這筆借款即把這間小屋作抵。他們借了這筆「驢打滾」後，再也無力償付。武訓執行債權，把這間屋子沒收。武訓沒收了這兩個苦力的遮蔽風雨的泥打牆的小屋後，租給了一個剃頭的，在那經常有船夫歇腳的運河口上，開了一爿剃頭鋪。新房東武豆沫按月去收房租，每月八百文。《興學始末記》上也提到這所小屋，並說那剃頭鋪姓王（第八十三頁）。這房子現在還在，我們拍了照片。張琴軒對這件事發表了他的意見：「窮人那敢欠他的，有衙門替他收賬呢。」

七十八歲的中醫朱鏡波說，他在柳林鎮的北面五里地焦庄有一家親戚。那年他十六歲，去親戚家作客。那天正下雪，在田野里碰到了武七，樣子不跟平時一樣，彎著背，背了一隻木箱。朱很奇怪，問他幹麼。武訓告訴了他。原來一個串書館的賣書小販欠了武訓一筆債，再也還不起，武七便把那隻書箱沒收了。

在我們所訪問的上面的一些人中，凡屬勞動人民，都說，當時他們都看不起武訓，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為他貪錢如命，所以說他是「財迷」；或者用當地土話來說，是「財迷轉向」。

他們講他不大跟窮人拉話，窮人家也不睬他，「誰也不答理誰」，「窮人又沒有什麼給他，他跟窮人說話幹麼呀？」武訓走在街上，老低著頭，不看人，但決不會差過「好戶」和大鋪子的門，他不是去募化，便是去放債要債。只有地主、紳士家和衙門是武訓經常去跑的。人們說：「豆沫隨意進出官衙門，狗都不咬他。」有人更說得好：「人眼看不透豆沫，狗眼卻看得透。」

事實已很明白，武訓既不是勞動人民，也和勞動人民沒有什麼關係。或者說，只有一種關係，那就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

他們還說「豆沫」這綽號的意思，與其說是「糊塗」，不如說他「沒有骨頭」、「沒有一點剛氣」。他們說，武豆沫哪裡糊塗，在放賬上更不糊塗。六十五歲的城市貧民陳茂林（過去曾作經紀）聽說過，武訓在腰帶上打著許多結，用來標記他放出的賬項，不會弄錯。對這樣一個精明苛刻的典型高利貸者，地主階級歌頌道：「自一緡至千緡，其利之相積，錯落萬端，而日利、月利、年利又紛歧雜揉，變幻無不至。訓既不知書，復不通數理，惟恃一心記憶，則纖微奇零，無弗綜貫。故身為債權者數十年，未嘗有債務糾葛事」（沙明遠：興學始末記）。後面這一句話，充分流露了他們對這樣一個勾結官府，倚仗豪門，因此誰也不敢少他一文賬的傑出的高利貸者的讚歎和羨慕。

但李士釗和孫瑜，對武訓的高利放債採取了什麼態度呢？

李士釗採取了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態度：「低利貸款給貧農買地……以充分發揮他們的生產力，保障他們的生活」（《武訓畫傳》第九八頁）。

孫瑜採取了加以「美化」、盡情歌頌的態度：「又是一個明媚的春日；小桃墓前的兩株桃樹開滿了花。五十歲的武訓坐在兩人合抱的野栗子大樹根，欣然聽著茂林向他細談二十年來的積錢總賬。……微風起處，幾個小蝴蝶翩翩飛過，迷失在落花的一陣香雨中」（電影小說《武訓傳》第一五七頁）。

但是，讀者們，我們是不應該迷失在這樣一個精巧布置的謊話的******陣中去的！

武訓經常出入的地主豪紳家

這是臨清碾子巷徐家大門。徐是大地主、大豪紳，又是大銀號「際元」的老闆。武訓常去「際元」存款，出入「大夫第」。現在這屋子已歸公家，作為商會會所。大門匾額油漆已褪色，但「大夫第」三字的金色仍舊閃著光亮，可以想見常時的威風。

