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健康問題的根子在哪裡

主持人：非常感 謝鄭教授，黃院長，您是我們專家組裡面唯一來自醫療衛生第一線的專家，同時您又來自於醫療教育機構，所以我就要問兩個問題，您代表了兩類，第一個問題是我曾經聽到過這麼一個說法，說咱們的醫學院只教醫生怎麼治病，不教醫生怎麼做醫生，您對這樣一個說法有什麼看法？您剛才說道了醫患關係等等問題，咱們的醫學院在這方面有沒有他的責任？第二個問題是您剛才說了，80%以上的人並不得病，其實對健康來說這部分人要讓他們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形成比較好的生活的方式都很重要。在這方面您認為，政府能夠做什麼樣的投入？能夠做什麼樣的事情來保證人們的健康不僅僅只照顧他們的醫療？ 黃建始：謝謝，您問的這兩個問題都非常重要，我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中國的醫學教育是有責任的，但是這個責任不能完全歸結於中國的醫學教育，應該歸結於很多歷史的原因。為什麼呢？因為以生命科學為基礎的生物醫學模式在上世紀的確對於促進人類的健康，控制傳染病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上世紀50年代，世界上發達國家已經控制了傳染病，就是說1900年，美國是10個人中死有8個人死於傳染病，到了1950年，10個人死大概只有1、2個人死於傳染病，大多是慢性病。而到50年代的時候，中國還是美國1900年的時候，因為中國打仗，所以根本沒人顧得過來，就是接受當時先進的生物醫學模式也晚了50年。所以到了50年代的時候，西方已經出現單病單因的生物醫學模式解決不了的慢性病的問題。慢性病出來了，原來說結核病是結核桿菌引起來的，說把結核桿菌消滅就好了，但是高血壓就沒辦法，所以就做研究。研究到70年代的時候，就發現一個人的健康或者疾病，他不僅僅由於生物學因素，還包括心理學、社會學、環境，所以提出了新的多病多因的大健康模式。上世紀50-60年代美國也是和我們現在這樣，覺得病多了，趕緊建醫院建醫學院培養醫生，花了很多錢沒有用，病越來越多。到70年代科學結論出來了，光靠看病是不行的，所以加拿大政府首先開始轉移，針對當時政策上關注看病難、看病貴，他說我們現在不能這麼搞了，我們要關注健康，要解決環境，解決個人的因素了。那麼70年代中國是什麼情況呢？中國是文化大革命，沒人管這個東西，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要出去學的時候，因為中國那個時候還沒有慢性病，首先沒有需求，中國要學的時候，還是學怎麼從生物學角度把傳染病控制。第二個當時出去學的人都是60年代畢業才懂英語才能出去，所以出去學的是50年代的教科書，50年代的教科書是生物醫學模式最輝煌的時候，控制了傳染病，就像盲人摸象一樣，出去就摸到了象腳。所以大健康醫學模式對語言的要求很高，我們當時很多的人出去由於語言的原因不敏感，比如醫生要給老百姓講危險因素是要講的，不是靠實驗做出來的，我們出去學基礎把實驗室一套學的非常好，中國現在生物醫學世界一流的，臨床出去學呢又不准你做醫生，所以你只能在實驗室做，但是臨床的人又不甘心在實驗室做，要了解一下醫院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發現他們出現了超聲波、CT這些東西很好。但是醫生跟病人講話的那些東西，就是講危險因素沒有機會去學，所以我們中國現在的醫療設備也是世界一流的，沒問題。但是我們的醫生不知道怎麼跟老百姓講，因為我們的老師把生物醫學模式學回來了，非常棒，中國那個時候的確需要。我學了這個東西教給了我的學生，所以中國的學生總體上是不知道大健康模式的，只知道看病、吃藥的，不知道要告訴老百姓這些生活方式很重要，當然也有一些超前的醫生非常好，像胡大一教授這些，但真正的大部分醫生是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這是醫學教育的問題。另外還有就是我們的醫師執照考試也是有問題的，美國的醫師執照考試考七個方面的內容，其中有兩個方面的內容是心理、社會、環境這些東西，但是中國是沒有的。還有，受生物醫學模式的影響，中國的價格定位定錯了，醫生跟病人聊天是不算錢的，但是美國的醫生跟病人聊天是最貴的，開藥是最便宜，由於這些原因，造成我們整個的醫學教育，其實從70年代，80年代開始，我們的胡教授就在呼籲醫學模式轉變，但是我們這些人說話人微言輕，沒有人聽，所以造成了整個醫學教育改革忽略了這麼多年，最後我們剛剛柯楊校長也在講，就是要加人性的東西進去，但是就加不進去，因為整個的經濟在後面驅動。你開藥開的多就好，比如說一個很簡單的東西，如果得了普通感冒的話，沒有併發症你去打吊針是完全錯的，我們所有學醫的人都學過，能吃藥不要打針，能打肌肉針不要打吊針，但是所有人好好的都去打吊針。上次我去問我們協和醫院的王教授，我說王教授，好好的打吊針對不對？她說錯的，我說錯的，包括我們協和醫院為什麼還要打？她說我不打他他要打我，整個社會被這個誤導了，沒有辦法。我一個老鄉說他的太太胃痛，看了十幾次看不好，每次都是一兩千元葯，我找了一個同學給他看，看完以後他打電話來說我，說你介紹什麼醫生，才給我開100塊錢的葯，我說你不慌過兩天再說，過兩天打電話過來說你這個醫生好，100多元錢解決了幾千元錢沒解決的問題。現在中國整個大眾被誤導了，好像葯越貴越好，越多越好。這是錯的。但是由於整個社會被誤導了，再加上醫學教育的缺陷，加上價格政策的錯位，等等造成了這個現象。所以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政府能做什麼，政府是能做很多很多的，整個公眾的健康，公共衛生，也就是解決公眾健康問題，我個人認為有四個重要的元素，不可缺少，第一政府主導；第二全民參與；第三科學指導；第四技術輔助、幫助。但是我們現在把技術放在第一，其實我們現在講的科技很多不是科學，是技術，是科學的體現，而不是真正的科技。科技現在告訴我們打針、吃藥是解決不了健康問題的，但我們現在整個醫改，本來醫改的目的是對的，保障健康，但是一落實到具體的，一天到晚都是討論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甚至調動老百姓看病的積極性，我個人認為這些是完全錯的。包括建立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都應該是一個測量指標，不應該是目的。目的是中國人健康，健康才是目的。所以政府首先要轉變觀念，在政策層面上要把最貴的，最不可替代的醫療資源還原到原來應有的價格，把最便宜的還原到原來便宜的價格。現在中國離譜的你都不能想像，美國進口的葯比美國還賣得貴，所以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在環境上，在教育老百姓這個方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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