臨清磚城東關殘垣

太平軍在一百餘年前守此，清兵攻破之，大肆燒殺，城內有兩處萬人坑。市街被夷為田疇，至今荒涼一片。我們曾在東關內訪問當時的一個盾甲兵，他說武訓和常時州官等均有交往。

武訓沒收苦力的屋子

這是臨清運河上頭閘口的一所屋子，原系兩個閘夫所建，因欠武訓高利貸，無法清償，被武訓沒收抵債。武訓據為己有後，出租給王姓理髮鋪，每月去收租。解放後此屋連同學校校產一起歸公。現仍有人住，但無人去收租了。

（五）武訓的土地剝削

孫瑜說：武訓是「封建主義統制階級壓迫下一個平凡的農民」（《武訓畫傳》序）。李士釗說：武訓是「被壓迫農民階級的先覺者」和「模範勞動者」（同上書正文）。的確，我們可以相信，孫瑜和李士釗二人的「立場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同上書著者序）。可惜的是，武訓本人卻和他們作對，「先生一生的重要事迹」（同上書正文）和他們所宣傳的，硬是不「一致」。武訓既不是什麼「平凡的農民」、「模範勞動者」，也不屬於被壓迫階級。他是一個大債主，又是一個大地主，而且是一個兇惡的具有特權的大債主和大地主。武訓的特權，特別表現在他的土地剝削方面。

據我們所知，武訓在堂邑有地，在館陶有地，在臨清有地。他在別縣是否還有地，我們就來不及調查了。就是這三縣的土地，僅據我們調查所得，已是三百多畝。其中以堂邑的地為最多，因為他在堂邑有特權，可以不繳糧賦。堂邑縣官郭春煦曾將武訓的田產「據稟申詳，免捐銀米，上憲明批，准銀米悉由官捐，永以為例」（賈品重：武善士墓志銘）。因此，我們就將關於武訓土地剝削情況的調查集中在堂邑，也有一部分是館陶的。

我們找到了武訓買地文約的一部分，稱為「地畝賬」，共三冊，都是武訓逐年買地文約的抄本。這三冊「地畝賬」上所載文約有一部分是重複的，經剔除重複後，共得七十四筆，計土地二百八十五畝多。這三冊「地畝賬」分為兩大冊和一小冊，前者是在堂邑武庄武訓的曾侄孫武金興手裡找到的，後者是在堂邑趙郎砦曾替武訓經管過財產的許謹傳的後代手裡找到的，都是很難得的歷史材料，只可惜後者是被人剝落、剩下不多的殘本。

從這三本「地畝賬」內所列年代看，武訓早在三十歲時就開始當地，四十一歲時開始買地。最初不過一畝、半畝，為數甚少。到四十二歲的時候，便開始了大規模的掠奪，僅在這一年當中，即向二十一個農民奪取了土地六十三畝余，僅在三月一個月當中，即買地八次之多。次年，又向十四個農民奪取了土地一百零四畝余。到五十五歲的時候，他成為一個擁有近三頃土地的大地主。但這還是限於我們所找到的文字材料，看來還只是武訓所佔有的地產的一部，或大部，決不是全部。例如，據我們調查，武訓在柳林鎮還有土地二十二畝一分九厘二毫，連同三冊地畝賬上的數字，合起來就超過了三頃，共計三百零七畝三分二厘四毫六絲。

現在根據這三本「地畝賬」，將其置地時間、方法、地點、原主、畝數和地價等項，列表如下：

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訓乘人之危從農民手裡零星地奪取去的。每張文約上的地畝數，大都只有一、二畝，或二、三畝。我們見到的七十四張文約內，有三十八張，都是三畝以下的數字；十畝以上的，只有五張。武訓每次置地的數目如此細小，足證大都是貧苦農民，遇了危急情況，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賣給武訓。武訓之成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內（從他三十歲算起），用各種殘酷的方法，逐步地積累起來的。

表內所列地價參差不齊，原因之一是土地好壞不一。堂邑有一大部分是沙鹼地，地價較賤。又表內光緒五年四月十三日買自婁士林的五分五厘零五絲地，買價達四十九千餘文，那是因為連同房屋在內的緣故。光緒九年十二月初三日買自武克岐的一畝七分五厘，買價達五百五十千，其原因也是如此，也是宅基連同屋子。武訓把這兩所屋子拆了，搬到柳林去蓋「義學」。

表內所列地畝數，到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一日為止，共二二八·四八八五畝，這數字與郭春煦的初次請獎詳文（《興學始末記》）所列數字是極相近的。郭文稱：「至光緒十二年冬，統計與買地二百三十畝有零，用去地價京錢四千二百六十三吊八百七十四文。」我們核計表內這二二八·四八八五畝的地價，其數字為四千一百六十九吊二百四十九文。為什麼比郭的數字小一些呢？那主要是因為表內有二畝七分八厘五毫二絲的土地沒有地價數字。如果以郭春煦所報地數、除所報地價總數、得出的每畝平均價格補入這筆地價，每畝以十八吊五百文計，二畝七分八厘五毫二絲的地價即為五十一弔五百二十六文，加上四千一百六十九吊二百四十九文，即為四千二百二十吊另七百七十五文，與郭春煦所報的數字只差四十三吊另九十九文錢。郭春煦所報是到光緒十二年冬季止，「地畝賬」所載二百二十八畝多是到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一日止，這裡有一年又九個多月時間武訓置地數字無記載，可能即是這個四十三吊另九十九文差數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判斷我們所得到的地畝賬到光緒十一年三月為止，是相當完整的真實歷史材料。但是地畝賬上也即是表上所有的自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到十九年十一月，武訓續置的土地五六·六四四一畝，卻始終未見諸滿清官吏或地主們的呈報文字內。因此我們懷疑，武訓除了所謂學田外另有地產，這種地產可能是他私人佔有的。此外，地畝賬內缺少從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二日起到光緒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為止的六年又九個多月的記載。從光緒二十年起到武訓死的那一年光緒二十二年為止，這兩年多的置地記載，我們也未找到。武訓越到後來積錢越多，所買的地也可能增加。所以我們說我們找到的三本地畝賬僅是他的地產的一部或大部，決不是全部。

武訓的兇惡，除了表現在他放債的方法方面外，又表現在他向貧苦農民奪取土地的種種方法上。據我們此次調查所知，他所採用的方法有如下幾種：

一、農民借了武訓的高利貸款，到期還不起，只得把土地當給他。這是武訓開始佔有土地的主要辦法。中布砦的張玉池（二十九歲，中農）的曾祖父，便是因為使了武訓的錢還不起，把兩塊土地（共六畝二分九厘二）當給了他。連二砦唐勤習（七十五歲，原是貧農，現在是新中農）說，武訓還是他的舅爺爺，可是有一次唐勤習的父親要求武訓借給他十吊錢，武訓不管親戚不親戚，借錢就得繳抵押品，他向唐勤習的父親說：「行呀，你指給我哪一塊地吧？」連二砦的張春華（八十二歲，前為貧農，現為新中農）也說：現在連二砦的七十二畝地，原來是西二庄（屬館陶）人種的，因為西二庄的貧農借了武訓的高利貸還不起，把地當給了他。

二、武訓把已經佔有的土地租給農民，農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原有的少量土地折賣給他。這是武訓後期擴大土地面積的主要辦法。西二庄王茂禮（已死，本材料由該村李文蘭口述）自己有十二畝地，租了武訓二十來畝地，每畝租價八百文制錢，合二斗米（五十斤），兩年能種三季，豐年每季能收二斗米，可是因為地窪，常被水淹，經常是三季收不上兩季。王茂禮因為交不上租，逼得把自己的十二畝地全折給武訓頂了租子，自己只好帶了全家五口人去要飯。

三、農民因婚喪喜事急需用錢，把自己的土地當給他，可是到期無錢贖，便將當地變為賣地。在前面表中有光緒六年正月喬庄王學篤賣給武訓一畝八分一厘地，文約上這樣寫著：「言明十年為滿，期到許贖，以至十四年歸於義學正。」又寫：「死地活口，不許當賣，許本人贖。」可見王學篤是到十年還拿不出錢去贖回一畝八分一厘地，但是又不能用更高的價錢當給別人，所以到了十四年，便把土地給了武訓。又同表所載光緒九年三月間，夫人砦的遲萬倉把八畝地當給了武訓，那張文約上便註明：「十年三月初七日找錢二十二千文，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找錢五十八千文。」可見在當地之後，遲萬倉兩次需要錢用，最後終於把土地賣給了武訓。

四、有的農民雖把土地賣給武訓，但在一定時間內，原地戶還保持土地的使用權，群眾把這種形式叫做「賣馬不離槽」。但是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便連土地使用權也取消，土地完全由武訓支配。上表載光緒八年三月初六日夫人砦遲萬德把一畝六分八厘五毫三絲宅基賣給了武訓，文約上寫道：「租價錢二千六百七十文，租價錢八月十五日交到，如若不到，將宅基收回。」又，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年關），布砦的張珩松把自己的三畝一分四厘五毫土地賣給了武訓，文約上寫道：「當日張珩松租回，言明共價四千七百三十文，八月十五日為期，錢不到罰錢三百文，張岩松保。」這就是說：張珩松在年關因為要錢用便向武訓交出了自己的土地，然後變為租佃關係，耕種自己原有的土地，並且立下文約：如果第二年秋後交不上租，不但要喪失佃權，而且還要被「罰錢三百文」。這種「罰錢三百文」的辦法，一般是很少見的。可見這位穿著叫化子服裝的封建大地主武訓，比起一般地主來還要毒辣。

在上述各項舉例中，有些是在「地畝賬」上載了的，有些是「地畝賬」未載的，可見「地畝賬」所載並非武訓在堂邑館陶二縣所佔土地的全部。

以上是武訓當時向農民奪取土地的主要情況。在武訓死後，一直由地主集團把持的柳林學校校董會，利用了武訓原有的剝削基礎，向農民繼續進行掠奪。一九四三年，在日本帝國主義、偽軍、民團的殘酷擄掠之下，在堂邑造成了死七萬多人的大災荒（堂邑原有二十七萬人口，現在僅有二十萬人口），柳林武訓學校以楊家為首的校董們還正式作了決定：「查本校舊有學田在連二砦者七一餘畝，本年因該處地價較高（按因災情較輕——筆者）武訓鎮（即柳林鎮——筆者）地價較低（按因災情嚴重——筆者）經本校董會議決：將連二砦附近學田盡數價賣，即以所得地價，盡數購買武訓鎮附近地畝。」這時連二砦的土地價格，據該村梁連之講，上等地值八十元，中等地值六十元，下等地值五十元，而武訓學校的校董會在柳林附近買的土地，則最多出二十五元。連二砦的土地平均按中等計算，武訓校董會在災荒年一年所掠奪的土地即有一百畝！由此可見，今天當地農民對武訓及其學校的管事人的鄙視與仇恨，實在不是偶然的。在土地改革的時候，農民說「武七是地主，楊光漢是惡霸地主」。夫人砦的杜汝真，也因為被校董會奪取了土地的租佃權，逼得全家流亡，餓死了他的老婆和孫子。還有個東王信村的林玉其，因為荒年被柳林學校奪去土地，全家十九口人餓死了八口！就是武訓過繼的孫子武魯林，也因為欠了一年學田租子，於民國十六年被抓到堂邑縣給活活的拷打死了。他的兒子武金祿流亡關外，最近才回來，他的侄兒武金興到一個小油房做學徒，他的老婆和弟婦都到地主家當做飯女工。武金興對我們講這段歷史的時候直掉眼淚，他說：「俺老爺爺（武訓）和俺爺爺（武克信）到處磕頭，圖了個啥呀？！」

大地主武訓以「興學」為手段，對農民進行了十分殘酷的剝削，我們從被訪問的農民口中，知道武訓憑藉特權，可以規定租種他土地的佃戶不得退地不種，可是武訓卻可以隨時抽地不給某一佃戶續種。武訓憑藉特權，還可以隨時漲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卻又不準有任何減免，而是「死租子」。農民們說：「武訓的租子不能欠，不繳不行。」在我們所見到的那些地畝文約上，沒有一處是直書「武七」這個姓名的，而是一律尊稱為「義學正」。從這裡也看得出當時這個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風的不小了。

因此我們說，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難道還不確切嗎？

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用武訓這具殭屍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被欺騙的人們也應當覺醒了。

（全文完）（附圖片）

「地畝賬」三冊縮影。

「地畝賬」內文約之一

文約上載：「立賣契入軍民因為無錢使用今將宅基一段計地一畝六分八厘五毫三絲……連萬德租宅基地一畝六分八厘五毫三絲租價錢二千六百七十文租價錢八月十五日交到如若不到將宅基收回」

「地畝賬」內文約之二

文駐上載：「……常日張珩松租回言明共價四千七百三十文八月十五日為開錢不到割錢三百文張岩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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